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敦煌研究

　　乌孙是与月氏同时活动在河西走廊的古代民族，据《汉书·西域传》载：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同书《张骞传》在叙述张骞回答武帝时说：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干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
　　《汉书》有关乌孙的记载，基本上都是张骞回答汉武帝几次问及有关大夏之属的情况时说的。《史记》也同样记载了这一事实，也是张骞向汉武帝说的：“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①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乌孙和月氏一样，是居住于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不过由于《史记》和《汉书》对难兜靡时期乌孙在河西的住地记载不同，因而引起史家的各种解释。有学者认为“汉以前，月氏与乌孙分居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二者当大致以今张掖至酒泉为界”②。这一论断，主要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以及张骞向汉武帝建议：招乌孙“以益东，居故浑邪王之地”的说法，认为乌孙故地，即匈奴浑邪王故地；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原属匈奴浑邪地，因此他们断定：月氏在西，乌孙在东。根据前引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来看，乌孙在西，月氏在东并占有河西大部分地区为妥。《史记》、《汉书》二书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也认为月氏在东，乌孙在西：《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西接氐羌，而未说接乌孙；《汉书·匈奴传》亦说匈奴西接氐羌，也未说接乌孙。颜师古在《汉书·张骞传》注中也认为乌孙在敦煌以西，天山以东。③至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难兜靡时期乌孙是“匈奴西边小国”的说法，乃系泛指而言，并非具体所指，不足以证明乌孙在月氏以东。因此，难兜靡时代乌孙在河西的住地，应在月氏的西边，酒泉至敦煌一带。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骟马类型文化遗存，④可能是乌孙在河西活动期间留下的文化遗存。首先，从该文化分布的区域来看，恰好与我国古籍所载难兜靡时期乌孙在河西活动地区相吻合；其次，从该文化遗存内涵分析，遗存较晚，出土陶器都是夹沙红褐色平底器，制作粗糙，多为素面，小件较多。从双耳划纹并在颈间有双鋬乳钉状的罐较多，是这类遗存的显著特征，显示出当为一新的文化遗存。
　　从前引《史记》、《汉书》的记载可知，乌孙被月氏攻灭，其首领难兜靡被杀后，余部依附于匈奴。难兜靡之子昆莫长大后，在匈奴的帮助下打败了月氏，迫使月氏再度远徙到大夏国境。胜利后的乌孙人遂留居于大月氏所占据的塞人故地，随着势力的强盛而最终脱离了匈奴的控制。
　　关于乌孙西迁的年代，由于史籍文献记载的缺失，学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据有的学者从地理、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乌孙是从敦煌西北进入哈密绿洲，然后再循天山山脉西进，其西迁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61～公元前160年左右。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者在新疆北部地区的考古发掘及调查中所发现的乌孙遗存主要分布在天山到伊犁河之间的草原地带。如“在昭苏县与察布查尔县交界的一段天山支脉，至今当地群众尚呼之为‘乌孙山’；同时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活动地域的我国哈萨克族中，解放前就仍然有名为‘玉孙’(即乌孙)的部落”⑤。
　　至于乌孙的社会经济，我国古籍记载仍很贫乏。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乌孙是“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说明乌孙利用河西天然丰富的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与匈奴同俗”，正好说明乌孙与匈奴一样，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因而人们用占有牲畜的多少，作为衡量贫富的尺度。《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就是很好的说明。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②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甘肃通史·先秦卷》，387页。
　　③ 颜注云：“祁连山以东，敦煌以西。”此处祁连山应以天山为妥。
　　④ 因该类型文化遗存，首先在玉门市骟马城发现，故定名为骟马类型。
　　⑤ 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1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