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吐鲁番地区是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是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碰撞之地，亦是多民族聚居、融合之地。来往于此的商旅、使人、僧侣、军队等十分频繁。在此生活定居过的民族有车师人、塞人、汉人、卢水胡人、昭武九姓胡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等，是他们用智慧的双手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吐鲁番古代文明。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唐王朝在此设置西州，并以之作为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吐鲁番所出文书表明，公元8世纪时，有不少突厥族人在西州活动并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本文拟对这批突厥人的来历以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文为计会定人行水浇溉事》，涉及唐代定居于西州的突厥人，兹录文如下：
　　(前缺)
　　1□□葛腊啜下游奕首领骨逻拂斯
　　2□□得中郎将麹玄祚等状称：西面武……
　　3检校。今共曹长史与此首领计会，传可汗……
　　4计会定人数，长令浇溉，更不用多杂人出……
　　5一水子专领人勾当，首领请与多少粮食。……
　　6用遣杨嘉运领人者。游奕突厥，令于此计会……
　　7行水浇溉。关牒所由准状者。关至准状，谨关。
　　8 ……元廿二年八月十二日
　　9 ……府高山
　　(后残)①
　　本件文书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朱印三处，从7行“关至准状，谨关”记载看，这是由西州都督府某曹所发的关文。据《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载：
　　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原注：关谓关通其事……)
　　知关文乃“诸司自相质问”所用的文书格式，一般多用于平级机构之间。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7—22行即为仓曹给户曹的关文，②证明已付粮给因患病而滞留西州的“安西镇满放归兵孟怀福”，户曹可准状给其过所，其中17—18行文云：
　　17处以否?审勘检处分讫申。其过所关户曹准状者。
　　18关至准状，谨关。
　　本件亦钤有“西州都督府之印”多处。由此言之，上列有关突厥人的关文，其发文和收文单位可能都是西州都督府辖下平级的“某曹”。③李方先生认为，此关文是户曹发给仓曹的；④雷闻先生则认为是仓曹发给户曹的。⑤所言皆有一定道理，然文书残缺，并无确证，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文书1行所记“□□葛腊啜”，可能是来自西突厥五咄陆部的首领。《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载：
　　(贞观)十二年十二月，西突厥分为十部，每部酋长各赐一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通谓之十姓部落。
　　据此，五咄陆部首领称啜，五弩失毕部首领称俟斤。如属五咄陆部的胡禄屋部首领阿史那忠节，⑥又称为“阙啜忠节”，又乾陵石人像左二碑第八人的衔名即为：“故左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处木昆屈律啜阿史那盎路”。⑦因此，文书中的“□□葛腊啜”有可能出自西突厥五咄陆部。⑧文书3行还记有“可汗”，此“可汗”姓甚名谁，并不清楚。张九龄《曲江集》卷一〇《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中提到袭父可汗位的“史震”，此人不见史载，薛宗正先生推测为阿史那献之子，⑨较合情理。据郭平梁先生考证，该敕书所发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冬中。⑩文书年代为开元二十二年，与此相近，因此，此“可汗”，很有可能就是张九龄《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中的“史震”。“史震”继承其父阿史那献可汗位，而阿史那献衔为“兴昔亡可汗”，(11)兴昔亡可汗例兼崑陵都护，领五咄陆部。(12)从这一意义上讲，“□□葛腊啜”出自西突厥五咄陆部，并非没有可能。骨罗拂斯乃葛腊啜下的游奕首领，西州都督府派曹长史与之商议“浇溉”之事，反映其地位颇高，也表明“□□葛腊啜”地位非同一般。
　　按游奕，《资治通鉴》卷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三月条胡三省注称：
　　游奕使，领游兵以巡奕者也。杜估曰：游奕，于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人。
　　可见，在军队中一般都设有侦察敌情、负责警戒的游奕，而且必须具备骁勇、熟悉山川、泉井等条件。在边疆设游奕更是必备之事。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年二月三十日西州都督府下蒲昌府牒为差替人番上事》记有“游奕人王定远身死替行客王□□”、“悬泉游奕□□□”、“挎谷游奕人段阿忠”等，(13)悬泉、挎谷乃西州蒲昌县境内烽名，(14)知西州烽堠都配有游奕人。此外，还有游奕官，宁乐藏《唐开元二年五月一日西州都督府牒蒲昌府为游奕官番上等事》9行记有“今月游奕官”，(15)又《唐开元二年六月三日蒲昌府受州牒为当月游奕官乘马及各烽戍替番下所由事》7—9行为“今月游奕官及所乘马，各牒所由，速即准状”，(16)这种游奕官无疑是统率诸游奕人负责侦察敌情之长官，而且似由西州都督府每月委人担任，因为同出《唐开元二年四月十一日西州都督府牒蒲昌府为李绾替折冲王温玉游奕及索才赴州事》13—14行记：“准州牒，李绾替玉游奕。玉示。”(17)李绾替蒲昌府折冲王温玉游奕，很显然是担任该月的游奕官，这是西州下牒文通知的。这种游奕官可能并非专人担任，只是一种临时差遣，至少在开元二年时蒲昌府的情况是这样的。到了开元二十一年，西州已出现有专门的游奕机构——都游奕所。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记有“岸头府界都游奕所”，当是岸头府管辖内的游奕机构，设有“游奕都巡官”，时由宣节校尉前右果毅要籍摄左果毅都尉刘敬元担任，有“游奕主帅”马静通、张德质等。(18)足见此时西州的游奕系统已相当完备。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二十二年的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当在西州境内担任警戒事务的藩兵首领，其下还统有上列文书6行所记的“游奕突厥”，由此可见突厥人在西州拥有自己的军队，他们与汉军一起，共同保卫着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安全。
　　日本桥本关雪藏有一件蒲昌府文书，内容涉及西州突厥人参与防务之事，引录如下：
　　(前缺)
　　1留诸处要路，陪须严备。请各牒县府，简灼然
　　2强壮谙山谷人，所别量配，并给壮马觇探。如其
　　3预觉贼入，免被侵抄，即具姓名录奏，酬其官
　　4赏；若不存心，疏慢纵贼入界，必依军法科决，
　　5终不容舍者。诸府县界各须严备。准状牒
　　6所由府县：速简灼然强壮、谙山谷人，并壮马量
　　7事便配遣讫上。蒲昌府县界近贼要冲，须
　　8加投来蕃首领，共为觇探、捉生。执案咨
　　9差，差讫，牒所由准状者。司马判差处月沙
　　10陀、都满等两人往东界游奕，各给州槽官
　　11马壹匹者。此已各牒讫。
　　12蒲昌府件状如前，牒至各准状，故牒
　　13 开元二年四月一日(19)
　　据文书分析，这是蒲昌府接到西州都督府要求各地加强警戒事务的牒文后，下给该府所辖各部门的牒文。从文书所记对觇探有功者，即“酬其官赏”，反之则“依军法科决，终不容舍”的内容看，当时西州所面临的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正因如此，所以要加投“来蕃首领”共同警戒。这里的“来蕃首领”，当指居住于西州的突厥首领。西州司马还判差处月部的沙陀、都满等两人往东游奕。这一方面体现了开元二年时西州人力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州突厥人已承担起保卫西州的任务。这与开元二十二年西州出现有由游奕首领统率的突厥军队负责警戒事务，是一脉相承的。
　　上揭西州都督府关文第6行所记杨嘉运，又见于同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其中4—8行转录如下：
　　4右得知水官杨嘉恽、巩革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
　　5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
　　6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案
　　7例取当县群牧、庄坞、底(邸)店及夷、胡户
　　8日功修塞，件检如前者。修堤夫……(20)
　　本件文书孙晓琳先生有过深入研究，并推测7行中的“夷、胡户”与上列文书中的突厥有关。(21)杨嘉恽乃高昌县知水官，关文中的“杨嘉运”与此基本同名，亦为负责水渠灌溉之事，二件文书纪年同为开元二十二年，二人应是同一人。这两件文书都反映了西州的突厥人参与了当地的水渠灌溉及缮修之事务。这些突厥人显然都定居于西州。
　　大谷5840号文书是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处理领纸案卷之一，内容记有突厥首领领纸之事，兹略引数行如下：
　　1 开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典梁思忠牒
　　2 首领阙俟斤朱耶波德×
　　3付 司 楚 珪 示
　　10 朱耶部落所请次、案共
　　11 壹伯张状来，捡到不
　　12 虚。记咨，沙安白。
　　28案为朱耶部落检领纸到事(22)
　　据文书，开元十六年八月朱耶部落向西州都督府请纸100张，西州如数批给。请纸人为“首领阙俟斤朱耶波德”，并有签署记号“×”。按西突厥五弩失毕部首领称“俟斤”，《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记：
　　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最为强盛；二曰歌舒阙俟斤，三曰拔塞翰暾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歌舒处半俟斤。各有所部，胜兵数十万，并羁属贺鲁。
　　称阙俟斤者，仅有阿悉结、哥舒两部。文书中的朱耶部落是否属此两部呢?又据《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载：
　　贺鲁来降……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
　　则处月部首领亦有称阙俟斤者。阿史那贺鲁叛乱时，处月部首领朱耶孤注附和之，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七《外臣部·悖慢》载：
　　朱邪孤注以高宗永徽二年杀招尉使果毅都尉单道惠，而与贺鲁连和。
　　又《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记永徽三年正月事云：
　　癸亥……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耶孤注于牢山，斩首九千级，虏渠帅六千，俘生口万余，获牛马杂畜七万。
　　朱邪孤注又记作朱耶孤注，当是翻译不同所致。由此言之，文书中的“朱耶部落”很可能是处月部落中的一部，而非五弩失毕部。从西州都督判给朱耶部落请纸情况看，该部落应当就居住在西州境内。因为就在同年，河西节度使派到西州买马的市马使米真陀曾向西州都督府请案、次纸及笔墨，但西州都督府并未判给。大谷5839号文书载当时西州都督杜楚珪的判文云：
　　检令式，河西节度买马，不是别敕令市，计不合请纸笔。处分过。(23)
　　又同文书记有关官员的判文为：
　　承前市马，非是一般。或朔方远凑，或河西频来，前后只见自供，州县不曾供给。既无体例可依，曹司实……
　　可见，向官府请纸笔，是有制度规定的。因此，西州都督府判付纸给朱耶部落，只能表明该部落就居住在西州境内。前列开元二年蒲昌府文书所记“来蕃首领”及西州司马派到东界游奕的处月沙陀、都满两人，都证实当时西州已居住有处月部落人，这与我们的推论是相合的。阿斯塔那506号墓所出《唐开元十九年(731)康福等领用充料钱物等抄》，第43行载有“折冲朱耶彦傔壹人”，(24)从姓氏上看，此朱耶彦有可能为朱耶部落人，(25)其在唐官至折冲都尉，很显然，如果朱耶彦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背景，要达此高官并不容易。
　　阿斯塔那509号墓还出有《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其中记康失芬自称为“处蜜部落百姓”，被靳嗔奴雇使“年作”。(26)康失芬为处蜜部落百姓，其在西州为求生计而担当作人，说明其已定居于西州，该部落可能有不少百姓居住在西州。
　　西州的突厥人居住在哪些地方呢?前揭西州都督府关文2行后存“西面武”三字，按西州城西十里左右有武城乡、武城城、武城渠，文书内容是反映用水灌溉之事，“西面武”三字后所缺疑为武城渠，2—3行文书大意是，西州都督府得到中郎将麹玄祚等的状文，称西面武城渠需要有人检校。所以州府派曹长史与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商议有关事宜。因此，孙晓琳先生推测文书中的突厥部落住在武城乡一带，(27)无疑是有道理的。阿斯塔那193号墓所出《武周郭智与人书》，记有“沙陀”一词，(28)此沙陀不管是人名或是部落名，都表明有沙陀部落族人居住于西州交河县境内。(29)另据已故柳洪亮先生介绍，在吐鲁番盆地北缘博格达山区的石窑子牧区，还发现有突厥石人及石人墓，(30)表明突厥人曾在此生活、定居过，他们有无可能是唐代迁来西州的突厥人?限于资料，不好判定。
　　此外，西州境内似还有胡人居住的“胡城”。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出《武周某馆驿给乘长行马驴及粟草帐》9—10行记：
　　9右同日给高昌县长行马捌匹，驴壹拾壹头，使人骨利幹乘往
　　10胡城回，壹日料。(31)
　　文书缺纪年，但有武周新字，年代当在武周时期。从其他使人及官员前往的方向看，不少是往交河县境的柳谷，有的则往天山县，多在西州西面，有的则往西州城，都是给的一日料，可知该馆位于州之西，文书中的“胡城”也应在西州城的西面。使人骨利幹往“胡城”，一日即可返回，该“胡城”无疑就在西州境内。联系前揭关文中的游奕首领名叫骨逻拂斯，此使人骨利幹或许也是突厥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胡城”的资料极少见，所谓“胡城”，顾名思义，就是胡人所居之城，这些胡人与上揭突厥石人及石人墓有无关联?颇值探究。
　　综上考察可以看出，唐代有不少突厥族人在西州定居、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西州的水渠管理事务，并可能已开始从事农耕生活。西州官府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平等友好的，所谓“今共曹长史与此首领计会”，即深刻反映了此点。尽管他们在西州仍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编制和内部结构，(32)但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则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首领请与多少粮食”一语看，这些定居西州的突厥人，有的已开始像农耕民族一样食用粮食，从而逐渐改变了过去“唯以羊马为准”的生活习俗。(33)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情况，耿世民先生曾指出：
　　早在八世纪，或更早一些，就已有一部分突厥人进入吐鲁番盆地，并信仰了佛教。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属于八世纪的佛教文献在当地发现。(34)
　　耿先生所言突厥人迁入西州之事，已为吐鲁番所出汉文文书所证实；但突厥人信仰佛教的佛教文献，是突厥文，抑或回鹘文，甚至其他文献?耿先生未给出具体证据。据柳洪亮先生介绍，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5、27窟是两个相邻的大型长方形纵券石窟，其中27窟窟门南侧内壁的男供养人像身着突厥装，25窟亦残存一突厥供养人像。柳先生认为，两窟是唐西州时期(公元640年至9世纪中叶)居住在西州的突厥贵族所修建的。(35)此论无疑相当重要，充分说明西州的突厥人业已信仰了佛教。
　　此外，在西州还出现了由突厥人所刻写的题记。位于吐鲁番市西约十公里处、交河故城西南河谷南岸的雅尔湖千佛洞，从西往东有七个洞窟，其中5号窟西侧壁中部有硬尖器刻划出来的突厥文题记数行。(36)阎文儒先生认为：“这是银山东西各石窟唯一的一处突厥文的题记。”并对石窟进行了断代：“虽然雅尔湖石窟的数目很少，但从壁画的画风来看，最早的应在晋设高昌郡时期，最晚也应延续到回鹘高昌时代。”(37)20世纪60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对突厥文题记进行了翻译和初步研究。(38)为便于说明问题，兹转录冯先生译文如下：
　　(甲)横书长行：
　　神圣汗的军……其中omüpisü头人夏病沉重，因来治疗……四肢病……国军中锋传令官。
　　(乙)横书短行：
　　本年您ArKülüg的Külüg夫人是水主。
　　冯先生推测题记的年代在唐咸通七年(866)以后高昌回鹘时代，原因有四：第一，一些七八世纪早期的古突厥文石刻，一般从右向左横写，而雅尔和屯的题记则是从左向右横行，反映了该刻记是七八世纪以后的产物；第二，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到懿宗咸通七年，此地不可能有称汗的突厥；第三，今雅尔和屯是天山南北的要冲，无论是唐还是吐蕃统治时期，不会允许此地有突厥语族汗的军队；第四题记中的“汗”、“国家”等字样显然说明此地是在一个说突厥语族汗的政权下管辖。80年代初，樊圃先生发表《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一文，(39)不同意冯家昇先生的观点。他指出，突厥文从右往左横写，从下行往上行进是普通形式，叶尼塞碑文则有从上行往下行进的和从下行往上行进的两种，与突厥文同是从右往左横行。然而记在格母产克卡雅·巴什断崖上的刻文，有如暾欲谷碑文，是从左往右横写的，而且卡雅·巴什断崖上的刻记在叶尼塞碑文中也是比较早的。樊圃先生认为，5号窟突厥文题记似刻于唐灭高昌前，而不应在其后。其原因在于当时高昌与西突厥关系非常密切，焉耆和可汗浮图城皆驻西突厥重兵，有病的突厥军队当然可以去高昌求医，固不必有可汗率军队驻扎在吐鲁番。
　　笔者不懂突厥文，只能结合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谈一点粗浅想法。据文书，8世纪时西州的突厥人仍保留有“可汗”、“啜”、“阙俟斤”等突厥官号，由“游奕首领”、“游奕突厥”等记载亦表明西州有突厥人组成的军队。从这一意义上讲，冯家昇先生所提出的(二)(三)(四)几点理由，恐怕得另行考虑。樊圃先生所言虽然有理，但似乎忽略了另一条有关“水主”的突厥文题记。“水主”当指管水之官，诚如冯家昇先生所言：“不论古代或现代，新疆地区把水看得很重要，所以常有专人来管，在社会团体内有一种特别称谓。这个水主可能就是那时候一种管水的称谓。”(40)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唐代西州管水的有“知水官”、“水子”、“堰头”等，都是具体负责水渠灌溉、缮修的人。而突厥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故唐人郑元璹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41)突厥人开始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主要是在移居内地之后。如果把题记定在640年以前，则当时突厥人已有“水主”之设，并从事农业生产，这似乎与突厥人的经济生活不相吻合；况且，突厥军队由其他地方到这儿来刻有关“水主”的题记，亦实在令人费解。根据前列西州都督府关文，西州派高昌县知水官杨嘉运前来领导管理水渠，突厥人亦有参加管理者，由此，突厥人设有“水主”是正常的。所以，把雅尔湖突厥文题记定在唐统治西州的8世纪时期，可能更合情理。
　　总之，从目前所见资料看，定居西州的突厥人来自西突厥五咄陆、处月、处密等部，他们组建有自己的军队，并承担起保卫西州的职责，甚至参与西州的水渠修缮管理事务，他们在西州活动的时间大都集中在8世纪时期，那么，他们是何时、何因迁来西州的呢?
　　二
　　调露元年(679)，唐以碎叶代焉耆备列四镇，开始加强对西突厥十姓故地的控制。(42)垂拱二年(686)十一月，唐虽下令拔弃安西四镇，并不意味着对当地放手不管。早在垂拱元年十一月，就以阿史那弥射之子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崑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次年九月又任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为左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43)让他们去统管十姓故地，这实际上是唐在为垂拱二年十一月拔弃四镇预作安排。(44)但先行赴任的阿史那元庆似乎并未成功，郭元振在景龙二年的疏文中透露了这一信息：
　　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45)
　　正因如此，次年唐又派斛瑟罗前往十姓故地。我们注意到，唐乾陵石人像衔名中，阿史那元庆与斛瑟罗的封号皆为“十姓可汗”，(46)这似表明唐是以二人相继为可汗，赴十姓故地进行统治的。
　　斛瑟罗直到天授元年(690)才返回内地，其在西域近四年多的时间里，当是率所部抗击着吐蕃与东突厥的入侵，故入朝后，被封为竭忠事主可汗。《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下条记其事云：
　　天授元年，拜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护……自垂拱以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乃随斛瑟罗统六、七万人，徙居内地，西突厥阿史那氏于是遂绝。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所记与此同，《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系此事于天授元年十月，唯《唐会要》卷九四《西突厥》系于长寿二年(693)十月。按长寿元年王孝杰已大破吐蕃，收复四镇，并置兵镇守，斛瑟罗此时没有必要率众入居内地，《唐会要》所记有误。洛阳出土的《大周故镇军大将军高君(足酉)墓志铭并序》所记内容，似与斛瑟罗率众入居内地有关，志文称：
　　君讳足酉，字足酉，辽东平壤人也，乃效款而往，遂家于洛州永昌县焉……既而葱山动祲，紫塞惊尘，甘泉见烽火之辉，天子下征兵之令。大周天授元年拜公为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登坛受策，礼遇韩信，野战频胜，事逸张飞。眷彼二蕃，如汤沃雪，观兹再举，疑是神行。长城绝饮马之篇，万里罢轮台之戍。(47)
　　志文“葱山动祲，紫塞惊尘”，指西域边情紧急、动荡不安，“二蕃”，此当指西突厥二部；(48)“如汤沃雪”，借指事情顺利解决；“观兹再举，疑是神行”，似指志主高足酉第二次到此，而且行动快速。通观志文，唐于天授元年派高足酉率军赴西域，迅速解决当地的事情，致“长城绝饮马之篇，万里罢轮台之戍”，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撤防。联系斛瑟罗率众入居内地的时间也在天授元年，高足酉于此年赴西城，当是策应斛瑟罗及其部众的内迁，志文称“眷彼二蕃，如汤沃雪”，就是表明事情进展顺利。
　　天授元年前的西域形势如何呢?唐朝“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49)导致吐蕃大举入侵、东突厥掠边，确是事实，但也并未放弃反击的机会。《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载：
　　(垂拱三)十二月王辰，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击吐蕃。
　　(永昌元)五月丙辰，韦待价及吐蕃战于寅识迦河，败绩……(七月)丙子，流韦待价于绣州，杀阎温古。
　　胡三省注寅识迦河地在弓月西南。(50)看来，韦待价是由庭州西进与吐蕃作战的，此举当然带有反击吐蕃入侵并支持十姓故地的斛瑟罗之意，但结果以唐军大败而告终。就在永昌元年(689)，唐朝又派军北击东突厥，《资治通鉴》卷二〇四永昌元年条载：
　　(五月)已巳，以僧(薛)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九月，王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
　　第一次出兵未遇而还，第二次不记交战及成败情况，则东突厥可能已西侵西域了。(51)《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十四》突厥中条记东突厥曾于垂拱二年、三年入寇唐边，武后怒改骨咄禄为不卒禄，紧接着叙：
　　(阿史德)元珍后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咄禄，天授中卒。
　　据此，东突厥西侵当在垂拱四年(688)即已开始。吐蕃北进，东突厥西侵，这或许正是《高足酉墓志》中“葱山动祲，紫塞惊尘”的真实写照。高足酉可能曾参与了韦待价率领的安息道行军，所以志文记其天授元年赴西域之举为“观兹再举”。西域斛瑟罗正是面临着吐蕃、东突厥的双重夹击，所以才率众内迁的。
　　随斛瑟罗入居内地的西突厥部众有六七万人，唐朝把他们安置于何处?史籍没有记载。我们知道，唐代法律有“蕃域”、“绝域”及内地之分，(52)内地一般指唐朝直接统治下的州、县。敦煌文书S.1344号《唐开元户部格残卷》载：
　　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
　　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日(53)
　　此“内地”乃是针对诸蕃商胡而言的，西、庭、伊等边州府即属于内地。由此而言，斛瑟罗所率的西突厥部族必定迁入唐直接统治下的地区。据吐鲁番所出文书，唐代西州突厥人在西州活动的时间多集中于8世纪。武周时期的胡城很有可能就是为安置这批内迁突厥部族而修建的。从时间看，7世纪末迁往内地的突厥部族与西州8世纪出现大批突厥人，二者是相吻合的；而且，史籍有关西突厥内迁的记载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西州的突厥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斛瑟罗于天授元年率领内迁的西突厥部族。
　　当然，仅西州是无法容纳六七万之众的突厥人，还有不少是迁往内地的其他地方。《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载：
　　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贺兰州，已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
　　又《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记凉州都督府辖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但所列只有“皋兰州”和“兴昔都督府”。“兴昔部落”或“兴昔都督府”，是指突厥部落无疑。该部落何时迁到凉州都督府界内，并不清楚。我们注意到，高宗显庆二年(657)，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为了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唐朝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以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54)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的后人都继袭了兴昔亡可汗与继往绝可汗的称号。迁到凉州的突厥部落取名“兴昔”，正与“兴昔亡可汗”号之“兴昔”二字相同，该部落有可能即属西突厥部落，是随斛瑟罗入迁内地的一部分突厥人。
　　另外，据《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开元三年(715)，王晙曾就东突厥降户问题上疏称：
　　……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务，务安疆埸，何独降胡不可移徙?
　　王晙建议把东突厥降户安置于淮南、河南一带宽乡，其援引的例子就是以前曾实行的“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关于《旧唐书》所载王晙疏文，《全唐文》卷二九八王晙《请处突厥降人于南中安置疏》同，当是照录旧传；《册府元龟》卷三六五《将帅部·机略五》所记唯缺“西域”二字，从疏文的对仗关系看，当漏掉了此二字；《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则删略改动较大，其文曰：“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新传把“西域编氓”改为“城傍编夷”，不知何所据?对此，李锦绣先生《城傍与大唐帝国》一文曾有过解释。(55)李先生怀疑旧传不解“城傍”之义而把它混淆于河曲残胡开元十年后的移隶，将“城傍编夷”为“西域编氓”，并指出新传作“城傍编夷”是有实指的，这就是万岁通天元年(696)因孙万荣攻陷营州，唐把慎、玄等十州契丹、靺鞨、室韦等东北部落移到淄、青、宋、徐四州安置，神龙初返还，隶于幽州。这一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无疑问。首先，旧传先修在前，新传后修，且《旧唐书》编撰时，对唐人诏、敕、疏文多成段照录，《新唐书》则多加删改。因此，还不好说是旧传改“城傍编夷”为“西域编氓”。其次，新传所记王晙疏文，是否即王晙本意，也值得考虑，因为唐人所撰疏文，一般多用骈体文，讲求文章的对仗、工整，而“西域编氓”与“高丽俘虏”正相对应，“城傍编夷”“高丽旧俘”则无法对应，更何况《册府元龟》所记也是“编氓”而非“编夷”。其三，虽然慎、玄等十州部落曾迁到青、徐等州，但神龙初都返回幽州，王晙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似乎并不恰当。综上几点，我们认为，旧传之记载更为可信，新传据己意对王晙疏文进行任意删改则不足取。(56)
　　王晙所言“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实即唐总章元年(668)平高丽后，于次年徙其户38200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57)仪凤二年(677)，因高藏试图谋反，又徙其民于河南、陇右。(58)而“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则于史无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晙先提高丽之事，后言西域之事，证明“西域编氓在青、徐之右”应发生在处置“高丽俘虏”之后。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曾徙其贵胄到长安、洛州一带。(59)王晙所言并非此事，是可断言。以后除斛瑟罗率众入居内地外，少见有西域诸族人被迁往内地的记载。因此，散居青、徐之右的“西域编氓”，很有可能就是天授元年入居内地的西突厥部族。
　　总之，西州的突厥族人，有一部分是来自天授元年随斛瑟罗入居内地的西突厥部众，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至于处蜜部落、朱耶部落等，是否也是此时迁来西州，还很难说。李方先生就认为朱耶部落是先天初年(712)从庭州迁来西州的。(60)不过，前揭阿斯塔那193号墓所出《武周郭智与人书》中“沙陀”一词，亦有可能是指沙陀部落，(61)若此，则沙陀部落亦是武周时期迁来西州。看来，西州的突厥人来历，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问题。
　　以上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初步探讨了唐代西州突厥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情况及其迁来西州的时间、原因等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批随斛瑟罗入居内地的六七万西突厥族人，并非唐朝强制迁移，而是自愿追随其可汗入居内地的。斛瑟罗在唐罢四镇后，仍能在西域活动近四年多的时间，表明有不少西突厥人仍服属于他，并忠诚于唐王朝。在遭受吐蕃与东突厥双重攻围的情况下，唐又派兵予以接应，使其顺利迁入内地，并册封斛瑟罗为竭忠事主可汗，以表彰他忠诚于朝廷的行动及事迹。对迁来西州的突厥人，唐朝仍然保留其原有官号，西州官府对境内的西突厥首领采取的是平等、友好的态度。对于这些忠心于唐的民族，唐王朝仍然依靠他们的力量来保卫边疆。西州的突厥人组建有自己的军队，有“游奕首领”、“游奕突厥”，他们也是西州军事防御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州官府可以不批给河西节度派来西州市马的使人所需要的纸、笔、墨等用品，却对朱耶部落的请纸如数批给，这也反映了西州突厥人在当地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从唐代西州突厥人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幅古代胡、汉民族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真实画面。
　　(本文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0年第十七辑，收入本书时，有较大修改)
　　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315页。
　　②同上，第282页。
　　③参见[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214—216页。笔者过去依据文书整理者的定名，认为该关文是西州都督府发给西突厥□□葛腊啜的，现在看来，这一认识不妥，特此更正。参见拙文：《唐代西州的突厥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七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22页。
　　④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25—328页。
　　⑤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第148—149页。
　　⑥《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宗景龙二年十一月条注引《考异》，第6625页。
　　⑦参见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上)，第385—386页。
　　⑧荣新江先生认为：“‘葛腊啜’”之‘啜’，应是突厥人常用之名字，不可能是五啜之一。”这一说法值得重视，不过，从文书内容看，“葛腊啜”之地位显然比较高，文书中可汗、啜、首领，突厥四种称谓明显是截然有别的，如果“啜”仅是突蹶人常用之名字的话，“葛腊啜”之身份和地位如何体现?在唐代正式的官文书中，对少数民族首领直呼其名，是否妥当并有失尊敬之意呢?荣先生观点参见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32页。
　　⑨薛宗正：《突厥史》，第682页。
　　⑩郭平梁：《突骑施苏禄传补阙》，《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1)《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第6065页。
　　(12)同上，第6063页。
　　(13)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第30—31页。
　　(14)同上，第13页。
　　(15)同上，第62页。
　　(16)同上，第69页。
　　(17)同上，第60—61页。
　　(1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95页。
　　(19)[日]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の研究》，《东方学报》第三十三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3年，第292页。
　　(2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317页。
　　(21)孙晓琳：《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534—538页。
　　(22)[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第45—46页，[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京都：法藏馆2003年版，第209—210页，图版一〇。
　　(23)[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第36—38。[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07—209页，网版九。
　　(2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406页。
　　(25)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19页。
　　(2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329—333页。
　　(27)孙晓琳：《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第538页。
　　(2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37页。
　　(29)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13页。
　　(30)柳洪亮：《吐鲁番发现的突厥石人及相关问题》，《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
　　(3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三册，第531页。
　　(32)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32页。
　　(33)《旧唐书》卷六二《郑善果传附从兄元璹传》记郑元璹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第2380页)
　　(34)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又见氏著：《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8页。
　　(35)柳洪亮：《柏孜柯里克石窟年代试探》，《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36)柳洪亮《雅尔湖千佛洞考察随笔》，《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
　　(37)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
　　(38)冯家昇：《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39)樊圃：《六到八世纪突厥人的宗教信仰》，《文史》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40)冯家昇：《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
　　(41)《旧唐书》卷六二《郑善果传附从兄元璹传》，第2380页。
　　(42)参见惠黄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421页；又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82页。
　　(43)《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垂拱元年十一月和垂拱二年九月，第6435、6441页。
　　(4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82页。
　　(45)《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第3046页。
　　(46)参见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第383、388页。
　　(47)李献奇、郭引强编著：《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图版三四。
　　(48)唐代史籍称“二蕃”者，多指西突厥左、右二部及契丹、奚二部，如(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八八三张说《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中记“路由二蕃”，即指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二部(第4654页)；又《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十四》“突厥中”条多记奚和契丹为“两蕃”。但志文未涉及奚和契丹之事，因此，此“二蕃”实即西突厥二部。
　　(49)《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垂拱四年(689)十二月末陈子昂上书，第6456页。
　　(50)《资治通鉴》卷二〇四永昌元年(689)七月条胡三省注曰：“据《旧书·待价传》，寅识迦河当在弓月西南。”(第6459页)
　　(51)参见薛宗正：《突厥史》，第46l页。
　　(52)《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第1798页。
　　(53)刘俊文：《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考释》，第278页。
　　(54)《资治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二年十二月，第6307页。
　　(55)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载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04页。
　　(56)陈寅恪先生对旧传王晙疏文也相当重视，他在读《旧唐书》札记中，对王晙所言“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持以充兵，皆为劲卒”、“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等语，皆加重点号，井批语云：“徙降胡夷于内地以充兵，此后来唐代劲兵中所以多为胡族，如陈许及黄头军之类是也。”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之部”，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79页。
　　(57)《资治通鉴》卷二〇一总章二年(669)四月，第6359页。
　　(58)《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高丽传》，第6198页。
　　(59)参见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魏霸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辑，第18—21、6页；并参见收入本书的拙文：《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
　　(60)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第307—314页。
　　(61)文书有“尤自两头急索文历，无人可造”、“都督自唤两司对问”等语，据此，“沙陀”当非人名，而有可能是指部落名。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