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湖初 华南师大中文系教授)
　　(杨士弘 华南师大地理系教授)
　　摘要：本文对广东近年有关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进行综合述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①番禺(广州)虽是岭南有名的大都会，但并非最早始发港；②我国西汉对外海上贸易和交通中心在北部湾，故其沿海地区的合浦、徐闻和日南(今越南境内)成为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至吴晋以后海上贸易中心始转移到番禺；③合浦与徐闻同为最早始发港，但合浦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汉时其地位比徐闻更为重要，汉时也比徐闻繁荣。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番禺(广州)；合浦；徐闻
　　2001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文史馆、湛江市人民政府、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等有关各方组织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对我国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路”)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到广东徐闻县实地考察，会后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从而推进了有关古代海丝路的研究。同时，由黄鹤、秦柯编的《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也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海丝路的各家研究作了摘要汇编。笔者纵观二书各方的研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①我国古代海丝路最早始于西汉，番禺(广州)当时虽是岭南的重要都会，但尚未具备成为始发港的条件；②西汉对外海上贸易中心在北部湾地区，合浦、徐闻和日南(今越南境内)是汉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吴晋以后海上贸易中心才逐渐转移到番禺；③合浦处于北部湾北部沿岸的中心，自然条件优越，汉时其地位比徐闻重要，也比徐闻繁荣。现综合述评如下。
　　一、关于广州是否是最早始发港
　　我国古代海丝路形成于西汉，这是学术界的一致共识。关于它的最早始发港，《汉书·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达”东南亚和印度洋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云云[1]，乃是公认最早和最权威的记载。有些论者虽不否定《汉书》记载，却称番禺(广州)是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甚至是“发祥地”。如邓炳权早于1991年就提出了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2]，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再次作了申述。其主要理由为：①“广州港湾条件良好”；②秦末汉初“广州为岭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③“岭南早有造船行舟的传统”，并进而从文献、考古的依据作了论证[3]。此外，刘亦文称：“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已是“海外贸易的中心”[4]；黄淼章称：“广州从秦汉时期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市和发祥地”[5]，等等。
　　然而，多数学者指出：广州在我国古代海丝路的历史上无疑有其重要地位，但我国古代海丝路始于西汉，当时对外海上贸易中心在北部湾沿海地区，番禺(广州)并不具备最早始发港的条件。因此，对于把它定位为“最早始发港”、甚至升格为“发祥地”，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具体状况，还是从航海科技的水平考察，均不能认同。
　　关于《史记》、《汉书》和《淮南子》等称赞番禺(广州)如何繁荣，如《史记》的“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等，论者由此肯定番禺是当时我国中外贸易的“集散地”和“它才是汉代海外贸易的中心[3]。但不少学者指出：在两汉大部分时间里，番禺并非岭南的政治中心，经济也不及北部湾沿岸和岭南西部地区繁荣。
　　不错，秦末汉初，由于南越国曾有一段相对的稳定与繁荣时期，番禺作为其首都，为岭南的一大都会，自然相当繁荣。但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设交州刺史部统辖岭南七郡，州治先设交趾的赢*(左阝右娄)，次年移至广信(含今封开与梧州))，且持续了375年，东汉末年才移至番禺。可见在两汉4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番禺并不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司徒尚纪指出：秦汉统一岭南以后，“红河三角洲是汉帝国在岭南经济中心”；从六朝时代开始，“广州成为岭南政治中心，由广州首航丝绸之路开始使用海南岛东部海域”[6]；“汉代番禺不是始发港”，但它“作为集散中外商品的功能和港市地位无可置疑”[7]。阮应祺指出：汉军攻入南越国都城番禺纵火烧城，宫室被毁，人民逃散，导致番禺所在南海郡人口迅速减少。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后期岭南七郡户口，按人口多少南海郡仅排第四，为当时居于首位的交趾郡人口的1／8。交趾人口雄踞首位，“应是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后‘实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置交州部将岭南政治中心西移的结果”；又称：海丝路“始于西汉中期，番禺尚不具备成为始发港的条件”[8，9]。王元林也指出：西汉后期南海郡的人口总数不但远少于交趾，而且每县平均户数也不如交趾和九真，仅稍高于合浦和日南两郡。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南海郡人口少于岭南西部的苍梧郡，每县平均户数稍高于苍梧郡(交趾、郁林人口失载)。至汉末吴时，广州初设和交、广分治，六朝时期广州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至此“对外贸易港口已东移至广州(广州)”[10]。著有《中外交通史》的香港学者陈佳荣对此更是作了细致辨析和归纳：①古番禺无疑是秦汉岭南的“大都会”和“海内外商品辐辏的贸易中心”，“但不一定非是最早的对外启航发舶港口不可”，“至少在西汉就未必如此”；②如果番禺确是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则《史记》、《汉书》“似不应无载”；③尽管当时番禺集合了无数海内外贸易的奇珍异物，“但其来源可能有多种多样”。他还结合其他方面的条件指出：两汉时北部湾“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区”[11]。
　　其实，邓炳权自己也承认：仅在南越国的103年间“番禺一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3]；上引《汉书》记载是“第一条见诸史书明载的世界东方的远洋航线”，到三国至南朝时开辟了由广州经海南岛东面到东南亚的“南海丝绸之路的新航线”，“自此，北部湾航线及徐闻和合浦港重要性下降低”[2]。实际上是承认两汉有3／4的时间广州并不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尚未直接通航南洋，对外海上贸易地位不如北部湾。
　　而且，大多数学者指出：两汉时受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限制，航船只能靠近海岸航行，广州至南洋航线未能开通，故南海海上贸易中心在北部湾。陈佳荣指出：汉时“如由珠江口沿海出洋，须经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如由深海经海南岛东面南下，须经七洲洋”；从六朝至唐宋，“逐渐形成‘广州通海夷道’，取代汉代的交州日南航线”[11]；司徒尚纪、李燕也指出：“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又引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述琼州海峡为鲨鱼出没、风浪险恶情形，以致“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沿)岸而归”；说明“既然唐代从交趾航海入粤都要舍舟登陆，则汉代更是如此”。因此，“最好的航线是避开琼州海峡，取道北部湾南下”[7]。张难生、叶恩显也认为：确立广州南海交通枢纽的地位应是在吴晋南朝时期，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才开通由广州穿越海南岛东部海面直航南洋的新航线[12]，等等。
　　黄伟宗称广州是“世所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13]。查《辞海》：“发祥(地)”典出《诗经·商颂·长发》“溶哲惟商，长发其祥”，后谓“帝王诞生之处，及开国所自，曰发祥之地。”既然学者一致指出：吴晋之前广州尚未直航南洋，可见并非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邓炳权也说：三国至南朝新开辟了由广州经海南岛东面到东南亚的新航线，自此北部湾航线“重要性下降”[3]，实际上是承认广州并非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既然连最早始发港都不是，可见“发祥地”之说并非“世所公认”。
　　还应说明的，1974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2]，被誉为“十分重大的考古发现，被列为国家保护单位，被载入各种著述”。然而，杨式挺指出：2000年“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受到了来自全国船舶史、古建筑、地理学、地方志和考古学界专家学者的质疑，以致否定是造船台”，“这对番禺是汉代的始发港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14]。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多数同志不再引述，说明否定的结论已被多数学者接受。
　　二、北部湾是我国汉代对外海上贸易中心和枢纽，合浦、徐闻和日南的最早始发港地位无可置疑
　　学者一致指出：北部湾沿岸是汉朝南海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枢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徐闻和日南是我国汉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至今对此无人置疑。
　　司徒尚纪指出：秦汉统一岭南以后，“红河三角洲是汉帝国在岭南经济中心，故汉武帝在这一带设置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郡，居岭南郡建置大部分”；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6]。陈佳荣认为：探讨始发港问题应考虑两个因素：①“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属汉朝版图”；②“依当时航行水平，北部湾乃是南海最佳对外航行区域”。根据文献记载，由交趾至日南既为当时中国最南边疆，州治又一度设于此处，北部湾“自然成了海外交通繁忙地区”，应较番禺频繁[11]。可见“由南海至印度洋的远航线开辟于西汉”，北部湾是“南海最佳对外航行区域”；日南、徐闻、合浦乃是这一航线之始发点“无可怀疑”[11]。黄启臣则指出：西汉时从徐闻、合浦出海的船舶已航达南亚次大陆南端；东汉时则直航至红海(大秦)，形成了“横贯亚、欧、非三大洲的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伟大壮举”[15]；张泽南、弟增智称：两汉时已有以徐闻和合浦为起点的“从海上通往东南亚各国以至远东地区和非洲的‘丝绸之路’”[16]，等等。
　　汉代北部湾沿岸成为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所在地，除了它位于我国最南端，是海上通往西亚的最佳捷径，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远航南洋、西亚须沿北部湾西部沿岸航行并须借助季风；二是灵渠的开凿沟通了该地区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联系①。
　　徐鸣俊、司徒尚纪、陈佳荣、陈立新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论述，其中尤以陈立新最为具体详细。他指出：西汉时指南针尚未应用于航海，风帆也未出现，故必须利用海流。由于航速慢，并须沿岸行驶，“这样一旦遭受暴风时方能迅速靠岸躲避。”再者，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和季风的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盛行西南季风。如果在秋季东北季风期从徐闻起航，船舶将被海流冲经海南岛西岸而进入南海大洋中，十分危险；如果在春末至夏盛行西南季风期从徐闻启航，则船舶将在北部湾转一圈后仍然会被环流带回到徐闻。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当每年10月东北风起之前10天左右，航船在徐闻顺北部湾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端的合浦候风；待东北信风一起，又顺风顺流沿北部湾西部、越南东岸航行到金银瓯角。”这样，用2个月可达金瓯角，再用2个月时间可到达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17]。
　　其次，灵渠的开通，使北部湾沿岸成为海丝路的出海港口地带。
　　北部湾沿岸早已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港口，西南的货物由此出海比从广州要方便简捷。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了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开通了由湘西经灵渠南下合浦的交通路线，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北部湾的海上贸易。周家干指出：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了中原至合浦的水陆”；且平定百越后使大批移民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合浦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成为我国对海外交通、贸易必经之路”[18]。张九皋指出：灵渠“沟通中原与珠江流域的联系，自桂江通过北流江，旱路越分水坳进入南流江”(合浦即南流江出海处)。由于分水坳的旱路不过16公里，故比绕道广州便捷多了。“西汉后期，汉朝开凿湖南南部的峤道，对灵渠进一步治理，使湘江、桂江、北流江、南流江这条自中原至合浦出北部湾的水道更加通畅，使合浦港成为汉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13]。
　　而邓炳权称：灵渠开通“使广州腹地更为深广，有利进出口货物集散与商贾往来”[3]。其实灵渠的开通使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货物无须经广州出海。有论者又称：西汉(海丝路)使者前往印度南部主要是从番禺(广州)出发，“主要的终点仍应是番禺”[20]；也有称：《汉书》记载日南、徐闻和合浦为始发港而不提广州，是因为广州仍属“国境”、“国内航运”，离开上述三个港口“才是离开国境”[21]，才是“(汉朝使者)离开国境的计程起点”[22]。但此说有三个疑点：一是自秦开灵渠，汉使自可从西安走灵渠—合浦路线，广州并非国都，何须绕一个大弯?二是如从广州出发，难以穿越风波险恶的琼州海峡，即使过了海峡还是要经合浦，何必舍近就远?三是如以离开国境计算，则《汉书》只应记载日南一地，因为航船从徐闻和合浦出发均须经日南。《汉书》记载三地，说明各有其货源和作用：日南的货物源自红河三角洲，徐闻源自海南岛和粤东、粤西，合浦则源自中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可见《汉书》记载三地堪称范例。其实论者自己也说：由于汉武帝锐意开拓日南、交趾等地的对外贸易，从岭南通中原便侧重于合浦—灵渠路线。因此，汉使过灵渠后“便无需绕道广州”，而直接从北部湾出航[21]。
　　至今合浦以及贵港、梧州等地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足证北部湾和合浦在汉代是海上贸易繁忙地区。蒋廷瑜彭书琳指出：在广西东南地区出土大批秦汉时期南方兴起的錾刻花纹青铜器，尤以合浦、贵港、梧州三地汉墓中出土最多，见于合浦汉墓的有承盘、酒樽、焦壶、食盒、魁、卮、杯、熏炉、凤凰灯等(仅望牛岭南1号墓出土20件，堂排2号墓10件)。三地正处于灵渠—合浦的交通线上，说明当时海丝路是繁忙兴旺的[23]。又如黄金，合浦、贵港、梧州，乃至广州的汉墓中均有发现。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金饼两枚，贵港罗泊湾2号墓出土1枚，它们的实际重量接近汉代的一斤。金饼是海上贸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国际货币的反映，两地出土金饼，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从徐闻、合浦出发的西汉海船是“赍黄金、杂缯而往”的。合浦还出土有一批金器，“有的是当地官僚贵族的用器，有的可能是原来准备出海的商品，后来转为‘内销’，成了陪葬品”[23]。还有玛瑙、水晶、琥珀，截至20世纪90年代，仅从合浦、贵港、梧州、贺州等地汉墓的出土所作粗略统计：玛瑙珠220多件、肉红石髓珠近百枚。另有玛瑙做的杯、耳珰、耳塞、扣、戒指，盘龙饰共20多件，水晶珠100多枚，绿松石珠10多枚，琥珀珠250多枚，等等。特别是合浦堂排汉墓出土用琥珀和肉红石髓雕成的狮子，当时琥珀价值昂贵，我国原来没有狮子，这“也是琥珀、玛瑙从海上输入的例证”[24]。还有香料，广州汉墓中出土有焚香用的熏炉和香料实物，而在合浦、贵港、梧州、贺州、兴安的汉墓中也有类似的熏炉出土，“说明南洋来的龙脑香也有从合浦港”进入我国。而且，在海外贸易中“还有原料的输入和技术的引进”。前者如我国工匠利用输入的玛瑙、琥珀加工成传统用品戒指、耳塞、印章等；后者如玻璃烧造，我国工人吸收西方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加以制造[23]。此外，近年在合浦沿海一带和南流江出海口处，发现了许多汉代陶瓷窑址。它们的生产量很大，看来大多是为出口服务的[18]。
　　其他方面还有不少佐证。杨豪先生近年在印尼一些城市的博物馆中看到有汉代粤式铜鼓，一些村寨建筑物大门饰青蛙雕刻，并采取“干栏”式建筑，“说明汉代岭南居民可能假道丝绸之路迁居印尼一带”[6]。包驰林、罗活兴、唐岗指出：在印尼一些古墓中，除了五铢钱外，还有中国汉代的陶鼎(底部有西汉元帝初元同年的纪年铭文)、陶魁等，在北海合浦凸鬼岭汉墓和望牛岭汉墓就分别出土了两件陶鼎和两件铜魁，“说明汉代北海(合浦)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密切”[24]。合浦博物馆藏两个玻璃杯(一深蓝色、一湖蓝色)、一湖蓝色玻璃碟和一深蓝色玻璃环，均系汉墓出土，属一级国宝，经专家考证是从海外输入，曾两次到国外展出，均为古代海丝路的重要物证。
　　综上论述，正如徐俊鸣指出：秦汉时代，广州的经济和海上交通和贸易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未能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所以“汉代从南海出航的地点不在番禺(广州前身)”；“晋代以前，广州未能与外国直接通航，徐闻、合浦、日南是南海市舶冲要”。其后，“广州已能直航外国，成为通往海外诸国的主要港口”[25]。王元林还进一步分析了东移的原因：客观方面，一是六朝时期“番禺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二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广州可以直航出洋，三是徐闻、合浦一带时有叛乱影响了两地的沿海贸易；主观方面，番禺在东吴成为州治后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城市建设日渐完善，至六朝时已形成为中心城市[9]。
　　三、合浦地处北部湾北部沿岸中心，汉时其地位比徐闻重要，也比徐闻繁荣
　　司徒尚纪分析“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的原因时指出；“秦汉定都关中，经济重心偏西，与岭南和海外联系，过秦岭，入汉中，跨洞庭，溯湘江，经灵渠，顺湘桂走廊，过(桂)鬼门关，顺南流江即出北部湾。所以《汉书·地理志》所列三个对外通商港口，都环绕北部湾分布”，“其中合浦港地位至为重要”，由此“形成岭南开发自西向东、从北向南空间推进格局。番禺在三国以前不是始发港也与这个总体经济格局有关”。[7]
　　有徐闻同志称：经2000～2001年各方专家组团考察，“得出了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是雷州半岛的徐闻的结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称“这是一次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文化发现”[26]。本来，合浦与徐闻均为最早始发港，这早已是共识。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称：两汉时期与南边诸国的船舶出发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27]；翦伯赞《秦汉史》指出：西汉时代“通达中亚”商路之三是由合浦“沿安南海岸，经南洋以达印度”云云[28]。郭、翦二说并不矛盾，因为徐闻和合浦均可出航，且从徐闻出航须经合浦。可见，专家组团考察的意义在于在徐闻发现了汉代海丝路始发港的遗址，而不在于肯定其始发港的地位。现在却把一个教科书上的常识说成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的、“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文化发现”，未免夸大不实。且学术会一致认为日南、合浦和徐闻均为最早始发港，现单举徐闻而略合浦，这就不尽符合会议的精神。
　　其实，合浦在汉代海丝路的地位比徐闻更为重要。
　　首先有必要辨清的是，一些论著乃至合浦、北海的一些方志称：西汉置合浦郡时郡治设在徐闻，直至东汉才移治合浦。对此，蒋廷瑜、彭书琳从文献记载和郡治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结论是肯定汉时合浦一直是郡治所在。
　　蒋、彭指出：已有雷坚等当代学者引可靠文献证明两汉时合浦一直为郡治，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郁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唐人杜佑的《通典》称廉州(合浦县城)为“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而称雷州(唐时含徐闻)“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可见杜佑认为徐闻在汉时是“合浦郡地”而非郡治。又如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在廉州条下写明：“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理也。”在合浦县条下注曰：“倚郭，本汉合浦郡”。上述三者或明确记载、或间接说明合浦自置郡起就是郡治所在。《汉书·地理志》虽把徐闻列为合浦郡首县，但并未说明就是郡治。《后汉书·郡国志》重载合浦郡时把合浦列为首县，并说明“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这就肯定了其郡治地位，“而在两汉期间，没有发现合浦郡治有改动的记载”[23]。有论者以《后汉书》首县即为郡治之例，推论《汉书》既然把徐闻列为首县，亦应是郡治。阮应祺更以《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岭南七郡其中六郡均以首县为郡治，说明《汉书》亦应如此[8]。但既然《汉书》没有明确说有此体例，我们便不能以推论作为定论。就以《旧唐书》来说，既然明知岭南七郡中有六郡如此，为什么偏偏不说首县徐闻就是郡治?而且在徐闻条只说“汉县名”?如果曾为郡治，不会如此遗漏。可见它并非疏忽，而是“心中有数”——徐闻并非郡治。果然，《后汉书·郡国志》序有一段话，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力证据：“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就是说，从秦至三国时期(尤其东汉以来)，有关郡、县的设置和改动，该志都有记载。如会稽郡，注明“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吴郡则注明“顺帝分会稽置”，等等，例子还有不少。该书对岭南诸郡的名称和郡治的改动也均有记载。如郁林郡注明“秦桂林郡，武帝更名”；日南郡注明“秦象郡，武帝更名”；交趾郡注明“武帝置，即安阳王国”。合浦郡则云“武帝置”，没有郡治变动的任何记载。可见两汉时期合浦一直就是郡治所在。直至明末崇祯年间的《廉州府志》也是如此。而《大清一统志》和《合浦县志》、《廉州府志》等称西汉时合浦郡治在徐闻、东汉移至合浦，但这些著述时间均在清代以后，显然不足为据。
　　其次，如果徐闻是西汉时合浦郡的治所，那么，它在哪里呢?有论者认为在今海康县(现雷州市)。但已有论者指出：汉代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偏西的海边。因为，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徐闻应是一个海港，而现今的海康县内没有适合的海港，附近未发现大片汉代遗址或墓葬，因此不可能是汉代徐闻县城的故地”[23]。2001年3月广东各方组织的专家考察，初步认定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一带的汉代生活遗址是汉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遗址之一”[29]。即使如此，“考虑到这个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又无内河可行驶，陆路也较困难，很难想像汉代郡治会设在这里”，因此“不存在西汉设郡的迹象”[23]。
　　再说，是否成为郡治，文献记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要看是否具备成为郡治的条件。因此，不妨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军事意义和交通情况等综合比较二者。
　　从地理位置说，合浦东连广信、番禺，西控交趾，北连中原和长江流域，南通东南亚和印度洋。谭棣华指出：“在汉朝，徐闻和合浦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在对外交往中显得突出。徐闻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地扼琼州海峡，是通往海南岛的桥头堡。合浦则濒临北部湾，是番禺前往东南亚必经之地，汉设合浦郡，并把徐闻划归合浦管辖，以此加强合浦的政治地位，合浦自然成为西汉时期来华的首冲口岸”[30]。从对海南岛的联系来说，徐闻要比合浦重要；从对交趾等地而言，则合浦无疑要比徐闻直接和重要。鉴于汉朝在海南岛设郡后又先后两次罢弃，可见当时该岛尚在开发阶段。而交趾一带早已成为经济发展和海上贸易繁荣的地区。合浦乃中原通往交趾的咽喉，是控制交趾的军事重镇。邓朝开、吴凯称：徐闻是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的“合浦海道上的要冲”[31]。其实马援是平定海南岛后再挥师征战交趾才须要取道徐闻的。除此便谈不上徐闻是“合浦海道上的要冲”。合浦对交趾的战略地位胜于徐闻无疑是汉朝选择郡治的重要条件。
　　如从自然环境、物产资源和经济发展来看，徐闻无内陆大河作为依托，土地贫瘠干旱，每年多台风袭击，而港湾开阔，无阻挡风浪之屏障；而合浦处南流江入海口，地势北高南低，是一个天然良港。南流江流经全境，全长250公里，流域9545平方公里。两岸土地肥沃，又有渔盐之利，水上交通南可出海，北溯南流江接北流江可联西江流域，“应是古代滨海地区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区”[23]。且早在汉代桑蚕业已得到普遍的发展。其北部地区早已生产蚕丝(以天然树蚕木蚕为主)，东汉时由于桑蚕获利，故中部地区普遍种桑养蚕缫丝[18]。合浦又以盛产珍珠闻名，历史上曾几番以珠易名。如三国东吴改称“珠官郡”，唐、宋曾置“珠池县”。其珠母主要是马氏珍珠贝，俗称珍珠螺。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合浦有珠母海，即珠池。沿海有多处天然珠池，秦汉前已采珍珠。《汉书·王章传》载西汉成帝时京兆尹王章遭陷冤死，其妻子被流放合浦，“以采珠为业”，七八年间“致产数万”。可见采珠业和珍珠商贸十分发达。
　　可见，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合浦作为郡治的条件远胜于徐闻。郡名“合浦”，意即江河汇聚之地，而徐闻河流稀少，可见“合浦”之名是从郡治所在地而来。
　　再从两地汉墓的规模、数量和出土文物的档次来看，从中显现不出徐闻曾为郡治的迹象，而合浦则当之无愧。
　　至今徐闻发现和发掘了200多座汉墓，均为中、小型平民墓，尚未发现大型汉墓，年代跨越西汉元鼎(前116年)至东汉末年的300多年间，并出土一批海外舶来的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琉璃珠等。据笔者粗略统计，其出土文物，总计陶器、陶珠、铁器、铜器、五铢钱、珠饰、肩石斧等不足600件，其中珠饰308颗，占了半数[32]。邓开朝吴凯概括徐闻汉墓的特点为：呈群体分布，反映了汉代聚族居、葬的风俗；“全不见封土，无碑刻”；“大多数为砖室墓，少数土坑墓”(部分为就地采料的珊瑚室墓)；“随葬品不奢侈，大部分属实用品，但种类繁多，数量较大”，且“每座都有随葬品，随藏物有铜器、铜剑、铜镜、铁剑、印章、吉祥语铭文砖，其墓主不是一般平民”[32]。
　　而合浦汉墓群规模大、数量多，且出土文物之丰富、档次之高，均为徐闻远远不及。
　　从数量说，据合浦博物馆同志介绍，合浦廉州县城附近的汉墓群，有封土可数并已作标号的为1056座，以通常1∶5的比例计算，连地表下的共有6000多座(已清理发掘为数百座)，时间大多数在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从规模来说，徐闻均为小型平民墓(即使不是一般平民，亦非大官大贾)；而合浦则有不少相当郡守一级官吏的大型汉墓。如已发掘的望牛岭1号汉墓，封土直径40米，高5米，其墓道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深8.8米；而徐闻最大的那涧东坡汉墓(迄今粤西发现的最大汉墓)墓道全长4.63米、宽1.6米、通高1.71米，两者比较，前者为后者的6至8倍。又如已清理、发掘的合浦堂排2号汉墓、黄坭岗西汉墓、风门岭东汉砖室墓，“这些墓都可能是郡守一级的官吏的墓”[23]。如果连尚未发掘的，合浦大型汉墓恐怕少则数十，多则有数百座。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实属罕见!
　　再从出土文物的数量来说，徐闻汉墓出土陶器、铁器、铜器、五铢钱、珠饰等共计不足600件，其中比较珍贵的水晶珠1件、玛瑙珠1件、银饰4件，没有金器。而合浦望牛岭1号汉墓出土随葬器物总数达245件，铜、漆、陶、铁、玉石、琉璃，应有尽有。有两件陶提桶内壁书写“九真”等款，推测墓主曾任九真郡太守[23]。堂排汉墓随葬品230件，有金戒指、金手镯和大量琉璃、水晶、玛瑙配饰品[23]。黄坭岗汉墓出土大量铜、铁、漆、金、银器，其中有龙首的金带钩、錾刻花纹铜仓模型[23]。风门岭汉墓出土陶、铜、铁器47件，金、银器8件，玉、石配饰品近200件，其中有金戒指、银戒指、金球、金珠、玛瑙、水晶、串珠、琥珀穿珠、琉璃穿珠等等[23]。另有母猪岭中小型砖室汉墓6座，北海市盘子岭东汉中小型汉墓38座[33]，均有不少文物出土。而且就其档次来说，合浦亦非徐闻可比。徐闻至今尚未出土有金器，仅有银饰4件；而合浦则出土不少金银器，如金戒指、金手镯、龙首金带钩、金球、金珠等。合浦又出土大量引人注目的錾刻花纹铜器，其中的铜凤灯、铜魁、三足盘等作为中国文物精品曾在亚、欧、美等洲展出[19]，铜凤灯还被选为展览会的会标，范文澜箸《中国通史》第二册(1978年版)图板就有“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墓出土铜凤灯、鸭首铜方匜”。而这些都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由此可以想见西汉时期合浦已是一座商贸发达、水陆运输畅达、人烟稠密的江海港口城市”②。
　　综观两地汉墓，徐闻汉墓作为汉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的见证，是可以的；但要是作为西汉时合浦郡的郡治，那就只有合浦才有当之无愧了。
　　二书内容丰富，因篇幅有限，本文挂一漏万，又囿于所见，谨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① 秦汉时从中原经洞庭湖、长江水系南下苍梧、合浦出海，除经灵渠，还有潇贺古道，即从湖南湘江支流潇水，经一段陆路接贺江入西江水道，再南下合浦。它也是海丝路的一条重要通道。
　　② 引自广西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5)；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辑)。
　　参考文献
　　[1]《汉书·地理志》
　　[2]邓炳权.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见：黄鹤、秦柯编：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72，108～112(以下只标《交融与辉映》和页数)
　　[3]邓炳权.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几处中国南方港口.岭南文史，2002(增刊)：47～50
　　[4]刘亦文.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岭南文史，2002(增刊)：375～376
　　[5]黄淼章.广州“海上丝路”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岭南文史，2002(增刊)：370
　　[6]司徒尚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形成.岭南文史，2002(增刊)：22～24
　　[7]司徒尚纪 李燕.汉徐闻港地望地理历史新探.《交融与辉映》，179～183
　　[8]阮应祺.汉代徐闻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交融与辉映》，192
　　[9]阮应祺.南海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岭南文史，2002(增刊)：84～85
　　[10]王元林.从徐闻、合浦到广州对外贸港口的变迁.岭南文史，2002 (增刊)：88～93
　　[11]陈佳荣.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交融与辉映，57，69～70；岭南文史，2002(增刊)：37
　　[12]张难生.叶恩显.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交融与辉映》，77
　　[13]黄伟宗.交融与辉映·前言.《交融与辉映》，１
　　[14]杨式挺.试论海上丝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岭南文史，2002(增刊)：36
　　[15]黄启臣.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样地.岭南文史，2002(增刊)：16
　　[16]张泽南，弟增智.走向海洋的中国.《交融与辉映》，276～277
　　[17]陈立新.论汉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岭南文史，2002(增刊)：80～81
　　[18]周家干.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岭南文史，2002(增刊)：99～103
　　[19]张九皋.合浦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岭南文史，2002(增刊)：110～111
　　[20]袁钟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交融与辉映》，74
　　[21]邓瑞本.广州港市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交融与辉映》，70～71
　　[22]曾昭璇，曾新，陈权英.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交融与辉映》，74
　　[23]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岭南文史，2002(增刊)：104～109；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待刊稿)
　　[24]包驰林，罗活兴，唐岗.北海——中国历代对外开放的港口.岭南文史，2002(增刊)：112～113
　　[25]徐俊鸣，郭培忠，略论古代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90.73～75
　　[26]黄强.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及其开发价值.岭南文史.2002(增刊)：356～362.又注见2001年3月7日新华社消息和《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人民日报·华南版》2000-03-08
　　[27]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5
　　[28]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5～267
　　[29]黄伟宗.对“海上丝绸之路”逐步认识和深化研究开发的过程，岭南文史，2002(增刊)：7
　　[30]谭棣华，南海神庙与海上丝绸之路.《交融与辉映》：76
　　[31]吴凯.试谈徐闻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斗争与地位，岭南文史，2002(增刊)：77
　　[32]邓开朝，吴凯.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发现和研究.岭南文史，2002(增刊)：70～75
　　[33]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