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按其性質，可大別爲五類：一、使西域官吏的往返行程，二、對西域軍事行動的路線，三、赴西域求法僧俗的行紀，四、商旅周遊的經歷，五、駐西域行政機構的報告。其中，第五類往往採用或綜合了前幾類，加上可能的調查和踏勘，系統性强，因而價值較高。以下扼要綜述之。
　　一
　　1.往返行程有跡可循的使臣首推張騫，通過《史記·大宛列傳》的有關記載使我們能夠略闚其兩次西使的路線。[1]
　　張騫首次西使，啓程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目的地是當時位於伊犂河流域的大月氏國。
　　張騫出隴西後不久就被匈奴拘留，十餘年後，才得以脫身西走，亦卽《史記·大宛列傳》所謂：“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位於今費爾幹納盆地(王治在今Khojend)。張騫很可能是從漠北出發，經阿爾泰山南麓西走，取道巴爾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爾吉斯山脈，復順納倫河進入黄爾幹納盆地的。
　　嗣後，據《史記·大宛列傳》，大宛王“爲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復位於伊犂河、楚河流域。蓋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受烏孫攻擊，被迫西遷阿姆河流域。張騫到達時，大月氏設王庭於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土。張騫很可能是在逃離匈奴後不久獲悉大月氏再次西遷的消息的。張騫所抵“康居”，應爲康居(王治在錫爾河北岸)屬土，亦卽位於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至於傳文稱張騫“自月氏至大夏”，應指從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國都城卽阿姆南岸的藍市城(今Balkh附近)。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張騫]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匈奴]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此處所謂“南山”，指西域南山，卽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而張騫歸途很可能沿“南山”，經于闐(今和闐附近)、扜罙(今Dandān-Uiliq遺址)後，抵達位於羅布泊西南之樓蘭，復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師(時在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張騫很可能是經姑師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區。又，張騫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樣，被“傳詣單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會其胡妻，終於相偕歸漢)，直至軍臣單于(前161—前126年)死後，纔乘亂得脫。時在元朔三年。
　　要之，張騫首次西使往返路線頗爲曲折。由於許多特殊因素的作用，其取道不能視爲當時陸上東西交通的常道。其中最可注意者爲張騫自漠北匈奴王庭出發西走至费爾幹那盆地可能採取的途徑。
　　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張騫所傳聞之國，據傳文可知是烏孫(在楚河、伊犂河流域)、奄蔡(在裹海北岸)、安息(卽帕提亞朝波斯)、條枝(卽塞琉古朝敍利亞)、黎軒(卽托勒密朝埃及)和身毒(在印度河流域)。張騫在歸國後給武帝的報告中描述了上述諸國國情，客觀上也記錄了當時的交通路線：
　　張騫從匈奴中得脫西走至大宛國，很可能慌不擇路，未能留下路線的記載。因此，他的報告逕稱“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從交通路線的角度來看，這等於說自漢經匈奴西南行可至大宛。
　　張騫關於西域諸國國情和地望的記載顯然是從大宛國開始的。蓋傳文載大宛國，“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扦罙、于窴”。又稱：“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這些對大宛國四至的描述也就是自大宛國王治出發的交通路線的記錄：自大宛國王治西北行二千里可至康居國王治，西行二三千里可至大月氏國王治，西南行二千餘里可至大夏國王治，東北行二千里可至烏孫王治，東行可至扜罙、于窴國王治。在這裏，由於張騫首次西使的特殊經歷，大宛國簡直成了西域的中心。
　　張騫的報告進一步記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大夏“東南有身毒國”。這是說，自康居王治西北行二千里可至奄蔡王治；自大月氏王治西行數千里行可至安息王治，自安息王治西行數千里可至條枝王治；自大夏國王治東南行可至身毒國王治。
　　因此，張騫首次西使的報告包含了我國有關陸上東西交通路線的最早記錄。
　　張騫第二次西使，旨在爲漢聯結烏孫，夾擊匈奴。時烏孫遊牧於伊犂河、楚河流域。
　　張騫使烏孫究竟取什麼路線，史無明文。如果允許推測，其去路似乎可以認爲是沿阿爾金山山麓西進，抵達羅布泊西南的樓蘭，自楼蘭北上，到達泊西北的姑師，復沿孔雀河西進，取西域北道經龜茲(今庫車附近)到達烏孫。當時，漢征匈奴已取得重大勝利，特別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渾邪降漢後，出現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謂“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卽空無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卽阿爾金山至鹽澤卽羅布泊空無匈奴，張騫取此道使烏孫是完全可能的。另外，雖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漢已將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對阿爾泰山南麓包括準噶爾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對張騫來說未必是坦途。至於張騫的歸途，不妨認爲與其去路相同。
　　2．繼張騫之後，往返行程可以推知的是東漢西域都護班超的使者甘英。[2]
　　甘英啓程於和帝永元九年(97年)，目的地是大秦卽羅馬帝國。據《後漢書·西域傳》，永元三年，“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因此，甘英出使應該是從龜茲出發的。他抵達地中海東岸的條枝(今敍利亞地區)，便踏上了歸途，沒有能夠到達大秦。
　　《後漢書·西域傳》載：“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所述自安息(指安息都城和櫝城Hekotompylos)，經阿蠻(Ecbatana)、斯賓(Ctesiphon)、于羅(Hatra)抵條枝的路線可能正是甘英所經歷。蓋甘英爲已知唯一走完全程的東漢使者。
　　他大概自龜茲西行至疏勒後踰葱嶺，復經大宛、大月氏至安息都城和櫝城。此後歷阿蠻、斯賓、于羅而抵條枝。歸國時，如《後漢書·西域傳》所說，“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再取道木鹿(Mōura)和吐火羅斯坦(Tukārestān)東還。
　　3．北魏使臣董琬、高明啓程於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八月，目的是招撫西域諸國，據《魏書·西域傳》可推知其大致行程。[3]
　　據《魏書·西域傳》，北魏“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當時已西遷帕米爾山中)，其王得朝廷所賜，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今費爾幹那盆地)、者舌(今塔什幹一帶)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旣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這是說董、高西使乃經由位於羅布泊西南的鄯善王治扜泥城，在到達烏孫之前的行程應該和前述張騫第二次西使取道相同，亦卽沿天山山脈西行，區別在於當時領有伊犂河、楚河流域的是悅般國。此處所謂“九國”其實是西域諸國的代名詞，無從確指。
　　董、高似乎在分別抵達破洛那和者舌後沒有進一步西行，便踏上了歸途。歸途經由無從確指。
　　4．隋代使臣西使路線大致可考者爲韋節和杜行滿。[4]
　　韋、杜大約於大業三年(607年)四月之後啓程。據《隋書·西域傳》，“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除罽賓、王舍城、史國外，韋、杜西使到達的地點，可能還有康國、安國和挹怛。蓋據同傳，“煬帝卽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而在《通典·邊防九·西戎五》保存的韋節《西蕃記》的殘簡既稱韋氏曾抵達挹怛國，“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且於康國之習俗有頗詳盡的記載。
　　果然，很可能韋、杜西使在抵達康國(Samarkand)後分道揚鑣，韋節經由史國(Shahri-sebz)、挹怛(Balkh)，抵達罽賓(Kāsmīra)和王舍城(Rājagrha)。杜行滿則往赴安國(Buchārā)，並偕安國使者於大業五年歸朝。
　　二
　　1．行軍路線留下記錄的以李廣利西征大宛爲最早。李廣利伐宛先後凡二次，有關路線的記載均極簡略。[5]
　　關於第一次，《史記·大宛列傳》僅載：“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比至郁成……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引兵而還。……還至敦煌。”鹽水，一說相當於今營盤以上之孔雀河及營盤以下之庫魯克河。[6]郁成，大宛國屬邑之一，位於今Ush(也可能在Uzgent)。這暗示漢軍乃沿天山山脈前進，抵達郁成。
　　關於第二次，傳文僅載：“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今Khojend)，漢兵到者三萬人。”侖頭，一般認爲故址位於今柯尤可沁舊城附近。屠侖頭暗示漢軍這次取道和第一次相同。
　　但是，傳文又載：“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偩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這說明李廣利再次征宛時，分軍前進，王申生等很可能是其中一軍，率偏師往擊郁成，貳師則率主力直奔宛都。王申生抵達郁成之際，與李廣利大軍相去二百里。王申生敗績，李廣利卽遣上官桀馳救，可見兩軍取道似乎相同。
　　至於傳文所謂“從南北道”，由於資料過於簡略，不能確指。但不外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分兵沿天山南北麓前進。第二種可能是分兵沿天山和昆侖山西進。後一種可能性似乎較大。蓋據《漢書·張騫李廣利傳》，李廣利再次進軍時，武帝“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而“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漢軍果有一支沿天山北麓前進，必然自烏孫過境，卽使朝廷未遣專使頒詔，烏孫亦不敢逡巡不前。何況大軍均沿天山前進，與李廣利分軍求食的目的不符。要之，上述王、李軍均係精銳，可能是沿天山山脈前進，衹是在越過葱嶺之後纔分赴郁成和宛都。除這些精銳外應該還有一支或欺支軍隊(輜重之類)取西域南道。
　　貳師將軍凱旋時所取何道，《史記·大宛列傳》沒有記載。據《漢書·西域傳下》，“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杅彌，杅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云云，似乎漢軍凱旋時沿昆侖山北麓前進。案：漢軍凱旋時也應分軍走南北道，因爲同樣會遇到“道上國不能食”問題。
　　2．李廣利之後，有甘延壽、陳湯之討郅支。[7]
　　據《漢書·陳湯傳》，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甘、陳征郅支，“引军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在擊破“寇赤谷城東”的康居副王抱闐後，“入康居東界”，得康居貴人爲嚮導，“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都賴水卽今Talas河，時匈奴郅支單于築城於該河河畔。
　　因此，漢軍的取道很可能是沿天山南麓抵達溫宿國後，一支度拔達嶺(Bedal)，沿納伦河前進，入烏孫王治所在赤谷城，穿越烏孫、康居國土，到達闐池卽伊塞克湖以西某地，復自該處奔赴郅支所在郅支城。另一支在經由疏勒後，越過葱嶺抵逹大宛，復自大宛前往郅支城。[8]
　　3．陳湯之後，有前涼楊宣之西征。[9]據《晉書·張駿傳》，張駿曾“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窴王幷遣使貢方物”。所述諸事發生在咸和二年(327年)高昌設郡之後。
　　楊宣這次西征的路線，史無明文。但是，這次西征既然發生在高昌建郡之後，則不妨認爲楊宣是在取道高昌、取得補給後西進的。至於伐龜茲、鄯善之先後，因史無明文，難以確斷。
　　嗣後，永和元年(345年)冬，據《晉書·西戎傳》，張駿又遣楊宣伐焉耆，“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王龍]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羣下四萬人肉袒降於宣”。楊宣的進軍路線應自賁崙城(今七格星附近的唐王城古城或七格星古城)，經鐵門(今鐵門關)、遮留谷(今塔什店與鐵門關間之哈滿溝，在鐵門之北)，抵達尉犂(故址位於夏渴蘭旦古城，今庫爾勒南約6公里處)。
　　4．楊宣之後，有呂光之西征，時在東晉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10]
　　《晉書·呂光載記》稱：呂光“行至高昌”，“乃進及流沙”，復“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呂光行軍路線，《資治通鑒·晉紀二七》胡注以爲：當“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這顯然是考慮到傳文明載呂光軍在抵達高昌之前先越流沙，而且呂光西征軍有鄯善、車師二王作嚮導。[11]
　　但是，如果考慮到鄯善王在大軍出發前已經病故，則呂光未取道鄯善也未可知，且自都善經由山國可直接赴焉耆[12]，未必繞道高昌，則呂光的行軍路線還存在其他可能。這就是說，呂光軍很可能是取敦煌石室所出《西州圖經》記載的“大海道”[13]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醎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果然，《晉書·呂光載記》敍事次序有誤。[14]“光乃進及流沙”云云，應在“行至高昌”之前。
　　當然，亦不排除呂光取“伊吾路”赴高昌的可能性。蓋據《周書·異域傳下》“高昌條”：
　　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云。
　　“取伊吾路”卽自敦煌經伊吾(今哈密附近)至高昌。而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可知敦煌與伊吾間，有“莫賀延碛，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也就是説，同樣要穿越流沙，纔能至高昌。
　　要之，呂光西征，很可能從敦煌出發，越流沙，行至高昌，復自高昌抵焉耆、龜茲。
　　三
　　僧俗求法路線爲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採錄的僅北魏宋雲、惠生一例。[15]
　　據《魏書·西域傳》稱：“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傳文未載宋雲、惠生行程，但傳文有關諸國的臚列次序間接表明了這次西使的路線。
　　據載：渴槃陁國“在朱駒波(朱居)”西，鉢和國“在渴槃陁西”，波知國“在鉢和西南”，賒彌國“在波知之南”，烏萇國“在賒彌南”，乾陀國“在烏萇西”。這表明宋雲一行依次經過了朱駒波國、渴槃陁國、鉢和國、波知國、賒彌國、烏萇國、乾陀國。
　　按之《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宋雲行紀”，宋雲一行在朱駒波(朱居)和乾陀國之間的經歷如下：朱駒波(Karghalik之西)—漢盤陀國(Tāshkurghān)—鉢和國(Wakhan)—*(左口右歇)噠國(卽《魏書·西域傳》所見嚈噠國，宋雲其王會晤之地在今Kunduz附近)—波知國—賒彌國(Chitrāl和Mastuj之間)—烏塲國(Uddiyāna)—乾陀羅國(Gandhāra)。由此可見，宋雲一行在到達鉢和國之後、進入波知國之前，曾經訪問嚈噠國。
　　之所以《魏書·西域傳》編者在轉載“宋雲行記”時抽掉“嚈噠國傳”，是因爲在《魏書·西域傳》中，“朱居國”以下文字衹是作爲嚈噠傳的附錄被採入的。蓋當時朱居、鉢和、波知、賒彌、烏萇諸國均已役屬嚈噠，“在烏萇西”的乾陀國亦已“爲嚈噠所破”。《魏書·西域傳》編者有意將《宋雲家記》中有關記述提取出來，結合其他資料，編成我們今天所見的“嚈噠國傳”，是不難理解的。
　　四
　　明載依據商旅周遊之經歷記錄的通西域路線衹有《隋書·裴矩傳》傳裴矩《西域圖記》所載“三道”：[16]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
　　《隋書·裴矩傳》稱：煬帝卽位，“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由此可知，關於“三道”的信息是裴矩掌交市之際得諸來華西域商胡。
　　在《西域圖記》序中，裴矩也說：“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事實上，《西域圖記》所載諸國，包括以上“三道”所列，既爲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所至者，本身無疑均如《西域圖記》序所言，爲“利盡西海，多產珍異”，亦卽因通“西海”而得貿易之利者。
　　五
　　1．《漢書·西域傳上》首次明確記錄了通西域的陸上交通路線：“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兩條路線至遲在李廣利伐宛時已經存在。這是整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和西域陸上交通的主要幹線。[17]
　　除了籠統的描述外，《漢書·西域傳》還詳細記載了西域各國王治去中原王朝都城(長安)之距離(有時還標明去陽關之距離)、去西域都護之距離、去周圍諸國王治距離。不僅如此，傳文所載西域諸國的次序也暗示了當時存在的交通路線。具體而言，全傳可分爲五大段。自第一國婼羌至第二十國大月氏(大夏)爲第一段，自第二十一國康居至第二十九國尉頭爲第二段，自第三十國烏孫至第三十八國焉耆爲第三段，自第三十九國烏貪訾離至第四十八國劫國爲第四段，第四十九國狐胡至第五十四國車師後城長國爲第五段。其實，第一段與第二段衹是一段。蓋據《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北則康居”，故大月氏後逕接康居並不違例。第二段舆第三段之間也沒有間隙，因爲尉頭之北便是烏孫。第四段本應與第五段相接，中間插入第四段亦卽天山以北諸國，可能是爲了將有關車師的事情移至傳末，以便結束全文。[18]
　　2．《後漢書·西域傳》關於西域交通路線的主要記載如下：“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自鄯善踰葱領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領，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與《漢書·西域傳》比較，增加了一條伊吾道。據同傳可知，伊吾道的利用始於明帝永平年間。[19]
　　和《漢書·西域傳》一樣，《後漢書·西域傳》也記載了西域諸國王治去中原王朝都城(洛陽)之距離、去西域長史之距離、去周圍諸國王治距離。傳文所載西域諸國的次序也暗示了當時存在的交通路線。全傳可分爲四大段。第一國拘彌至第十三國東離爲第一段，第十四國粟弋至第十六國奄蔡爲第二段，第十七國莎車至第十九國焉耆爲第三段，第二十國蒲類至第二十四國車師後國爲第四段。第一段是經由南道前往的各國，後三段是經由北道前往的各國。雖然決定各國先後次序的原則與《漢書·西域傳》同，但具體做法略有變通。分爲四道敍述則已開《魏書·西域傳》之先例。[20]
　　3．董琬，高明西使的往返路線雖然不得其詳而知，但是這次西使卻帶回了有關當時西域、特別是通西域交通路線的最新情報。
　　《魏書·西域傳》序語對此有一段扼要的敍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其中，前二道應卽《漢書·西域傳》所載南北道。第三、四兩道其實是南道的支線。
　　還可注意者：《魏書·西域傳》編者實際上是按照董、高所傳當時出西域的“四道”來排列所傳諸國的。傳文(罽賓以前)可分爲四大段：自鄯善至渠莎七國爲一段，可稱爲“鄯善道”；自車師至者舌二十八國爲一段，可稱爲“車師道”；自伽倍至大秦八國爲一段，可稱爲“伽倍道”；自阿鈎羌、波路至罽賓爲一段，可稱爲“波路道”。不言而喻，所傳諸國未必得諸董、高。而依據董、高所傳四道編撰諸國，說明四道已成爲時人之共識。
　　和《漢書·西域傳》一樣，《魏書·西域傳》也記載了西域諸國王治去中原王朝都城(代)之距離、去周圍諸國王治距離。
　　4．《魏略》雖非正史，但其“西戎傳”有關東西陸上交通路線的記載最爲豐富，故列述於後。據載：
　　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領，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
　　同時，據所列三道羅列西域諸國。如：“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窴。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幷屬大月氏”，等等。[21]
　　但《魏略·西戎傳》關於交通路線的記載中最有價值的還是自安息赴大秦的海道與陸道，茲據有關研究的結果概述如下：陸道自安息和櫝(Hecatompylos)，經阿蠻(Ecbatana)，抵斯賓(Ctesiphon)，然後渡底格里斯河(經于羅)或幼發拉底河而上，至安谷城(敍利亞的Antiochia)，復北行至驢分(Propontis)，西向跨越Hellespont海峽，經巴爾幹等(所謂“海北”)地區，到達意大利半島。海道分爲南北：北道至安谷城後，截地中海而西，直達羅馬。南道從于羅(Hatra)渡幼發拉底河，至汜復(Damascus)，或從思陶(Sittake)經旦蘭(Palmyra)至汜復，復自汜復經賢督(Jerusalem)、積石(Petra)抵澤散(亦作烏遲散丹，卽埃及亞歷山大)，然後西北向乘船過地中海，亦至羅馬。南道以汜復爲樞紐。[22]
　　《魏略·西戎傳》有關東西交通路線的記載也是綜合各種資料而成，除了曹魏駐西域行政機構(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的報告之外，可能還有求法僧俗的行記和商旅周遊的經歷，後兩者可以從傳文關於佛教傳說傳播的記錄和西域諸國(特別是大秦國)詳盡的物產記錄推知。
　　六
　　以上東西交通路線今日通稱爲“絲綢之路”。其實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些交通路線被載入史冊，顯然不是因爲它們在東西貿易上發揮的功能，而是由於它們政治和軍事活動中所起的作用。
　　魏收記錄宋雲、惠生西使路程，旨在補充《魏書·西域傳》，所述路線主要依據“宋雲行紀”。而且宋雲另有政治使命，並不是僅僅爲了“訪求佛經”，卽使釋惠生之求法，亦靈太后所遣。
　　《西域圖記》所載三道得自商賈，但裴矩記錄這三道是爲了迎合煬帝“勤遠略”，歸根結底還是政治的。至於《魏略·西戎傳》所錄路線無疑與當時東西貿易有關，這從傳文詳錄大秦等地物產可以推知；但這些路線被記錄下來，與其說是編者對貿易的興趣、不如說是對“殊俗”和朝貢的興趣所致。
　　當然，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關於交通路線的記載偏重政治、軍事，並不影響這些交通路線在客觀上承擔着所謂“絲綢之路”的作用。
　　■注釋
　　[1]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pp．203-213。
　　[2]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214-220。
　　[3]參看余太山《嚈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pp．217-244。
　　[4]參看余太山“隋與西域諸國關係述考”，《文史》第69輯(2004年)，pp．49-57。
　　[5]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p．70-81。
　　[6]說見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pp．212-215。
　　[7]參看注5所引余太山書，pp．96-98。
　　[8]參看藤田豐八“大宛の貴山城と月氏の王庭”，《東西交涉史の研究·西域篇》，東京：荻原星文館，1943年，pp．1-43。
　　[9]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123-127。
　　[10]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135-140。
　　[11]據《晉書·苻堅載記下》，太元八年，呂光發長安，堅“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窴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而《晉爵·藝術傳》“郭黁條”載：“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西歸，鄯善王死于姑臧。”由此可見呂光向導者僅彌窴一人。
　　[12]據《漢書·四域傳下》，山國“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接]”。《法顯傳》卽載法顯自鄯善國“復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國”，“焉夷”卽“焉耆”。
　　[13]參看嶋崎昌“西域交通史上の新道と伊吾道”，《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高昌國史研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出版社，1977年，pp．467-493，黃烈“‘守白力’、‘守海’文書與通西域道路的變遷”，《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pp．431-458。
　　[14]《晉書》類似的例子尚有。參看馬雍“新疆所出佉盧文書的斷代問題——兼論樓蘭遺址和魏晉時期的鄯善郡”，《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pp．89-111。
　　[15]參看本書上卷第三篇。
　　[16)參看本書上卷第四篇。
　　[17]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221-232。
　　[18]參看注1所引余太山書，pp．95-108。
　　[19]同注17。
　　[20]同注18。
　　[21]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要注》，中華書局，2005年，pp．327-367。
　　[22]參看注5所引余太山書，pp．1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