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敦煌研究

　　由于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都偏处西北，远离中原，因而能避免诸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那样的兵祸之灾，保持境内长期安定的环境。正是由于河西比较稳定，使大量避难百姓流亡到此，发展了河西的经济和生产，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公元1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绿林军入关后，更始帝委派窦融去河北任巨鹿太守，为融谢绝，提出愿意去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说：“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从以上记载可知，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了“独安”的河西；而窦融则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
　　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后，凭借其祖弟“累世在河西”任职的声望，广泛结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民族，使“河西翕然归之”。他和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厍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皆与为厚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共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在他统治下的河西，“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眼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②。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河西的确是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自此，窦融及所控制的河西地区遂归附了东汉。
　　曹魏统一北方之初，无暇顾及河西，到魏文帝曹丕时期，便派尹奉为敦煌太守，随后，又由仓慈继尹奉为敦煌太守。当时，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采取措施，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从而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嚣张气焰。
　　另外，由于仓慈处事公平，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并鼓励胡汉通婚，从而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也有利于敦煌社会的稳定。同时，仓慈还鼓励百姓开垦荒田和从事贸易，对来敦煌贸易的西域胡商给予多方优待，并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若胡商想去内地贸易，还及时给他们发给过所(通行证)。这些措施得到了当地百姓和西域胡商的欢迎，也促进了敦煌贸易的发展，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
　　仓慈以后，王迁、赵基、皇甫隆先后任敦煌太守。皇甫隆在位时期(公元249～254年)，改变了敦煌妇女在穿衣方面的落后习俗，并在敦煌推广了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有利于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各民族统治者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历史进入了十六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张氏(公元313～376年)、前秦苻氏(公元376～387年)、后凉吕氏(公元387～400年)、西凉李氏(公元400～420年)和北凉沮渠氏(公元421～442年)等五个政权。
　　前凉政权占据敦煌后，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张骏于公元345年将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州治设在敦煌，任命杨宣为沙州刺史。杨宣在任期间，组织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如当时敦煌北部的北府渠年年被水冲坏，杨宣便用自家的储粮购买石头修治，把斗门都改成了石制结构。另如甘泉水(今党河)河槽下降，影响了敦煌南部的中渠灌溉效益，杨宣便组织人力对中渠进行了全面修整，从而使中渠的灌溉面积大大增加，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杨宣，就将中渠更名为阳(杨)开渠。阴澹任敦煌太守时期，也组织人力修建了一条7里长的水渠，可将州城西南的水引至西北的水渠，灌溉城西的大片土地，使这一地区的百姓受益不少，安居乐业，故被称为阴安渠。
　　前秦时期，为经营西域，于公元382年派吕光进军龟兹。为了巩固后方基地敦煌，苻坚于公元385年将江汉、中原百姓1.7万余户迁到敦煌。同年，吕光率兵返回河西，随后建立了后凉。孟敏任后凉敦煌太守时期，继续兴修水利。他在州城西南修了一条水渠，引甘泉水灌溉农田，被受益百姓称为孟授渠。当公元395年后凉发生内乱时，武威、张掖等地的数千户百姓也逃到了敦煌和晋昌。
　　公元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建立了西凉，敦煌第一次成了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西凉政权统治敦煌时期，建立了县、乡、里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并鼓励生产，使这里出现了五谷丰收、百姓乐业的景象。
　　公元405年，李暠为了全力对付东方的强敌北凉，决定迁都酒泉。与此同时，李暠还将苻坚时从江汉、中原迁来的民户，后凉内乱时从武威、张掖逃来的民户，都从敦煌迁到了酒泉，这就大大削弱了敦煌的力量。再加上西凉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敦煌失去了其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因此，当公元417年李暠去世后，敦煌就更加衰败了。公元421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北凉的进攻、屠杀，使敦煌再受重创。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攻克北凉都城姑臧，北凉灭亡。但沮渠氏的残余力量在沙州刺史沮渠无讳的率领下仍坚持抗击魏军，直到公元442年，才率众放弃敦煌逃往西域。
　　沮渠无讳逃离敦煌后，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怀达为使向北魏投降。北魏就任命李怀达为敦煌太守，封李宝为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公元444年，李宝被北魏召往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直接控制了敦煌。
　　北魏控制敦煌后，仍将其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并逐渐攻破了鄯善、焉耆和龟兹，使西域的大部分为北魏所控制，丝绸之路再次打通，西域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但好景不长，因此时柔然已日益强大，并与北魏争夺西域与河西。当柔然占领西域的一些地区后，敦煌便成了前沿阵地。对此，北魏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于公元474年便动议放弃敦煌，把边界后撤到凉州。给事中韩秀坚持保卫敦煌，否则不但凉州难以设防，就是关中恐怕也不安宁了。韩秀的意见得到魏孝文帝的支持，敦煌不仅得以保全，而且还加强了敦煌镇的守备。
　　公元524年，孝明帝下令改镇为州，敦煌镇因盛产美瓜，故改为瓜州。北魏为加强对瓜州的统治，于公元525年派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公元529年，元荣被封为东阳王。这时，由于爆发了关陇起义，阻断了瓜州与中原的联系。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河西属西魏，元荣又成为西魏的瓜州刺史。元荣坐镇敦煌近20年，直到公元544年去世。
　　北周取代西魏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据《周书》记载，韦瑱、李贤曾为瓜州刺史。尤其是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时(约公元565～576年)，十分崇信佛教，开展了修窟造像的活动。正如武周圣历碑所记“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也正是在东阳王、建平公等敦煌地方长官的带动下，莫高窟的开窟造像之风兴盛起来。③
　　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繁荣，是学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和土壤。
　　公元4世纪初，西晋王朝在经过“八王之乱”以后，出现了北方十六国的大分裂、大混乱。在中原扰攘不堪时，河西却比较安定，这里不仅是内地流民的避难所，而且其文化亦很繁荣。张轨所建立的前凉政权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阴充、阴澹、氾瑗等为其运筹。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帮助、辅佐，才使河西的生产有了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也使张轨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却大放异彩，它不仅保存了汉晋传统，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
　　汉晋时代，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学士和能工巧匠，并将传统文化继承、保存了下来。这主要是河西地区稳定的结果。整个十六国时代，北方处于战火弥漫、干戈不息的混乱局势下，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④。因此，“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⑤。
　　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⑥。正是由于大量士庶避居河西，使河西的文人学士大为增加，并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及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⑦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另外，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给本来“多士”的凉州扩大了“士”的范围。⑧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氾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五凉统治者大都重视学术文化，遂使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为北方文化中心。
　　在河西地区的文人学士中，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学术成就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如郭瑀、刘昞、索敞、索袭、索紞、索绥、张穆、张斌、张湛、宋繇、宋纤、氾腾、阚骃等都是很有成就的敦煌学士。刘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⑩；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11)；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12)；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13)；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14)；宋繇“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15)。
　　河西，尤其是敦煌的文人学士，不但自己的学术成就大，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如酒泉人祁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还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16)；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17)；郭瑀专事著书授业，著录弟子千余人；刘昞也曾开设私馆，接纳弟子五百人。(18)
　　河西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提倡有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9)，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20)，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昞一生著述颇丰，这与李暠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河西地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文化、教育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士学人差不多都出自敦煌。敦煌儒士在河西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敦煌文化的历史高度。陈垣曾经指出：“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21)可以说，没有汉魏以来敦煌文化的发展，便不可能孕育出像刘昞这样的儒学大师。而一些退隐或隐居的知识分子能够离开中原地区的物质文明，来到敦煌和河西各地，固然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敦煌已具有了他们从事著述和讲学的物质条件。而这些都说明汉晋文化传统在河西，尤其是在敦煌已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① 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②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
　　③ 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17～35页，新华出版社，1993。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⑤ 《晋书》卷86《张轨传》。
　　⑥ 《晋书》卷86《张轨传》。
　　⑦ 《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⑧ 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1987(2)。
　　⑨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⑩ 《魏书》卷52《刘昞传》。
　　(11) 《魏书》卷52《阚骃传》。
　　(12) 《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13) 《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
　　(14) 《晋书》卷94《隐逸·索袭传》。
　　(15) 《魏书》卷52《宋繇传》。
　　(16) 《晋书》卷94《祁嘉传》。
　　(17) 《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18) 《魏书》卷52《刘昞传》。
　　(19) 《晋书》卷86《张轨传》。
　　(2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21) 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载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