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敦煌研究

　　汉武帝打败匈奴，河西地区归入汉的版图后，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开发河西，保护中西交通，便在河西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包括敦煌郡在内的河西四郡的设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敦煌建郡的年代，《汉书》的记载就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和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论颇不—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向达、张维华、周振鹤主张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①；(2)陈梦家主张建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107、公元前106年)②；(3)吴礽骧、余尧主张建于元封五六年间③；(4)劳干主张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稍后④；(5)张春树：主张建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⑤；(6)黄文弼主张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⑥；(7)方诗铭主张建于天汉二三年(公元前99、公元前98年)后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以前⑦；(8)刘光华、王宗维主张建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⑧。
　　我们认为，汉代于西北边塞凡有设置，或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或属交通方面之必需。⑨如置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设武威、张掖郡以隔羌胡交通。敦煌郡的设置，则与李广利伐大宛有密切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⑩。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乃“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11)。李广利伐大宛为汉代出兵西域之第一次，后方必有布置，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以备军事之转输，又有利于中西交通。李广利第一次出兵伐宛在太初元年，太初二年留兵敦煌，而敦煌之名亦出现于此时。因此我们认为，敦煌郡的设置可能也在此时。
　　敦煌郡，再加上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就是一般所说的“河西四郡”。
　　汉代的敦煌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共统辖六个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当时的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市、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兹将这六个县的具体所在分述如下：
　　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常钧《敦煌杂钞》卷2沙州卫：“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圮其东面。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说：“城在县西里许，滨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可知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县。
　　冥安县：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冥安以冥水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即今疏勒河。其“故城疑在今小湾、双塔堡、布隆吉等处”(12)。据调查，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13)
　　效谷县：敦煌遗书S.5448《敦煌录》：“效谷城本是渔泽，汉孝□帝时，崔不意教人力田得谷，因名，后为县。”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其确切方位，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据有的学者考证，位于今敦煌城东北20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效谷城。(14)
　　渊泉县：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东汉时改为拼泉。《辛卯侍行记》卷5：“章怀太子注《后汉·张奂传》云，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15)约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
　　广至县：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太平寰宇记》卷153：“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汉广至故城，在县西北。”(16)《辛卯侍行记》卷5：“北魏改大至，唐改常乐，……踏实盖大至之转音……按今踏实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而章怀注《盖勋传》云：广至在常乐东，今谓之悬泉堡。”(17)
　　龙勒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龙勒，即唐代的寿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困山为名。……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据调查，寿昌海，即今黄水坝水库。其北约五公里，有一故城遗址，现遗址大半埋于沙丘中，很可能这一遗址就唐代寿昌城故址，也即汉龙勒县城。(18)
　　① 向达：《两关杂考》，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制年代考疑》，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2卷，收入氏著《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周振鹤：《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载《西北史地》，1985(1)。
　　② 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
　　③ 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2)。
　　④ 劳干：《居延汉简考证》，1959年台湾版。参阅刘光华：《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辨》，载《秦汉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又见氏著：《秦汉西北史地丛稿》。
　　⑤ 张春树：《汉代河西四郡的建制年代与开拓过程的推测：兼论汉初西向扩张的原始与发展》，载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7。
　　⑥ 黄文弼：《河西四郡建制年代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⑦ 方诗铭：《玉门位置辨》，载《西北通讯》创刊号。参阅刘光华：《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辨》。
　　⑧ 刘光华：《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辨》；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载《西北史地》，1986(3)。
　　⑨ 黄文弼：《河西四郡建制年代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⑩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1)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12) 《重修敦煌县志》卷2《冥安废县》。
　　(13) 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2)。
　　(14) 梁尉英：《汉代效谷城考》，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15)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3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6) 〔宋〕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2960～2961页，中华书局，2007。
　　(17)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34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8) 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