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雕塑

多元积淀

作者: 阮荣春





  克孜尔石窟南临木扎提河,水量不大,再向南是雀尔达格山。克孜尔在维吾尔语里是红色的意思。黄昏时,含沙量较高的河水在夕阳下缓缓流动,确实给人以红色的感觉,克孜尔石窟也因此得名。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今天,戈壁滩中的克孜尔已经有了成片的树林和果木。这里的水果日照时间长,没有污染,随手采摘,吹一吹就可以放入口中,甘甜难去。特别是南方少见的白杏,不仅枝头挂满了累累硕果,地上也落下了一层白黄相间的熟果子,一派果乡风光,使人流连忘返。
  就西域整体而言,由丝绸之路而得到传播的佛教,由于没有与其他宗教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使得其在发展过程表现出来了一种兼收并蓄的面貌。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也就是西汉昭帝和宣帝在位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了西域。学术界一般认为首先是传入了于阗,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是首先传入龟兹。高昌大约在1世纪左右开始了佛教的传播,到4世纪下半叶,佛教已成为高昌的国教。从流派看,于阗主要流行的是大乘佛教,而龟兹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从西域全境看,信仰小乘佛教的地区多于信仰大乘佛教的地区。但从西域全境佛教发展历史看,各个时期情况又与总的趋势有所不同,比如龟兹历来是小乘佛教的圣地,但大师鸠摩罗什却是大乘教徒,并曾在天山南路掀起了“佛教改革”,形成了大乘佛教风靡一时的盛况。
  总的来看,佛教进入西域后,传播很快,而且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借助于丝绸之路的地利条件,佛教事业发展得也很好,形成了于阗、龟兹和高昌等几个佛教中心,东来西往的僧侣们和学者们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派热闹繁荣景象。南北朝,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形成了鼎盛时期,现在当地还保留着的17座石窟群、960余个洞窟,大多是这一时期开凿的。佛教的流行,使新疆成为我国开凿和保留石窟最多的地区。
  6世纪中叶,突厥进入西域,建立了西突厥政权。在东突厥汗国,佛教与突厥人传统的萨满教格格不入,但是在西突厥汗国,佛教仍然继续兴盛。9世纪以后,回鹘进入西域,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虽然回鹘原来信仰摩尼教,但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统治者很快就皈依了佛教,现在我们在伯孜克里克的石窟里还能够看见许多绘有回鹘国王和王后形象的供养人壁画。
  10世纪,伊斯兰教进入西域,情况发生了变化。961年或962年,南道佛教中心于阗遭到伊斯兰教徒的“圣战”,大约在1012年被攻陷。北道佛教中心龟兹,大约在13世纪也被伊斯兰教徒占领。1274年,马可·波罗进入西域时,他只在哈密和沙州见到了信奉佛教的居民。1529年,明王朝放弃了对哈密的支持,西域全境为伊斯兰教所占领。
  我们再一次描述佛教在西域流传,意在说明西域佛教很长时间内是在宽松环境里传播的,其石窟艺术也得到了多元文化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一点,西域的佛教艺术就很难让人想象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中世纪以后,西域佛教艺术开始出现程式化的趋向,风格单调的千佛洞等形式极大地限制了艺术家的创造空间,当时,即使没有宗教矛盾的出现,佛教艺术的发展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可以说,中世纪以前才是西域佛教艺术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也正是古龟兹国作为西域大国的黄金年代。作为丝路北道的中心,有丝路中枢之称的龟兹,借丝路之利,沐浴着多元文化的雨露,充分享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具体看,从多元的艺术土壤中,龟兹石窟艺术获得了哪些艺术营养呢?
  犍陀罗佛教艺术进入龟兹古国很早。从地理位置看,犍陀罗和龟兹有非常相似的一面,两地都处于文化和商业的十字路口。犍陀罗文化遗址在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和毗连阿富汗东部一带,处于印度次大陆的胸部,是中亚和印度平原之间交通的要津,而龟兹是西域丝路北道的中心。相似的地理文化由丝路相连接,龟兹在佛教艺术上接受犍陀罗影响,这样就产生了很明显的一致现象。比如龟兹佛教艺术的主要内容是佛像、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三大类,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也如此。又比如,犍陀罗因为处于交通要道的原因,其佛教艺术才明显受到希腊和罗马的影响。我们从克孜尔石窟中,可以看到许多以希腊的装饰手法表现的早期石窟壁画。其中有一幅被认为是作者自画的壁画,图中人物身穿镶边骑士短装,上衣敞口,腰挂一柄短剑,很有点罗马武士的气概,特别是该人物垂发披肩,与龟兹“男女皆剪发垂项”的独特风土人情不甚一致,显然是一个外来人物。犍陀罗艺术从丝绸之路随佛教进入中国,但仅对西域佛教艺术影响较深。出西域,汪洋大海般的中原文化就以主人的身份接受、融合和改造了犍陀罗艺术,特别是经过改造,像龟兹那样模仿犍陀罗风格的作品就很少见到了。龟兹飞天大约在4世纪初出现,最早是描绘在大像窟的壁画上,以后就普遍存在了,形式多样,数量也很大。龟兹早期飞天明显受到犍陀罗和希腊的影响,主要是在造型上。克孜尔石窟第77号窟的飞天,头部较长,卷发垂肩,形体短壮,与3世纪的犍陀罗雕塑很相近。
  希腊艺术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龟兹石窟的早期。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其人物显得非常突出,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影响。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在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裸体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裸体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裸体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进行了突破。
  秣菟罗和笈多的影响也是由丝绸之路带来的。秣菟罗文化的鼎盛期是1~2世纪贵霜王朝统治时期,这时正是丝路的畅通时期。秣菟罗的造像中,人物有很明显的肉感性,这一特点,在龟兹的石窟中可谓是随处可见。克孜尔石窟第206窟后室后壁上的菩萨像,很像一个妇女形象,被描写为“臀部肥大,大腿粗健,全身极富肉感”。笈多王朝的时间是4~6世纪,此时丝路南道不很畅通,但是北道情况还是很好的,这为龟兹较多接受笈多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条件。比如笈多王朝时期的佛像,全身大都缠着衣服,而这种衣服多为绢帛绫罗的质地,这样我们远看画中人物就如裸体一样。我们注意的是笈多文化的影响与其他地方不同,接受外来影响时,相互融合,于中还有龟兹文化影响的回流内容。法显、玄奘等高僧是从龟兹去笈多的,笈多阿旃陀石窟第1、2两个石窟的最好壁画是由中国画家绘制的。
  伊朗文化对龟兹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丝绸之路打通后,伊朗文化就有了向东传播的渠道。在龟兹石窟中,中心柱支提窟的窟型很特别,其最早的原形就是伊朗的火神庙。《汉书》和其他史书中经常提到的“男女皆剪发垂项”的龟兹民俗,在龟兹石窟壁画里有生动体现。因为在我国古籍中,也记载了波斯人同样的习俗,所以有学者认为“剪发垂项”的形象可能是来源于伊朗文化的影响。同样,在龟兹石窟的拱顶和甬道顶上的日月星辰图,也被认为是受到了伊朗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用线条或动物来表现日月星辰的手法最早出现在伊朗,通过丝绸之路先传到龟兹,然后再传到中原。
  当然,中原汉文化对龟兹艺术的作用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汉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石窟的建筑上,龟兹许多建筑形式都与中原相似。比如森木撒姆石窟26号窟中心柱前后俱作横券顶,四面开大龛,后开明窗,与敦煌和云冈早期石窟的开明窗的形制基本相同。在壁画风格方面,克孜尔石窟17号窟的以线条勾轮廓、以平涂着色等,与中原地区的东汉早期墓中的壁画风格非常接近;森木撒姆石窟30号窟的壁画中的两树枝连理形状、二鸟相对形式,与战国、西汉时期的对兽瓦当和对鸟瓦当也很接近。在壁画题材方面,“西方净土变”、“药师变”、“西方三圣”像等,也是中原净土宗佛教崇拜的对象。
  另外,被很多学者注意到的龟兹壁画中的三道弯“S”形舞蹈形象,有不少人说是受印度、希腊影响,实际上先秦时楚国就已经流行了,以后也始终是楚地人民所喜爱的舞蹈,现在在武汉地区还有以“三道弯”为名的舞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龙门宾阳洞皇后礼佛图》,龟兹“S”造型虽然更夸张一些,但它们追求的审美标准还是一致的。
  我们将克孜尔石窟艺术风格做一次多元文化的比较:同样是飞天,克孜尔石窟中就有红、蓝、绿等多种色调;同样是造型,就有平涂和线描的不同;同样是人物构图,就有圆中造型、圆中套圆造型和多方框造型等等。在花边图案上,也处处可见多元文化的痕迹。这种多元文化交流产生了一些独特的题材,《古印度国王梦灵、沐浴图》就是我国佛教石窟艺术中罕见的题材。
  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流的影响是巨大的,西域丝路北道中心的龟兹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融入本地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文化交流而获得了肥沃的艺术土壤。所以说,龟兹石窟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是丝绸之路的恩赐。
  回鹘公主供养像伯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
  ●9世纪以后,回鹘进入西域,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原来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王国统治者很快就皈依了佛教,现在我们在伯孜克里克的石窟里还能够看见许多有回鹘国王和王后形象的供养人壁画。
  佛传故事中的国王王后大臣像 克孜尔石窟第22窟
  ●左为印度国王阿世,头戴三珠冠,有头光。中为王后,束高髻,上插三朵花,有头光。右为行雨大臣,袒右肩。

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 第一卷 西域梵影/阮荣春主编.-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