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丝绸之路时期，世界各地分立存在，相互间没有贯通，文明交往处于点状无线的状态，可称之为区内之路。
第二个阶段是丝绸之路阶段，从前10世纪的周穆王西游，到战国时期秦国的西部经略，东方世界在努力向西探寻着交往之路，丝绸之路由此而初露端倪。而在西方，从波斯帝国向东西两侧的同时扩张，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南亚的远征，以及随后出现的印度孔雀帝国向中亚的突破和贵霜帝国以中亚为核心向东西南的三面扩张，西方世界也在努力探寻着向东延伸的通道，直到汉武帝时代因为政治联盟的需要而由张骞凿空西域，这条线路终于因一个行为主体而全线贯通，当然，后来还有东汉时期的甘英西行，从东方将丝绸之路进一步向西延伸。单一行为主体的全线贯通，超越了先期已经存在的接力式东西连接。
第三个阶段是后丝绸之路时期，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扩张，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在全球的文化输出和资本输出，人类文明交往的格局从丝绸之路时期的东西横线，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向世界各地发散状传播的态势，丝绸之路时期人类文明交往的多极支撑、多元并尊、本土为基、时空递进、平等互补、友好和平等六大交往特征基本不复存在或失去主流地位，西方一极的强势挤压式文明交往成为那个时期直到现在人类文明交往的主体态势，这可称之为西洋之路。
第四个阶段就是今天已经开始的信息化时代，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可以在瞬间传播相关资讯于世界各个角落，就像吕主席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每一团体都有成为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一极的机会，这可被称为互联之路。与此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势挤压及西方文化缺失的日益明显，文化的多元化不但成为可能也是人类共同的期盼，东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文化的彼此融合将成为这一时期文明交往的基本趋向。
总之，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全部历史来看，丝绸之路承托起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并成为古代世界人类文明交往框架和世界文化格局及其互动机制的第一支撑。
大唐西市的这个“四丝”项目和我刚刚所说的人类文明交往的四大历史阶段其实也是有历史内涵的呼应的。好比说，人类文明交往分别经历了区内之路、丝绸之路、西洋之路和互联之路等四大历史阶段，从第一阶段的点状无线，到丝绸之路时期的东西横线，再到西洋之路的四周射线，直至今天开始浮现出来的全球网线，人类的文明交往先后见证了早期世界各地分立存在时期的无极，丝绸之路时期的多极，尤其是远东、南亚、中东、西欧的四极以及西洋之路时期的一极，和今天超越一极与多极的、重重无尽的网络世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明交往图景。而“四丝”当中的“丝园”就是再现丝绸之路的历史光辉，“四丝”当中的“丝网”就是顺应互联之路的历史趋势，“四丝”当中的“丝博”就是西洋之路以来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一种密集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方式。至于“丝街”，更是直接继承了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所以，“四丝”与人类文明交往的四个阶段实现了历史的呼应与内涵的沉淀。
“四丝”项目与丝绸之路的呼应主要应该体现在文化内涵的呼应上。我认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呈现出六位一体的特征。观察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人群，我们可以看到，最持久的推动力来自怀着发财梦想的商人，最高规格的可能是怀揣皇上敕令的外交使节，最威风的则应该是由千军万马组成的军队，最浪漫的应该是远游探险与采风的边塞诗人，更激动人心的场面应该是沿着丝绸之路而大规模迁徙的不同民族，当然，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最后这一类人，这是最有影响、给后世馈赠最大的一种人，就是那些传播宗教文化的虔诚信徒。可见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贸之路，而是集商贸之路、外交之路、传教之路、军旅之路、漫游之路、民族迁徙之路等六位于一体的文明交往之路。我现在所看到的“四丝”项目规划已经体现了丝绸之路的不同文化内涵，但我认为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和丝绸之路文化带、丝绸之路地理带、丝绸之路政治交往带等多重内涵统一起来，以文化交往为支撑，以政治交往为考量，以经贸交往为主导，同时关注丝绸之路沿线的地质矿产与地理地貌尤其是沙漠化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影响力。从战略层面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这涉及国际政治与中国的国家安全。其次才是经贸，彼此有钱赚，经济获得发展，这是最实在而长久的动力，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内的文化分布与彼此特性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以文化底蕴为支撑，以文化交往为先导，全方位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信“四丝”项目一定能够彰显丝绸之路的多重文化内涵，并在西安市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李利安，出生于1961年4月，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世界宗教与文化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佛教历史与思想、南亚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交往、宗教学基本理论、宗教现状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已出版《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金刚经般若思想初探》《中国十大高僧》《真谛大师传》《世亲大师传》《白话金刚经》《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主编《论藏丛书》，已出版24册，发表论文100多篇。
李利安先生1980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6年参加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从此正式步入佛教研究领域。1987至1994年在陕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从事宗教管理。1994至1997年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宗教学研究。1997年至今在西北大学南亚中东研究所工作。曾于2000至2001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亚太研究中心从事访问研究1年。2002年以来多次赴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及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佛学网》总编，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浙江省会稽山弥勒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江苏省无锡市灵山书院导师，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山西省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研究基地(甘肃)特邀研究员，西安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