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与印度的文化交往中，僧人以及佛教占有重要地位。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时，五天竺(古代印度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分)中的北天竺释迦部族之迦毗罗卫国(位于今尼泊尔南境)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建的。佛教僧人后来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五天竺的统治者看到这种宣扬慈悲、忍让、断绝欲望、安于现状，鼓吹以“善行”追求“来世”幸福的佛教教义，极便于他们的统治，因而便极力宣扬。特别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阿育王时代，使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先传到西域的大月氏，以及龟兹、于阗等地，后来便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内地。
　　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有了专门的寺院。不过那时信奉的人很有限，对佛教的理解也很肤浅。直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连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消极情绪的支配下，佛门便成为人们寻求自我麻醉的场所。再加上佛教教义有利于封建帝王巩固自己的地位，封建统治者也希望借以解脱自己朝不保夕的境遇和苦闷，佛教遂广为流传，佛教徒大量增多。诚如马克思说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宗教活动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古代中外僧人一方面传播了宗教迷信，但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地人民的友谊交往。而且在浩繁的佛教经卷中又包含着大量古代印度的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如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中新产生的志怪故事，很多就是从佛经中搬来的。唐代新文体中的“变文”，更是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直接讲唱佛经故事。再如遗留至今的中国敦煌的泥塑佛像和佛教壁画，龙门和云冈的石刻佛像，以及西安周围的古代石雕佛像，便无一不是在佛教文化影响下所产生的艺术珍品。在这一时期为这种友谊交往作出过贡献的僧人中，我们要特别提出法显和鸠摩罗什两人。
　　法显，原姓龚，平阳武阳(山西省襄垣县)人，东晋高僧，著名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他感到当时中国的佛经，许多都是外国僧人口授翻译而成，错误和缺漏很多，因而便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另外几名僧人结伴，从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即汉长安，当时为后秦都城)出发，去天竺取经。法显这时已65岁，他不避艰险和旅途的劳顿，沿着渭河，经今陕西省的咸阳以东的窑店(秦咸阳所在地)、凤翔、陇县等地，进入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后，经鄯善、乌夷(新疆焉耆县)、于阗、竭叉(新疆喀什市)等地后，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天竺境内。
　　法显一行在从玉门至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大沙漠中曾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写的《佛国记》一书中将那一带称为“沙河”，说那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而且往往热风飞沙，铺天盖地，掩埋行人，碰上的都不能生还；向四周极目望去，都是无边无际的滚滚流沙，分不清方向，只有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辨认前进的道路。他们整整走了17天，才好不容易到达罗布泊西南的鄯善。
　　印度佛教当时已分成大乘和小乘两大派别，并且互相排斥。传入中国北方的主要属大乘派，法显也信奉大乘佛教。但当时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国都信奉小乘教，因而当法显一行到乌夷国时大受冷遇，连食宿都有了困难。他们只得改变了由北道西行的计划，转而南下横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由南道前往。
　　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它位于塔里木盆地中部，东西长约1000公平，南北宽400公里左右。法显一行又一次冒风踏沙，经历了许多常人所想象不到的困难。一个月零五天之后，他们终于穿出沙漠，走到于阗国，西行翻过“冬夏有雪”的葱岭，又沿岭西南行15日，到达新头河(印度河)边。法显在《佛国记》中描绘这一段险恶的形势说：“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梯已，蹑悬絙过河。”河对岸便是北天竺的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他们继续南行至佛楼沙国(巴基斯坦白沙瓦)，在这里见到了高四十余丈的佛塔，“所经塔庙，壮丽都无此比”。为参拜佛骨，法显曾专程西北行至那竭国(阿富汗东北贾拉勒阿巴德东南)。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同去的11名僧人中只剩下了法显与道整二人，他俩从北天竺南部再渡新头河入中天竺。这里是印度最富庶的恒河平原，“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止有河水”。他们住在摩揭陀国笈多王朝的首都巴连弗城(即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此时正值笈多王朝盛期，它控制着中、西、北三天竺的几乎全部地区。巴连弗城是古代阿育王的故都，是当时五天竺最大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中心。法显一直在那里住了3年，学习梵书、梵语，抄录佛教经卷。这其间，法显还曾去迦维罗卫国(尼泊尔南部即迦毗罗卫)访问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后来他又游历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各地。
　　公元409年底，法显从恒河入海口的孟加拉湾坐海船，经14昼夜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那里住了两年。这时他在国外已过了12个春秋，非常想念祖国。一次他在王城(今阿努拉达普拉)无畏山寺庙的佛像旁，无意中看到一柄中国出产的白绢小扇，便情不自禁地大受感动，热泪纵横。想到“自己离开祖国已好多年，平日相见的都是外国人，连山川草木也都与祖国的不一样。当年同来的伴侣已经死的死、散的散。如今只有自己一人形影相伴，心里非常难过。……”
　　公元411年，法显终于取海路乘商船回国。他们的船两天后就遭到海上风暴的袭击，经过几次危险，飘流90余日，才在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登陆。5个月后，又乘西南来的信风北上。他们本计划在中国的广州上岸，但因暴风雨中迷失了方向，50天的航程，70多天还走不到，以致粮食和淡水都快用完了。又过了12天，终于看到了陆地，靠岸后，才知道到了青州长广郡牢山(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地界。这时是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法显已78岁。他晚年主要住在建康(南京市)，在那里翻译了大量佛经，并写了《佛国记》一书。这部书简练而又准确地描述了他14年间，在旅行包括今天我国的西北地区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30余国时耳闻目睹的情景。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介绍上述国家和地区地理、经济、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宗教活动等情况的书，为我们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海上交通，以及中西人民的友谊交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自19世纪以来，《佛国记》已被翻译成法、英、日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祖籍印度的僧人鸠摩罗什也来到长安，为沟通各地人民间的友谊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
　　鸠摩罗什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宰相的天竺家庭中。他父亲鸠摩罗炎因信奉佛教而逃辟相位。跑到葱岭之东的龟兹国，被龟兹王聘为国师，并将王妹嫁给他做妻子。鸠摩罗什从小便诵读佛经，悉心研讨，后来成为一个博学的僧人。龟兹王专门为罗什修建了新寺，相传每当他说经时，两域诸国王公“皆长跪坐侧，令罗什践而登焉”，“四远学徒，莫之能抗”②。
　　这时建都于长安的前秦国君苻坚，早想出兵西域。以扩大他的势力范围。当听到有关鸠摩罗什精湛的佛学造诣后，于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3年)，以骁骑将军吕光为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率兵7万，攻打龟兹。公元384年，吕光军攻破焉耆，龟兹等30余国后，带着鸠摩罗什和大批财物返回。归途中，吕光听说苻坚已被部将姚苌所杀，姚苌并新建了后秦国、便在姑臧(甘肃省武威县)自任为凉州刺史，后又建后凉国，自立为帝。鸠摩罗什也被留在凉州住了10多年，因而他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学汉语。为日后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都于长安的后秦国，到笃信佛教的姚兴即位后，便于弘始三年(公元401年)派兵攻打后凉，后凉君主吕隆投降，鸠摩罗什也被带到长安。姚兴待鸠摩罗什以国师之礼，让他在长安附近的逍遥园中翻译和讲授佛经。他也曾去草堂寺中讲经。由于他精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因而发现传至中国的旧经译文，“义多纰缪”，“不与梵本相应”。鸠摩罗什在翻译中不仅注重内容的准确，而且注重文辞和声韵之美，他曾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因而鸠氏带领大批弟子所翻译的380多卷佛经，都能使“众心惬服，莫不欣赏”，在中国佛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③。他与真谛(南朝梁、陈时僧人)、玄奘(唐代僧人)、不空(唐代僧人)被后世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译经家。
　　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公元409年)在长安逝世，他的遗体火化后，埋在长安西南鄂县(今陕西省户县)东南秦岭之圭峰山下。其舍利塔今仍在户县草堂寺中。在六角亭下的这座石塔高2.33米，八面十二层，上刻“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之舍利塔”等字。整个塔用玉白、砖青、乳黄、墨黑、淡红、浅蓝、灰色、赭紫等八种颜色的玉石镶并而成，因而又名“八宝玉石塔”。塔自下层向上，分别浮雕或阴刻有蔓草花纹、须弥山座、三层云台、屋脊、佛像等；刀法流畅，形象生动。它已成为古代中西人民友好交往的一个标志，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游客。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②见《晋书·鸠摩罗什传》。
　　③俱见《高僧传·鸠摩罗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