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由于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唐朝被迫罢弃安西四镇，并撤安西都护府回西州。少数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如郭平梁先生认为，《阿史那忠墓志》只字未提“罢四镇”之事，当时的四镇可能只是遭受了一次围困，并未放弃。①又如杨建新先生认为，咸亨元年唐罢四镇，只是撤四镇之兵及其机构，吐蕃并未占据南疆，唐朝政府通过西域四都督府，仍控制着西域地区。②郭、杨二先生的见解，启发我们对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及其变化作进一步的思考。今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并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和碑刻墓志，对此问题再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29号墓所出的《唐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是一件长达94行的文书，兹摘录与本论题相关的数行如下：
　　1谨启 阿公生存在日所修功德应……但从
　　2去年染患已来所作功德，具如右件：
　　3— 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请廿僧乞诵，并施马一匹
　　6— 今年正月一日，请十僧转……
　　11— 昨正月十三日，复请屈尼僧廿人乞诵，□出罪忏悔。
　　12— 阿兄在安西日，已烧香发心，请佛生禅师读
　　13 一千遍金*(左糹右罡)(刚)般若经起……彼
　　14 日设斋供养，并诵杂经六……忏悔、□。
　　15— 复于安西悲田寺佛堂南壁……众人出八十
　　16 匹帛练，画维摩、文殊等菩萨变一捕(铺)，又
　　17 发心为阿公修造，愿知。
　　18— 复至二月七日，更请十个尼僧……出罪。
　　(后略)③
　　据文书，“阿公”染患时间在咸亨二年，“新妇”记录其家所作功德始于该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值得注意的是，新妇的“阿兄”在“安西”所作的两件功德：一是请佛生禅师读一千遍金刚般若经，并设斋供养，诵杂经若干；二是于安西悲田寺佛堂南壁画维摩、文殊等菩萨变一铺。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阿公”、“新妇”乃西州人，这没有疑问。问题是，“阿兄”所在的“安西”究指何地呢?
　　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于其地置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后改治高昌城；高宗显庆三年(658)五月，随着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平定，西域形势趋于稳定，唐朝始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西州改为西州都督府。④因西迁后的安西都护府治于龟兹王城，即唐代伊逻卢城(今库车皮朗古城)，⑤故龟兹王城又常被称为“安西”，这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明确反映。⑥另外，上列文书所记诸功德，多详书具体月、日，惟“阿兄”在“安西”所作两件功德并未记具体时间，只系于咸亨三年正月和二月之间，这种区分写法足证“阿兄”本人并不在西州。⑦因此，“阿兄”所在之“安西”应指安西部护府所在地龟兹王城，而非西州。至于“阿兄”所作功德时间，据该文书第19—29行记载，“阿公”亡于咸亨三年二月初八，第16—17行记“阿兄”等“又发心为阿公修造，愿知”，是“阿兄”作功德在“阿公”未亡之时，其大致时间当在咸亨二年末至三年二月初八之间。“阿兄”在龟兹的具体身份究竟为何?无法判明。文书第15—16行记“阿兄”在安西悲田寺与“众人”出帛练八十匹，画维摩、文殊等菩萨变一铺。这里的“众人”值得注意，显然，他们与“阿兄”有着密切的联系，很有可能也是来自西州的人。果若是，则当时在龟兹活动的西州人并不少见。从“新妇”所录诸功德看，此家曾向寺院捐献大量财物，无疑是西州的殷富之家。按“阿公”染患在咸亨二年末，则“阿兄”前往安西的时间应在此之前。身在安西的“阿兄”如何知道“阿公”染患的消息呢?而“阿兄”在安西所作的两件功德，“新妇”又是怎样知晓的呢?唯一的渠道就是通过书信往来或行人的口信传达。这无疑表明西州与龟兹两地之间交通仍然顺畅，联系仍然密切。如果龟兹已为吐蕃所占，安西都护府又退回西州，龟兹与西州之间的交通还能如此顺畅吗?更何况，龟兹王城之所以得名“安西”，乃因安西都护府治于该城之故，如果安西都护府已撒回西州，龟兹王城还能被称为“安西”吗?
　　我们再来看看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州情况。当贞观至显庆年间(640—658)安西都护府驻于西州之时，安西都护自郭孝恪始，一般例兼西州刺史，以后的柴哲威、麹智湛莫不如此。⑧显庆三年五月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往龟兹后，西州改为西州都督府，原安西都护麹智湛改官西州都督，《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记：
　　(显庆三)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麹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
　　又《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高昌传》称：“智湛，麟德中终于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复据近年西安出土《唐尼真如塔铭》载尼真如父麹智湛官为“皇朝左骁卫大将军、西州都督、上柱国、天山郡开国公”，⑨足证从显庆三年五月到麟德年间这一段时期，麹智湛一直担任西州都督并兼西州刺史。又神龙年间的西州都督邓温，其官衔为“使持节都督西州诸军事、西州刺史”。⑩可见，西州都督兼领西州刺史乃是常例。故岑仲勉先生指出：“余按隋、唐间总管或都督，略与后来节度使同，率兼驻在州之刺史。”(11)诚是。
　　如果咸亨元年以后安西都护府确已撤回西州，那么西州将会面临都护府、都督府两套机构如何处置的问题。黄惠贤先生认为：“按常例都护与都督不并置于高昌。”(12)王小甫先生则指出：“大量史实表明，每当安西都护府迫于形势迁回西州时，西州都督府建制便改为州而由都护兼领。”(13)但王先生似乎并未举出任何史实对此加以说明。李方先生则提出新解，认为安西都护府退治西州时，都护府与都督府可以同时并存于西州，都护府行使最高军政权力，都督府只是行使政府职责，二者不存在矛盾和冲突。(14)从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唐代官文书反映的情况看，无论是安西都护府，还是西州都督府，都曾在西州行使过最高的管辖职权，二者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也未见有这方面的文书例证。至于王小甫先生的观点，也很难找到文献和文书方面的依据。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黄惠贤先生的看法更为合理。实际上，吐鲁番阿斯塔那201号墓所出《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很能说明问题。兹引录如下：
　　(前缺)
　　1 家资车、牛、马等并武贞父，同送向府者。今
　　2 以状下团，宜准状符到奉行。
　　3 府
　　4 司马 玚
　　5 史索达
　　6 咸亨三年五月廿二日下(15)
　　据文书整理者云：“本件有朱印三处，印文残损，细审首字为‘西’字，次行‘府之印’三字依稀可辨。(16)知文书为西州都督府下给某团的符文，要求把某家的车、牛、马及武贞父一同送到都督府。可见，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建制仍然存在，并在西州行使着自己的管辖职权。安西都护府此时不可能驻于西州，与西州都督府并存。又阿斯塔那19号墓所出《唐上元三年(676)西州都督府上尚书都省状为勘放还流人贯属事》，(17)文书上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数处，足证从咸亨三年到上元三年西州都督府建制一直存在。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安西都护府业已退治西州，那么，如何理解西州都督府建制的存在?前揭王小甫先生的观点恐怕无法解释这一问题。若依李方先生的说法，此时西州的军政大事，应由安西都护府管理，而非西州都督府，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从文书反映的内容看，真正在西州行使最高军政权力的是西州都督府，而不见有安西都护府的任何踪迹。这些都昭示我们，咸亨年间的安西都护府，并未退回西州。
　　其实，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以下简称《牒稿》)，(18)可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该《牒稿》年代上限不超过总章元年或二年(668或669)，下限在咸亨四年(673)三月末；(19)其成稿时间当在咸亨二年，李绍谨向曹禄山兄借绢事，则发生在咸亨元年二月以前。(20)有学者认为，该文书可以证明咸亨元年四月以后至咸亨二年的安西都护府撤回到了西州。(21)仔细考察文书内容，恐怕还不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从地名称谓看，文书第(一)段是曹禄山的诉辞，他在诉辞中并未称龟兹为“安西”，或因其“身是胡，不解汉语”之故。而在其后高昌县具体审案过程中，龟兹一称不再出现，曹禄山和李绍谨的辩辞都统一称“安西”，这当与官府判案需统一称谓有关。显然，文书中多次出现的“安西”，都指龟兹，具体指安西都护府所治之龟兹王城，而非西州。曹禄山在诉辞中说李绍谨在弓月城向其兄举取275匹绢，然后二人同往龟兹，其兄身边带有不少财物，但后来李绍谨到了龟兹，其兄却不至，所以曹禄山回答官府的辩辞与诉辞中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说李绍谨向其兄贷练，然后相逐向安西(龟兹)，可是其兄不至安西，“所以陈诉，更无(他意)”(22)。文书第(三)段第8—9行所记“李三(即李绍谨)今至安西，兄不到来，任勘(其不到来)所由者”，也是讲李绍谨到了龟兹，而其兄不至的情况，所以要勘问李绍谨其兄为何不至的缘由。可以肯定，文书中的“安西”，都是统一指龟兹王城。如果“安西”一称既指龟兹，又指西州，则整个文书内容就无法正确理解了；更何况，官府判案也不会容许这种一称代指两地的情形出现。其次，文书第(一)段第5行记曹禄山的诉辞是递上给西州长史的，表明他是在西州起诉李绍谨。如果安西都护府此时驻于西州，曹禄山状告李绍谨，其诉辞应直接递向安西都护府，而非“西州长史”。因李绍谨向其兄借绢事发生在弓月城，属安西都护府正常管辖范围之内，由安西府断案乃是理所当然之事。此点亦可证当时安西都护府并不在西州。其三，文书第(四)(六)两段是李绍谨的辩辞，(23)叙其从弓月城行百余里，即遇二月内发自安西的四位使人，这四人在途中“为突厥劫夺弓箭、鞍马”，其中二人是派往箫乡军的，可能与李绍谨相识(因李为安西司马的女婿)，所以，李绍谨请求高昌县牒安西，勘检去年派往箫乡军的两名使人，即可知当时是否有胡人与之相伴而行，这就是文书第(六)段第4—5行所记的“是二月内发安西。请牒安西捡去年……使向刘监箫乡军使人，问有胡(共相逐否?)”。这里的两个“安西”，前者是指作为地理名称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王城，后者是指作为机构名称的安西都护府，如唐麟德年间的敦煌文书P.2754号《唐安西判集》“奉判裴都护左右私向西州事”条中所记的“久牒安西，伫思返报”、“既曰边兵，尤兹谨慎，牒安西急报”等，(24)都是指作为机构名称的安西都护府。二者性质虽不一样，但都用同一名称，显然与龟兹有关。因此，高昌县之所以要“牒上安西都护府”，很可能与李绍谨的请求有关，同时也与本案的原告、被告、知见人不是西州高昌县人(而是京师长安人)及弓月城属安西都护府的辖区，高昌县需要越级备案有关。(25)总之，根据文书内容分析，我们似乎还看不出咸亨元年四月以后安西都护府已迁回西州的迹象。那么，为什么曹禄山不在龟兹而要到西州来状告李绍谨呢?这应当与咸亨元年吐蕃大举入侵西域，导致西域政局不稳相关联。曹禄山、李绍谨等胡、汉商人都纷纷退回西州，可充分说明此点。实际上，文书中“是二月内发安西，请牒安西捡去年”的这一记载，已足以表明咸亨二年安西都护府并不在西州，而仍在龟兹。这与上揭《功德疏》记咸亨二、三年时，“安西”一称仍然存在，是完全吻合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的《唐咸亨四年(673)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26)是西州前庭府队正杜某于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用练14匹向康国兴生胡康乌破延买驼1头所立的私契。契文第11行记保人为“都护人*(左享右殳)”，颇值得注意。按康国乃昭武九姓胡人在中亚所建之国，唐朝于高宗显庆三年在其国设置康居都督府，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27)隶于安西都护府。(28)因此，文书中充当保人的“都护人*(左享右殳)”，应即安西都护府辖下的有关人员。这无疑表明咸亨四年时的安西都护府建制仍然存在，此时的安西府应当驻于龟兹，而非西州。
　　另外，吐鲁番哈拉和卓103号墓出有《唐自书历官状》文书一件，其第1—2行记：“从咸亨三年简点蒙补旅帅已来，至四年中从果毅薛逖入疏勒，经余三年以上。(29)联系咸亨四年唐曾派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弓月、疏勒的史实，(30)荣新江先生认为，《历官状》所记果毅薛逖和旅帅本人，应即萧嗣业西征的西州折冲府兵将。《历官状》证明萧嗣业西征的确切时间是在咸亨四年年中，萧嗣业进军的目标之一是疏勒，而且唐军确实进入了疏勒，并取得了胜利。(31)问题是，萧嗣业所率唐军是如何进入疏勒的呢?如果龟兹不在唐手，唐军首先得拿下龟兹，方能取道龟兹进入疏勒，否则只能翻越北疆进入疏勒，而这样的行军作战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考虑到该年“都护人*(左享右殳)”的记载，可以推定唐军是经由龟兹进入疏勒的。换言之，咸亨四年时，龟兹仍在唐朝的控制之下，安西都护府仍驻于该地。
　　法国伯希和氏在库车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的一件编号为D.A91号的汉文文书，很有价值，引录如下：
　　(前缺)
　　1 ……为家贫无物，伏望 都护详察[逗?]
　　2 ……存馆路得济，请处分。
　　3……件状如前，谨牒。
　　4 上元三年三月 日捉……
　　(后缺)(32)
　　关于本文书的年代及性质，笔者曾有过初步探讨，认为文书中的“上元三年”是指唐高宗在位时的上元三年(676)，而非肃宗时的上元三年(762)。(33)文书出土于库车，即唐代的龟兹，文书1行中出现的“都护”，显然应是当时驻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长官。此“都护”姓甚名谁，并不清楚，但至少表明唐高宗上元三年前后安西是有一任都护的，此可补史之阙。文书还昭示我们，唐高宗上元三年初，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地区进行着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同年，西州都督府则在西州地区为流人之事行使着自己的管辖职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不可能同时并存于西州。
　　以上对吐鲁番等地所出文书的相关记载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探讨，从中可看出，咸亨二、三年间，龟兹仍称安西，并有不少西州人在当地活动，西州与龟兹之间的联系仍然密切；咸亨三年至上元三年间，西州都督府建制一直存在，安西都护府并未迁回西州，仍驻于龟兹，龟兹始终在唐朝的控制之下。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以下我们将结合咸亨元年前后的西域形势，对此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唐朝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的有力挑战。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十二月，唐以苏海政为*(左风右日)海道行军总管，率军讨龟兹及疏勒。因苏海政冤杀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导致弓月引吐蕃拒唐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34)西突厥内部由此出现混乱，史称：“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35)也就在龙朔二年，西突厥攻庭州，刺史来济战死。(36)从此，西域形势因吐蕃的介入而趋于紧张。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龙朔三年十二月条载：
　　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又同卷麟德二年(665)闰三月条记：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可见，龙朔、麟德年间西域战事不断。关于麟德二年西州都督崔知辩率军救于阗之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若干反映，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情况已基本明朗。(37)而龙朔三年十二月安西都护高贤率军击弓月以救于阗，其成败情况，未见史籍记载，有幸的是，出土文书及墓志对此也透示了若干信息。吐鲁番所出《唐麟德元年(664)汜相达墓志》载：(38)
　　君讳汜，名相达，高昌县人也……遂蒙西讨，遇际寇掷，斯乃逆载前峰，损于胸首。以春秋卅有□葬于私第。以其麟德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殁于西野……
　　据志文，志主汜相达为西州高昌县人，曾参加过某次“西讨”之役，因冲锋在前，为敌所创而死，年仅三十几岁。按志主死于麟德元年十一月，则其参加“西讨”之役必在此前。根据前面的论述，麟德元年前西域曾有两次战事：一是龙朔二年苏海政率军讨龟兹及疏勒之役，二是龙朔三年高贤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之役。史籍多把苏海政领导的*(左風右日)海道行军系于龙朔二年十二月，(39)这与汜相达战亡时间相隔近两年，而安西都护高贤率军击弓月的时间则与汜相达战亡时间相近，因此，所谓“西讨”，应该就是指龙朔三年十二月唐军对弓月的征讨。又吐鲁番所出《唐刀柱柱墓志》记：
　　大唐故右戎卫□□副刀住……君讳柱柱，(中略)*(左风右日)海道□□□营勇……史君明知阵□□越……简点立样，选……补……弓月鵄张……又布横阵□□野……死斫营事……阵当团……十一月归于……一之□泣而……伤哽噎，其月……春秋卅有二，即……昌县北原，礼也……(40)
　　志文残损过甚，无法卒读，亦缺纪年。志主刀柱柱隶于右戎卫，据《大唐六典》卷二四左右领军卫条注称，龙朔二年曾改左右领军卫为左右戎卫，咸亨元年复旧。知志文撰写时间在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之间。文中所记“*(左風右日)海道”，应指龙朔二年苏海政领导的*(左風右日)海道行军。吐鲁番阿斯塔那346号墓所出《唐乾封二年(667)郭*(左毛右白)丑勋告》记西州募人郭*(左毛右白)丑参与*(左風右日)海道行军，立有战功，被授勋官右护军。(41)可见，西州人参与此次行军的当不在少数。志文又叙及“弓月鵄张”，当指龙朔三年弓月的反叛入侵，因为该年十二月安西都护高贤率军击弓月以救于阗，显然就是对弓月入寇的反击。志文的后半部分大意是讲志主刀柱柱死于战场，所谓“死斫营事”是也；十一月尸体运回西州，并于该月埋葬，年仅32岁。联系汜相达卒葬于麟德元年十一月，以及志文中“弓月鵄张”之记载，刀柱柱应也是死于麟德元年十一月前不久。二人的情形有若干相似之处，都是战死沙场，时间大致相当，死时都年仅三十几岁。综合两件志文，可以认为，汜相达与刀柱柱都曾参加了龙朔三年十二月唐军的救援于阗之役，并战死于疆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次战争的残酷艰巨性。
　　敦煌文书P.2754号《唐安西判集》，(42)亦对龙朔三年十二月的这次战争有一定的反映。其中《奉判裴都护左右私向西州事》所记“裴都护”，即麟德年间担任安西大都护的裴行俭，(43)文书反映的也是这一时期西域之事。据文书第27—29行载：“士达流类，合住高昌。翔实台符，理难抑边。后属将军依情，云翅贼庭，都护图方，忽闻夺击，缘兹赴救，更请将行，别降纶言，始谐所奏。准旨勒令上道，限日便到龟兹。”叙说西州士达等人曾被派往龟兹救援。又第44—45行载：“去冬救援之初，恩敕即令发遣。”按西州都督崔知辩率军救援于阗，时在麟德二年闰三月，士达等人赴援龟兹，显然不在此年，而应是麟德元年的冬天。文书第48—51行又称：“都护往任西州，当时左右蒙恩允许，敕有明文。寻后改向龟兹，重奏欲将自随，中间事意，更不审知。比为西域败军，其日欲加救援，发兵忿逼，方有敕来，西州下僚，依文遣去，不知此色，何故却回。”据内容分析，士达等人被派往龟兹救援，是在裴行俭改任安西都护之后。之所以要进行救援，乃是因为出现了“西域败军”，即唐军在西域失利。可见，裴行俭担任安西都护，早在麟德元年就已开始。文书中间第39—40行还有如下记载：“麹积出征，图殄凶寇。陵余败役，未见生还。访问行人，多云不死。”这与“西域败军”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都反映了西域唐军的失利。
　　士达等人被派往龟兹救援，但却私自逃回，文书第30—32行所载“而达士(当为士达)、运达，承事多年，送故迎新，遂生去就，巧引冬初符命，不遵年下敕文，无礼私归，有亏公法”，即是指此。所谓“年下敕文”，从文书第36行所载“今者重详后敕，是十一月下旬”看，显然是指麟德元年十一月朝廷所发的敕文。唐朝廷在麟德元年的十月初、十一月下旬连发两道敕文，要求西州等地派人赴援龟兹，反映了其对西域战事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当时西域形势的紧张。汜相达与刀柱柱都是死于麟德元年的十一月或前不久，这与该年冬初朝廷下令要西州人士赴龟兹救援，从时间上看，前后正相吻合。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肯定地说，龙朔三年十二月安西都护高贤率领讨弓月的行军失败了。之所以如此，当与其后疏勒反叛，并与弓月招引吐蕃进入西域，导致战争规模扩大有关，即前引《资治通鉴》所载的“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44)。正因为高贤的失败，唐于麟德元年以裴行俭为安西都护，力图挽救唐军在西域的败局。但形势仍不容乐观，所以，唐朝又于该年的冬初和十一月连发两道敕文，要西州派人增援龟兹。或许因为兵力不足的原因，裴行俭并未采取反击的行动，这就是判集第57—58行所说的：“安西都护，邻接寇场，兵马久屯，交绥未决。非是军谋不及，良由兵力尚微。”到了麟德二年闰三月，朝廷乃令崔知辩、曹继叔率大军进行讨击，参与这次军事行动有西州的府兵和兵募，有伊州镇人、京畿劲卒及瓜、沙军士等，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45)西域局势也因此获得了暂时的稳定。
　　高宗乾封、总章年间(666—669)，唐把主要目标集中于对辽东半岛高丽的征服上，因而给吐蕃的扩张提供了机会。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乾封二年(667)条载：
　　二月……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
　　唐朝悉罢生羌十二州，显然并未对吐蕃采取行动。总章元年(667)，吐蕃入寇唐边，《唐阿史那忠墓志》载：
　　总章元年，吐蕃入寇，拜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长策远振，群凶□迹。武贤不捷，充国徒淹。西海诸蕃，经途万里……(46)
　　总章元年吐蕃入寇与阿史那忠出征青海，均不见史载。吐蕃本《大事记年》载：
　　及至龙年(高宗总章元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且于且末国建造堡垒。是为一年。(47)
　　且末国原作Jimakhol，日本学者山口瑞凤、美国学者白桂思俱认为是指大非川。(48)按英国藏学家托马斯释Cer-cen为且末，(49)且总章元年吐蕃势力还未扩展到且末地区，因此，把Jimakhol比定为大非川，值得信从。结合阿史那忠墓志所记，总章元年阿史那忠出征青海，与同年吐蕃在大非川建造堡垒是密切相关的，只是史籍失载而已。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载：
　　(乾封)三年春正月庚寅，诏缮工大监兼瀚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
　　按高宗于乾封三年二月改元总章元年，则吐蕃入寇与刘审礼出使西域俱为同年之事，故郭平梁先生认为，刘审礼出使西域与阿史那忠出征青海是相互配合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付吐蕃的侵扰。(50)看来，唐朝似乎已注意到吐蕃与西突厥余部多次联兵的事实，因而在对付吐蕃东侵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西域的局势。据研究，阿史那忠出征青海可能取得了胜利，但也只是使局势稍微缓和一下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51)
　　《唐阿史那忠墓志》又载：“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关于阿史那忠出使西域的时间，郭平梁先生认为是在咸亨元年四月，与薛仁贵率军出讨吐蕃同时；(52)荣新江先生则据志文后记“奉跸东京”事，推测在咸亨二、三年间。(53)据志文，阿史那忠是在“弓月扇动，吐蕃侵逼”的情形下出使西域的，但所有史籍记咸亨元年初吐蕃大举入侵西域时，却只字未提弓月(详后)，这只能说明当时弓月并未与吐蕃联手，而非史籍的疏漏。结合咸亨元年前后西域形势的变化进行分析，我们认为，阿史那忠出使西域的时间当在总章二年。据《唐会要》卷二七《行幸》载总章二年八月详刑大夫来公敏劝谏唐高宗西巡凉州时说：
　　近高丽虽平，扶余尚梗，兼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尤少，供亿鸾驾，备拟稍难。臣闻在外，实有窃议。
　　高宗因此而下诏停西巡，擢来公敏为黄门侍郎。来公敏劝谏高宗西巡凉州事，(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及(宋)王谠《唐语林》卷一《言语》中都有记载。来公敏所言“西道经略，兵犹未停”，《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八月丁未朔条记为“西边经略，亦未息兵”，其义一也，都表明总章二年八月前后，唐在西面有军事行动。“西边”或“西道”究指何处呢?就其本义而言，是指唐朝的西部，但史籍所记唐前期发生于西边之事，多与吐蕃和西突厥有关，其地理范围有时指青海、河陇地区，有时指西域地区。《册府元龟》卷三九八《将帅部·明天时》记咸亨元年唐军兵败大非川，主帅薛仁贵曾说：“今年太岁庚午，岁星在于降娄，不应有事于西方，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其必败也!”所谓“有事于西方”，就是针对吐蕃而言的。同书卷一四九《帝王部·舍过》记开耀元年(681)高宗曾对薛仁贵说：“今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卿可高枕乡邑，不为朕指撝邪?”联系同年黑齿常之曾率军击吐蕃之事，(54)此“西边不静”当指吐蕃对河陇地区的入侵，以致“瓜沙路绝”。又《册府元龟》卷三六六《将帅部·机略六》载仪凤年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联合吐蕃，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说：“吐蕃叛扰，干戈未息，敬玄、审理(礼)，失律丧师，安可更为西方生事?”显然，裴行俭所说的“西方”，就是指与西突厥有关的西域地区。《全唐文》卷一六五员半千撰《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碑》记垂拱年间“西方不静，北方多难”，据唐长孺先生考证，是指垂拱初东突厥骨咄陆崛起，威胁十姓，导致西域西突厥十姓部落散失之事。(55)
　　以上考察充分表明唐代文献所记发生于“西方”、“西边”之事，多与西突厥和吐蕃在西域及青海、河陇地区的活动有关。既然这样，总章二年唐与吐蕃在青海、河陇一带有无战事呢?总章二年八月，高宗曾打算巡幸凉州，说明河西一带并无战事。又据《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
　　(总章二)七月癸巳，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以援吐谷浑。
　　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总章二年七月癸巳为十七日，八月丁未朔为一日，中间相距仅十九日，则来公敏所言“西道经略”，与契苾何力出师无关。况且，契苾何力此次出师是否成行，也颇成问题。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总章二年九月，朝廷下诏欲徙吐谷浑诺曷钵部落于凉州南山安置，但又担心吐蕃侵暴，高宗乃与群臣商议是否发兵击吐蕃。契苾何力也在朝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讨论的结果是“议竟不定，谷浑竟不移而止”。《资治通鉴》卷二〇一系此事于九月丁丑朔，从七月癸巳到九月丁丑，相隔四十余日，以此时间，要完成一次远赴乌海的行军并返回朝廷，实不可能。何况群臣在讨论时，也丝毫未提及此次援助吐谷浑的军事行动。因此，契苾何力在总章二年七月的这次行军，很有可能并未成行。(56)由此言之，“西道经略”应该就是指唐朝在西域的军事行动了。
　　咸亨元年左右弓月部的活动不见史载，本文第(一)部分所引《牒稿》表明，咸亨元年二月左右，弓月城仍较稳定，并在唐的控制之下，其时吐蕃正大举入侵西域(详后)，而阿史那忠是在“弓月扇动，吐蕃侵逼”的形势下出使西域的，时间应在咸亨元年之前。我们还注意到，阿史那忠除担任西域道安抚大使外，还兼行军大总管之职，因此，总章二年来公敏所说的“西道经略”，应与阿史那忠出使西域之举密切相关。
　　又《牒稿》第(六)段还提及当时在西域活动的“玉河军”和“箫乡军”，并设有监军使，二者当属唐朝组建的行军。(57)按玉河，乃于阗境内之河，《通典》卷一九二《边防》于阗条记：“有水出玉，曰玉河。”箫乡则不知何处。唐朝前期行军多称某某道行军，如交河道行军、西州道行军、弓月道行军、逻娑道行军等等。玉河军的全称应为玉河道行军，箫乡军为箫乡道行军。据《大唐故殿中监上柱国唐府君(河上)墓志》载：
　　君讳河上，字嘉会，晋昌人也……麟德元年，授奉膳大夫，又改司禋大夫，寻出为始州长史兼玉河道行军司马。毗风芋野，将申半刺之荣；剪霭葱山，又展全军之术。金边克定，公其力而。拜上柱国、陕州长史，又迁忻州刺史……上元三年，以公为殿中监。……(58)
　　志主唐河上于麟德元年后出为始州长史兼玉河道行军司马，由“葱山”、“金边”等名可知此次行军地点在西域，从行军名称、时间、地点看，都与《牒稿》所记之“玉河军”相吻合，可以初步断定，文书中的“玉河军”，实即唐河上担任行军司马的玉河道行军。由此不难看出，此次行军当即主要由内地兵员所组成而开赴西域作战的军队。
　　《牒稿》还告诉我们，咸亨元年二月内发自安西的四名使人，有二人带有来自长安的“敕函”，准备送往玉河军，可推知行军的组建当在总章二年就已开始。联系来公敏所言“西道经略，兵犹未停”，则总章二年西域形势并不稳定，其原因当即《阿史那忠墓志》所载之“弓月扇动，吐蕃侵逼”。早在总章元年，吐蕃就在青海大非川一带修筑堡垒，次年入侵西域并非没有可能。而且，“玉河军”一称也值得注意。如前所论，弓月、疏勒反叛，并引吐蕃进入西域，多把入侵目标集中到于阗，唐军为救援于阗曾多次进行反击。此次玉河军的组建，以于阗境内玉河为行军之名，应该也是针对吐蕃和弓月对于阗的入侵。
　　由《牒稿》还可看出，当时的弓月城是西域的商业中心，来往于此从事商业贸易的胡、汉商人很多。文书第(七)段记曹延炎与曹毕娑在弓月城外“相打”时，曾被当地官府“捉将向城”，反映了咸亨元年二月左右的弓月城还是比较稳定的。关于弓月城的地理位置，学者们大多同意王国维先生的比定，即唐代的弓月城就是元代的阿力麻里城，地在今伊宁地区霍尔果斯北之废城。(59)作为天山以北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弓月城东可至庭州，西可达碎叶，(60)东南还可到安西。文书记李绍谨在弓月城外百里之地遇到该年二月内发自安西的四名使人，四人当是由安西西北方向前往弓月城。(61)两名使人带有送往玉河军的“敕函”，从他们由安西北上前往弓月城的行程看，当时的玉河军似乎不在于阗境内，而是在天山以北一带活动，其目的应当就是为了集中对付弓月部落。而玉河军的北上，无疑会给吐蕃大举入侵提供可乘之机。有关史籍记咸亨元年初吐蕃大举入侵西域时，弓月部未见有任何动静，这应该就是唐军在天山以北一带活动的结果。前揭《唐河上墓志》所记“金边克定，公其力而”，当非虚言。
　　《阿史那忠墓志》记志主西域之行，也颇值得注意。志文称：“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乎夷狄，飨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范文后入，情不论功；冯异却，事非饰让。”这里“范文后入”与“冯异却坐”两处用典让人深思。按“范文后入”出自《左传》卷八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条，“冯异却坐”则出自《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都是反映范文子、冯异谦让、不居功自傲的高尚情操。众所周知，墓志一般都是为死者歌功颂德，而志文在此用典却较隐晦，似乎阿史那忠没有什么功劳可言，所谓“情不论功”、“事非饰让”是也。综合前面论述可以看出，咸亨元年二月前后，弓月城是在唐的控制之下，弓月部的活动很大程度受到了在北疆一带活动的玉河军和箫乡军的打击和牵制。但唐军在北疆的活动，无疑又会为吐蕃大举进攻南疆提供可乘之机。从这一意义上讲，阿史那忠在西域的活动，既有功，又有过，这或许正是《阿史那忠墓志》用典较曲折、隐晦的主要原因。
　　据文献记载，咸亨元年初，吐蕃攻陷西域白州等十八州，并与于阗联手陷龟兹拨换城，唐被迫罢安西四镇。《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征讨五》记：
　　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婆(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以讨吐蕃，将援吐谷浑还其故地。
　　又《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载：
　　(咸亨元)夏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咸亨元年夏四月条记：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送吐谷浑还故地。
　　《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
　　(咸亨元)四月癸卯，吐蕃陷龟兹拨换城，废安西四镇……辛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伐吐蕃。
　　又同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称：
　　咸亨元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
　　仔细考察上述诸条记载，我们就会对咸亨元年初西域政局的发展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首先论白州，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先生认为，其名可能因龟兹王姓白氏而来。(62)王小甫先生则认为，白州或在今库车西北的拜城(阿悉言城)，而未必是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王城。(63)二说都各自成理，但也有疑问。从诸书记载看，吐蕃是先陷白州等西域十八州后，才与于阗联手攻陷拨换城的。拨换城作为龟兹西部重镇，吐蕃若不先占此地，要想东侵似乎不太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讲，白州更有可能是拨换城以西、以南的十八州之一。据《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四镇都督府条载，龟兹领州九，于阗在上元二年(675)前领州五，疏勒领州十五。同书卷又记，龟兹境内拨换城以西还有小石城、大石城(温肃州)、据史德城(郁头州)等地，据史德城乃龟兹最西境。据研究，麟德二年崔知辩率领的西域道行军在胜利返归时，曾途经□职城、胡乍城、据史德城、拨换城、安西诸地。就其方向而言，基本上是从西往东行进，则唐军肯定进入了疏勒并征服其地，这与《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记裴行俭主安西时，“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是相一致的。(64)由此言之，吐蕃攻陷的西域十八州，应当包括疏勒境内之州。以总数而言，拨换城以西、以南包括于阗、疏勒、龟兹境内的羁縻州，大数在二十二左右。《新唐书·吐蕃传上》所记“入残十八州”之语，值得重视。所谓“残”者，有残剩不全之义。因此，吐蕃攻陷的仅是其中之十八州。
　　根据以上记载，薛仁贵出师在咸亨元年四月，新、旧《唐书·高宗纪》及《资治通鉴》更记其确切时间为四月辛亥(九日)。以常理而言，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并非突如其来之事，势必有一个过程，其时间当在薛仁贵出师之前。换言之，唐廷是在知晓西域十八州失陷的消息后，派出了薛仁贵领导的逻娑道行军。上列《册府元龟》记二者之间的关系当最为明确。据考，从焉耆到长安，驿骑所需时间约为二十七八日，安西又在焉耆西八九百里，则安西至长安使骑急行，当逾三十日。(65)拨换城更在安西以西四百二十余里，(66)此地以西、以南十八州陷落的消息传到长安，最快也需月余时间。以此推之，则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当发生在咸亨元年二月末或三月初。从吐蕃出兵到攻陷西域十八州之地，这一过程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方能完成。据《旧唐书》卷一〇四《高仙芝传》记天宝六年(747)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军讨小勃律的行程说：“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由此知从拨换到疏勒就需二十余日的行程，则吐蕃尽陷西域十八州所需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可以推断，吐蕃开始大举入侵西域的时间应在总章二年的年底。另外，前揭《牒稿》记咸亨元年二月内由安西前往弓月城的四位使人中，有二人带有送往玉河军的朝廷“敕函”，从只给玉河军“敕函”这一情况看，此“敕函”内容或许与吐蕃入侵西域有关，联系西域与长安信息来往的时间，也可证明吐蕃在总章二年年底就已开始大举入侵西域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对总章二年的西域形势作出如下判断：总章二年八月以前，吐蕃与弓月联手入侵西域，唐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组建玉河军、箫乡军开赴西域进行反击，同年七月，唐还以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出兵青海，以援吐谷浑，此举虽未成行，毕竟会给吐蕃施加一定影响。因此，吐蕃要想在西域得手，并非易事。但到该年年底，唐朝廷仍未决定出兵青海，吐蕃东面并未构成任何威胁，加之，西域唐军为对付弓月，移师北疆，致使南疆空虚，从而为吐蕃集中力量大举入侵西域提供了机会。
　　吐蕃陷十八州后，又与于阗联手攻下龟兹西部重镇拨换城，《新唐书·高宗纪》记其失陷时间在四月癸卯(初一)，这与十八州陷落时间相距近一月，又从诸书专门记载拨换城失陷这一情况看，此地可能曾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夺战。吐蕃陷拨换城后，势必会继续东侵，面对这一形势，唐朝被迫宣布罢四镇。《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载苏氏记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咸亨元年四月唐朝确实下令罢弃安西四镇，但这一命令传到西域，时间已是五月，此时吐蕃是否尽占龟兹全境并焉耆之地，无法判明。《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又载：“咸亨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此处“安西”，当指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王城。《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安西大都护府条迳称：“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安西都护府。”《会要》所记的“四月二十二日”，究竟是吐蕃陷安西的时间，抑或是唐朝宣布罢四镇的时间呢?联系苏冕所言，似乎应是唐宣布罢四镇的时间。而且，吐蕃陷安西之事，在上列诸条记载中没有任何反映。退一步说，即使吐蕃曾一度攻陷安西，安西都护府还可拒守焉耆，不一定非要撤回西州。因为所有史料每记吐蕃攻占西域之地时，都称“陷”，说明西域唐军并未完全放弃抵抗。且吐蕃占据时间也不会长，吐鲁番出土文书业已证明，咸亨二、三年时，“安西”一称仍然存在，有不少西州人还在龟兹活动，安西都护府显然驻于龟兹，并未迁回西州。这表明吐蕃势力在咸亨元年就已退出龟兹。究其原因，很可能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该年薛仁贵率领的逻娑道行军。
　　咸亨元年四月九日，唐朝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与郭待封为副大总管，统率大军出讨吐蕃。逻娑即逻些，乃吐蕃王都，以此为出师之名，目标显然是直指吐蕃大本营。(67)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行军主帅薛仁贵、副帅郭待封，此前都曾参与征讨高丽的战争。总章元年唐平高丽后，以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留兵镇之。(68)薛仁贵率兵讨吐蕃后不久，高丽就发生了反叛，(69)推测驻防高丽的唐军已部分撤回。总章二年九月唐朝虽未派兵出讨吐蕃，但已把主要目标转向吐蕃，薛仁贵从辽东调回并率大军出征吐蕃，可证此点。
　　薛仁贵出兵，并非是一次孤立的军事行动。《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载：
　　咸亨元年四月，以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之(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辑五咄六(陆)及咽面之众。(70)
　　本文第(一)部分据吐鲁番文书业已指出，咸亨元年二月内发自安西的四位使人曾在途中被突厥劫夺弓箭、鞍马。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由安西通往弓月城的交通道路上，已出现一定的混乱局面。(71)而此条道路正是西突厥部族活动出没的地方。(72)因此，咸亨元年四月，唐羁縻阿史那都支，授其高官，使其安辑五咄陆及咽面部众，当是针对吐蕃的大举入侵，出于稳定北疆局势以避免整个西域边防大滑坡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与薛仁贵在同一时间的出兵是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唐朝此举很可能就是阿史那忠在西域活动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阿史那都支与唐关系并不密切，如果没有阿史那忠咸亨元年前在西域的活动，很难想象唐朝会重任一个与自己关系疏远的西突厥部族首领，使其负责安辑五咄陆及咽面之众。
　　咸亨元年七八月，薛仁贵所率唐军为吐蕃大将论钦陵败于青海大非川。(73)大非川之役，吐蕃出动兵力达40余万，当是倾其全力而来。诚如王小甫先生所言：“一次出兵四十余万，这对兴起不久的吐蕃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74)为全力对付唐军，吐蕃势必会撤回其在西域的主力。大非川之战中，吐蕃军队的进军方向值得注意。据史籍记载，郭待封所率唐军及其辎重，是在由大非川趋至乌海的途中遭到了吐蕃20万大军的邀击，此前薛仁贵已率前军大破吐蕃于河口，并进屯乌海以俟待封。(75)复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大非川东至碛石军，西至伏罗川，由此往西可至于阗，东北至赤岭，西北至伏俟城，南至乌海、河口，是青海一带的交通要道。(76)联系这一地理交通形势，如果吐蕃军队从黄河河口而来，必先遭遇驻于乌海城的薛仁贵军。由此言之，邀击郭待封的吐蕃20万军队很可能就来自伏罗川和伏俟城两个方向。而且，吐蕃最后集结的40万大军，也是陆续增援而至。我们还注意到，咸亨元年初吐蕃入侵西域势头之盛，前所未见，但在以后不见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不像垂拱年间吐蕃陷四镇后，进而“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77)这种种迹象都足以表明，咸亨元年吐蕃为集中力量对付薛仁贵率领的逻娑道行军，当撤出了其在西域的主力。于阗王伏阇雄后来凭自身的力量，逐出吐蕃，受到朝廷的封赏，(78)也反映了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并不强。
　　吐蕃主力撤出西域，唐朝并未乘机收复于阗、疏勒二地，恐怕与大非川之役后吐蕃乘胜寇逼河陇地区以及高丽反叛，唐还无力顾及西域之事有关。大非川之战后，吐蕃寇逼凉州，(79)唐于咸亨元年闰九月命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80)据《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河西道“凉州中都督府”条载：“咸亨元年，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为中都督府。”显然，咸亨元年凉州升为大都督府，与同年闰九月左相姜恪出镇凉州密切相关，都是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入侵而加强河西地区军事防御力量的重要举措。咸亨三年二月，唐徙吐谷浑诺曷钵部落于鄯州，但因吐蕃的侵逼，不久又迁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而“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81)吐蕃对河陇地区的进逼，必然迫使唐王朝加强防御，这也说明吐蕃在大非川之战后已把主要入侵目标转到河陇一带，其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当然不会太强。
　　咸亨元年四月，高丽反叛，到四年闰五月才予平定，前后历时四年。(82)随后唐出兵西域。咸亨四年十二月，弓月、疏勒国王来降，显然是该年鸿胪卿萧嗣业出兵的结果。(83)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于阗王伏阇雄来朝，唐于次年正月丙寅，“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以尉迟伏阇雄为毗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伏阇雄有击吐蕃功故也。”(84)可见，唐朝在咸亨末、上元初又重新恢复了对于阗、疏勒的统治。
　　据敦煌文书S.0367号《唐光启元年(885)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85)、《晋天福十年(945)写本寿昌县地境》(86)载，唐在上元二年(675)改典合城(兴谷城，今若羌)为石城镇，隶沙州，次年改且末城为播仙镇。这一连串加强军事防御力量的举措，显然是针对吐蕃而来，是为了防御吐蕃的北进，以便稳固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又据吐蕃本《大事记年》载：
　　及至鸡年(高宗咸亨四)……冬……以征调后备军事征集青壮户丁。是为一年。
　　及至狗年(高宗上元元)……冬……点验红册(军丁名册)。是为一年。(87)
　　咸亨四年吐蕃为加强后备军事力量而征集青壮户丁，显然是在扩充兵源；次年又点检红册，当是清点军丁人数，这些都与军事密切相关。结合汉文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咸亨末、上元初，唐军对吐蕃发起过进攻，并取得了一定胜利。上元二年凉州由大都督府降为中都督府似乎也可证明此点。据新、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吐蕃传上》及《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条等记载，上元二年正月，吐蕃遣大臣论吐浑弥前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修好，高宗不许。这也反映了吐蕃曾遭到了唐军的打击，否则，高宗不会有如此强硬的态度。
　　最后再谈谈唐罢四镇问题。从文意上理解，罢四镇意味着撤出四镇之兵及镇防机构，放弃对四镇地区的统治和管辖。咸亨元年唐宣布罢四镇时，于阗、疏勒二镇已陷于吐蕃，并非唐有。针对吐蕃对西域的大举入侵，唐朝并未直接出兵救援西域，而是派薛仁贵率大军直指吐蕃首府，这一举措让人深思。如所周知，西域距内地路程遥远，如果出军西域，从组建行军到大军开赴西域，恐怕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能否成功，也是未知数；如果派大军直指吐蕃首府，或许会转移吐蕃视线，牵制其主力，减缓西域方面的压力。薛仁贵军引来了吐蕃40万大军，正体现了此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唐朝采取了一次“围魏救赵”的军事战略。薛仁贵的出军，迫使吐蕃撤回了其在西域的主力。因此，龟兹、焉耆事实上仍在唐手，并未真正罢弃。如果说二镇也曾罢弃，那它们是何时收复的呢?出土文书和史籍记载对此没有丝毫反映。唐朝真正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而二镇的收复则史有明文，这已见上述。
　　三
　　综合以上研究，可总结如下：
　　唐高宗龙朔二年以后，随着吐蕃势力介入西域，唐在西域的统治受到威胁。龙朔三年十二月，唐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率军击弓月以救于阗，西州府兵、百姓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其后由于吐蕃、疏勒加入战团，致使战争规模扩大，唐军失利。麟德元年，唐以裴行俭为安西都护，出镇龟兹，因兵力不足，裴行俭并未采取反击行动。直至麟德二年闰三月，唐又派西州都督崔知辩等率西域道行军救援于阗，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西域局势也因此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乾封、总章年间，吐蕃在沿边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总章元年，吐蕃在大非川一带修筑堡垒，并入寇唐边，唐以阿史那忠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进行反击；总章二年，吐蕃又与弓月相呼应，入侵西域，所谓“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就是指此。是年，唐以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出使西域，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弓月与吐蕃的联手入侵，后因唐军把主要目标集中到北疆的弓月部，从而为吐蕃于该年末大举入侵安西四镇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至迟咸亨元年二月末或三月初，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随后又与于阗联手陷落龟兹西部重镇拨换城。西域十八州失陷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唐为挽救西域危局，采取了若干措施：一方面，任命西突厥酋长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安辑五咄陆部及咽面之众，以稳定北疆东部形势；另一方面，组建逻娑道行军，由薛仁贵率领直指吐蕃王都。这些事都发生在咸亨元年，体现了唐朝反击吐蕃的基本策略。吐蕃为全力对付薛仁贵率领的逻娑道行军，撤回了其在西域的主力。咸亨二、三年龟兹仍在唐手的事实，表明吐蕃势力已退出龟兹，安西都护府并未迁回西州。咸亨元年以后，由于高丽的反叛以及吐蕃对凉州等地的进逼，唐还无力顾及西域之事。咸亨四年高丽反叛平定之后，唐才兴兵讨弓月、疏勒，重新恢复对于阗、疏勒的统治。
　　唐虽于咸亨元年被迫下令罢安西四镇，但由于西域形势发生变化，实际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并未放弃。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出，高宗统治时期，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并非软弱无力，而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本文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1年第十八辑，收入本书时，有较大程度的修改)
　　①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193页。
　　②杨建新：《唐代吐蕃在新疆地区的扩张》，《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③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334—335页。
　　④《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部护府》，第1323页；《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三年五月，第6309页。参见本书所收拙文：《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
　　⑤参见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物》1962年第7、8期；收入氏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267页。
　　⑥如吐鲁番所出《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唐支用钱练账一》、《唐支用钱练帐二》、《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213、225—226、227、387页]及敦煌所出P.2754号《唐安西判集》(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610—614页)等有关“安西”的记载。需要说明的是，唐代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记的“安西”，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内涵，广义的“安西”包括安西都护府直接管辖下的四镇地区，狭义的“安西”既指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王城(皮朗古城)，又指龟兹地区。关于此点，可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一书对“安西”的解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⑦此点承荣新江先生教示，谨此鸣谢!
　　⑧参见本书所收拙文：《唐初对西州的管理——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州府之关系为中心》。
　　⑨杨兴华：《西安曲江发现唐尼真如塔铭》，《文博》1987年第5期。
　　⑩李思宇、樊维岳：《蓝田县出土唐故忠武将军右卫率邓温墓志铭》，《文博》1995年第3期。
　　(11)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都督与刺史”条，第44页。
　　(12)黄惠贤：《<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363页注释⑥。
　　(1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杜1992年版，第53页。
　　(14)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1页。
　　(1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258页。
　　(16)同上。
　　(17)同上，第269—270页。
　　(1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242—247页。
　　(19)参见黄惠贤：《<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353—354页；李方：《唐西州上佐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考证(二)》，《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2页。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文书的上限是在咸亨元年四月。[日]荒川正晴：《唐帝国とソゲド人の交易活动》，《东洋史研究》第56卷第3号，第188页。
　　(20)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72—73页。
　　(21)同上，第72页。
　　(22)按引文中括号内容文字，原文书无，乃笔者据文书上下文意推补，下同。
　　(23)两片文书内容虽相近，但从图版看，似无拼合的痕迹。
　　(2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610—614页。
　　(25)参见黄惠贤：《<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353页。
　　(2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485页。
　　(27)《唐会要》卷九九《康国》，第1774页；参见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关系》，《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28)《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叙显庆二年唐灭贺鲁之叛后，以“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第1323页)。
　　(2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302页。
　　(30)《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咸亨四年十二月，第6371—6372页。
　　(31)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32)[法]童丕、[日]池团温、张广达：《库车汉文写本》，第86页，图版91，巴黎：2000年。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2000，p.86.
　　(33)参见拙文：《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34)《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第6333页。
　　(35)同上。
　　(36)同上。
　　(37)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第345—354页；陈国灿：《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的救于阗之役——吐鲁番阿斯塔那四号墓部分文书的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二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36页。
　　(38)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21页。
　　(39)《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第6333页；《册府元龟》卷四四九《将帅部·专杀》，第5324页。
　　(40)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648页。
　　(4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260—261页。
　　(4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册，第610—614页。
　　(43)参见[日]池田温：《敦煌本判集三种》，末松保和博士古稀记念会编：《古代东アジア史论集》下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421—462页。
　　(44)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53—53页。
　　(45)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第345—354页；陈国灿：《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的救于阗之役——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四号墓部分文书的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二期，第27—36页。
　　(46)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元〇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2页。
　　(4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48)[日]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692—694页；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33。
　　(49)[英]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50)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第182—193页。
　　(51)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阿史那忠墓志>有关部分考释》，第182—193页。
　　(52)同上。
　　(53)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54)《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十一》，第4242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系于永隆元年(680)秋七月，第6395页。
　　(55)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445页。按(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九三〇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作“西蕃不静，北方多难”(第4891页)。此“西蕃”当也指西突厥，(清)董诰等编：《全唐文》改“西蕃”为“西方”，或有所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83页)
　　(56)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57)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155页。
　　(58)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仪凤〇〇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59)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0页。参见[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02—408页。
　　(60)《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所记由北庭通往碎叶的道路，需经弓月城。第1047页。
　　(61)王炳华先生指出，自库车县城向北，入雀离塔格山中的盐水沟，翻过地势不高的拉巴特大坂，过克孜尔、赛里木、拜城县，直西行，可抵阿克苏。自拜城斜向西北行，沿木札特河谷入天山，翻木札特大坂，可抵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盆地。文书中的四位使人当是经由此道前往弓月城。相对安西通往北疆的其他道路而言，此道距弓月城较为便近。参见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见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62)[日]森安孝夫著、劳江译：《吐蕃在中亚的活动》，《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6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68、267页。
　　(64)参见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第345—354页；陈国灿：《唐麟德二年西域道行军的救于阗之役——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四号墓部分文书的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二期，第27—36页。
　　(6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489页。又参见孙继民：《跋<垂拱四年(公元688)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475—476页。
　　(66)《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1149页。
　　(67)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05页。
　　(68)《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元年十二月，第6357页。
　　(69)《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68页。
　　(70)《资治通鉴》卷二〇二系此事于咸亨二年夏四月，第6366页；《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系于咸亨二年，第6064页。美国学者白桂思对此有解释，他认为，《册府元龟》作“咸亨元年”，可能是印错了。阿史那都支的任命，只是表示他极需唐朝的帮助，并不证明其部已降唐。他很可能到朝廷获得此官号(Christopher I.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p.37—38)。白桂思的解释也基本上是推测之词，如果联系咸亨元年二月左右弓月城仍在唐朝控制之下，而西突厥五咄陆部已出现混乱的事实(详正文)，则《册府元龟》记咸亨元年四月唐任命阿史那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负责安辑五咄陆及咽面之众(注意：未记五弩失毕之事)，是可以信从的。
　　(71)从安西来的四位使人在途中被突厥劫夺弓箭、鞍马，并不表明当时突厥已反，因为劫掠本是游牧民族获取财物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政局动荡不稳之时，更是如此；换言之，如果当时西突厥已反，则四位使人的境遇恐怕就不是仅仅被劫夺弓箭、鞍马了。
　　(72)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玄奘从屈支城(龟兹王城)西行二日，遇突厥寇贼二千余骑前来抢劫。(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周连宽先生认为，玄奘逢突厥寇贼，当在过赛里木之后，抵达拜城之前，寇贼来自北山。参见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页。而伊犁河流域更是西突厥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参见[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弓月考”中的有关论述，第387—428页)。可见，在安西由西北方向通往弓月城的道路上，亦是西突厥游牧部族经常出没的地方。
　　(73)《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94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68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秋八月，第6364页。
　　(7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54—55页。
　　(75)《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秋八月，第6364页。关于乌海的方位，可参见严耕望：《河湟青海地区军政交通网》一文的考证，载《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568页。
　　(76)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第552—553、560—561页。
　　(77)《文苑英华》卷七六九崔融《拔四镇议》，第4048页。有关研究参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78)《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99—1OO页。
　　(79)《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臣部·才智》、卷九九八《外臣部·奸诈》载高宗语，第11322、11711页。
　　(80)《册府元龟》卷九三九《总录部·讥诮》，第11063页；《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咸亨元年闰九月，第6365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第69页。
　　(81)《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咸亨三年二月，第6368页。
　　(82)《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咸亨四年闰五月，第6371页。
　　(83)《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咸亨四年十二月，第6371—6372页；参见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
　　(84)《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99—100页。
　　(85)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39—42页。
　　(86)同上，第52—53页。
　　(8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