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敦煌研究

　　敦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在汉末的军阀割据斗争中，敦煌由于豪族大姓的控制，相对平安。但豪强大族的兼并却愈演愈烈。三国魏明帝时期，仓慈任敦煌太守(公元227～233年)时，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西域各国商胡提供了种种方便，如签发“过所”、派人护送等，从而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都会。魏齐王时期，皇甫隆任敦煌太守(公元249～254年)，他改变落后的耕作方式和穿衣习俗，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敦煌又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地。西晋泰始十一年(公元275年)令狐丰在敦煌修建储存军粮的大型仓城——河仓城(今大方盘城)，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进步。由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商人写给康国他家乡的一封书信，据认为是西晋末年的写本，其中记载了中亚粟特商胡从敦煌前往金城(兰州)销售大麻织物和毛毡的情况，显示了敦煌商业兴盛的景象。
　　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当时历史、文化的产物。早在西晋时，就有月氏后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布道。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习禅法。到了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便在鸣沙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敦煌佛教艺术之花从此绽开。乐僔所开之窟，现在虽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早期洞窟的比较、分析，仍能找到一组十六国晚期的石窟，如第267、268、269、270、271、275等窟。
　　5世纪中叶北魏占领敦煌后，曾设敦煌镇。孝明帝时将敦煌镇改为瓜州，后又改为义州。孝庄帝即位(公元528年)后，又改为瓜州，西魏、北周因之未改。
　　北魏宗室元荣任敦煌太守后，被封为东阳王。在他统治敦煌的20年间，莫高窟的开洞建龛都与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曾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元荣一样，都为敦煌地区带去了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为莫高窟的修建作出了贡献。武周圣历碑在叙述了乐僔、法良之后说：“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爱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根据敦煌研究院的排年整理，北魏时期的洞窟共18个，如第246、247、248、249、251、254、257、259等窟。这一时期的主要窟形为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多以佛本生故事和千佛为主要题材。北周时期的洞窟共10个，如第250、290、294、296等窟。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首次出现了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其艺术风格也各具特点。十六国及北魏前期，内容简单，造型朴拙，色彩淳厚，线条苍劲，人物比例适度，面相丰圆，神情庄静恬淡，在衣冠服饰上还保留着西域和印度、波斯的风习，加上凹凸晕染法所形成的立体感和土红底色所形成的温暖浑厚的色调，形成了与魏晋艺术迥然不同的静的境界和形式风格，这种风格明显地受到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因而可称为西域式风格；北魏晚期，尤其是西魏时期，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等新的内容也进入了石窟，出现了爽朗明快、生机勃勃的生动意趣，而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衣裙飞扬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更形成了潇洒飘逸的风格，由于这种风格来自内地，故称中原风格；到了北周，由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由并存而融合，在造型上，中原式秀骨清象与西域式丰圆脸型互相结合而产生了“面短而艳”的新形象。在晕染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明暗法互相结合而产生了表现立体感的新晕染法。在人物精神面貌上，淳朴庄静与潇洒飘逸相结合而产生了温婉娴雅、富于内在生命力的新形象。从整体上来说，北周时代的雕塑和壁画使人感到了更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①
　　①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