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古国—遗落的西域故地文明探秘

　　龟兹古国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也是中原高僧西行取经与佛教东传的枢纽，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西域佛教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西行求法者，或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处受学，或欲睹胜迹，作亡身之誓，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他们舍死忘生、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在龟兹留下了激励后人的历史痕迹。
　　(一)法显西行路线
　　法显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春季，以65岁高龄，偕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由长安启程，西行到佛国印度取经。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敦煌沿丝绸之路南道抵鄯善，由于流沙漫延，羌人遮路，转而北上至焉耆。法显等人因信奉的大乘佛教与当地小乘佛教教义相歧遭到冷遇，焉耆人拒绝为他们供给粮食和水。后来当地一位笃信佛教的富户——前秦皇族遗裔符公孙，慷慨地提供了资助，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行。法显等人从乌夷(焉耆)进入龟兹，沿途先后朝拜了森木赛姆、玛扎伯哈和克孜卡哈石窟，来到龟兹都城稍作逗留后又向西行。在朝拜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后，沿木扎特河西行，一路礼拜了温巴什石窟、亚吐尔石窟和托乎拉克石窟直至龟兹西境，从这里沿和阗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滴水俱无、草木不生、飞鸟不至的大沙漠中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代旅行家。其行程之艰难，路途之辛苦，正如他在《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在于阗佛国观礼“行像”盛典后，西经帕米尔，终于在公元402年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谷，到达梦寐以求的佛国天竺。法显遍访了南亚僧侣学法之地，游历了30个国家，经过14载，最后完成夙愿，由海路携经而归。法显是游历了当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天竺之行比玄奘尚早230余年。法显为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连接两地伟大的友谊使者，他开创了把梵文佛教经典直接译成汉文的先河，他所著的《佛国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魏晋时期留下的唯一的自撰的西域行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焉耆龟兹是他西行遭遇断粮缺水时得到援助的“福地”，也是其完成历史上首次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壮举的重要港口。
　　(二)悟空西行路线
　　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使张艳光奉命出使罽宾(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及喀布尔河流域)，悟空(原名东朝奉)为左卫泾州四门府卫别将员外随行同往。一行40余人出长安，经河西走廊，由伊吾循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过银山(今库米什)到乌夷(今焉耆)，到达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再由此经疏勒，越过葱岭至印度。
　　公元753年，悟空一行历尽艰辛抵达罽宾东都犍陀罗，受到该国朝野上下的热情欢迎与款待。使团巡视完毕，东归时，悟空因患重病寓居在犍陀罗，他发誓，如病愈则出家为僧。不久，大病奇迹般康复，悟空遵守誓言削发为僧，号“达摩驮那”，汉言“法界”。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悟空历经数载，遍历克什米尔、白沙瓦和吉尔吉德圣地名刹，他拜师求经，对佛经律义修业日进，且对印度佛教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以及该地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因思乡心切，他告别宗师，携带《十向地》《四向轮》《十力》三部佛教经典和佛牙舍利，踏上东归路程。悟空由克什米尔启程，仍循来路先到疏勒，再到于阗，然后走与法显相反的路线，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上龟兹，并在龟兹莲花寺驻节讲经一段时间，继续东行至北庭。此间。他与于阗佛僧戒法协作译完了《十向地》《四向轮》等经书，后随唐朝西行回国使臣段明秀东归。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悟空回到长安，献上佛经和舍利，被封为空状武将军，侍太常卿，后归章敬寺，悉心译经，改法名为“悟空”，先后将三本十一卷佛经译为汉语，并写作了《经行记》。
　　悟空西行，其经历之奇、时间之久，实属罕见，其旅行历时近40年之久。他曾两次过龟兹，事迹感人，唐代高僧圆照所著《悟空入竺记》曾记录其事迹。书成之后，被收入《大唐开元释教录》，该书不仅对研究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是补正安史之乱后，有关龟兹军民苦守唐朝西陲飞地安西孤岛的正史极其珍贵的史料。
　　《悟空入竺记》曾记载当时的情况：“悟空东归至此，亦未见到战乱景象，四镇建置完好，节度使坐镇安西，于阗镇守使郑据、疏勒镇守使鲁阳、焉耆镇守使杨日佑、威戎镇守使苏芩、据瑟得城使窦诠各统重兵，分守要隘。”
　　《悟空入竺记》所记载安西军民忠于唐朝，苦守飞地的情况可以用《新唐书·于阗传》来佐证。
　　当时疏勒王裴冷冷、于阗王尉迟胜、龟兹王白环、焉耆王龙如林等安西诸属国国王仍皆对唐矢忠不渝。其中于阗尤为唐的忠实属国，不仅尉迟胜亲率国兵赴难中原，一去不返；其弟尉迟曜亦受唐厚封，乾元三年(公元760)颁诏加“大(太)仆员外卿，同四镇节度副使”。(名义上为四镇节度副帅，助唐扼守安西南门。)
　　(三)继业西行路线
　　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为扬国威于海外，敕命中原沙门行勤，继业带领157人组成的庞大取经觐佛使团前往印度。这是宋朝立国后第一支官方派遣的佛教团体，也是古代中原地区遣往印度的最后一个佛教僧团。
　　使团成员对佛教钻研精诚至极，每日必诵读随身的《涅槃经》，诵经之余，将几天途中见闻，写在佛经卷末。一部《涅槃经》共有四十卷，卷末注满了途中行录。继业西行东归后适逢宋太宗即位，太宗为其在峨眉山造牛心寺，继业一直活到84岁才去世。他在世时，尚无人知晓这部写在佛经边角上的《西域纪程》。卒后不久，宋人范成大翻阅其遗物《涅槃经》时，惊喜地发现其散记行录，便将其抄录汇入他的《吴船录》，自此，继业《西域纪程》这部奇书才得以重见天日。另外，《宋使·天竺国传》《佛祖统记》《宋僧史略》也根据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繁简不一地载录了继业等人的西域行程，只是部分情节与《吴船录》略有差别。
　　综汇诸书所记，继业，俗姓王，耀州人，隶东京天筹院，于乾德年间奉诏前往天竺取经，使团从阶州(今甘肃武都)启程，经灵武(今宁夏境)、西凉(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从沙州(今敦煌)西北进入伊吾(今哈密)，西行至高昌(今吐鲁番)，旋抵焉耆。然后，从龟兹西境沿西河南下于阗，度大雪山至印度。继业一行西行路线和悟空西行路线相似。继业这支取经队伍不只为朝觐圣地与取经，还负有宣扬大宋国威的特殊政治使命，他们对沿途所经各地，皆赐予诏书，并且馈赠财物，各地也都派人随行引导，一路取得重大政治影响。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使团成员之一沙门建盛先行东还，中天竺王子曼殊亦随之同往中原朝贡。自后，“天竺僧持梵来献者不绝”。继业所作《西行纪程》中详细记录了中原至印度各地的地理、民族、宗教和习俗，是研究印度和新疆地理、交通以及丝绸之路东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据上所述，法显、悟空、继业三条西行南下路线，包括玄奘西行北上取经的路线，均经过龟兹，由此可见龟兹古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地位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与佛教传播史上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