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播

  
　　丝绸之路西段即新疆以西中亚到欧洲段。涉及范围较广，线路最长，途径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等地。这些地区距离中原较远且路途艰难，往来于此路的，除了身负联络重任的官方使节外，就是商人与宗教人士。中原地区与南亚的往来，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与欧洲之间的大规模接触，也是通过海上往来。在本节中，将主要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西亚地区的传播状况。
　　早在张骞一通西域时，便已从大月氏国得知在西方有国名安息，此后西亚与中国交往频繁。西亚的商人与传教者不断从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据《高僧传》记载，东汉末年在中国传法的高僧安青，就是“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在唐代，有一位名为李彦的大食人，在唐宣宗大中二年考取了进士，传为佳话。
　　而在西亚地区，中国也颇负盛名。从汉代以来，波斯地区便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这也使得西亚统治者对于发展同中国关系非常重视。
　　地缘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论在方式的多样性，抑或是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很有局限。
　　一、宗主国与藩属国：元朝与伊利汗国
　　中原与西亚远隔千山万水，尤其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种距离不啻于天堑。相比于中亚，西亚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行政上鞭长莫及，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在历史上，只有元朝时期，中国与西亚地区，形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宗主与属国关系。
　　在蒙哥汗时期，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第三子旭烈兀远征西亚，并建立了伊利汗国。该国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上游，西及伊拉克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临波斯湾，北抵高加索山，都城为桃李寺，在今伊朗境内。旭烈兀与忽必烈统属蒙古政治势力中的拖雷系，且在权力争夺战中互相支持，感情深厚。相较其他汗国，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更为密切。伊利汗国视元朝为宗主，其王统继承几乎都要经过元廷确认，汗王娶妃也要奏请元帝，并以得到赐婚为荣。伊利汗所用的印玺也是由元廷颁授，上书汉字“辅国安民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字样，并加盖在他们的旨意及写给欧洲君主的信件上。两国的人员往来与经济往来也非常密切。也正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政治联系，伊利汗国的制度文化受中国影响良多。这些影响主要表观在：
　　(一)驿站制度和牌符制度
　　驿站制度和牌符制度在伊利汗国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伊利汗国的驿站制度，包括置站、驿马、牌符凭验，都有着一套完整的措施。尤其是在合赞汗统治时期，对于驿站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全国的主要道路上每三程(约18公里)置一站，每站备马15匹；使臣需持有金印牌符方可乘驿；各边境长官则发给黑符，凭此传递军情紧急文书，并严禁任何人因私乘驿。伊利汗国以不同的牌符颁给各级将领和地方官员，以作为其权利和身份的凭证。现在波斯文中的“牌子”一词，就来自汉语。
　　(二)仿行中国钞法
　　伊利汗国仿行中国钞法就是另一例。伊利汗乞合都时期，由于其本人与臣下挥霍无度，伊利汗国宫廷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多桑蒙古史》载：
　　“乞合都知滥用无节，其相欲博众人之欢，所给常逾所求，且好为善举，国库遂空，两年间撒都只罕致不得不举债五百万。当时全国之岁入共有一千六百万，通常岁出须七百万，余皆供非常岁出与乞合都赏赐之需。”①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资料中提到的丞相撒都只罕接受了门人的建议进言乞合都汗，实行中国钞法，力陈中国钞法可以解除国中财政窘境。时值元朝丞相孛罗奉元世祖之命出使伊利汗国。乞合都便向他质询了在中国钞法的实施情况。孛罗说：
　　“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②
　　据此，大臣们怂恿乞合都，称“以钞代金之时，将不复再有贫民，货价大跌”，乞合都便开始在伊利汗国境内推行中国钞法。
　　所谓中国钞法，是指在元朝时期在中国推行的纸钞制度。中国使用纸钞的历史从唐飞钱始。而到了北宋初，以交子、会子为名的纸钞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官方发行的会子，与银钱一样通行使用。与南宋南北对峙的金也学习对手的做法，在海陵王初年“复引钞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然而无论宋或金，发行交钞只是一时权益，并未形成完备而有效的制度，纸钞制度真正的建立起来，还在元朝立国之后。对于元朝钞法与前代钞法的渊源关系，《元史》的评述简洁明了：
　　“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即《周官》质剂之意也。元初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③
　　在蒙哥汗时期，一些地区便自行发行纸钞。元朝初立，忽必烈便在即位当年七月，发行“元统”交钞。这种钞以丝为本，其与白银的比值为银五十两准元统丝钞一百两。同年十月，在元统丝钞继续推行的基础上，又发行了以银为本的中统元宝交钞，并在翌年榜行天下。到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两种交钞已经“物重钞轻”，是以改制至元交钞，而伊利汗国发行纸钞的1294年，是至元三十一年，伊利汗国所效法的，正是至元交钞。至元交钞面值“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④
　　元政府对于发行交钞态度审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交钞行政管理体制。最初户部是行政主管部门，而后又设立专门的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又有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二库。在地方则有诸路平准行用库。为了保证交钞顺利流通，政府专门立法：“诸伪造宝钞，首谋起意，并雕板钞纸，收买颜料，书填字号，窝藏伪造，但同情者皆处死，仍没其家产。两邻知而不首者，杖七十七。坊[里]正、主首、社长失察觉，并巡捕军兵，各笞四十七。捕盗官及镇守巡捕军官各三十七。未获贼徒，依强盗立限缉捕。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再犯加徒一年，三犯科断流远。”
　　与至元交钞相似的，伊利汗国的纸钞，则是“钞以纸制，其形长方，上有汉文数字。钞上两面皆著回教之词曰：‘上帝之外无他上帝。摩诃末是上帝之使徒。’钞下著亦怜镇朵儿只之名，盖诸博士所上乞合都之尊号也。钞中有圈，内著钞价，自半答剌黑木至十底那不等。下注禁令曰：‘世界之主在六三九(1294)年颁发此顺利之钞。有伪造者，并以妻子处死，财产籍没’。”⑤为了纸钞顺利发行，乞合都还命令在各州建立钞库，各库各有库使、书手，出纳员以及其他掾属。并仿效元朝允许纸钞倒换。
　　1294年9月，纸钞开始在其制造地帖必力思城发行，同时发布命令不用者处死。人民迫于威吓，只能接受纸钞。然而出于敛财目的而罔顾经济规律的纸钞发行政策，却引发了该城的经济危机。在其发行几日之后，“市肆遂空，城中不复有物可买。人多迁徙”，城中居民不堪忍受，爆发了动乱。面对这样的形势，丞相撒都只罕也只能承认纸钞发行失败，在发行了两个月后，乞合都宣布废钞。然而发行纸钞已经因建造钞库，雇用掾属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相似的钞法，分别在元与伊利汗国实施，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相较有元一代发行纸钞“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⑥的繁荣景象，伊利汗国纸钞的结局却是惨烈收场。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历史基础。发行纸钞并非元朝创举。在元朝实施钞法之前，纸钞已经在中国通行许久，业已被中国普通民众所接受和认可。元朝政府在检点自唐以来纸钞发行使用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整合宋金前代的交钞资源，纸钞的发行几乎没有受到来自传统的阻力。反观伊利汗国则不具备发行纸钞的历史条件。在未发行前，纸钞已经受到了来自贵族的抵触。被称为“众异密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就不幸言中了纸钞发行的结局：
　　“纸钞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⑦
　　而对于伊利汗国普通民众而言，纸钞甚至是闻所未闻。西亚地区一直以金银为货币。在乞合都以前，伊利汗国也是遵照阿拉伯传统使用金属货币。彼时在阿拉伯地区使用纸币，伊利汗国绝对是独一无二。加之乞合都以及撒都只罕的施政不得民心，使人民对纸钞普遍不信任，致使纸钞在流通中受到阻碍。
　　第二，经济基础。纸钞在中国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汉唐以来，中国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长安、洛阳、扬州都是古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到了有元一代，中国更是空前强盛。庞大的疆域与发达的陆上与海上对外交通，不断扩展的海内外远程贸易，使金属货币不便携带的缺点凸显出来。纸钞轻便易携带，在商业贸易中具有金属纸币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在中国各地纸钞受到欢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对此大加赞赏：
　　“大汗令这种纸币普遍流通于他所有的各王国、各省、各地，以及他权力所及的地方。无论何人，虽然自己以为怎样权要，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汗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纸币通用，可以拿来做货物买卖的媒介，有如纯金的货物那样。以区区一小块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⑧
　　元朝成为第一个以纸币为唯一流通货币的王朝自然而然。
　　而在伊利汗国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相对于中国庞大而繁荣的帝国形象，波斯的经济基础却非常脆弱。在伊利汗国立国前，这块土地就饱受蒙古铁骑的摧残。蒙古人的攻城略地、大肆掠夺，使西亚的人口锐减，也极大地破坏了地区经济。建国后不断的对外战争，消耗了大量的钱财，而蒙古贵族对内的压榨与剥削则变本加厉。根据资料记载，“底万一般从国有土地上征收百分之六十的收获物……而且这种税额同样适应于伊斯兰法罕，在阿拉伯伊拉克税使征收收成的三分之一，底万征收三分之一，农民三分之一。”汗国的其他赋税也异常繁重。有人统计，在13、14世纪的伊利汗国档案中，共发现了45个税收名称术语，除去同义词外，人民普遍缴纳的税目至少不会少于20种。税率高，税目多，更重要的是税制不固定，是伊利汗国的税收特点。⑨以伊利汗国的经济状况，不具备实行纸钞的客观条件，也没有行钞法的主观需要。国民经济凋敝，乞合都不思与民休息反而改行新币制，只是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益，自然也不可能成功。
　　第三，动机不良。元朝政府实行钞法，是为国计民生，元朝政府非常谨慎。对于不具备发行纸钞基础的地区，尊重当地的习俗，并不强行要求必须使用。例如在云南，便是以当地传统的贝钱作为流通货币。
　　“丁亥，云南行省赛典赤，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贝八>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⑩
　　而为了使物与钞之间保持平衡，元朝政府准备了充足的金银储备金。
　　“(中统元年)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11)
　　“(中统二年)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见银流转。据例到课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价，钞有多少，银本常亏不欠。”(12)
　　正是这样的态度与做法，使得纸钞发行之初，民众皆信赖纸钞，愿意在流通中使用纸钞。
　　反观伊利汗国，乞合都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钞法，全为收敛民财，挽救伊利汗国的财政危机。自乞合都继承汗位以来，便大肆封赏，史评自窝阔台以来，厚赐臣下无有逾此蒙古汗者。不仅伊利汗国诸汗经营累积下来的财富，连国库中的现金也被他赏赐罄尽，以至于整个宫廷不得不举债度日。丞相与近臣对中国钞法的褒奖中，最打动他的，不过是“依其法(中国钞法)可使全国之现金皆归汗有”，不仅可以解决缓解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更可以满足其挥霍的欲望。这表现在发行纸钞时，不顾全无本金的状况、滥发纸钞，用严重违背市场规律的手段来填补财政漏洞，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
　　虽然乞合都发行纸钞失败，但是其对于西亚地区的文化却发生了影响，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是西亚人第一次认识和体验中国的纸币制度，并使伊朗成为中国之后最早使用纸钞的国家之一，今天的波斯语中仍保留着“钞”字。
　　①[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②[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7页。
　　③④《元史·食货志》。
　　⑤[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下)，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⑥《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宝钞法》，转引自周良宵、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22页。
　　⑦[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7页。
　　⑧《马可波罗游记》。
　　⑨徐良利：《论伊利汗国乞合都汗仿中国元朝行钞法》，《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
　　⑩《元史·世祖纪》。
　　(11)《续文献通考》卷九《钱币三》。
　　(12)《秋澜集·中堂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