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路交通的开通
　　在西汉建立以前，匈奴民族开始强大起来，尤其在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前161年在位)、军臣单于(公元前161～前126年在位)83年的统治，是匈奴奴隶主政权最强盛的时期。在其控制的疆域内，匈奴、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今天的东北、蒙古、西北地区，对奠定、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曾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当时，匈奴控制着从东到西丝绸之路沿线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即西域)广大地区。为开辟丝绸之路，疏通中西道路交通，西汉就必须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西汉建立初期的半个多世纪内，要实现对河西走廊和西域控制尚不具备足够的实力。
　　匈奴政权所控制的疆土面积，虽然大大超过了西汉的疆土面积，但人口却不足西汉一个大郡的人口。文帝时(前179～前157年在位)西汉政论家贾谊说：“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1]。据估计，当时匈奴仅有150余万人，其中包括周边的其他各族人民，估计汉人被虏作奴隶的就有50余万人。由于匈奴是“全民皆兵”的民族，所以军力强大。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说：“诸引弓之民(即指游牧民族)并为一家”[1]，其控弦之士已达30～40余万众。若按此估计，匈奴在最盛之时，人口达200万人，并有一支骑兵部队，其战斗力大大超过了西汉。正如汉景帝时(前156～前141年)晁错所说：匈奴骑兵“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即耐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2]。这是对西汉初期西北边情的分析。
　　匈奴政权是一个庞大的军政联合体，又是一个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游牧部族，所以，以掠夺为业的原始社会遗风还很浓烈。《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毋文书……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人习战攻以侵伐”，“斩首虏赐一厄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所以，匈奴人虽然已有辽阔的疆土、丰美的草原，但却不致力于发展农牧业生产，又嗜汉财物，把富饶的西汉边境农业地区作为掠夺的对象，从秦末到汉武帝即位时(公元前209～前140年)的70年间，经常入掠边郡，劫掠人口、牲畜，杀害边吏，夺取战马，对西汉北部和西部边境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和苦难。但是，在西汉建立初期，军事力量弱小的形势下，只能暂向匈奴让步，采取与匈奴划界而治，实行“和亲政策”和防御策略，长达70年。
　　但是，“和亲政策”并没有取得和平，匈奴仍不时掠夺西北边境，最严重的是汉文帝在位的22年中(公元前179～前157年)，匈奴大举南进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使右贤王率兵骑，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区(今之内蒙古伊克昭盟)和上郡(郡治在今陕西绥德)，震惊京都长安；第二次是在文帝前十四年(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率兵骑部众14万人，攻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入萧关(在今宁夏固原)，沿回中道南下，杀北地郡都尉(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烧回中宫(一说在今陕西陇县，一说在今甘肃泾川)，其前锋部队达至雍(今陕西凤翔)和甘泉(今陕西淳化)，京师长安为之震动，文帝发兵迎击；第三次是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进军的烽火直通甘泉，京师长安已处于高度戒严状态，汉文带曾亲赴兵营慰劳部队，将军周亚夫(相当于今首都卫戍部队总司令)和将士皆披甲持兵，达到人不离武器，武器不离身的地步。在匈奴的多次进扰中，临近匈奴的陇西郡(郡治在今甘肃临洮)、上郡(郡治在今陕西绥德)、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东南)、云中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辽东郡(郡治在今辽宁省辽阳市)等深受其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边民被虏为奴。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前87年)，西汉已养战马40万匹，并建立了一支英勇善战，足以与匈奴骑兵相抗衡的骑兵部众，正如《汉书·食货志》中所讲的，“汉兴，接秦之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说明武帝即位时的国力比西汉初建时大大增强了，足以对匈奴开展反击。汉武帝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缦侵盗亡已，边疆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3]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停止了和亲政策，遂与匈奴的军事冲突进入了反击。自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开始打败匈奴主力，直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大宛降服，完成断匈奴右臂的任务为止，共历三十余年。
　　在西汉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关键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之战，打败了右贤王的主力，解除了匈奴对西汉京都长安的威胁，收复了秦时的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修复了秦时蒙恬沿黄河所筑的军事要塞，并招募贫民10余万口徙居屯垦，保卫边防；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打败了匈奴的休屠王、浑邪王，控制了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开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打败了左贤王，消灭了匈奴的主力，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匈奴不得不远徙逃遁，并将单于庭迁于瀚海以北。从此，漠南无王庭，对匈奴的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河西之战的胜利，开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
　　二、丝路东段陇右道疏通
　　丝路东段陇右道由两条线路组成：一是沿泾水河谷西北行，经今甘肃泾川、平凉，由宁夏固原境内过萧关，并由甘肃靖远境内过黄河，再往今甘肃景泰方向至河西走廊；二是沿渭水河谷西行至今陕西宝鸡，西北行由陇县越陇山至今甘肃天水、兰州；或由通渭至今临洮西北行到临夏，过黄河西行至青海湖，再北行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至今甘肃张掖市，或由青海湖西行至新疆的婼羌。
　　汉武帝对西北边防的安全和丝路交通的畅达十分重视。西汉为阻止匈奴和羌族结盟阻断交通，汉武帝亲巡边防，攻伐匈奴，通“回中道”，出击西羌，以巩固边防，保护交通。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冬十月，汉武帝率数万骑巡视西北边防。《汉书·食货志》载：“天子始出巡郡国……西踰陇(即今陇山，在陕西陇县)，卒(仓促之意，指陇西太守感到很突然)从官不得食，陇西太守自杀，于是上(指汉武帝)北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①，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亭，在西汉时，十里设一亭，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及民事，有的亭就是军事要塞。这次对北地郡太守治“亭”事宜的处理，震惊朝野，不仅对北地郡而且对全国的道路建设都有很大影响。《史记·平淮书》说：此后“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指驰道所经之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各地官员汲取了北地郡太守的教训，不但整治好道路、桥梁，而且修缮宫殿、仓库，准备供具，等待天子临幸，这既巩固了边防又发展了交通。汉武帝对国防和交通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亲率大军巡边，下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即指西羌、匈奴)，颇未辑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4]。乃自云阳(陕西淳化县西北)，北历上郡(今榆林东南)、西河(今内蒙古东胜县)、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北)，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至于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临北河(今乌加河，黄河支流)，陈兵18万骑于边境上，旌旗绵延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告单于：“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4]武帝欲以兵威逼单于降服，虽未达到目的，但匈奴慑于汉兵之威，不肯为寇于汉边，好辞甘言求和亲。所以，汉武帝的巡边对巩固西北边防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诏令通回中道。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而还”。
　　“回中道”是从关中平原通向陇东高原的交通要道，南起千河河谷，北出萧关，抵清水河河谷，途经回中宫，这是一条古老的道路。汉文帝时，老上单于就是由“回中道”进攻关中的，并烧回中宫，汉武帝时对回中道进行了改建。千河，西汉时称为*(左氵中千右干)水；清水河，西汉时称为乌水；回中宫，在今陇县西北(一说在今甘肃泾川)。汉武帝此次出巡路线是从长安出发，西北行至雍(今陕西凤翔)，溯千水西北上，至汧县(今陕西陇县)之“回中宫”，沿陇坂(即陇山南段)东侧北上，经崆峒(在今甘肃平凉市西)，出萧关，进入乌水河谷，至安定郡(今宁夏固原)。西北行，经独鹿、鸣泽(陕北、晋北地区)至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回长安。陇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路段。由陇坂东之回中道北上出萧关，可至北方边关；由回中道西行，越陇坂可至祖历(今甘肃会宁县)，至靖远黄河渡口，渡黄河经今甘肃景泰至武威；越陇坂后向南可达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至天水，这是从陕西经甘肃到西域的必经道路。《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之回》，就是专门歌颂此事的，在《乐府古题要解》中也有此说。汉武帝又多次去雍，至回中，所以，“回中道”是一条出入宁夏、甘肃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上连接长安与金城(即兰州)的重要线路，所以，《上之回》歌曲的歌词为：“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月氏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七月，陇西羌彡姐种万余人反汉。十月，元帝派遣右将军冯奉世平叛，最后组织兵力达6万人。据《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军于陇西之首阳(今渭源县)、临洮(今岷县)、白石(今临洮东)，“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平羌胜利后，“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明年二月(指元光三年，即公元前41年)，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光禄勳如故”。自此，丝路东段陇右南道疏通。从陇西郡西行，沿洮河、黄河而上至湟中之羌中道，西北过扁都口至张掖郡，进入河西走廊，通西域的道路畅达。所以，冯奉世平息陇西羌乱，对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也是有功之臣。
　　三、丝路东段河西道开通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第一次由西域归汉，向汉武帝报告西域大夏、大宛、康居之属皆贵汉财物，欲通不得的主要原因是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致使西汉和今新疆乃至中亚、西亚、南亚各国不能直接交往所致，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讲的“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所以，要开通中西道路交通，就必须把河西走廊置于西汉的管辖之下。因此，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决定用武力开通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控制进入西域的关隘，为开通丝路中段诸道创造条件。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大军从长安出发，沿渭水西进，经陇西(今甘肃临洮)，渡过黄河，至皋兰②，战败匈奴骑兵主力，然后沿黄河、湟水西进，经乌盩③，讨伐匈奴部落速卜，涉狐奴(今大通河上游)，出扁都口(大斗拔谷)，直捣焉支山匈奴根据地，并长驱直入追击匈奴北至休屠(今甘肃民勤东北)，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25公里处)，至浑邪王驻地张掖，军锋达于今酒泉、敦煌④，转战千里，疏通了河西走廊通道，其功之伟史称第一。汉武帝在嘉奖令中说：“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盩，讨敕濮(即速卜)，涉狐奴，历五王国(指匈奴五部落)，辎重人众慑慴者(惧服之意)弗取(即不作为俘虏)，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披甲之敌)，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同年夏，霍去病为扫除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残余势力并驱逐西羌义从胡(小月氏的一部)，率骑兵为右路军，出北地郡(今庆阳地区)西进，渡黄河、直驱休屠泽(亦称青玉湖，在今民勤县西北)，西向居延泽⑤，南进勒兵于张掖，进军祁连山，驱逐诸羌，其中包括小月氏，转战数千里，彻底打败了匈奴右贤王在河西走廊的军事力量。同时，偏师合骑侯公孙敖，率骑为左路军，出陇西，沿黄河、湟水入青海，因失期，未至祁连山与霍去病会师，但却达到了西逐西羌的目的。由于霍去病战功卓著，于是汉武帝再颁嘉奖令，褒扬霍去病。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大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即匈奴单桓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汉军大概损失十分之三，言其损失小，获虏多)，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指赵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遫濮玉，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即先锋)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辉渠侯”，从此后，霍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指卫青)”。
　　由于霍去病两出河西走廊，匈奴均遭惨败，浑邪王、休屠王损兵将数万人，因惧匈奴王廷罪诛而降汉。后休屠王悔，又被浑邪王杀死，率4万众，号称10万，东归降汉。汉武帝发战车3万辆，命霍去病等接至长安。汉武帝大犒封赏，庆祝胜利，封浑邪王万户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棃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赏赐诸军将士数十巨万。三颁嘉奖令，嘉奖霍去病：“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卫及厥众萌(部属百姓)咸相奔，率以军粮按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獟駻(即骁悍，凶残之意)，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不遭受)伤，十万之众(实际匈奴投降只四万人)，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5]至此，西汉同匈奴在河西进行的征战结束。
　　在开通丝路交通中，霍去病将军功勋卓著，公元前117年去逝后，为表彰其功绩，葬茂陵旁为冢象祁连，还在其墓前置有各种大型圆雕石刻以资纪念(见图11)。
　　由于河西之战的胜利，就“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5]，又因“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6]，于是西汉王朝在浑邪王故地设酒泉郡，在休屠王故地设武威郡，又将匈奴投汉的4万人分徙塞外黄河以南的5个边郡内，不改变其生活习俗，不改其国号，仍用其首领治理，而属于汉朝管辖，史称“五属国”。同时，迁民于边进行开发，至此汉通西域之河西走廊通道即丝绸之路东段河西道诸线路遂以开通。西汉又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进行了漠北之战，汉军穿过大沙漠，直插单于庭，打败匈奴主力，“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禅(祭祀)于姑衍(山名，在狼居胥山西北)，登临瀚海(指大沙漠)，执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5]。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为巩固西北边防，隔断匈羌联系，断匈奴右臂，并为最后战胜匈奴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公元前2世纪末，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东起辽东、西至中亚、南至塞北、北抵大漠，东西万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其规模之大、战斗之烈、战阵之变、战术之奇、战场之广、战役之繁、兵众之多实为军事史上一大奇观。最后西汉战胜了奴隶制匈奴，开通了丝路交通，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四、丝路中段诸道开通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汉时，“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6]，“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6]。张骞在乌孙时，又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6]。上述诸国于元鼎五年(前112年)左右俱归于汉，“西北国始通于汉矣”[6]，由此可见西汉与西域诸国交往的频繁。但由于西域诸国在匈奴控制下已有65年，僮仆都尉⑥还对西域各国有着较强的控制力，同时因西汉距离西域太远，故“度汉兵远不能至”[6]，对西汉并不尊重。当时，西域最东的楼兰、姑师两个小国占据着丝路咽喉要道。楼兰、姑师不仅攻劫汉使，而且还做匈奴耳目，匈奴为了维护自己在西域的利益，巩固僮仆都尉对西域的控制，反对和破坏西汉与西域诸国发展友好关系，因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6]，杀西国使汉使节。西汉为将由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道路疏通，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部骑和郡兵数万，出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境)数千里，以匈河水(即今蒙古翁金河)为进击目标，故封赵破奴为匈河将军，又派遣公孙贺率1.5万骑，出九原(即今内蒙五原)1000余公里，以浮沮井(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地区)为进军目标，又封公孙贺为浮沮将军，其目的均系阻挡匈奴骑兵南下，确保河西走廊通往西域道路的畅通和汉使出入西域的安全。西汉的两支部众均因匈奴骑兵闻讯逃遁，无功而还。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又派赵破奴将轻骑700人先攻破楼兰，再进军姑师，遂破姑师。又因汉使王恢多次出使西域诸国，曾遭受到楼兰的攻劫，所以汉武帝发兵时，令王恢协助赵破奴击楼兰和姑师，这样，西汉就控制了西域的孔道，即丝路中段孔道。汉武帝遂封赵破奴为浞野侯，“于是从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6]，从而保障了河西走廊通道的畅通和出入西域孔道的安全。
　　五、西域通向中亚、西亚孔道开通
　　由狭义的西域通中亚和西亚的孔道，就是丝路西段的孔道。匈奴是通过日逐王设立的僮仆都尉(公元前177年设)，对西域诸地进行奴隶制统治的。《汉书·西域传》就有“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的记载。匈奴势力退出河西走廊后，其军事力量主要是防御西汉的进攻，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匈奴对西域的控制是通过支持西域诸国内的反汉势力，阻止西汉与西域诸国发展友好关系，又扼控西汉出入西域孔道东端的楼兰和姑师。但是，葱岭以西各国与汉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在经济上交往更为频繁。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左上彡，左下冉，右页)，善市贾、争分珠”[6]，“而汉多财物”[6]，“宛国饶汉物”，大夏、安息“贵汉财物”[6]，汉和西域诸国都在积极发展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汉出使西域诸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6]，其目的是宣汉德、扬汉威，达到自乌孙以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6]，“断匈奴右臂”，进而欲使汉地“通大夏”[6]。西汉赴西域各国的使者，西域各国赴西汉的使者，往往受到康居、大宛、乌孙、匈奴的刁难，甚至杀害。尤其在军事战争中，战马对西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农业地区的战马又比不上游牧地区的战马好而多，补充足够的战马是战胜匈奴军事力量的保证。大宛、乌孙所产的“天马”、“西极马”，为西汉急需。汉武帝听使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6]，“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车令，以官名代人名)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6]，但是没有谈判成功，汉使离去后，大宛的贵人(即大臣)“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6]，于是又爆发了西汉同大宛的战争。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6000余骑，及郡国青壮年数万人，以往伐大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并遣赵始成为军正、王恢使导军、李哆为校尉，率军出玉门关，西过盐水(即罗布泊)，沿丝路中段北道西进。由于当道诸国不给食，及至郁城，“士至者不过数千人，皆饥疲”[6]又被郁成王打败，引师而还，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6]，上书汉武帝，建议“罢战”，“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6]。遂又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再次率兵骑兵众6万，牛马13万之多出征，“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即大宛首都贵山城、今塔吉克斯坦之忽毡)，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6]，围攻其城40余日，宛贵人惧恐，遂与李广利谈判。其条件是“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6]。贰师“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6]。大宛降汉，李广利凯旋东归。
　　李广利第二次同大宛作战的进军路线分南北两道，其原因是因为大军人多，进军所经之地，各国不能负担粮食供给，所以，李广利率主力，从五门关以西进入西域走天山南麓、塔里木河以北的丝路中段北道至宛都贵山城；李广利遣别将走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昆仑山北麓之间的丝路中段南道至郁城。李广利征大宛军分两路，就是由丝路中段南北两道进入大宛夹击宛军而获胜的。
　　西汉与匈奴、大宛的多次战争，都属远距离作战，尤其同大宛作战，要比同漠北的匈奴作战困难得多，从长安到漠北单于庭(北纬34.4度到北纬48度)为3000里(1500公里)，长安至贵山城(从东经72度到109度)为8000里(4000公里)，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推算，从贵山城到长安为12550里(6275公里)。所以，绝域远征，孤军深入，转战万里。据此可见，西汉开拓通西域之路的艰难和付出的代价了。
　　李广利降服大宛后，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回到京师，历时4年。在李广利班师东归时，“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6]，西汉又派遣10余个使团，“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仓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6]。由此可见，李广利是第一个率数万将士、10余万匹马牛，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经陇山、河西走廊，走其南北道，至大宛都城贵山城的人。沿这一条交通线路从东到西建烽燧，置驿亭已到了罗布泊，同时又设屯田，以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并开通了西汉与葱岭以西诸国的交通要道，密切了西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此后，由于西汉急需大宛的善马，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马”，也叫“汗血马”，以增强西汉的军事力量。所以汉武帝对此事都重视，后来的封建帝王均以能得到进贡的“天马”为荣。今甘肃山丹军马场所养军马，与古之“天马”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可见同大宛作战的胜利，获取善马意义的深远了。汉武帝亲自作《天马之歌》，作为帝王祭天地、神灵的祭祀仪式中的歌曲，可见当时对取得“天马”的重视。在《汉书·礼乐志》中就有：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的歌词。
　　六、河西四郡的设置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返汉，是汉通西域的标志。霍去病征战河西走廊，赵破奴破楼兰、姑师，李广利征大宛的胜利，虽然开通了西汉与葱岭以西诸国的道路交通，但并不巩固，匈奴占据地域内的道路仍有不通的路段，所以西汉西北边防并不安宁，丝路交通仍有不畅之时。为了保障边防的安全和丝路交通的畅通，西汉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河西走廊始置酒泉、武威二郡，后又置张掖、敦煌二郡，这就是西汉时“列四郡”，断绝西羌与匈奴的联结，并采取移民屯垦和修筑长城等措施。
　　(一)河西四郡的设置⑦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后，西汉在北边防线又修筑光禄⑧、居延⑨、令居⑩三城，以巩固边防，保护丝路交通的畅通。
　　汉武帝对西北边疆的安全和丝路交通的畅达十分重视。西汉控制河西走廊以后，把羌族与匈奴隔开了，断了匈奴的右臂，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但是匈奴和羌族又多次结盟阻断交通，所以，汉武帝巡视西北边防攻伐匈奴。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九月，“西羌众十万人，与匈奴通使”[7]，当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结盟，与匈奴沟通，聚众10万人，反叛西汉，攻令居(今甘肃永登县)、故安(今临洮)，围枹罕(今临夏市)，隔断河西走廊交通，于是汉武帝乃发陇西、天水、安定等地骑士及河南、河北的10万兵众，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同年冬十月，汉武帝曾率数万骑巡视西北边防。并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进击西羌得胜，羌人退到湟水以西牧畜(今青海湖周围)，使河西道得以畅达。于是武帝始置护羌校尉，管理羌人事务。汉武帝不仅因山为塞，而且因为河西地空，徙人实边。由于匈奴游骑经常遮击通西域之道，乃遣公孙贺、赵破奴征伐匈奴，匈奴惧怕而远逃。于是又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从酒泉郡分出部分地域设置敦煌郡，从武威郡中分出部分地域设置张掖郡，至此，河西四郡设齐。并派遣李陵率兵5000人，屯兵今酒泉北，教民以骑射(即指部队派人教民骑马射箭)。这就是汉武帝巩固西北边防，确保丝路东段河西道畅达的重要举措。
　　(二)西汉对河西走廊的经营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亲率大军巡边，威震匈奴，其“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11]。
　　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战败降匈奴，匈奴与羌人联合反汉。“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8]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发五将军率15万兵众，乌孙率5万兵众，夹击匈奴。时“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犁，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8]。由此可见，诸羌、西域诸国，都是匈奴右臂，不断此右臂，西汉对匈奴的战争，就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羌(居住在今青海湖一带)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8]在叛汉反汉即将爆发之时，汉将赵充国对汉宣帝分析说：“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指今巴丹吉林沙漠以北，亦即居延泽北)，出盐泽(指罗布泊)，过长阬(指今大土山)，入穷水塞南抵属国(系指地处降羌的张掖属国和安置降汉的小月氏人居住的酒泉北大河一带)，与先零羌相直(即相当)。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果不出赵充国所料，“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即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8]。根据这一情况，赵充国认为：狼何，是小月氏种，居住在阳关西南(在今青海省西北新疆东部)，不会是狼何的谋略，肯定是匈奴人的想法，因而怀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11)、*(上罒下干)(12)、开(13)，迺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8]。这次羌人与匈奴联合反汉战事，西起鄯善、敦煌，有狼何种；中有张掖属国居住的小月氏种；东有青海湖一带的先零羌，湟水南、临夏地区的*(上罒下干)羌、开羌，战线东西长千余里。所以，赵充国建议西汉“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8]但是，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在行视诸羌之时，处事失当，羌人怨怒，遂于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亹(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岸河桥驿，今称浩门)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8]，使畅通了半个世纪的丝绸之路又暂时中断。同年六月，西汉派赵充国率骑从金城(今兰州西固)衔枚夜渡黄河，溯黄河、湟水西进，经回望峡(今老鸦峡)，落都(此指落都山，在今乐都地区)，至西部都尉府(在今青海省湟源县南古城，汉时称临羌)。七月，引兵直插湟水上游和鲜水(今青海省青海湖)东北地区先零羌聚居区域，贯彻以抚为主的安羌策略，促羌部不战而平。羌中河湟道随之开通。《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说：羌众“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赵充国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结果，“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即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赵充国在给汉宣帝呈奏的总结中请求结束战争，进行屯田，得到西汉宣帝的批准。赵充国留万余人在临羌至浩门之间共屯田2000余顷(约合10万亩，每人种田10亩)，“以为武备，因田致榖，威德并行”，后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赵充国在建议实行屯田时算了一笔账，他说不屯田，4.8万人每月需粮谷约19.96余万斛(14)、盐1963斛，茭蒿(烧柴、马料)25.24万石要从外地运进。若屯田，留下的1.028万人每月需粮谷约2.7万余斛，盐308余斛，因骑兵撤回去了，马草一项也就省下来了。“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一年不仅省粮谷206.72余万斛，盐1.99万斛，而且还大大地节省了运力和运费。
　　对羌战争结束后，赵充国在屯田、固边的同时，还大力进行了道路交通建设，这对从陇西郡经河湟地区的羌中道，北出扁都口(今大斗拔谷)，到张掖、酒泉郡道路的畅达，都作出了贡献。根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件事：一是在羌乱中，从临羌至浩门的“亭”或“置”多被破坏，赵充国率“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准备在来春“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漕下，即以水运木；缮，修治，维修之意)，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二是“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榖至临羌，以眎羌虏(眎，示也)，扬威武”；三是“以闲暇时，下所伐材木，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充，便利也)；四是“治湟陿(大约在今西宁市15公里之小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五是在河湟地区，“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壍垒木樵(樵，同谯)。校联不绝(15)，便兵弩，饬斗具，*(上逢下火)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意思是说在沿山道路旁造烽燧、瞭望台，又有堡垒可以防敌，便利兵众集结和战守，也利于道路的畅达和商旅的安全。这一主张虽未完全实现，但在丝绸之路开拓史上，赵充国对河湟羌中道的建设，功不可灭。
　　西汉为了加强边防，保护丝路交通的畅达，除在河西走廊“列四郡”，移民实边，设立屯田，修缮驿亭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修筑长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对秦长城的西段即甘肃临洮(即今岷县、临潭地区)至榆中的长城(见图12)进行了修缮。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把长城延伸到令居(今永登境)，紧接着“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9]，这不仅证明了河西四郡初置年代是公元前121年，而且说明列四郡的目的是通西北诸国，并把长城由令居修到酒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自酒泉列亭鄣至玉门”[9]。随着匈奴势力的西移，又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西汉耗费巨资和人力，从朔方至居延修筑了一条千余里的列城障亭。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置酒泉都尉敦煌以西至盐泽(即今罗布泊)往往有亭”[9]，就是设“亭”、“置”(另一说是修筑长城)以巩固西北边防和河西走廊通道的安全和畅达。与此同时，又在敦煌郡以西和西南通向西域的入口处，设置玉门关和阳关，遂为汉通西域的交通总枢和门户。汉长城都是在汉武帝时完成的，它既是西汉在西北的边防线，又在沿长城内侧形成了一条交通线路。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以及汉简证实，沿长城每隔五里建一城堡，上设有报警用的烽台，名为亭或燧(见图13)。这些小城堡按大小，驻有几十个到百余名戍卒，由侯长或燧长管理。相隔若干个燧，有一个较大的城，叫“障”，由侯官统帅，各侯官由都尉管辖，都尉住在较大的城堡内或者县城、郡城内。戍卒的主要任务是护卫边防、保护交通、屯田积谷并检查行旅，为使节、商旅提供食宿。
　　七、西域都护府的设置
　　(一)西域都护府的置设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大宛降服，西汉威震西域。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昭帝即位(公元前86～前74年)，匈奴多次进入汉西北边境，均遭失败。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改变了战略，把重点转移到维护其在西域的权益方面，因此西汉与匈奴的争夺地域也转移到西域诸地。此时匈奴对乌孙以欲得西汉之解忧公主为要挟，达到拆散西汉与乌孙结盟的目的。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匈奴发兵骑四千，屯田于车师，又联合车师进攻乌孙，解忧公主上书昭帝说：“唯天子幸救之”[10]。后昭帝死，宣帝即位(公元前73～前49年)，匈奴复发大兵，进攻乌孙，“趣持(趣：催促)公主来，欲隔绝汉”。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昆弥上书汉宣帝说：“顾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10]。于是汉宣帝遣将发兵，再次对匈奴作战。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正月十八日，西汉派遣五将军(16)共组织兵骑16万众(17)，从长安向西进发。匈奴闻之大恐，随组织老幼和牲畜西徙。同年5月，五将军俘获匈奴兵骑3000余众。同时，乌孙昆弥自将5万骑与校尉常惠，从西向东进军，至匈奴右谷蠡王廷，获单于父、伯及嫂、居次(匈奴公主)、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3.9万余人，虏马、牛羊、骆驼70余万匹(峰)。常惠以监使乌孙有功封长罗侯。经过此次战争后，匈奴国力日益衰弱，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冬天，匈奴进攻乌孙，以报复春天西汉、乌孙夹击匈奴之仇。结果，在匈奴旋师时，适天降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马冻死者什九，得还者什一，於是丁零攻其北，乌桓攻其东，乌孙攻其西，汉亦出兵攻其南，而丁零等三国联合攻击匈奴，使其“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11]，唯有西域东部的车师仍臣服于匈奴，妨碍进入西域的交通要道。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侍郎郑吉率屯田士卒1500人，发西域城郭诸国兵万余人，击破车师，于是郑吉屯田车师，以充实和加强西汉在西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南道莎车王死，莎车意欲附汉，又欲讨乌孙之欢，故请解忧公主子万年为莎车王。汉使奚充国送万年至莎车，但因万年暴虐，莎车国人不服，莎车王弟杀万年和汉使，同时，匈奴发兵攻车师，“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12]。此时，适逢西汉派“奉世以卫侯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即伊循，在鄯善国境内)，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12]，“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疆，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震西域”[12]。所以，冯奉世出师为维护丝路中段西域南道的畅通作出了贡献。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又进攻车师，郑吉将渠犁田卒7000人救车师，又遣常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兵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援助郑吉，匈奴退去，郑吉立军宿为车师王，徙车师民居渠犁，将车师辖地弃于匈奴，西汉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但北道仍不通。车师王得到汉田官的支持，才安乐亲汉，西汉终于将车师争取过来了。此时，匈奴的力量日益衰弱，内部矛盾激化，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握衍朐鞮单于立，引起了日逐王先贤掸的不满，于是率1.2万人，小王将12人，与郑吉联系降汉，西汉朝廷派遣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人迎日逐王，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据《汉书·郑吉传》载：“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所以郑吉是第一任西域都护。
　　(二)西汉对西域的经营 西域都护府是西汉在西域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不断扩大对西域影响，不断削弱匈奴力量的标志，西汉在西域的和亲，也达到了同乌孙的结盟友好的效果。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江都王刘建女儿刘细君)往妻乌孙”。西汉和亲乌孙，匈奴也和亲乌孙，双方都争夺乌孙为自己的同盟。西汉朝廷曾几次遣使均未结果，直到细君公主和亲乌孙，才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昆莫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以汉女为右夫人，地位低于匈奴夫人，但细君公主争取乌孙的工作却是成功的。细君公主在完成她所担负的争取乌孙任务的同时，思想亦很苦闷，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黄鹄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鸽兮归故乡
　　“天子闻而怜之，间岁(每隔一年)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娶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13]。细君公主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朝廷的决定，就与昆莫的孙子结婚，这种爱国忠贞精神在2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是令人敬佩的。这首《黄鹄歌》，使刘细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位汉赋女作者。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细君公主病逝，年仅21岁。由于细君公主争取乌孙的成功，乌孙愿意继续同西汉和亲，于是西汉朝廷又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岑陬死，解忧公主又妻新昆莫翁归靡，生三子两女：长子曰元贵靡，后继位为乌孙王，次子万年，后为莎车王，三子曰大乐为左大将。两女：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妻；小女素光为若呼翖侯妻。解忧公主在西域50年中，做了大量的加强西汉王朝与乌孙和西域诸国人民友谊的事情。直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年70岁才归汉。因此，西汉二公主在开拓和发展丝路交通以及都护西域历史中的贡献都是令人敬佩的。
　　解忧公主和亲乌孙的历史功绩远非如此，更令人赞叹的是母女两代都炳彪史册，其长女弟史，在西汉京都长安“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回乌孙)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13]，经西汉朝廷准许，解忧公主女弟史以皇室公主名义和亲龟兹。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繡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且留一年，厚赠送之，以后又数次来朝贺，并学西汉之制，治理其国和宫室。西汉与龟兹的友好关系维持了大半个世纪，对丝路交通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弟史在中西道路交通史上也是值得称赞的女杰之一。
　　西汉至东汉末经营西域的又一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屯田实边。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就有“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是先代之良式也”的记载。屯田开始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设使者校尉，率士兵在北道的轮台、渠犁屯田积谷，供给往来使者，并保护过往使者的安全和丝路中段北道的畅达。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屯田事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两道都有，凡沿中西道路交通要冲的肥沃之地，如轮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西南)、车师(今吐鲁番)、楼兰(今罗布泊西北角)、伊循(今若羌)、精绝、蒲类(今新疆巴里坤)，直至葱岭以西的赤谷(今伊什提克)等，都设立了屯田基地。屯田总的事宜由西域都护府管理，而各地具体管理机构先后出现过都尉、使者校尉、司禾府、戊己校尉等名称。最多时，屯田士卒达数千人。屯田的士兵，平战结合，平时耕田种地，战时出征作战，这就是寓兵于农的办法。屯田战士把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不仅密切了汉人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中西道路交通的安全、畅达，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得到西域各族人民的拥护。所谓“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15]，就是指把戍守、屯垦、驿道三者结合为一体，分布在从长安到赤谷城长达7000余里(3500余公里)的交通线上。并在交通线路上修筑驿站，设置驿舍，免费供应食宿，还派军队保护行旅安全，成为保障丝路交通畅达的壮举。古罗马的交通建设也非常发达，但没有一条路有由长安到赤谷这样长的。古波斯的道路建设亦很发达，但从首都苏萨至小亚西亚的以弗所的御道长只有近5000里(2500公里)(18)，所以，视此为空前壮举，亦不为过。《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宣帝派冯夫人处理乌孙国大小昆弥的关系时，就有“锦车持节”由长安至赤谷城的记载，汉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冯夫人必在长安，汉宣帝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则必定是从长安出发，这说明锦车由长安直通赤谷城。所以西汉在西域建政、和亲、修路、置驿、屯田等，不仅对边防的巩固、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资治通鉴·汉记二十七》说，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西域凡五十国，自驿长、将相、侯王佩汉印绶三百七十六人(每个国家平均有7人之多)”。这不仅说明了西汉与西域诸国人民关系的密切，而且也是西汉管理西域的标志。
　　八、丝绸之路全线开通
　　日逐王降汉后，汉宣帝置西域都护府同中原郡制同级，其职能是保证汉朝的号令颁于西域。
　　日逐王降汉以后，匈奴内部更加分裂。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汉朝，后又居于光禄塞下为南匈奴。匈奴分裂南北二部后，北部郅支单于建单于庭于漠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并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自度力不能定匈奴，西徙近乌孙，欲联合乌孙小昆弥，共同反汉，小昆弥杀其使，并发兵迎击郅支，郅支没有达到目的，转而又北击呼揭(在今新疆北部和哈萨克斯坦东部)，西破坚昆(在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北降丁零(在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郅支留坚昆而都之。又因为郅支单于害怕西汉和呼韩邪单于联合攻打，乃继续西徙。由于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故又联合郅支，共同对付乌孙。郅支至康居，人众才3000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妻康居王，互结联姻。数借其兵击乌孙，甚至深入至赤谷城，杀掠乌孙人民，掠夺畜产，使乌孙西疆空虚不居者千余里。郅支单于驻在康居国东南疆之地，东邻乌孙，南邻大宛，西南邻大月氏，北邻呼揭。因数胜乌孙，乘胜而骄，又自以匈奴大国，威名尊重，对康居王也不礼。康居也逐渐对郅支单于不满，于是郅支单于与康居王关系破裂，郅支杀康居王女，又杀康居人众数百，投入都赖水中(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又遣使责阖苏(今哈萨克斯坦咸海至里海一带)、大宛诸国，每岁向其贡献，并动员民众筑郅支城，每天征500余人，历时两年，修竣了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郅支单于的行径遭到诸国的不满和反对。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对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说：“夷狄，畏服大种(此处指西汉王朝，大国)，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北之拉干达一带)，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指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乌垒)绝远，蛮夷(指郅支)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殴从乌孙众兵，直至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没有去处)，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14]
　　陈汤认为郅支壮大起来后，就会动摇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直接影响西汉同西域交往的道路畅通。而郅支在其强大的过程中，对汉朝也越来越不友好，先是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3年)困辱汉使江迺始等。在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杀汉使卫司马谷吉等。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汉连派三批使者，求谷吉等死尸，郅支不但困辱汉使，而且还讥讽、挖苦、愚弄西汉使臣。因此，甘延寿、陈汤以西汉朝廷的名义发布命令，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士卒，合汉、胡兵共4万余人，从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乌垒出发，西行至温宿国，(今新疆乌什县)，沿西域北道西行至今乌什，兵分两路，进击郅支，陈汤从南道出葱岭，经大宛，甘延寿从北道入乌孙至赤谷城，两路大军直插郅支城。当时康居国也遣将率数千兵骑，进攻乌孙赤谷城东，为汉兵所破，将康居副王抱阗俘虏的乌孙人解救出来，归还乌孙。又活捉抱阗的贵人，让其作向导，进入康居国界。两支军队会师于郅支城东60里处，得到康居人民的支持，打退康居万余骑援军，攻破郅支城。郅支单于重伤而亡。至此，不仅使丝路交通得到了畅达，而且也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步入新的繁荣阶段。
　　①新秦中：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庆阳、陕西榆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以南区域。
　　②即今甘肃皋兰县，当时是匈奴右部重要的军事要地。
　　③河流名，即今青海省西宁市北川河，是匈奴部落速卜的游牧地，现存有匈奴墓葬，并有“匈奴归义亲汉长之印”等文物。
　　④即今甘肃省敦煌市，据传“敦煌”是古乌孙语，语意为一大沙丘之意，与今英语“敦煌”二字音意相同。
　　⑤居延泽，即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⑥僮仆都尉：是匈奴在西域设立的管理官员。
　　⑦四郡始置年分，史书记载不一，也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之说，本书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之说。
　　⑧光禄：地名，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固阳县一带。
　　⑨居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湖附近，是河西通漠北往来必经之地，也是匈奴与西羌联系通道上的要塞。
　　⑩令居：地名，即今甘肃省永登县，处河西走廊东端，是匈奴与羌人联系通道上的要塞。
　　(11)～(13)均为羌族部落之一，其中先零在青海湖和湟水一带；(上罒下干)羌，开羌在今青海湟水南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
　　(14)汉制，1斛即1石为120斤，西汉1斤折合今250克，即0.5市斤。
　　(15)校联不绝：校，木囚也，指木栅栏，即营垒相连之意。
　　(16)、(17)：五将军，即祁连将军田广明率兵骑4万；度辽将军范明友率病骑3万；薄类将军赵充国率兵骑3万；虎牙将军田顺率兵骑3万；前将军韩增率兵骑3万；共16万众。
　　(18)波斯御道：从东经28度至49度跨21度，长安至赤谷城，从东经78度至109度，横跨31度。比御道多跨10个经度，计1111公里。
　　参考文献
　　[1]《贾谊新书》
　　[2]《汉书·晁错传》
　　[3]《汉书·武帝本纪》
　　[4]《汉书·武帝本记》
　　[5]《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6]《史记·大宛列传》
　　[7]《汉书·武帝本纪》
　　[8]《汉书·赵充国传》
　　[9]《史记·大宛列传》
　　[10]《汉书·西域传》
　　[11]《汉书·匈奴传》
　　[12]《汉书·冯奉世传》
　　[13]《汉书·西域传》
　　[14]《后汉书·西域传》
　　[15]《汉书·陈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