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敦煌研究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流行，并对南北朝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正如《魏书》卷114《释老志》所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
　　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佛教的兴盛，固然是由于敦煌乃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我国汉族聚居区最先接触佛教的地方，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东汉以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十六国战乱时期，政权更迭无常，统治者不仅需要寻求新的思想武器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而且其本身也需要自我麻醉，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更是灾难深重，苦海无边，为祈求来生的幸福，便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佛教经过汉魏长时期的传播、发展，已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佛教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宣扬忠孝观念。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佛学遂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内容。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艺术就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兴盛和发展繁荣起来的。
　　河西地区佛教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河西地区出现了不少高僧，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与朱士行、法显一样，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出了贡献。
　　早在西晋时期，河西地区的佛经翻泽就久负盛名，如大翻译家竺法护通36种语言，世居敦煌，并组织了自己的译场，号称敦煌菩萨。据记载：“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罽宾文士侯征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月支竺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法宝。”①“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②这些经记把当时敦煌的译经活动与佛教的流布情况反映得十分具体，《开元录》载其译经共175部354卷，乃“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③者。
　　昙无谶也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他曾由中印度去罽宾，辗转龟兹、鄯善到敦煌。北凉攻灭西凉后，昙无谶来到姑臧，沮渠蒙逊对他“接待甚厚”。昙无谶在敦煌时就熟悉了汉语，在姑臧又积极学习。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就开始了译经工作。在译经过程中，有道俗数百人参加，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独有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④。再加上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故其翻译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即《大般涅槃经》36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伏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戒坛文》1卷。
　　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因此，他翻译的这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在这1l部译经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⑤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⑥
　　从以上叙述可知，河西的佛经翻译是很活跃的。但译者多为西域高僧，由于语言上的隔阂，所译佛经有的纯属意译，不免失去原意；有的则纯属直译，难以读通，有碍于对经文原意的理解。即使像竺法护、昙无谶、鸠摩罗什这样的高手，上述缺陷也难以避免。在佛教著作《出三藏记集》中就透露了早期佛经翻译的困难。在该书卷8的《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中，道安法师说，将佛经从胡语译为秦(汉)语有“五失本”：“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⑦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许多附有梵文原经的汉译佛经，可以利用它们纠正或补充古译本在译文上的缺点和不足。
　　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兴盛，还表现在开窟建寺的活动十分活跃。石窟寺是佛教活动的标志，早期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是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摈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据说只有在生前不断地坐禅苦修，才能渐渐达到寂灭的境界，死后升入天堂。因此石窟寺一般都建在远离闹市的幽僻山林中，并往往还有佛塔、佛像，以供修禅者一面观像，一面礼佛，最终达到超俗出世的境界。⑧
　　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遂度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奈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寺建窟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⑩。从早期佛教在敦煌传播的历史看，僧人崇尚开寺建窟，静坐修禅，因此选择了鸣沙山下这片流水潆洄、草木葱郁的沙漠绿洲。由于它既远离闹市，又能得到人间烟火的供应，在这里凿窟修禅的确是很理想的。
　　① 《修道地经后记》，转引自宿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出三藏记集》卷7《阿维越致遮经第十四》，274页，中华书局，1995。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4页，中华书局，1983。
　　④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译经中·昙无谶传》，77页，中华书局，2007。
　　⑤ 释道朗：《大涅槃经序》，载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⑥ 齐陈骏等：《五凉史略》，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⑦ 《出三藏记集》，290页，中华书局，1995。
　　⑧ 齐陈骏等：《五凉史略》，16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⑨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120～121页，中华书局，2007。
　　⑩ 《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