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新发现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的调查，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古代佛教文化。通过对玄奘法师的行程分析，论述大像窟在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古代交通道路中的位置。探讨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在葱岭以东、以西的大像窟影响关系中的位置，通过与龟兹和巴米扬大像窟的比较，分析出来自龟兹大像窟的影响。
　　关键词：美术考古 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 玄奘法师行程 龟兹和巴米扬大像窟
　　笔者在课题研究中曾撰文探讨龟兹石窟与巴米扬石窟的关系，而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处于龟兹与巴米扬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葱岭以东、以西交流环节中的重要例证，具有研究价值。2009年6月我和新疆博物馆的张辉等同志专程对塔什库尔干河谷内新发现的石窟进行了实地调查。石窟位于塔什库尔干河谷中途“新迭”一带，洞窟开凿在河旁崖壁，我们也涉水进行探查，只是冰河水深流急，河底暗流涌动，距河岸五六米处即已深达腰部。洞窟底部淹没于水中，底部情况不清。即使是这样也能够对此得出一些初步的分析，目的是为抛砖引玉，能够引起更多有兴趣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
　　一 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的具体情况
　　(一)从洞窟的整体形状来看非常对称和规则
　　虽然两侧壁岩石部分脱落有些斑驳，但也能够看出整体上较为规则。在近处能够清晰地看到石窟开凿的崖壁由几层横面软硬不同的岩石构成，这样对称的壁面由自然形成是很罕见的，能够判定这是人工的洞窟，或是在自然形成洞穴基本上再继续开凿成此规则的洞窟。洞窟内和两旁的崖壁下部距河面近两米多处岩石上有河水长期浸泡形成的水线，这当是塔什库尔干河上游未修水库时，到夏季时常有洪水，这是洪水的水位。这些水渍也表明此石窟有较长的时间。
　　(二)洞窟为大像窟的形制，左右侧壁近洞窟窄，洞窟高10余米，洞窟整体比例较高，主室的进深浅，顶部能够判定为券顶
　　洞窟左侧壁与正壁交接处，有一较大的裂隙。形制和龟兹石窟中部分大像窟主室接近，但相比较在细部和龟兹大像窟有些不同，克孜尔47等窟，在主室侧壁凿凿孔，凿孔内安装木构件，构成栏台，在栏台上安置塑像。森木赛姆5窟等主室侧壁壁而未有安置栏台的凿孔，与此窟类同。此洞窟底部淹没在较深的水中，但洞窟右下部露出水面泥石堆积层，左下部凸出的石蕊与左侧壁很近，无开凿左右甬道的空间。或是如克孜尔70窟等，正壁下方凿凹面，待大像塑成后，在大像下方形成环绕的甬道空间。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
　　(三)洞窟中凸出的岩石犹如石蕊像的石蕊，石蕊像见于葱岭东西的巴米扬石窟和龟兹石窟
　　由于塔什库尔干地区自古以来寒风猛烈，加之此窟部分淹没在水中，很潮湿，洞窟中的墙壁和“石蕊”上的泥层已消失殆尽。石蕊风化严重，上部塌落难辨。
　　(四)从地理位置来看，古代大像窟即建于石窟寺，同时也大多位于交通要道
　　塔什库尔干地区是古代连接塔里木盆地、犍陀罗和印度的交通要道。古代时的交通道路大多沿河流行进，此大像窟所在的河道为塔什库尔干河，既是古文献中记述的“徒多河”，也是叶尔羌河上流的一个重要支流，古代文献中将塔什库尔干河与叶尔羌河主流都称作“徒多河”。沙畹认为“徒多河”是佛教中所指的私陀、私多等称谓，是Sita的对音。①关于洞窟与古道的关系见后文详述。
　　(五)现洞窟底部淹没在河水中，石窟怎能建于水中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仔细观察了周边的地理环境，从整体环境来看，这应是河道的变化和河水上升所致。塔什库尔干河谷在此处比较宽阔，现在石崖对岸的台地是由对面山谷泥石流形成的冲积扇台地，居民在此平整土地，形成能耕种和聚居的台地，尤其是洞窟前的台地，耕地的田垄仍然明显。由于冲积扇台地不停地渐渐向河道扩展，河道也渐渐移向崖壁。再者洞窟两侧的崖壁都有泥石流的遗迹，大量的泥石流又导致河床上升。陪同我们考察的当地向导江格斯汗讲，以前在洞窟的崖壁下有一条小路，他的父辈曾走过，这也说明了这点。
　　(六)在石窟遗址中，大像窟周围多有其他类型的洞窟相配置，此大像窟现只有一个洞窟
　　从洞窟周围的环境来看，或有两种配置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洞窟两旁的崖壁底部为泥石流堆积层，大像窟左侧崖壁和泥石流堆积层接合部露出几个小洞口，只是洞口堆积的泥石很多，是开凿的石窟或是自然的洞，有待清理后的结果。第二种情况，洞窟前的台地能够建造地面寺院，大像窟也能够和地面寺院相配置。从这一地带的整体看，河谷在此处较为宽阔，河畔有野生的红柳等植物，适宜生息，此处应是古代商旅行进中，休整、祈祷平安之处。
　　二 塔什库尔干地区古代的佛教
　　塔什库尔干一带的地区在我国古代各个时期有多种称谓，《汉书》称为蒲犁，《魏书》、《梁书》等称为渴盘陀，《魏略》作喝盘陀，《唐书》称谓羯盘陀，《宋云行经记》称为汉盘陀，玄奘《大唐西域记》称谓堨盘陀国。《魏书·西域传》、《梁书·西北诸戎传》等文献对其地理风物作了些记述。《魏书·西域传》记述：“渴盘陀国，在葱岭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②《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述：“渴般陀国，于阗西小国也。西邻滑国，南接罽宾，北连疏勒，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十余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古(吉)具布，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毡，金玉。”③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对当时的风貌作了丰富的概述：“堨盘陀国，周两千余里。国大城基大石岭，背徒多河，周二十余里。山岭连署，川原隘狭。俗稼俭少，菽麦丰多，林木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旷，俗无礼仪，人寡学艺。性即纩暴，力亦骁勇。容貌丑弊，衣服毡褐。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④由这些记述我们能够了解到塔什库尔干一带古代的状况。
　　塔什库尔干地区是古代西出葱岭的重要通道之一，很多由葱岭以西前往中原的僧侣和由中原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侣经过这一地区，其中法显和玄奘法师都先后途经这里记述了塔什库尔干地区当时的佛教状况。法显法师在《法显传》中记述了国王举行般遮越师大会的情况：“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花，著缯座后，铺净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养，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也提到此地“有千余僧，尽小乘学”。⑤能够看出佛教在当时已较繁荣。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堨盘陀国……无忧王命世，即其宫中建窣堵波。其王于后迁居宫东北隅，以其故宫，为尊者童寿论师建伽蓝，台阁高广，佛像威严。……故此国王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咀叉始罗，胁而得之，建此伽蓝，识昭瞻仰。”此国的无忧王出兵伐咀叉始罗，胁请咀叉始罗的著名佛学大师“童寿论师”(拘摩罗逻多)，国王以其故宫建伽蓝以供养。童寿伽蓝的方位所在，笔者在调查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时考虑到石窟与都城之间通道的问题，后到石头城调查，学术界大多学者认为此石头城即是古代的都城，塔什库尔干地区除此之外再无遗址能够与都城相论了。但有个问题是，此城经考古测量的周长只有1300米，而玄奘法师说“城周二十余里”，《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记述为“城周五十余里”，这几个周长不同的都城为学界所困惑，因此有学者说是玄奘法师虚指，然而学界又公认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多不虚，即使是虚指，周长也过余多了。再者，道宣法师跟随玄奘法师译经，道宣著《释迦方志》即依据《大唐西域记》又结合当时其他文献相佐而成书，因此《释迦方志》也有依据性。⑥是否所指的都城不同呢?但《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相一致，又都说都城基大石岭、背徒多河，而此周长1300米的石头城也是基大石岭、背徒多河。笔者带着这些困惑盘城攀缘查看此城几次重建的遗迹，在城中考察，到城中东南佛寺遗址处，由此远眺雪山和环顾四周乡村，俯瞰着乡村已久想到玄奘法师说“原隰丘墟，城邑空旷”，再看这个周长1300米的小城内，建筑布局充实怎么也没有空旷感，次日凌晨再到城中佛寺观察，又到四周乡村考察，有所感悟。从城内外的整体形势来看，城内的佛寺加王宫和行署构成此城内的布局，而三个周长各异的城都“基大石岭”是由小到大重叠套在一处，这明显是三重城的建制。现在塔什库尔干县城石头城应当是堨盘陀国都城的内城(宫城)，在如此小的城内建佛寺也只有著名的童寿伽蓝相当，这也说明这就是宫城。而“原隰丘墟，城邑空旷”所描绘的20余里的城或是50余里的城是此宫城的外城乡邑。“原隰丘墟”正是宫城外乡邑的景致，自然有“城邑空旷”之感。宫城中的佛寺遗址即是玄奘法师所记述的尊者童寿伽蓝。⑦
　　在叶尔羌河水系相关河谷中塔什库尔干县的大同乡有石窟，相邻的叶城县棋盘乡河谷也有石窟，整体上能够看出这一地区有造石窟寺的状况。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罗汉于中，入灭尽定，端然而坐，难以动摇，形若赢人，形骸不朽，已经七百余岁，其须发恒长，故众僧年别为剃发易衣。”这个记述表明塔什库尔干当时之前已有修行的石窟。《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其邻国斫句迦国(叶城)：“国南境有大山……崖龛石室，棋布严林……今犹现有三啊罗汉居岩穴中，入灭心定。”而此处石窟即为县叶城棋盘乡石窟，从这些记述能够了解到这一带石窟当时多为修行习定用的。
　　三 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的位置与古代交通路线的几个问题
　　塔什库尔干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通行的道路也必须适应山口与河谷谷地的条件，这些通往各地的道路，对研究古代通道提供了便利。过去考古工作者对塔什库尔干地区的主要几条道路进行过一些调查和考证。⑧宏观来看塔什库尔干通往叶城、莎车、英吉沙地区的道路，主要是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叶尔羌河谷、棋盘河谷、提仔那甫河谷、依格孜也尔河谷等行进的，其中塔什库尔干河谷、棋盘河谷又汇入叶尔羌河谷互相连通，在这些河谷中又有很多小支流河谷能够通行。当地的居民村落也主要分布在这些河谷谷地中。在这些河谷道之间虽有山岭，但仍有翻越山口达坂的道路相互沟通连接。由于这些道路受制于雪山大岭与激流河谷的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因此，人们必须选择适宜的山口与河谷行进，也是这个原因一些古道至今仍然使用。这些道路对我们认识古代交通十分有益，而这个在新迭附近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是否也处于古代的重要通道，对我们深入研究有很大作用。
　　古代文献中，《法显传》、《宋云行经记》、《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等文献对塔什库尔干有所记述，其中玄奘法师对塔什库尔干地区记述最为丰富，玄奘法师的行程对研究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古代交通有重要价值，笔者对此已撰文《玄奘法师葱岭东路塔什库尔干行程考》，在文中将《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中所记结合现实地理环境和道路进行梳理和分析，对玄奘法师葱岭东路的行程进行分析论述。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法师的主要行程是：都城→大石崖二石室罗汉入定处→奔禳舍罗大罗汉构馆立舍以资行旅处→乌铩国。结合实地的交通路线，考证了堨盘陀国都城、童寿伽蓝、大石崖、奔禳舍罗、乌铩国都城等地的方位，对应到现在的方位是：县城(都城)→达布达尔东北方向山谷(大石崖)→马尔洋与瓦恰之间高山谷地(奔禳舍罗)→新迭→莎车南部。斯坦因也曾比定玄奘法师行程路线，是由县城→提仔那甫→新迭→奇奇克里克达坂(奔禳舍罗)→英吉沙。斯坦因将奔禳舍罗比定在新迭以北的奇奇克里克达坂，⑨但与《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奔禳舍罗在东南300里到大石崖再东北行200里的方位不符。斯坦因的路线是由都城西北行到提仔那甫在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到新迭再沿新迭沟北上越奇奇克里克达坂到奔禳舍罗，斯坦因也认为都城在现在的县城一带。如此说来奔禳舍罗在都城北部偏东的方向了，斯坦因忽略了《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关于大石崖和奔禳舍罗的方位的问题。《大唐西域记》明确说，大石崖在都城东南300余里，由大石崖东北行200余里到奔禳舍罗，因此奔禳舍罗在都城东南方向，和斯坦因记述的方位相反。奔禳舍罗是玄奘法师行程中的重要坐标，《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的奔禳舍罗环境是：“葱岭东岗，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舄卤，稼穑不滋，既无树木，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人徒才入，云雾已兴。商旅往来，苦斯艰险。”这样艰险之处，商旅途经于此，大罗汉又在此构立馆舍周给行人的原因是，这里定是一处通往多个方向的交通要道。结合瓦恰和马尔洋之间一带地形和现在仍然使用的道路来看，此处确实是十字路口，有四方的八条通道，是连接县城与叶尔羌河上游与叶城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连接县城到瓦恰河谷的重要通道，由此经新迭到莎车与英吉沙或喀什；由此经布伦木沙到大同乡或渡叶尔羌河进入叶城地区；或经由叶城西合休继续东进进入喀拉喀什河谷往和田地区的皮山、墨玉等地行进。因此这是个交通要塞。
　　斯坦因与笔者对玄奘法师行程路线的考证，孰是孰非，学界自然看论证而定，但两者都认为玄奘法师途经新迭。新迭也就是大像窟所在的地方。新迭也是个十字路口式的交通要道。新迭主要有七条通道，通往四方。是由县城或“奔禳舍罗”到此再往莎车、英吉沙、喀什的重要途径。
　　由奔禳舍罗翻越达坂进入瓦恰河谷沿河谷到新迭，瓦恰河谷中相续有些村落，考古工作者在这一河谷发现几处古遗址，表明这条谷地是古代有人居住和通行的河谷。现在由新迭沿河谷途经班迪、瓦恰逾岭到马尔洋或布伦木沙的路线仍然通行，这是塔什库尔干县城北部山区中的最主要通道。新迭到托依鲁布隆的路程能够途经库科西鲁格的乌鲁木克和巴勒达灵窝孜到达，也能够由新迭沿北部山谷行进翻越奇奇克里克达坂到托依鲁布隆，越达坂这条路即是斯坦因所走的路。
　　新迭到喀群一带在古代也是当时居民和商旅的活动地带，在由新迭出山的道路中，恰尔隆和托依鲁布隆之间有较大规模的“乞力贡拜孜遗址”，表明恰尔隆一带的地区有古代居民居住。新迭到喀群一带的塔什库尔干河谷山区在古代是产玉地区，《汉书·西域传》记述“西夜国……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又说“沙车国……有铁山，出青玉”⑩。《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述：“渴盘陀国……出好毡，金玉。”而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对这一带的产玉地带和开采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述，《西域水道记》卷一：“西源……又东，经托里布鲁隆之南，是曰托里布鲁隆河……经密而岱山之北。(密而岱旧作闢勒)山峻三十许里，四时积雪，谷深六十余里。……故曰玉山。”徐松也认为这个玉山就是《汉书》和《山海经》中说的铁山。(11)而玄奘法师出葱岭到达的是乌铩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乌铩国……多出杂玉，则有白玉，黳玉，青玉。”乌铩国在斤驹波之西，其役属堨盘陀国，玄奘法师所指的乌铩国产玉区也主要在这一带。由此来看，这一带也是古代人们经常活动的一通道。这一地区连接起由新迭向东通往喀群，向东北通往莎车，向北通往英吉沙等地的道路。
　　由此路线分析我们能够认识到新迭在古代交通路线中的重要位置，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的存在了，由此能够展开更多问题的探讨。
　　四 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与葱岭以东、以西大像窟的相关问题
　　塔什库尔干大像窟的发现，为葱岭以东、以西的大像窟之间联系提供了思考。以往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西方造大像的传统，又将巴米扬大像作为唯一的大像，让巴米扬大像窟承担着大像窟始创的责任，巴米扬大佛影响了葱岭以东的造大像形式。近些年学术界一些学者对巴米扬大佛窟的建造年代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大像窟年代划定在6世纪中晚期至7世纪中晚期，(12)此年代的划定也对巴米扬大像窟影响葱岭以东大像窟的观点提出问题。宿白、金维诺先生曾提出龟兹葱岭以东大像窟对巴米扬影响的推测，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同这种推测，但只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一直未有相关的论文来论证，主要是两者之间相联系的文献与实物的例证较少，此问题也似如悬案待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巴米扬与龟兹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通过巴米扬石窟与龟兹石窟壁画风格比较，从壁画中寻找出异同和各自的源流以及一些有关年代的图像，同时在进一步论述中也涉及大像窟问题，通过对古代文献分析提出，葱岭以东佛教造大像源于在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乌仗那国的“达丽罗川慈氏菩萨大像”。现在有几点已能够确定：第一，法显法师与玄奘法师在不同的时代都曾见到达丽罗川的弥勒菩萨大像而记述，这表明此大像的真实存在。第二，《法显传》记述：“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周氏平王时。”《大唐西域记》记述：“达丽罗川大伽蓝侧，有刻木慈氏菩萨像……末田底迦，阿罗汉之所造也。”据《付法因缘传》卷二和《阿育正传》卷三记述，“末田底迦罗汉”是“阿难”的弟子。这些记述表明达利罗川大像立在公元前，是佛教美术中较早的造像。法显法师4世纪见到此像也表明此像至少在4世纪时即已存在，是大像年代的下限。这是葱岭以西最早的佛教大像。第三，《法显传》记述：“大教宣流，始自此像……则汉明之梦，有由而然矣。”《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述：“自有此像，法流东派。”这都提示出达丽罗川大像对东方的影响意义。这一方面大像是作为佛教传播东方的象征。另一方面，达丽罗川大像为弥勒菩萨像，在教义内容上与龟兹等地流行的说法一切有部中对弥勒菩萨信仰相一致。第四，乌仗那国的佛教十分繁荣，也有众多的佛教圣迹。《法显传》、《宋云行经记》、《大唐西域记》等都有记述。乌仗那国达丽罗川也是古代往来葱岭以东和以西的交通要道。《法显传》中记述法显法师的路线是由塔什库尔干继续前行度葱岭到陀历(达丽罗川)。由上述来看，在达丽罗川的地理位置、乌仗那国的佛教状况、达丽罗川大像的真实性、年代、佛教教义和法显与玄奘法师对此像对东方影响的记述等几个方面，我们已能够肯定，是达丽罗川大像在早期直接对葱岭以东形成影响。这种影响也包含了用造大像的形式来弘法的观念。由此来看东方佛教大像之缘起在达丽罗川大像，这解决了东方佛教大像的源头问题。这样也就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将巴米扬石窟作为葱岭以西影响东方的唯一大像，但年代又晚于龟兹与云冈大像的时代所形成的学术困扰。
　　现在我们由此进入另一层面中又出现的几个问题：第一，达丽罗川大像影响葱岭以东造大像形式，而将造大像形式与石窟寺相结合创造出大像窟又是一个过程，大像窟形式是在哪里完成的?第二，云冈与龟兹部分大像窟在年代上早于巴米扬大像窟，是否存在葱岭以东地区对巴米扬形成影响?巴米扬石窟壁画与葱岭以东的龟兹等石窟壁画中一些互有关联的图像因素形式，能够看到两者的联系。以往学术界多注意和列举巴米扬石窟的图像对葱岭以东的影响，那么巴米扬是否受到来自葱岭以东的影响?笔者能够列举出靠得住的图像是：巴米扬壁画中出现的一种“偏衫”式袈裟样式罕见于葱岭以西的佛教造像，笔者曾论证其是在葱岭以东形成的，这种形式在龟兹和中原很普遍，这种图像表明巴米扬石窟中的图像也受到了来自葱岭以东的影响。(13)因此这种影响关系也有存在的理由。再者和田地区的佛教艺术，也和巴米扬有关联，和田地区的佛教绘画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其绘画中表现人物面部的一些特点，与巴米扬部分洞窟和丰都斯坦的壁画有类似之处。第三，构成大像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来自的影响有些时候也是多方面的，不一定是一种模式的影响。如巴米扬大像既有迦毕式造像风格的因素，同时其中也有笈多艺术的因素。在讨论佛教艺术中晚期的问题时更应注意综合因素，因为其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其艺术风格中也有更多的因素。所以，达丽罗川大像、龟兹大像对巴米扬大像的影响也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的因素。巴米扬与龟兹石窟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龟兹石窟中一些方形窟的内容布局有巴米扬石窟的因素，而巴米扬石窟中亦有龟兹的影响。这些相互关系在研究中需注意，避免出现以往出现的研究矛盾。
　　综合来看，形成了达丽罗川大像、龟兹石窟大像、巴米扬石窟大像之间的关系，这几个地方的传播关系有几种形式：一是达丽罗川大像对龟兹石窟大像的传播关系。二是葱岭以东地区的龟兹大像窟等对巴米扬石窟大像的影响关系。这两个传播关系中，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是重要环节。我们从达丽罗川所在的乌仗那国、巴米扬所在的梵衍那国、龟兹的地理交通宏观看，三者位置如三角形，横亘于中的是葱岭(我国古代文献将这一范围的山统称葱岭)，由龟兹到乌仗那国或梵衍那都需越葱岭。在古代由塔里木盆地逾越葱岭主要有两个地带，即由龟兹的温宿直接越葱岭北麓为北道，由疏勒和塔什库尔干越葱岭为南路。而学术界认为越葱岭途经塔什库尔干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道路是古代早期较为繁荣的通道，往来于葱岭以东和以西的僧侣和商旅多行经此路。(13)乌仗那国到龟兹通过此路线联系。文献中记述龟兹国佛教与罽宾佛教关系密切，来往道路是此葱岭南路。巴米扬与龟兹之间的交往途径较为复杂，两者之间能够由葱岭北路直接联系，如玄奘法师由龟兹的温宿翻越葱岭北麓到巴米扬的通道。再者，能够由龟兹途经塔什库尔干后由“瓦罕走廊”进入阿富汗途经毕式迦到巴米扬，塔什库尔干有红其拉甫达坂、明铁盖达坂、瓦赫基里达坂，其中穿越瓦赫墓里达坂到达阿富汗的瓦罕走廊。玄奘法师回程即是由迦毕式经“达摩悉铁帝”(瓦罕)进入堨盘陀国的。所以，龟兹与巴米扬途经塔什库尔干的影响关系也存在。
　　由此我们能够将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放置于葱岭以东和以西石窟的关联环节中来分析。如果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年代较早和有与其相配套发展关系的遗迹则表明，由西向东即达丽罗川→龟兹影响关系中的一环节。如果洞窟年代比较晚则表明，由东向西即龟兹→巴米扬的影响的中间环节。也有种情况是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晚于龟兹大像窟，也晚于巴米扬大像窟，只处于龟兹或是巴米扬对其的影响关系中。确定是哪种关系则需取决于石窟的年代和更多的材料。
　　关于洞窟年代，由于洞窟底部淹没在水中，洞窟风蚀严重未留有泥层和壁画，判定其年代较困难。期待对洞窟和周边进行进一步考古发掘，然而因其已淹没于河中，对此开展发掘工程巨大，需尚待时日。但即使如此，从对古代佛教和石窟寺的状况与洞窟形制的比较进行分析，也能够得到一些线索依据。
　　首先的问题是，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是否是受早期达利罗川大像直接影响的早期大像窟?是否是达丽罗川大像→龟兹大像窟影响关系中的环节?如果此大像窟与达利罗川大像有直接关联，是大像窟形式的始建者，至少在当地必有影响和相关典故，法显法师与玄奘法师都对达丽罗川大像的典故与影响有记述，如遇与此相关的造像形式必记之，前文已论述玄奘法师行程中途经新迭，玄奘法师于此必当耳闻目睹而记之，并且也未见其他史料记述。再者，从大像窟的形成分析来看：由造大像形式到造大像窟形式需要过程，大像窟是造大像和石窟寺的结合而形成的洞窟形式，这个过程应当是在石窟寺发达地区完成的，就石窟寺的发展来看，初期石窟多为习定用的洞窟，由习定功用的石窟发展到礼拜功用的佛堂窟又是一个过程，而大像窟是礼拜功用的佛堂窟形式的升华，而这一过程，能够在龟兹石窟的发展中清晰地看到，龟兹礼拜用的中心柱窟形制的演化与大像窟形制的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塔什库尔干地区未有佛堂窟，又仅此一大像窟，恐难以承担创建大像窟的责任。整体看丝路南道的石窟，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大同乡石窟、叶城棋盘乡石窟、喀什的三仙洞石窟、和田牛角山石窟等，洞窟数量较少，洞窟为方形窟和禅定窟，洞窟形制朴素，洞窟的建制也没有形成丰富的体系，石窟的规模和建制无法和丝路北道的龟兹、吐鲁番等地区的石窟相比。并且丝路南道除此之外也没有大像窟，塔什库尔干大像窟为一特例。而丝路北路的龟兹大像窟数量多，龟兹也有巨大的地面大像，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述龟兹：“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关于大像窟形式的始创问题，因巴米扬大像窟年代晚于龟兹、云冈等石窟大像窟年代，大像窟的始创应在葱岭以东的龟兹或河西与云冈，这又是一个长篇讨论的复杂问题，这里只讨论与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相关的问题。由上述分析能够看出塔什库尔干大像窟是受外来的影响。
　　既然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不是始创，是来自外界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来自哪里?是来自葱岭以西的巴米扬还是葱岭以东的龟兹?对此我们将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与巴米扬大像窟和龟兹大像窟进行比较能够得到些依据：从洞窟形制来看，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的形制朴素，侧壁基本垂直，未有向内收的倾斜度，券顶弧度小与侧壁结合处没有叠涩。巴米扬大像窟的侧壁上部向内倾斜，券顶与侧壁结合处有较大的叠涩，由此形成三叶形的形制特点，由此来看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与巴米扬大像窟的形制不同。而龟兹石窟大像窟形制较为丰富，龟兹大部分大像窟侧壁基本垂直，与此相同。但克孜尔47窟等大像窟，主室两侧壁凿几排凿孔用来安置栏台安置塑像，库木吐拉63窟等大像窟在顶部与侧壁结合处有叠涩，这些形制与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形制不同。但森木赛姆5窟等大像窟上部形制朴素，未有叠涩和安装木制栏台的凿孔，和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上部类似。这样看来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与龟兹这类大像窟的联系更多些。
　　再从佛教部派的联系来看，塔什库尔干地区的佛教教派据《大唐西域记》记述为说一切有部，和其相邻的乌铩国(今莎车、英吉沙一带)、疏勒也为说一切有部，整体看这一地带与龟兹同为说一切有部。而塔什库尔干东邻的叶城与和田地区为大乘佛教。葱岭以西曾是佛教繁荣之地，也流行说一切有部，曾对葱岭以东地区说一切有部产生过重要影响。但6、7世纪葱岭以西的犍陀罗等地佛教已不如以前，宋云法师《宋云行经记》记述葱岭以西乌苌国佛教依然兴隆，但犍陀罗国佛教已衰落。(14)7世纪，昔日的几个佛教兴隆之地情况严重，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述：“犍陀罗国……多敬异道，少信正法。”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述：“乌仗那国……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俭少，并学大乘，寂定为业”，“呾叉始罗国……僧徒寡少，并学大乘”，“迦湿弥罗国……好学多问，正邪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玄奘法师的记述表明当时的佛教说一切有部繁荣的国度已成如此，并且至此时已多为大乘佛教了。此时迦毕试国和梵衍那(巴米扬)的佛教依然繁荣，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述：“迦毕试国……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教法”，“梵衍那……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迦毕试国为大乘，梵衍那虽是小乘但是宗学出世部。而相比较葱岭以东的龟兹，阿耆尼、疏勒等区域范围佛教说一切有部部派十分繁荣，这能够看出他们的联系。
　　在葱岭以东说一切有部的这些地区，早期都受到葱岭以西的罽宾佛学的影响，但史料中也有依据能够看出龟兹佛教对葱岭以东地区的佛教影响，《出三藏集记》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序》记述：“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一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15)鸠摩罗什法师更扩大了龟兹的影响，《高僧传》卷二记述，鸠摩罗什法师年少时到罽宾学习佛学，因才智超群已有名声，12岁时“诸国皆聘以重爵，什并不顾”，后归途中在疏勒等地广研各种经书也包括外道经书，此时也能见疏勒一带因其处于通往葱岭以西的路口，而经书内容之丰富。鸠摩罗什法师跟莎车僧人苏摩接触大乘佛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论及十二门论等”，莎车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交汇地带，莎车以东的和田地区为大乘佛教。鸠摩罗什法师在由疏勒到龟兹的归途中在温宿辩论胜过“神辩英秀，振名诸国”的外道，“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回龟兹后“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鸠摩罗什法师20岁受戒后，“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至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什即道流西域，名被东国”。鸠摩罗什虽是弘扬大乘，但其影响也扩大龟兹佛教的影响地位。他在学术上兼通大小乘佛学，一些小乘高僧也能够与他相处，他在罽宾的老师盘头达多也来到龟兹，盘头达多是罽宾著名的小乘教派的大法师，从盘头达多与龟兹王的对话能够了解龟兹的吸引力，《高僧传》卷二记述：“王曰：‘大师何能远顾?’达多曰：‘一闻弟子所悟非常，二闻大王弘赞佛道，故冒涉艰危，远奔神国’。”盘头达多将龟兹称为“神国”，是对龟兹佛教繁荣的美誉之词。(16)《高僧传》卷二记述罽宾高僧卑摩罗叉：“先在龟兹，宏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法师在龟兹时也从卑摩罗叉受律，卑摩罗叉闻鸠摩罗什法师在长安大弘经藏，也到长安；罽宾高僧佛陀耶舍先至疏勒后“停十余年，乃东适龟兹，法化甚盛”；鸠摩罗什法师在疏勒也曾随其受学，佛陀耶舍后也到长安与鸠摩罗什法师相会。这些是早期龟兹佛学的影响情况。
　　由《大唐西域记》中对整个途经国度的佛教情况来看，到7世纪初时，小乘佛教的势力主要在葱岭以东的龟兹、阿耆尼、疏勒和葱岭以西的梵衍那及以北的地区了。在龟兹、疏勒等说一切有部的地区中，当时僧侣状况和佛教艺术水平通过《大唐西域记》记述中的用词评价能够进行比较。玄奘法师对龟兹僧侣的学识多有佳词，《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述：“昭怙釐……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阿奢理贰伽蓝……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此。”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述，法师在龟兹因教派观点不同与龟兹高僧进行辩论，(17)事后多年玄奘法师著《大唐西域记》时虽然在教派上与龟兹说一切有部不同，但对龟兹佛教艺术和僧侣仍然有如此赞美之词。而玄奘法师对疏勒的僧侣用词是：“伽蓝百余所，僧徒一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这是以玄奘法师的视角来看待的，当然带有不同教派观念的看法，即便如此，通过与同属说一切有部教派的龟兹相比较能够见轻重。疏勒的佛教僧侣多于龟兹，而玄奘法师对龟兹僧侣的评价是：“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此。”说明龟兹此时已成为葱岭以东说一切有部的佛学中心而吸引远方俊彦，能见其影响。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述：“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据《比丘尼传》卷四《伪高昌都郎中寺冯泥传》记述：“时有法慧法师，精思迈群，为高昌一国尼依止师。冯后谓法慧言：‘阿阇梨未好，冯是阇梨善知识。阇梨可往龟兹国金花帐下直月间，当得胜法’。”这些史料也能够体现出一些龟兹佛学影响周边的信息。
　　在佛教艺术方面，龟兹4世纪时已十分繁荣了，《出三藏集记》卷十一《比尼戒本所出本未序》中记载：“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缕，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晋书》卷九十七《列传》中记述：“龟兹国……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18)由这些史料能够看出龟兹当时的佛教造像和建筑艺术的繁荣状况。《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记述：“(东都)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19)《高僧传》卷十三《齐上定林寺释法献传》中记述，法献在西域“又得龟兹国金鎚碟像，于是而返”(20)。《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瞿萨旦那国……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昔此国中有臣被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后蒙还国，倾心遥敬。夜分之后，像忽自至，其人舍宅，建此伽蓝。”这几条史料也能够反映出一些龟兹佛教造像艺术对外影响的信息。
　　玄奘法师用“佛像装饰，殆越人工”之类词句来赞美龟兹的佛教艺术，在整个《大唐西域记》记述众多的国度中，这种对佛教艺术的上乘评价，也只出现在佛教圣地“摩揭陀国”等少数国度中。玄奘法师对疏勒一带佛教艺术未评价，对堨盘陀的童寿伽蓝评价是“台阁高广，佛像威严”。玄奘法师对和阗记述较多，也多有如“俗知礼仪，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的佳词，但对佛教艺术未有如对龟兹的赞叹。在音乐舞蹈方面亦然，玄奘法师对龟兹乐舞用词是“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对和阗乐舞用词是“国尚音乐，人好歌舞”。和阗流行大乘佛教，由此也能够看出玄奘法师未带有大小乘教派的立场评价各地的艺术。通过这些比较，能够看出龟兹佛教艺术在此时的地位，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也能够对同属说一切有部的地区有所影响。
　　由这些依据能见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是来自龟兹的影响，是龟兹大像窟→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的影响关系，那么塔什库尔干河谷大像窟是否是处于龟兹→巴米扬石窟的影响关系环节中，这依然需要更多的例证，有待研究。
　　笔者至此只能将洞窟情况和图片以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表述于此，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
　　* 王征，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亚佛教美术研究室主任，讲师。
　　① 〔法〕沙畹编著《西突厥史料》，冯承君译，中华书局，2004。
　　② 《魏书》，中华书局，1973。
　　③ 《梁书》，中华书局，1973。
　　④ (唐)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文中有关《大唐西域记》的内容俱引于此。
　　⑤ (东晋)法显：《法显传》，杨建新编注《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⑥ (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中华书局，2000。
　　⑦ 详细的论证见拙文《玄奘法师葱岭东路塔什库尔干行程考》，待刊。
　　⑧ 王炳华：《丝绸之路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⑨ 〔英〕斯坦因：《重返和田绿洲》，刘文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英〕斯坦因：《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沙埋契丹废墟记)，巫新华、伏霄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⑩ 《汉书》，中华书局，1962。
　　(11)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
　　(12) 〔日〕田边胜美：《重新推定巴米扬38米佛像年代的证据》，魏文捷译，《新疆文物》2005年第4期。
　　(13) 王征：《龟兹石窟塑像龛调查与塑像风格研究》，《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6。
　　(13) 〔日〕桑山正进：《巴米扬大佛与中印交通路线的变迁》，王越译，《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14) (北魏)宋云著，〔法〕沙畹刊校《宋云行经记》，冯承君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卷，第6编)，商务印书馆，1962。
　　(15) (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
　　(16) (梁)释僧佑著，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
　　(17) (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商僧传》，中华书局，1992。
　　(18) 《晋书》，中华书局，1974。
　　(19) 《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大正藏》卷五十。
　　(20) (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