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

　　敦煌所出四件张君义文书中，有两件是张君义立功的公验，分别记录了张君义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五月、六月参与救援被突骑施包围的安西的两次战争。①此事不见史载，值得重视。两次战争又包含若干次小规模战役，都详细标明了作战地点，如破连山阵、临崖阵、白寺城阵、仏陁城阵、河曲阵、故城阵、临桥阵、蓿园阵、碛内阵、莲花寺东涧阵等。对这些战阵及其发生地点的考察，不仅可以揭示唐军行军作战的方向，进而了解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而且还有助于认识古代龟兹的地理交通概貌。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对其中的白寺城作初步探讨，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白寺城一名仅见张君义立功第壹等的公验文书上，兹录相关文书数行如下：
　　1敕四镇经略使前军 牒张君义
　　2 五月六日(破)连山阵 同日…………日破临崖阵
　　3 同日破白寺城阵 九日破□坎阵 同………同日破仏陁城阵
　　4 十一日破河曲(?)阵 十二日破………十四日破故城阵
　　5 同(日)破临桥阵
　　(后略)②
　　文书上钤“盐泊都督府之印”，显然属正式公文(抄件)。据文书后文记载，该牒文制作时间在景龙三年九月五日，知唐军此次作战发生于该年五月六日至十四日，历时九天，作战十余次，战争之艰巨及残酷可想而知。文书2行记唐军“破连山阵”、“破临崖阵”，表明两地有敌军驻守。从“连山”、“临崖”名称看，二地应为形势险要之地。库车境内西面、北面有雀离(尔)塔格山环伺，即《水经注》卷二《河水二》所记龟兹境内的“赤沙山”。③“连山”、“临崖”当与此山有关。文书3行记“同日破白寺城阵”，联系上下文，此“同日”应指五月七日或八日。“白寺城”一名，不见史载，但“白寺”却出现于法国学者伯希和氏在库车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所获汉文文书中，其中一件编号为D.A90号的文书存4行，内容如下：
　　1掏拓所 帖城局万……
　　2 白寺、河西寺在寺院等所□……
　　3 仰城局万清自(镇)带来一……
　　4 外即……
　　(后缺)④
　　文书缺纪年，从帖文格式及“掏拓所”、“城局”等称谓看，应在唐朝统治龟兹时期。文书大意是讲主管渠堰缮修事务的掏拓所下帖给某城城局万清，要其率领白寺、河西寺在寺若干人，即日至某处劳作。白寺与河西寺在文书中相提并论，显然都属于龟兹境内之寺。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即库车渭干河西面的夏克吐尔遗址。渭干河，唐代称白马河。⑤文书出土于夏克吐尔遗址，则文书中的“河西寺”，应指唐代白马河之西的某寺。1907年伯希和在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曾绘一平面图，并认为这区遗址可能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阿奢理贰大寺”。⑥黄文弼先生1928年在库车考察时，仍视该遗址为“古代寺庙遗址”和“大庙遗址”。⑦而“河西寺”，顾名思义，就是位于某河之西的寺院。夏克吐尔遗址正好位于渭干河西面，且存有寺庙遗迹，二者颇相吻合。因此，河西寺的位置，应该就在夏克吐尔遗址。上引文书中只记白寺和河西寺，而不言其他寺，说明二寺不会相距太远。又伯希和在夏克吐尔遗址所获D.Al01号汉文文书中，也提到“白寺”，兹引录该文书的内容如下：
　　(前缺)
　　1报，娑勒先言许留粟拾硕，后即对
　　2面，亦有恩答。今为 长官在白寺，故使
　　3吏心奴走取与好白羊一口，速付，专待，莫令
　　4空来。九月十七日。义⑧
　　本件亦缺纪年，不过，从2行“长官”前空阙的行文格式及“吏”的称谓看，其年代也属唐代。文书4行最后一字“义”，应是某官员的签名。文书类似帖文性质，遗憾的是，文书前缺，不知该帖具体发往何处?就残存4行内容看，涉及二事：一是“义”对过去某一事情作出的处理意见，二是“义”目前跟随某“长官”在白寺，为款待上司，下令要某地有关人员准备好白羊一口，并派吏心奴前来领取，而且要求“速付”，不得延误；自己则专门等待，不要让心奴空手而来。从语气分析，“义”应即该地的长官。文书出土于夏克吐尔遗址，显然，该地所在机构应即收文单位。文书书写地点很可能就在白寺。此“白寺”与上列文书中的白寺，无疑是同一寺。“义”“使吏心奴”赴夏克吐尔遗址所在机构取一口好白羊，以招待身在白寺的某“长官”，这也说明白寺所在位置不会距夏克吐尔遗址太远。
　　在夏克吐尔遗址周围，除隔河遥遥相对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外，还未发现有较大的寺庙遗址。早在伯希和到来之前，日本大谷探险队就曾在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进行发掘，获纸质汉文文书数十件，其中编号为大谷1535号的文书是一设斋供养文，内容记龟兹地区汉人(疑即居住于都勒部尔·阿护尔遗址附近)石秀、王西五、张云、田游钦等出钱出粮，于“金沙寺设斋”祈福之事。⑨文书中的“金沙寺”，又见于库木吐拉石窟，如第49号窟刻有“金沙寺”，谷口区等7号窟刻有“画金砂寺”等字。⑩“金沙寺”与“金砂寺”，应指同一寺。黄文弼先生推测该寺为汉人在龟兹所建之寺，(11)马世长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此寺可能就在库木吐拉。(12)大谷1535号文书有力地证实了黄、马二位先生的推测。这一情况昭示我们，尽管“金沙寺”位于库木吐拉一带，但夏克吐尔遗址出土的文书却有关于该寺的记载，说明两地之间的关系是较密切的。“白寺”的情况亦当如此。
　　按龟兹王姓白，“白寺”之得名，或与此有关。此寺有无可能是龟兹王寺呢?在库木吐拉石窟沟口区属于晋、北朝时期的第21号窟内，有十三个条幅全部填绘菩萨像，菩萨体态优美，装饰华丽，绘画线条流畅，色泽协调，是龟兹壁画的上乘之作。(13)此窟恐非龟兹一般百姓所开，更有可能是龟兹王室贵族所开之窟。(14)如果这一推测大致不误，则白寺或与此窟有关。总之，不管白寺具体位于何处，它肯定距夏克吐尔遗址不远，这是我们研究该地出土文书所得出的基本认识。那么，以“白寺”名城的“白寺城”亦当如此。
　　上引文书所记之“城局”万清，掏拓所下帖要他率人进行劳作，其职责与民事有关，应是某城的管理人员。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某人与十郞书牍》载：“当城置城主四，城局两人，坊正、里正、横催等在城卌余人，十羊九牧。”(15)由文书可知，该城所置管理人员太多，所以才有“十羊九牧”之说。显然，城局是城主之下的管理人员。因此，白寺、河西寺附近是有城的，而且两寺可能由某城所管辖。
　　在渭干河东面有一区遗址名叫玉其土尔，与夏克吐尔遗址隔河相望。关于两区遗址的性质，王炳华先生曾有过精湛的考释，认为它们即是唐代龟兹的柘厥关，从而纠正了法国学者伯希和氏对该遗址性质的错误认识。(16)笔者完全同意王先生的这一卓识，只是想进一步指出，玉其土尔和夏克吐尔这两区遗址，不仅是唐代柘厥关的所在地，而且也是龟兹都督府下属机构“城”的所在地。
　　如所周知，唐王朝在龟兹设置龟兹都督府后，以其王白素稽为都督，统其众。(17)龟兹都督府下辖有九州，见诸史籍有姑墨、乌垒、温肃、蔚头等州，余失载。(18)州下建制如何?不详。《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羁糜州”条云：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同书卷“西域都督府州”条注称：“龙朔元年(661)，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二十六。”既然于阗以西的西域各国有都督府、州、县的建制，那么，唐直接统治下的龟兹都督府，其下想必也有县的建制。不过，从目前库车所出汉文文书内容看，唐代龟兹地区有坊、村等基层建制，唯独不见有县设置的迹象。(19)敦煌所出唐天宝年间地志残卷记安西都护府辖下：“无县，管蕃府四。”(20)可见唐朝并未在四镇地区设县。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先生认为，唐代安西都护府所管四镇羁縻都督府下，设有多个蕃州，每州由若干城邑组成，城内有坊，城外有乡、村。(21)那么，龟兹的城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呢?它相当于中原的哪一级机构呢?在伯希和库车所获汉文文书中，我们看到有“明府城”的记载，如D.A4号文书所记：
　　1 ……伽黎……
　　2 (保)人 白苏□□鸡年卌一
　　3 (保)人 明府城处半白瑟笃米黎 年五十
　　4 (保)人(22)
　　文书虽残，但从格式看，是一残契尾无疑。显然，白苏□□鸡、白瑟笃米黎都是保人，而且是龟兹本地人。值得一提的是，保人白瑟笃米黎是明府城的处半，于阗文书中有“叱半”，据池田温先生研究，唐代于阗市城以若干坊构成，乡野以乡、村分治，俱有叱半主要任征税。(23)古代龟兹、于阗相邻，处半与叱半在音读、译写方面皆有相似类同之处，二者应都同是地方基层管理人员。“明府城”在这里，就是指白瑟笃米黎所在之城的名称。按明府，乃唐人对县令的尊称，之所以称“明府城”，或许就是指该城相当于县一级机构吧。(24)在D.A92号和D.A108号文书中，还见有“席明府”、“张明府”的称谓，(25)他们的身份似乎并不低。按席、张乃汉人姓氏，而且唐代人名中，取名为“明府”者，似不多见。因此，“席明府”、“张明府”之称，应指他们担任了相当于县令一级的职务。有“明府”、“明府城”，却无县的设置，这或许正是中原唐制与龟兹地方制度的一种有机结合。在夏克吐尔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内容极为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无所不包，恐怕并非“关”这一稽查行旅的边检机构所能容纳的。文书中除“明府城”之记载外，还有“入城”、“去城”、“在城”等字眼，(26)说明夏克吐尔遗址就是唐代某城的所在地。黄文弼先生1927年在此地考察时说：“此地亦名千佛洞，实为大庙遗址，形同一小城，周约三百八十米。沿城四周，均有住宅遗迹。(27)这与出土文书所记该地在唐代时有坊、村的情形，颇相吻合，二者可相互参证。陈世良先生《龟兹都城研究》也这样认为：“据我们对夏克吐尔遗址的调查，该遗址明显地分为内外二重城。”(28)笔者于1998年随陈国灿师赴克孜尔石窟参加“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曾对该遗址及河对岸的玉其土尔遗址进行过短暂的访问和调查，对两处遗址作为古代龟兹“城”的性质也有一些较为直观的认识和了解。长年在库车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张平先生，曾两次教示笔者：夏克吐尔遗址肯定是古城遗址。(29)这些都充分说明夏克吐尔遗址是古代龟兹的“城”。由于文书出土于夏克吐尔遗址，据此推测，该遗址可能就是唐代龟兹“明府城”的所在地。
　　如所周知，古代龟兹是一城郭之国。据史籍记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阿史那社尔率唐军平龟兹，前后破其五大城，并遣使谕降小城70余座。(30)龟兹这种大城与小城之别，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据黄文弼先生对库车及其周围地区遗址的考察，龟兹王都皮朗古城遗址周长约7公里；羊达克沁大城为三重，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约510米；新和县境内的于什格提古城也是城为三重，规模颇大；其余古城遗址，周长大多在数百米左右，也有一些周长数10至100多米不等的小城遗址。(31)1989—1990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阿克苏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文物普查，并发表一份详细的普查报告。(32)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库车及其周围地区古城遗址提供了重要的参证。
　　关于玉其土尔遗址，据黄文弼先生考察报告说：“旧城名色乃当，遗址尚存，周约420米，四方形，城中已开垦为熟地。余等在城东北隅，拾唐代陶片数枚，间有带波纹灰陶片，当在唐前。在城北0.5公里，且有一陶片上划汉字，字迹甚模糊。有土堡一，本地人称为‘炮台’，盖为当时守戍官兵瞭望之所。”(33)又据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1989—1990年的调查：“遗址呈南北坐落，东西长60—100米，南北长约有210米。由外城、内城和北城三部分组成。外城位于遗址南部，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北、东、南三面有墙，西面临河崖无墙，北墙由两段构成，长约110米，东墙长约110米，南墙长约102米……东南角外正对外墙城门有座高台，南距南墙约7米，东距东墙约13米。台基东西长约19米，南北长约16米。由基底向上逐渐收分呈梯形，高约8.8米……内城内房屋林立，排列有序……遗址城墙保存较好……局部墙上有马面，转角处有角楼……遗址的使用时间较长，后来曾经重新修补过……遗址内散发着大量陶、铜、石器和钱币等遗物。”(34)综合二者可知，玉其土尔遗址早在唐以前就已存在，在唐代继续使用，其性质不仅仅是一军事单位，从“内城内房屋林立，排列有序”可以看出，该地也属民居之地。再从面积大小看，此遗址周长在四百米左右，与渭干河对岸的夏克吐尔遗址相当。因此，玉其土尔遗址与夏克吐尔遗址在古代都是政治军事行政单位，是唐代龟兹都督府下属“城”的所在地。伯希和在夏克吐尔遗址所获D.A83号文书中，有一残片，书有“牒上龟兹都督府”七字。(35)在唐代，下级单位发牒文给上级部门，统称“牒上”，此残片无疑表明，牒文所发单位与龟兹都督府之间存在着上下隶属关系。这也可以加强我们对两区遗址性质的认识。
　　据《唐六典》卷三〇督护州县官吏条，唐代关分上、中、下三等，设令、丞、录事、府史、典事、律吏等官吏，关的职责是：“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天下诸关由中央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所统管。西域地区只有铁门关为中关，余皆为下关，控扼出入龟兹王都的要道，地位十分重要。(36)关于盐水关，王炳华先生有如下简单介绍：“自库车方向入(盐水)沟，不远即见一古代石垒，耸立于沟谷西崖石壁上。高仍三、四米。今名夏德朗。深入四、五里，又有一石垒，耸峙于峭壁。均以块石、土、树枝相叠砌。”(37)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1989—1990年的调查更为详细，并名之为“盐水沟关垒遗址”，调查报告称：“遗址分布在东西长约1.5公里的距离内，共四座。除最南一座保存较好外，其余三座仅保留一点痕迹。南垒东西长约7米，南北长约11米，残高约7米。顶部东西长约5米，南北长约5.5米。东、西、北三面较直，南面与山体相连。中心部分为沙砾土筑成，外敷一层草拌泥。四周及顶部为片石垒砌。”(38)值得注意的是，盐水关遗址的情况，与玉其土尔遗址中的高台，也就是黄文弼先生所说的“炮台”颇为相似。如上所记，该高台台基东西长约19米，南北长约16米，高约8.8米，而且位于外城门与内城南门之间，控扼内外两城，正好稽查出入该城的行旅，所处位置相当重要。因此，笔者推测，此高台可能就是唐代柘厥关的所在地。玉其土尔遗址则是“白寺城”的所在地。
　　上文业已指出，夏克吐尔遗址出土的文书中，“白寺”与“河西寺”相提并论，二者相距不会太远。所谓“河西”，即指某河之西，今天的渭干河在唐代名白马河，“河西寺”可以肯定就是白马河西面之寺，而渭干河之西的夏克吐尔遗址中，又存有古代寺庙的遗迹，“河西寺”当位于该遗址之中。那么，“白寺”或以白寺名城的“白寺城”，也应当距夏克吐尔遗址不远。在夏克吐尔遗址周围，除隔河相望的玉其土尔遗址外，再无其他较大的古城遗址。而玉其土尔遗址的种种迹象表明，该遗址既是民居地，又具有军事职能，这从其城墙上有马面、角楼等军事设施可以清楚看出，它显然就是古代龟兹的“城”。因此，把玉其土尔遗址比定为唐代龟兹的“白寺城”，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疑问。
　　上揭文书记张君义等军破白寺城阵后，又破□坎阵、仏陁城阵、河曲阵、故城阵、临桥阵等。仏陁城以“仏陁”名称，当有其特殊含义。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大会场”条，龟兹王城西门外立有高达90余尺的佛像，该国于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此地在龟兹政治、宗教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39)仏陁城有无可能就在此地呢?由于库车皮朗古城西面尚未发现有古城遗址，不便遽断。“河曲”，一般指河流弯曲之地。据《水经注》卷二《河水二》，龟兹境内有东川水和西川水，东川水即今天的铜厂河，西川水即唐代白马河。既然确定白寺就在白马河附近，则“河曲”应指该河的某一弯曲之地。也就是说，唐军是沿白马河行军作战的。“故城”，《水经注》卷二《河水二》记东川水有一支西南入龟兹城，继续往东南流，与流经龟兹城南的一支西川水相合，汇为一水，“水间有故城，盖屯校所守也”。(40)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南部考察时，据穷沁旧城的古建筑形式属圆形，颇类轮台之着果特旧城，推断该城可能就是《水经注》中所说的“故城”。(41)此地临河，又有城，无疑是一理想的屯防之地。文书中“故城”与此同名，二者应指一地。唐军最后一战是“破临桥阵”，所谓“临桥”，也与河道有关。由此不难看出，唐军作战方向是由西而南，基本上是沿白马河河道走向进行的。问题在于唐军从何而来?结合唐景龙年间西域形势的变化，笔者倾向于认为，张君义等唐军是从天山以北南下而来，穿越雀离塔格山，再沿山谷向西经盐水沟到白寺城。关于此点，拙文：《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42)曾过有初步探讨，此处不赘。
　　综上考察，笔者认为，唐代龟兹白寺城是龟兹都督府统辖下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其地理位置就在今库车西面的玉其土尔遗址。当然，本文的考察仍属推测，还有待今后库车出土文书、文物的进一步证实。
　　(为便于理解本文内容，特于文后转录王炳华先生等所绘三幅库车地区考古遗址平面示意图，请参看。谨向王先生等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原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①参见[日]大庭脩：《敦煌发现の张君义文について》，《天理图书馆报ビブリア》二〇(古文书特集号)，1961年10月；收入氏著《唐告身と日本古代の位阶制》，第229—249页；[日]内藤みどり：《“张君义文书”と唐·突骑施娑葛の关系》，载《小田义久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第181—209页；参见拙文：《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第269—295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73页。并参大庭脩、内藤みどり上揭文中的录文。
　　③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第108页。参见韩翔、陈世良：《龟兹佛寺之研究》，载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57页。
　　④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2000，p.86.
　　⑤《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第1149页。
　　⑥[法]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111页。伯希和考古发掘报告未获读，此处参考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载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84—85页。
　　⑦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⑧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91.
　　⑨[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图版一三四。
　　⑩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篇16—17页；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马世长：《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322页。黄文弼前揭书，第17页。
　　(1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7页。
　　(12)马世长前揭文，《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第323页。
　　(13)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二六七，第14页有如下说明：“窟顶菩萨群像。北朝。选自库车县新2号窟。”又新疆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合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14)此点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先生见告，谨此鸣谢。
　　(1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册，第336页。
　　(16)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页。
　　(17)《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第11642页。
　　(18)《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1135、1149—1150页。王小甫先生曾倨相关史料考证出龟兹都督府所领之九州，然有些城是否即州，尚待进一步研究。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67页。
　　(19)参见拙文：《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笔者在此文中曾推测唐代龟兹地区有县的设置，现在看来，这一提法并不妥当，特此更正。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2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第57页；王仲荦著、郑宜秀整理：《敦煌石窟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1)[日]荒川正晴：《クチヤ出土<孔目司文书>考》，载《古代文化》第49卷第3号。
　　(22)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49.
　　(23)[日]池田温：《麻札塔格出土盛唐寺院支出簿小考》，载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第219页。
　　(24)参见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25)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87，96.
　　(26)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104，108，109.
　　(27)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7页。
　　(28)陈世良：《龟兹都城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122页。
　　(29)笔者曾于1998年、2000年两次随陈国灿师赴新疆学习、考察。在乌鲁木齐停留期间，笔者就阿克苏地区的遗址考古问题多次拜访、请教考古专家王炳华、张平两位先生，收获颇丰，尤其是张平先生对笔者教示，帮助最多。谨在此向两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30)《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记破五大城、七十余小城，卷二二一上《西域·龟兹传》则记为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余(第4115、6231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所记与《龟兹传》同，第6264—6265页。据《新唐书·高昌传》(第6220页)，高昌王国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总有城二十余；而龟兹东西千里，南北六百里，其有城数当不会比高昌多出三十几倍。因此，笔者颇疑“七百”乃“七十”之讹。
　　(3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3—31页。
　　(32)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编：《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第3—99页。
　　(33)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17页。
　　(34)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编：《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第33—36页。
　　(35)Eric Trombert，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83.
　　(36)参见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82—105页。
　　(37)同上，第96页。
　　(38)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第32—33页。
　　(39)(唐)玄奘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61页。
　　(40)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第108—112页。
　　(4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25页。
　　(42)参见拙文：《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