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都有诗人和西域结下了不解之缘：“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些对西域地貌环境和气候变化描写的诗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西北边关苍凉壮美的画面。
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是位于中国和欧洲之间、深处欧亚中心的内陆地区。由于远离海洋，高山环列，使得湿润的海洋气流难以进入，形成了极其干燥的大陆性气候。这种干燥气候，突出表现为降雨偏少。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至于沙漠腹地，甚至有时终年滴雨不下。
这里晴天多、日照强，少雨、干燥，冬寒夏热、昼夜温差大，风沙多。导致这一地区奇特气候特点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干”。因为干，空气湿度很低，所以云雨少，经常晴空万里，阳光灼热；因为干，土壤无法蒸发水分来降温，所以夏季白天温度偏高，到了夜晚，地面冷却散热的速度又特别快，温度迅速下降，导致昼夜温差大；还是因为干，地表植被稀疏，风起则尘土飞扬，沙暴频繁……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高”。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世界著名山脉。冰峰峡谷，绵延不绝，山上积雪终年不化。“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正是这一地区的形象写照。
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景观是沙漠，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沙漠里气候变化无常，白天干热难耐，夜晚寒冷如冰，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往往成为旅行者致命的威胁。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对沙漠变幻无常的气候和恶劣地理环境的真实描绘。
然而，沙漠也并不是一片死寂，上天在造成沙漠荒凉的同时，也给予沙漠无限的生机。矗立在沙漠边缘的座座雪山，向脚下的沙漠边缘不断地补充涓涓溪流，汇集的雪水灌溉滋润出浩瀚沙漠中的片片绿洲，填补了这荒漠世界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上的中间站。有了这些充满生命气息的绿洲，丝绸之路便有了畅通的基本条件。
当然，历史上中原历代王朝的着力经营和来自中原使臣雄心勃勃的探索，是丝绸之路畅通不可或缺的人为因素。
经过汉武帝时对匈奴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汉王朝不仅驱逐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迫使匈奴远遁，而且随之牢牢地控制了西域的主要地区。为了维护与西域地区的通畅，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作为交通中枢。自此，西域正式成为中原与西方之间的交通中转站。为彻底杜绝外来势力对这条交通要道的威胁，汉武帝还“使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派兵远征这个葱岭以西的游牧小国。经过前后历时数年的两次战争，汉武帝最终清除了这个游动的威胁，彻底控制了由中原到西方的交通沿线，而且还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汗血宝马。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西汉王朝内部纷争不息，局势动荡不安，中央政府无暇西顾，原来退守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入塞，骚扰河西四郡，重新控制了西域地区，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击退北匈奴、恢复丝路交通就成为当权者日益急迫的要务。从汉明帝开始，稳固了内部局势的东汉王朝开始着手重新经营西域。在这过程中，以投笔从戎而闻名古史的班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班超奉旨出使西域的时候，跟随他的只有36人，但他在西域表现出的超人的智慧和勇气，折服了西域各国王臣，为西域各国重新回归汉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鄯善斩杀匈奴使者，使鄯善归顺了中原；他设计降伏了于阗王，接着又使疏勒归降……经过班超一系列的努力，汉王朝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此后，班超还击败了龟兹和莎车，打败大月氏贵霜王朝对西域的入侵，平定了疏勒的叛乱。在班超驻羁西域的20多年中，西域诸国莫不宾服。“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汉和帝对班超做出了这样高度的评价。
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匈奴的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从此对中原汉王朝的威胁远不如前了。
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走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今叙利亚一带)，准备渡海西行。因为此时东方与罗马的贸易控制在安息人手中。安息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贸易垄断地位，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上航行的危险，千方百计阻止甘英西行。甘英无奈，只好自条支而还。
甘英虽然没有到达原定的目的地大秦，但他仍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有一条从条支南部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中，甘英此次探险活动的意义无疑可以和张骞的“凿空”之举相提并论。
从公元前2世纪到2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226年)、中亚的贵霜(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220年)。这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强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图拉真在位时期，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班超对西域的固守以及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既是英雄时代的英雄们的壮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此后，分布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数度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改变走向甚至中断。但是，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加之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等等，都为丝绸之路最终恢复通行提供了条件和要求，使得东西方之间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种种佳话和传说。
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丝绸就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一开始，丝绸仅在波斯等地流传，相比之下，西方的另一个重要国家罗马，接触到丝绸的时间则晚了很多年。
据说罗马人第一次遇到这种神奇的织物是在公元前53年，当时罗马著名的将军克拉苏率领手下的7个军团，越过幼发拉底河，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战争。但是，罗马人很快就遭到从安息国赶来的波斯人的抵抗。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波斯军队突然展开了自己的丝绸军旗。瞬时军旗猎猎，眩目夺人，罗马军队被这种灿烂的军旗惊呆了，无法应战，大败而归，克拉苏羞愤之下拔剑自刎。一代名将竟这样命丧丝绸之手。这则传说，也算是东西方文明第一次碰撞中的奇遇了吧！
古罗马人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了解到这种轻飘如云、透明似冰的织物叫丝绸，知道遥远的中亚有一个叫“赛里丝”的神秘的东方民族。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赛里丝)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丝绸很快就在罗马风靡一时，丝绸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据说在罗马丝绸与黄金等价。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因此进口丝绸曾一度给罗马的经济造成严重后果。为此，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甚至连当时的罗马皇帝第伯留斯也下令禁止，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丝绸买卖，到4世纪的时候，连中下层平民也开始流行穿丝绸衣物。
相比于丝绸的西进，中国的养蚕和缫丝技术传入西域的时间比较晚，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唐代著名的僧人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就记录过这样的故事：玄奘在644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是于阗王要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从现存的藏文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有关中原养蚕制丝传到于阗的记载。
说到更远的西方世界，更要迟到550年或551年，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时，才由印度人(一说波斯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私蚕种，辗转送到拜占庭，从此养蚕业就扩展到东罗马的领地，在西方世界扎下了根。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洲和中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中国各种动植物和日常生活用品。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原产，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木、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一些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打开中西交通之门的伟大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而原产于中亚的狮子，也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且成了中国建筑艺术中最为常见的装饰形象。
汉初以来，东来的不仅仅有动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据《续汉书，五行志》记载：到东汉末年时，“灵帝(167年～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在中国的西方“胡器”，和在西方的中国丝绸一样，受到了上流社会的广泛青睐。
在丝绸之路的交流史上，要提到一个特别的民族，其在东西方交流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民族就是粟特人。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也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包括康、安、曹、石、史、米等国家。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从事贸易，并且有许多人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所以，从现有资料看，从南北朝到唐朝这一时期，沿丝绸之路上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唐朝现存的很多艺术作品上都留有他们的形象。粟特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商业上，还涉及到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历史上，曾有不少粟特人或好或坏地影响过历史进程，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中西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地进行着。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就传入中国，而佛教进入中国的几条路线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丝绸之路。佛教在东进的过程中，一路上留下了灿若群星般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迹，虽然历经沧桑却依然熠熠生辉，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内涵。
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很快找到了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贫苦大众对世事无常的困惑，这一现实状况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又使得佛教在中国渐渐演化成诸多不同的中国化的宗派——到这个时候，佛教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中国宗教，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即使在今天，从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随处可见的寺塔庙庵建筑，以及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中，仍然可以看到佛教文化的影子。而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已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9～10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时期，摩尼教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各种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古代世界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中世纪以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转而以海路为主，陆路交通渐趋衰落，即使这样丝绸之路仍然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丝绸之路才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现实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马、骆驼、骡等牲畜为运载工具构建起来的丝绸之路终难与扬帆直挂的海船相抗衡，浩淼的海洋行程远比经过奇峰峡谷间崎岖的山路更加安全和快捷。
正因为如此，19世纪以后，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成为深藏在典籍中永远的记忆，成为在浩瀚沙漠中上渐行渐远的时代余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