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雄壮的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灿烂的时代。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共二百七十六年，其中一半时间在黄金时代之内。”大唐盛世，国力空前强大，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新的开拓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勾画出了中华文明史上令人永远赞叹的华彩篇章。唐代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滋润着蓬勃生动的中华现当代文化，而且还惠及四方，在日本、韩国、越南等邻邦文化中熠熠生辉，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唐代对外开放的特点
　　第一，结交的国家和地区多。这一点在唐诗中多有记载。“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李世民《正日临朝》出处：全唐诗：卷1—4)描写的是唐太宗时期对外开放的盛况；“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李肱《省试霓裳羽衣曲》全唐诗卷542)赞扬的则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与外国交往的盛况。史书中对此也有记载，当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七十二”国，包括高丽、新罗、大食、天竺、罗马等国。在乾陵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前，有六十一宾王像，虽然雕像头部现已不存，但据考证，这些都是外国使节或少数民族王子，这是以实物说明了当时唐朝与外交往的广泛。
　　第二，互访的使臣多。从时间上看，唐前期强盛时来使较密。其中，贞观年间来使109次，平均每年有4.7个使团来访；开元年间来使131次，平均每年有4.5个使团来访。这样，贞观、开元这两个时期共有来使240次，占全部来使数41％。这就是说，在大唐最盛期的1／5时段中来访的使节，竟占全部使节数的2／5。从地区上看，唐帝国与汉代一样，首重经略西域，并在这个方向上一度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贞观初年，唐帝国北方与西方的游牧诸族，联合一致，拥戴唐太宗为所有邦国的“天可汗”。大唐在西域的势力与影响，一直到8世纪中叶才开始衰微，公元751年怛逻斯之役的失败和755年的安史之乱是转折标志。直到贞元八年即公元792年，唐王朝才彻底丢失了西域。在这174年间，近至印度，远到波斯、阿拉伯乃至东罗马帝国都纷纷遣使来华。
　　第三，交往的方式多样。正常交流的方式一般是互派使节和留学生，还有一种相对间接的交流——通商。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亚洲的40多个国家与唐朝都有频繁的国际交往。日本在630—894年间派遣使节19次，成功13次。南方各国(今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多次派遣使节来华，其中的词陵国在640—818年间派遣使节8次，而天竺、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多次派遣使节来华。
　　其次，就是通过留学和经商的途径。随着唐代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在都城长安、东南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一些衙门、学校、市场、寺院都可以看见外国人的身影。他们之中有国外的王侯，有使者，有留学生还有商人，还有的就是以一技之长供职朝廷的外籍官员例如波斯的阿罗汉。而向唐朝派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和新罗。其中日本留学生至少有二三百人。新罗后期超过了日本。除了这些留学生以外就是活跃唐土的商人。在长安藩商就有200多家，扬州聚集着大批的大食、波斯的商人，广州主要聚集着来自于欧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在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居住地区——“番坊”、“新罗坊”等。
　　还有一种就是战争。唐朝时对外战争中的著名战役怛罗斯战役，尽管成了唐朝走向衰落的一个先声，但亦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直接后果，即推动了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怛罗斯战役之前，唐与大食还有过两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一次发生在开元三年(715)，一次发生在开元五年(717年)。其格局是，以大食为主，联合吐蕃，同唐朝对抗，谋取唐在中亚的属国，排挤唐朝势力。因为唐朝势力在中亚的兴衰，直接地影响着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虽然唐军战败了，但是这次战役推动了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在这次战役中，唐军士兵大约不下万余人被俘，其中就有许多能工巧匠，如造纸匠、纺织匠、画匠等等。《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作为高仙芝部队的一个随军书记官也成了大食的俘虏。杜环曾在大食居住十年之久。他在大食时就曾见过中国工匠在当地工作，其中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批；织络者，河东人乐陵、吕礼”。这些人把唐代高超的手工技艺，教授给阿拉伯人，进而传到欧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据说撒马尔罕在8世纪后期所建立的西方世界第一座造纸作坊，就是由中国工匠充任师傅的。这些人既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于怛罗斯战役之前到达中亚的，也可能是这次战争的俘虏，而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四，物质文化交流的成果多。唐代的开放政策为当时的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平台。唐代的宗教、文学、艺术甚至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吸取了国外的优良成果，使唐文化呈现了浓郁的异域风情。在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在天文、历法、医学、药学与数学等方面，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译成汉文的外国天文历法著作就达7种60卷，著录的外来医药学著作亦达7种57卷。此外，还有大量外国的药物和医方在唐代传入中国，如唐朝修撰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与《本草拾遗》中就收录了不少来自天竺、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药物。中国医书《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也收录了不少来自外国的医方。在文化习俗方面，唐朝也大量吸收了许多外来之物，无论是音乐舞蹈、石窟造像、绘画艺术与俗讲变文，还是服饰饮食与体育娱乐等，都有很多外来因素。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生活，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某些习俗。当然，西方国家也从我们这里带回了很多优秀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二、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伴随着各国间的密切交往，唐朝与其他国家科学和技术的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我国科学技术成就向外传播，为世界科学技术史和文明史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方面又从与之交往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中，汲取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充实我国的文明宝库，这种中外科技交流的盛况，一直为世界各国史学界所称赞。日本著名的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在谈到唐代日本学习中国文化时说：“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世界文化。”(108)
　　1.与日本的交流
　　我国与日本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较大的发展。在通过朝鲜与中国进行间接交往的同时，日本加强了与中国的直接联系。曹魏景初二年(238)，日本就曾遣使者到魏都洛阳，赠送物品，魏明帝以精美的丝织品和铜镜等回赠。自公元238年到248年的十年间，两国使者往来就达6次之多。4世纪时，不少中国人经由朝鲜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的养蚕、缫丝、纺织、陶瓷、农业生产技术等。7世纪中叶，日本以大唐为楷模建立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的大化革新进行以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进入一个高潮阶段。奈良时代的日本贵族阶层极其热衷于吸取中国文化，“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古代贵族们的喜爱”，“越是中国式的东西才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朝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尽快地传进来”(109)。唐代日本共派遣唐使19次，有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行来中国。仅公元702至777年之间就有6次，随行每次都有四五百人。除广泛吸取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外，唐时的科学技术成就也被及时介绍到日本。在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以极大的热情求取唐代的典籍，或者抄录，或者以重金求购，或为唐政府赠送，大量的中国书籍因此进入日本，其中有很多天文、历法、算学、医药、音律等方面的著作，如《周髀》、《九章》等十部算经以及其他算书，有天文学著作461卷，有各种历法、医药著作1309卷，还有不少农学和其他著作，如《齐民要术》。当时日本的历法也多采用中国的。下图就反映了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历法被日本所采用情况：
　　这些历法在日本连续施用了将近1100年之久(110)，其中以徐昂宣明历的影响最大。8世纪，日本仿效唐国子监的制度，设有算学和医学，并规定了必修的教材、学习年限和考试方法等。如在《大宝律令》中，制定有医药职令《疾医令》，规定学生必修《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我国名僧鉴真赴日本后，又带去了不少医书，大力传授中国医药学。日本留学生中也有深通医药又到中国深造的。
　　在都市建设中，日本更是以唐代的都城为样板，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成京就是仿效唐长安城、洛阳城而建设的。平成京东西32町，南北36町，每隔4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城北边正中是宫城，四周唐式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寺院也是仿效唐代寺院型式而建造的。例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仿照唐代建筑样式。平面以塔和金堂并列，成为殿塔并列的布局，与唐代寺院布局一致，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都与唐代建筑式样一致。奈良招提寺则是鉴真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而建成。
　　我国的漏刻、侧影等仪器，造纸法、印刷术、制水车、瓷器、铜镜、兵器等技术都在唐时传入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如日本的《类聚三代格》卷8记载了日本天长六年(829)五月《太政府符》命作水车，称：“耕种之利，水田为本，水田之难，尤其旱损。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一位农业之资。其以手转、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若有贫乏之辈，不堪作备者，国司作给，经用破损，随亦修理。”
　　2.与朝鲜的交流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朝鲜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离的情况下，双方仍然有着密切的来往。到了隋朝，中朝交往逐渐增多。据《三国史记》记载，在隋朝短短36年间，百济入隋朝贡物10次，入陈2次，新罗入隋朝贡6次，而隋朝使者到新罗、百济各两次。唐朝的强盛更使得周边许多国家来朝。朝鲜也在此时期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从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灭亡的289年间，新罗朝贡、献方物等有126次，唐朝使臣赴朝鲜有34次。
　　9世纪中叶，在今山东、苏北沿海诸县，有许多新罗坊，是新罗侨民聚居的地方。侨居中国的朝鲜人民有的经营水运，有的务农力作，他们对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文化发展均有所贡献。新罗商人的船只来往于今山东、江苏沿海之间，并常常航行到日本。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新罗贵族就开始派遣他们的子弟来唐留学。统一以后，更有大批留学生来唐。开成五年(840)，新罗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回国的就有105人。有的新罗人在唐应科举，考试及第。其中著名的有12岁入唐的崔志远，18岁中进士，他的作品《桂苑笔耕集》直到现在还在中朝两国流传。新罗国学里，儒家经典也是考试的项目。新罗的士大夫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唐玄宗派使臣到新罗时，考虑到“新罗号君子国，知祷书”，特别挑选了经学家邢前去。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朝鲜人民在唐以前就已经利用汉字作为记事的工具。到7世纪中叶，他们又创造出了“吏读”，利用汉字字形作为音符，表示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使用，以帮助阅读汉文。唐朝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和医书也都传入朝鲜，朝鲜的绘画、雕塑和音乐也受到中国的影响。现存朝鲜庆州石窟庵的石佛和菩萨像，与唐的石刻造像风格十分相近。(以上内容参见《中国史纲要(上)》)
　　3.与印度的交流
　　中印友好交流源远流长。谈起中印友好交流，大家都会想到唐玄奘历时19载，不畏艰辛，西行求法的故事。唐玄奘西行求法对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玄奘本姓陈名纬，隋末出家，他感到佛经翻译多缺漏错乱，遂决心效法法显往天竺求取佛经。贞观元年(627)，玄奘从长安出发，经过沙州，出玉门关，越过沙漠，再经伊吾、高昌，翻过大雪山，历尽险阻而至天竺。到达天竺后，学习佛经，瞻仰佛迹，到中天竺摩羯陀国，入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佛法，并代其师讲经。后来参加了戒日王主持的曲女城辩论会。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携佛经回长安。玄奘回国后，先后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的译经工作，19年间译经75部，1300多卷，玄奘更口述其往天竺求法的经过，由弟子著成《大唐西域记》。玄奘此行可谓意义重大：
　　首先是促进了中外交通。玄奘沿着天山北路西行取经，回程时行走天山南路，足迹遍及印度，对中西交通的发展贡献很大。其次是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自玄奘后，往天竺求法的人日益增多，加速了两地文化的交流。中国的《道德经》被译成梵文，印度的雕刻、绘画、建筑、医学、天文、音乐等也传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三是向国人介绍了西域及南亚文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详尽介绍了西域及南亚一带的社会文化风俗，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资料，有助后世对相关历史及地理的研究，也开了国人对该地见闻的眼界。最后一点也是玄奘西行的初衷所在，即促进了佛教在华的传播，同时间接促进了佛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玄奘携六百多部经书归国，此后大量翻译经书，并创立了“法相宗”，中国遂成为佛教的东方传播中心。玄奘回国后从事的译经工作，引起外国高僧注意，他们大量来华学习佛法，又使中国成为佛教经典中心，经中国将佛教传至朝鲜、日本，中国俨然成了佛教在远东的传播中心。
　　在农业方面，种子资源(农作物的物种或品种)交流至令仍然是两国农业科技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据资料记载，中印两国的这种物种交流早在唐代就开始了。中国古代从事对外交流活动的人最主要有三种，即僧侣、使节和商人。如果说玄奘是唐代僧侣舍身西行求法的典型的话，王玄策则是官方使节的突出代表，在唐朝与天竺诸国交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王玄策，河南洛阳人，在贞观十七年(643)至显庆年间(656—661)，他曾三次出使天竺，在唐朝对外交流和发展古代中国与印度关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归来时，尸罗逸多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时经过古印度的一个番属国泥婆罗国，曾受到其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次年(647)，泥婆罗国遣使入献波稜、酢菜、浑提葱等物。“波稜菜”就是今天的菠菜，直到现在仍是国人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
　　由中国传入印度的物种也很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度，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印度的蚕(silkworm)以及养蚕术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在胝厘耶的《政事论》中有cīnapatta这个字，意思是“产生在中国成捆的丝”，梵文cīnāmsuka，意思是“中国衣服，丝衣服”，梵文中与“丝”有关的物品名，大都冠以cīna(支那，中国),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丝织业对印度有重大影响。除了蚕以外，印度将桃称作“至那你”(Cīnanī，意为“中国传来的”)，梨称作“至那罗阇弗呾逻”(Cīnarajapura，意为“中国王子”)，在印度，茶的印地文发音与汉语几乎相同。由此，可以推测，桃、梨和茶是由中国传入印度的。除了以上交流，最能说明中印之间科技交流的例证则要数蔗糖加工技术了。
　　印度是世界甘蔗发源地之一，也是最早发明蔗糖、红糖加工技术的国家。据文献记载，西汉时，印度一带已有制蔗糖技术。司马彪《续汉书》记：“天竺国出石蜜。”这种“石蜜”就是蔗糖，当初是西域进贡的珍品，只有皇帝、贵族才能享用。我国的蔗糖生产，据有史可查的记载，当始于战国时期，但一直到唐朝，尚多采用的是与食盐生产类似的暴晒法，到了唐代，由于甘蔗的大面积种植和消费的广泛普及，原来用日光暴晒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遣使至“摩揭它国”求取熬糖法，然后下诏令扬州上贡当地种植的甘蔗进行试生产，其成品的色、味均远胜于摩揭它国，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为“霜糖”。“摩揭它”(Magadha)为古印度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曾一度统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时最为强盛，至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仍为印度强国。印度制蔗糖的方法，是将甘蔗榨出甘蔗汁晒成糖浆，再用火煎煮，成为蔗糖块(梵文sakara)。后来印度的炼糖术有进一步提高：将甘蔗榨出甘蔗汁，用火熬炼，并不断加入牛乳或石灰一同搅拌，牛乳或石灰和糖浆中的杂质凝结成渣，原来褐色的糖浆颜色变淡，经过反复的除杂工序，最后得到淡黄色的砂糖。
　　4.与中亚、西亚各国间的交流
　　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使唐王朝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唐与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等昭武诸国和西亚的波斯交往频繁，不断互通使节。和唐王朝通使的国家就有70多个，朝廷设置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设置商馆以接待外商，设置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甚多的外国遣唐使，官府中也不乏胡人供职。这种交流也到了民间的层面，当时就有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唐长安城定居下来，长期经营职店、珠宝店、胡食店、酒店等。还有许多商人来往于中国和亚洲各国之间，贩运商品，进行贸易。据开元时慧超记载，当时波斯人泛海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在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开罗附近，发现了唐代的青白瓷器。近年在新疆还发现了公元7世纪的商人窖藏，有波斯和阿拉伯银币947枚，金条13根。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中，高仙芝军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那以后，许多地方都开始造纸。此后，造纸术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传入阿拉伯国家，大食首都就有中国的纺织工匠。中国的陶瓷制造技术、炼丹术和硝，也在唐代传去。中亚石国和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传到长安，中亚的音乐在长安也很流行。西亚和中亚的珠宝、织毯、香料、葡萄、苜蓿、石榴、蚕豆、胡桃等，在骆驼的背上经沙海戈壁，被引进大唐中土。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西域各民族的乐器如琵琶、箜篌、五弦、横笛，佛教、景教、伊斯兰教文化也更广泛地传入。它们与汉民族的文化互相融汇，使华夏文明在唐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气。
　　同时，中国发明的罗盘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丝绸、瓷器、茶叶、闹钟也在丝绸之路的骆驼背上被带到了西域。这些伟大的发明再经阿拉伯人的传播，至公元12至13世纪进入了欧洲，它们被欧洲人用于科技、文化、航海、军事和社会生活之中，对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产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广泛影响。
　　今日中亚撒马尔罕发现的唐代铜镜、铜钱、丝织品、三彩、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遗址出土的大批中国陶瓷，北非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出土的唐代青瓷，就是丝绸之路上唐王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证据，反映了当时中国商品远销域外的盛况。
　　三、中西方文明的碰撞
　　如上所述，坚持开放政策的唐代对外交流非常活跃。世界上与唐朝交往的国家有70多个。丝绸之路上和平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中国文化那时就传播到了阿拉伯国家以至东罗马帝国，同时唐代的舞蹈、音乐、绘画、食品、服装、宗教也积极吸纳了外来文化的精华，这无疑将中华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1.文化方面
　　对外开放为唐代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创新提供了机遇和动力。伴随着对外交往，域外的许多优秀文化艺术如宗教、文学、雕塑、绘画、音乐、舞蹈都传入唐土，为唐朝的文化艺术领域增添了许多新景象。开放使唐代的绘画、艺术、雕塑、音乐、舞蹈增添了许多异国色彩。例如敦煌壁画中唐代伎乐舞蹈部分，受西域文化影响，普遍不用长袖，有的甚至上身半露，缀以璎络，但手中都执有飘舞——一种设计得非常好的舞服，是舞蹈家美化舞姿、表情达意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敦煌也有描绘胡旋舞的壁画。据说，这种舞蹈在唐代由西域传入中国，兴盛一时。当年，中亚一带的康国(Samarqand，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等，都曾向宫廷里送胡旋舞女。安禄山、杨贵妃也都擅长这种舞蹈。唐朝元稹的诗里也有咏胡旋舞的句子：“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万过其谁辨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
　　至于唐代的丝织品，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往往编有佛经故事的画像，或织上波斯的花纹图案。中西亚文明对中国丝绸的纹饰图案影响更加显著。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汉代丝织品上，有一匹有翼兽。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印花布上，既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半裸式菩萨像，又有中国传统龙纹。在尼雅(今新疆民丰县城以北150公里)遗址出土的东汉绮，上面则有西域常见的葡萄纹。随着佛教的传入，忍冬纹、莲花纹、联珠对鸟、对狮纹等逐渐流行起来，在唐代更是大行其道。那些忍冬纹以对称、均衡、动静结合等手法，组成各种形状的边饰，或者变形为藤蔓、缠枝，与莲花、联珠纹等都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青海都兰县就出土过一批唐代文字锦，为波斯婆罗钵文字，意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带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特点。而本身来源于西域在唐代流行的卷草缠枝花卉纹，由于大唐帝国对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影响力，也跟中国传统服饰被称为“唐服”一样，被特称为“唐草纹”。
　　开放使唐朝的宗教竞相发展。唐朝时，传入中国的有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加上南北朝时传入的祆教，汉代传入的佛教。诸多外来宗教和本国的道教各有各的教义、教规、传教方式和崇拜对象。它们并存于唐朝并各自发展，从而使唐朝的宗教界异常活跃。唐朝在外来宗教流行传播中，不断创新，形成了许多新的宗派和教义，从而大大促使了中国宗教的发展。唐代的文化、宗教的广泛传播不仅使唐朝广泛吸收了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也使唐代中国的文化光耀于世。在唐代的宗教、文化传播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莫过于玄奘。玄奘西游，在印度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遍览佛典。归国后，孜孜不倦地工作了近20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为繁荣佛教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大唐西域记》12卷，是研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历史、地理、宗教的重要资料，填补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历史的空白。
　　开放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唐代的对外开放，除了使大量外国物品涌入唐境外，许多外国人在唐朝的活动也日趋频繁，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生活方式、经营之道，对唐人来说是清新的，对文人来说更为新奇。岑仲勉《隋唐史》认为：“遇着西方乐谱大量涌入，有调而无词，一般诗家既昧于音律，弗能适应潮流，而田野作品又被阶级视为粗鄙之音，为急于实用，就不能不取较短之曲，迁就流行之诗篇，此开天间七绝、五绝所以成为歌诗原因，行之稍久，或渐推及律诗。”可见西域乐舞对唐诗创作演进的影响。而小说家们以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这些异域的人物形象，并将之遣诸笔端，从而促使唐代小说的较大发展。唐代的对外开放，也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欲望，扩大了诗人的创作视野，使唐诗无论从题材、数量、艺术、形象上，也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都给人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与此同时，唐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向外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唐朝的文学艺术传入了中亚、波斯、大食诸国，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繁荣。
　　唐代曾将中国文字、经书输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风俗等多模仿唐风，西域各国如疏勒、焉耆等亦学习中国文字及风俗，穿中国衣冠。在丝路一带，考古学家亦发现《史记》、《论语》的竹简断片，可见中国书籍文化已在唐朝传至此地，而西域各国及吐蕃、南诏等均遣皇子来长安留学，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西域人留学的中心。在唐代，中国的造纸术由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这不仅对中世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乃至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科技方面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唐朝与域外国家和地区交往的频繁增加，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域外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技术也逐步传入唐土。频繁交往，大批域外物品传入唐境。这些物品虽然大部分是进献皇帝的“贡品”，专供皇亲国戚用，但天长日久，难免逐渐流入民间，这为手工业者的设计、制造提供了参照物，促使工匠们开动脑筋，设计创造更具有艺术特色的手工艺品，这无疑促进了唐代手工业的发展。唐代吸收了西域的琉璃制造术，使陶瓷的制作更精湛，研究成“唐三彩”。唐朝时，为提高制糖工艺，唐太宗专派臣王玄策等去西域学习，并下令扬州地区大面积种植甘蔗，进贡朝廷用于试制蔗糖，所产蔗糖的品位超过西域。《唐书》记“蕃胡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他国取其法。今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说明印度的炼糖术在唐朝传入中国。另据传说，唐玄奘在古印度取经求法期间，见当地人都在吃一种像泥巴一样的东西，尝起来很甜，经询问，得知是从甘蔗提炼出来的，遂学习了这种制糖术，带回东土大唐。唐玄奘的《西域记》记“是玄奘从西域询知其法带回东土的”。印度制糖法的传入对我国糖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唐代也把自己大量的科技产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方。最出名的应该就是丝绸。当罗马皇帝恺撒身穿丝绸袍服走进剧院的时候，立刻引起全场轰动。每一个人都用极其羡慕的眼光，盯着皇帝身上的丝绸袍服，欢呼起来。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绝代的豪华。从此以后，罗马人竞相仿效，一时间中国丝绸成为上流社会最时兴的服装面料，罗马城里男女贵族无不以穿中国丝绸为荣。这种风气绵延数百年，罗马贵族对丝绸的狂热追求有增无减。那时候，中国丝绸运到罗马，由于路途遥远，中间关卡太多，所以在罗马市场上，中国丝绸的价格与黄金相等，对中国丝绸的极度需求，使罗马帝国的黄金大量外流，造成财政危机。为此，罗马皇帝三令五申禁止穿用丝绸，然而，每次诏令都如一纸空文，全都阻止不住贵族们对中国丝绸的狂热追求。丝绸的西传同时也把我们的养蚕以及脚踏纺车、印染技术等通过安息、条支等西域国家传入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亚、西亚各地传授纺织技术，欧洲的丝绸业由是发展起来。
　　其次还有造纸术和印刷术。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中，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发生叛乱，唐军战败。怛逻斯之战后，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后来辗转归国。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及中国工匠传授阿拉伯人造纸术的史实。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著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至今仍保存于英国。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期，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戈登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
　　唐朝的丝织品、瓷器、铜镜、金砂、染料和生活工具等，大都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运到了中亚、欧洲、非洲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