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汉武帝所进行的西域经营和东西贸易，我们只见到过两、三篇概括性的论著，很难说已完全弄清其详情。〔1〕汉之进入西域虽然不能否认由于张骞西征而受到很大影响，〔2〕但实际上却经历了与匈奴和西域诸国的多次激烈斗争。
　　本文拟详细叙述张骞在返回汉朝后，汉朝是如何驱逐了号称强盛的匈奴势力并从河西进入了西域，同时阐明由此而展开的东西贸易的实况。
　　一、关于汉之进入河西问题
　　迄公元二世纪后半期，自华北蟠踞河西、西域地方的匈奴势力，常常压倒汉的势力。自汉高祖白登之战败北以来，汉朝每年赠送给匈奴的岁赐、岁币逐年增多。
　　匈奴在驱逐了河西地方的月氏后，统治了西域三十六国，吹嘘占领了自蒙古至东突厥斯坦的辽阔领土是公元前176年(汉孝文帝四年)以来的事情。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是年，匈奴冒顿单于，向汉孝文帝发出了如下信函：
　　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即据说冒顿单于因边境纠纷，而罚右贤王攻击月氏，在击败月氏后，统治了楼兰、乌孙、呼揭和西域二十六国。〔3〕
　　武帝听了匈奴俘虏关于月氏欲求攻守同盟伙伴之言，遂万里迢迢派张骞赴西域，此乃为了牵制匈奴的势力。然而，由于张骞向西方出发后音讯断绝，因此武帝遂于公元前129年命将军卫青逐渐转入反攻。即在公元前129年，因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地区，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广迎击匈奴。翌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再次侵入辽西、上谷、渔阳地方，卫青、李广将其击退。接着，在张骞归国的前一年，即公元前127年，卫青自云中至陇西逐走了匈奴，继而又自鄂尔多斯(河套南部)地方扫荡了匈奴势力，并修复了秦将蒙恬所筑之朔方城(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境)。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长期行踪不明的张骞归国，报告了西突厥斯坦诸国的情况。武帝听到其报告后更加强了经营西域的决心，〔4〕与在北方继续攻击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探寻经西南夷到身毒去的路线。从全局来看，当时的汉朝是在探索着从东亚的西北与西南两个方面同时到西域去的路线。
　　不巧，就在此时，长期以来折磨着汉朝的匈奴，由于内乱及其他原因逐渐失去了威力。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将军卫青与六将军(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将军李息、张次公)一起，率领十余万大军自朔方城出击，俘虏了匈奴的右贤王，并给以溃灭性的打击。在《汉书·匈奴传》有如下记载：
　　其明年(元朔五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将军得右贤王人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翌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汉复遣卫青率六将军，兵十余万骑自定襄出击，但匈奴也并非总打败仗。卫青虽然得匈奴首级万九千余，但汉朝亦丧失两将军，三千余骑。右将军苏建历经艰辛方得逃回，但前将军翕侯赵信却战败投降匈奴。赵信原为匈奴小王，在归降汉朝后被封为翕侯。他本与右将军的军队并军分行，但偶与单于主力遭遇，遂全军覆设。单于俘赵信后，封其为自次王，并将自己的姐姐许配与他，让他谋划对汉作战之策。赵信教导单于说：“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毋近塞。”据说单于听从了他的话。最后，匈奴把迄今设在绥远附近的漠南王庭迁到了漠北，从此匈奴对华北的侵入逐渐减少。
　　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春夏，发生了骠骑将军霍去病划时代的进征河西。即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其明年(元狩二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甘州删丹县条记载：
　　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名县。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
　　焉支山在甘州张掖县以东120里处的删丹县南五十里处，是座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的山脉，即它是突出于南山山脉北麓的一座山脉。估计元狩二年春的攻击，是从陇西经兰州、凉州(武威)方面，袭击了甘州东部焉支山北麓的匈奴牧地，得首虏骑万八千余级，并得到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
　　另外，关于祁连山，同样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甘州张掖县条中有如下记载：
　　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
　　这样，我们了解到在张掖县西南二百里处，有张掖、酒泉二县。因而同年夏季的攻击，正如已由松田寿男所论述的那样，〔5〕陇西、北地的联军，乃是经居延沿额济纳河南下，切断了漠北匈奴的补给线及退路，攻击了匈奴在祁连山北麓的河西根据地。估计具有远见卓识的霍去病在春季的攻势中了解到居延的重要性，因此在夏季便从居延南下，扫荡了蟠踞在甘州地方的匈奴势力。
　　这两次成功的河西远征，对于迄今统治河西地方，长期以来依靠与西域的中转贸易和南山北麓的牧马获得巨大利益的匈奴来说是个极大的冲击。试看《西河旧事》(《史记》索引所引)中记载：
　　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首歌生动地反映了失去该地的匈奴的悲叹。
　　本来，河西地方是由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二人统治着，但是此二人害怕单于追究责任，因此欲降汉朝，结果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四万部卒投降了汉朝。在《史记》、《汉书》匈奴传中对此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根据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于浑邪王归降了汉朝，匈奴前后损失的兵力有十万，从此匈奴对陇西、北地、河西的入寇明显减少，汉朝遂将关东的贫民迁徙至鄂尔多斯的新秦中，把北地以西的守军减少了一半。
　　在汉朝进入河西时，匈奴自然不会只是一味地旁观。匈奴在居延被控制后，虽未救援河西，但却侵入代郡(河北省蔚县以东)和雁门(山西省雁门关)，消灭了攻击左贤王的将军李广的军队。《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
　　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张骞)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公孙敖)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李广将军虽然好不容易地逃脱，但是四千将兵却几乎被全歼，误期的张骞和误了霍去病期限的公孙敖都险些被处死，后赎为庶人。
　　但是不管怎样，对汉朝来说，将匈奴逐出河西，是前所未闻的功绩。汉武帝未放过这个机会，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给卫青、霍去病以十万精兵，令他们攻击匈奴的根据地。《汉书·匈奴传》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其〔明〕年(元狩四年)春，汉谋以为“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卫青)、票骑将军去病(霍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票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与汉兵，遂独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中略)……票骑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据说卫青破了单于的主力，得首虏一万九千，票骑破左王得首虏七万，远临瀚海而还。汉朝不仅从河西击退了匈奴，而且在遥远的漠北也击破了单于，也就是说过去汉朝只是在一个方面抑制匈奴的地位，至此完全逆转过来。
　　在上引史料的省略部分记载有“单于之走，其兵往往与汉军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右谷蠡乃去号，复其故位。”也就是说在大败之后，右谷蠡王以为单于已经死去便自立为单于，待真单于复得其众后，自己又回到了右谷蠡王的位置。之所以把这种混乱情况记载下来，乃是为了更好的说明这次战争的失败在匈奴引起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混乱。
　　从此以后，匈奴远遁，漠南无单于王庭。与之相反，汉朝自朔方至令居(甘肃省平番县西北)则开通水渠，设置了屯田官，并在此配备了五、六万吏卒逐渐扩大了屯田，其领域甚至达到匈奴旧领地以北。
　　二、河西四郡的建置
　　汉武帝在击退了宿敌匈奴，征服了河西以后，首先采纳了张骞的献策，于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再次任命张骞为中郎将，派他率领三百人的使团前往乌孙。〔6〕该使团携带着马各二匹，牛羊万头和价值数千巨万的币、帛，这是为了从乌孙再分遣副使到其他更多的国家去。于是，张骞会见了乌孙王，关于当时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作了如下记载：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
　　尽管张骞一再热诚劝说，但最后仍未能取得昆莫的承诺，乌孙的迁徙亦终未成功。这是因为当时乌孙围绕着昆莫王的继承问题，王子大禄与太子之子岑娶互相斗争，将乌孙分为三个部分，昆莫统治着大多数人，人民也分为三部分。
　　于是，张骞乃分遣副使赴西域诸国，企图与武帝所期待的西北诸国进行贸易。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卒。
　　张骞归国后一年余即去世。但在此我们应注意到，张骞曾广泛地分遣副使远至西域诸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西突厥斯坦诸国与东突厥斯坦的于阗、扜罙诸国。张骞派遣这些副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结果是：
　　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此后，在汉朝与西北诸国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东西贸易。
　　这样一来，由于张骞所谓的招致乌孙，终未成功，因此以后，汉朝便积极地着手于推进直接统治河西地方的工作。关于河西四郡的建置情况在《汉书·武帝纪》中有如下记载：
　　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前111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虽然，这里记载的极为清楚，但在同一本《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却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
　　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
　　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
　　提出了与《本纪》完全不同的年代。即建置河西四郡的年代，在汉代的基本史料《汉书》中，竟出现了上述那样的矛盾。因此，关于河西四郡的建置问题，历来在学者中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7〕近年来，在中国也有两、三位学者提到了这个问题。〔8〕在日本，日比野丈夫教授则提出了如下的学说。〔9〕
　　即他认为：“(1)据《资治通鉴》以及根据此记载的张维华的说法，汉朝势力扩张到河西是在武帝元鼎二年，当时首先设置的是以令居为中心的河西郡。(2)其后，由于东西交通发展的结果，至元鼎六年时，从内地派遣了数十万屯田兵开始了正式的开发。这与施之勉的学说相一致。(3)接着进入元封年间，河西郡改名为张掖县。(4)敦煌郡的设置大概是在征伐大宛之际，恐怕是在此地急剧发展之后，在天汉年间设置的。(5)武威郡的设置最晚，对张、劳两氏提出的宣帝初由张掖郡分置的学说表示赞同。尤其是对劳氏所主张的地节三年这样的下限年代增添了确实可靠的史料，以上共计五点。”〔10〕
　　特别是关于上述(4)敦煌郡的设置问题，根据1944年，夏鼐在小方盘城所发掘出的：
　　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 云云
　　的木简，〔11〕和斯坦因在距敦煌约西北一百公里处东经94°稍西的T.xiv遗址所发现的：
　　太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已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左某右某)署就
　　的木简，〔12〕可以认为在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玉门关尚属于酒泉郡。另外，根据《汉书·刘屈*传》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记事：
　　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看来可以把敦煌郡的成立年代改为太始末、征和初年(公元前93—92年)。〔13〕
　　日比野教授上述关于河西四郡建置问题的学说是迄今最精密的研究，因此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现把诸先学对《汉书》武帝记、地理志的主要学说列表如下。请参看下页第1表。
　　但是，并不能说日比野教授的学说毫无可疑之处，例如，他所提出的河西郡，根据其所引《河渠书》、《骠骑传》等，确实是酒泉、朔方等郡的同义词，虽然可以认为是郡名，然而实际上并未有明确记载为河西郡的例子，而其建置在《本纪》中亦未曾发现。
　　在汉代，大抵一征服边境地区，中央即决定置郡，继之便派遣太守赴任，实际上亦即设置了郡。如果形势恶化，便立即置郡，倘若边境不稳，则加以推迟。《本纪》与《地理志》的记载经常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关于日南九郡和西南夷的建置问题，在《汉书·武帝纪》中有如下记载：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左片右羊)柯、越嶲、沈黎、文山郡。
　　在《汉书·地理志》中载有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日南郡七郡的名称，均为“武帝元鼎六年开”，但是却不见珠崖、儋耳二郡的名称。另外，关于西南夷，武都郡、*(左片右羊)柯郡、越嶲郡三郡也都是“武帝元鼎六年开”(又为置)，未见到沈黎、文山二郡。日南九郡和西南夷，因为距离远，估计事先有文官从军。
　　另外，关于朝鲜四郡的建置，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着：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原注〕臣瓒曰：“茂陵书临屯郡治东*(左月右施)县，去长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县；真番郡治霅县，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县。”
　　在《地理志》中记载着：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开。
　　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开。
　　却看不到临屯郡、真番郡的名字。但是从前文注中可以了解到同时设置了上述两郡。而且正如从上文可以了解到的那样，玄菟郡的设置比乐浪郡晚一年，即设置于元封四年。
　　因此，关于这个时代的边郡建置。我们可按照王峻在《汉书正误》卷二中所说的加以考虑。即：
　　按武帝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纪志年分互异。意者纪但记创建之年，志则因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岁耳。
　　这就是说中央决定创建的时间与在边境实际设官分治的时间有若干差距。
　　另一个问题是，日比野教授所说的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首先建置了河西郡，接着在元鼎六年建置了酒泉郡。其理由之一是，当时汉朝正忙于经营鄂尔多斯，但我不认为在河西地区会越过武威、张掖，而首先在遥远的酒泉地方设郡。
　　对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
　　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
　　我极力主张应该分作前后两句来看。
　　但正如前章已经阐述的那样，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霍去病对河西的攻击是在北地——居延——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上的山)的路上讨伐了蟠踞在此地的浑邪王，那么酒泉地方从此时起理应完全处于汉军统治之下。因此，关于酒泉郡的建置，正如《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元鼎二年条所记载的那样：
　　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这就是说，在受到乌孙的拒绝之后，有可能立即就在自元狩二年以来所控制的酒泉地区设置了郡。总之，此问题仍潜存着许多疑点，有待于另行研究。〔14〕
　　那么在估计汉朝设置酒泉郡的元鼎年间，匈奴已远去漠北，〔15〕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浮沮将军公孙贺与匈河将军赵破奴进行了北征，据说并未发现匈奴一兵一卒即行返回。对此《史记·匈奴列传》作了如下记载：
　　乌维单于立三年(《本纪》作元鼎六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这样，由于匈奴退至漠北，汉朝的直辖领土扩大到了河西地方，因此张骞从乌孙分遣副使所到之国与汉朝的贸易开始活跃起来。此亦为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自张骞遣使以来，不断憧憬着西方珍宝的武帝所渴望的。武帝特别希冀西域的名马。其原委在《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记载：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即据说汉朝在元鼎，元封年间，每年要向西方派遣五、六批乃至十余批，每批由数百人至百余人组成的使团，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与十几年前张骞在通过河西时为匈奴所俘时期相比，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三、李广利之大宛远征
　　张骞死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东西贸易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围绕着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首次迎来了其全盛时期，但作为汉朝使节赴西域诸国的人们却经受了种种苦难。西域诸国了解到汉朝虽然是富饶的国家，但却离得很远，便提出汉使不出币帛便不供给饮食，甚至有时还加以迫害。其原因之一是汉使的品质卑劣。自从开通了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人们直至吏卒皆争相上书，叙说外国奇珍异宝和与西域贸易的利益而争当使者。武帝因考虑到西域诸国十分遥远，而且旅途艰辛，故对前去的吏卒不问其来历，均给予使节称号，以凑齐人数，从而使西域贸易出现了空前盛况。但这些使节全都侵盗币物。天子了解到这些情况大为愤怒，而处之以严刑，使其赔偿损失。不过这样一来，这些使节便拒绝前往，实在无可奈何。这是由于在任用使节时，把大力称颂外国奇珍异宝的人作为使节，而以寡言少语者为副使，因此使得妄言无行之徒得以横行。
　　对使节的本质，《史记·大宛列传》曾作如下记述：
　　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
　　尤其使汉朝感到头痛的是，楼兰与姑师的干扰。此两国虽然都是小国，然而要横过戈壁沙漠的西端，首先就必须到达这个绿洲。他们时常暗通匈奴，袭击汉使。汉使王恢等就曾遭受惨重的劫掠。汉朝的使节们都：“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因此，武帝命赵破奴首先讨伐匈奴，接着于翌年攻陷了姑师、楼兰。即在《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记载：
　　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上文前半部分所说的赵破奴北征，是对应前面已经引述的《史记·匈奴列传》的记事。据《本纪》的记载，此次远征发生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因此所谓的其明年进行的破奴对姑师、楼兰的攻击，应当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16〕从此时起需要两、三年，大概从酒泉至玉门列置了亭障。〔17〕
　　这样，西域贸易再度活跃起来，尤其是去大宛国的使节们报告说，大宛的名马在贰师城，但他们藏匿起来不给汉使，爱好汗血马的武帝听到此报告后，便让壮士和车令携带上千金和金马，去请求大宛王出让贰师城的良马。大宛人讨论了汉使的请求，认为汉朝的路途遥远，不怕其远征。又因为贰师的马为大宛名马，于是便拒绝了汉的请求。汉朝的壮士在盛怒之下口出狂言，并砸毁了金马。大宛为此种无礼的言行所激怒，遂在其东境的郁成城攻杀了汉使，并夺走其财物。
　　听到此情况的汉武帝，大为愤怒，而且听信了出使大宛的使节姚定汉等人所说的大宛兵弱，汉兵不需三千就能战胜他们的话，便提拔宠姬李氏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率属国之六千骑和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远征大宛。并令赵始成为军正，浩侯王恢为导军，李哆为校尉。
　　这就是所谓的对大宛的第一次远征。这次远征正如下面所记载的以攻击大宛东境的郁成城失败而告终。即：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云云(《史记·大宛列传》)
　　大宛远征的失败，更加激怒了武帝。李广利事先上书，奏曰：“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但由于武帝传下话说：“军有敢入〔玉门〕者辄斩之”，于是李广利十分害怕，便在敦煌停留了下来。
　　武帝立即集聚了兵力，准备再次远征大宛。但在李广利归来的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发生了浚稽将军赵破奴率二万余骑北征，在受降城北四百里，为八万匈奴军所包围而全军覆没的事件。为此，汉朝欲寻其对策。〔18〕另一方面，匈奴于翌三年(《史纪·匈奴列传》)大肆侵入定襄、云中地区，右贤王又袭击了酒泉、张掖，掠去数千人，匈奴表现出令人可怕的反攻态势。于是公卿们都提出要停止对大宛的远征，全力以赴地讨伐匈奴。但是武帝说，如果现在中止对大宛的远征，那么就会受到大夏诸国的轻视，这样西域诸国就会更加欺侮汉朝。最后武帝惩罚了反对者，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以赦免囚徒、恶少年、边骑等六万骑为中心，并携带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一万匹以上的大军远征大宛。
　　对大宛的第二次远征，汉朝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由于当时与司马迁为同一时代，因此其经过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即关于以上出征的情景记载说：
　　赦囚徒村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如前所述，汉军出征之后在大宛城外阻断了流水，发动了攻击，而后半部分又记载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又使天下罪人在敦煌为贰师军队运送物资、糒(干饭)。其情况真可以说是“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
　　总之，贰师将军的第二次远征大宛(太初三～四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次，沿途小国看到汉军威力，纷纷表示善意。关于这次行军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作了如下记载：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云云。
　　也就是说，汉军所到之处受到了诸小国的欢迎，只有仑头，因未开门迎接，于是攻之数日，使之投降，此后便顺利地到达宛城(贰师城)。到达费尔干纳(大宛)的汉兵，总计为三万人。他们最初受到大宛国士兵的迎击，但终究败于汉兵的弓箭，退入城内。汉军最初想要攻打郁成城，但因为这里十分险要，未敢久留，遂先至贰师城。汉军断其水源，围攻贰师城四十余日，破坏了其外城，俘虏了勇将贵族煎靡，宛军困守中城。
　　大宛的贵族们商议说：“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众议一决，遂将国王毋寡杀死，试探汉军的意见。贰师将军与赵始成等商量，考虑到西方康居的援军将到，而且城内食粮充足，同时又有汉人俘虏教其打井的技术，饮水似乎也不困难，于是便接受了大宛的请求。
　　大宛按照约定，交出了善马，由汉挑选。并拿出大量粮食供给汉军。汉又使从军的执驱校尉(师古曰：“一人为执马，一人为驱马校尉”)选择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让善意接待汉使的昧蔡为王，并与之结盟，就这样连中城也未进就撤军而去。
　　远征大宛的军队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春，回到了长安。即在《汉书·武帝纪》中所载：
　　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19〕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略同)还对汉军从途中小国带走人质以及论功行赏的情况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
　　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20〕
　　以上所谈李广利之大宛远征，因在汉代西域史上是最为重要的事件，所以对此问题，桑原骘藏、白鸟库吉、藤田丰八诸学者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21〕下面让我们对其争论的主要之点重新进行探讨。
　　首先是藤田丰八于明治四三年，在《慧超传笺释》中提出了贵山城=卡散说，白鸟库吉最初在《乌孙考》中主张贵山城=忽毡说，但不久在《西域史上之研究》的康居考中，也支持了贵山城=卡散说。接着桑原骘藏于大正四年在《有关大宛国的贵山城》中主张贵山城=忽毡说，翌年白鸟库吉在《大宛国考》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卡散说。另一方面，藤田于大正五年六月在《大宛之贵山城与月氏之王庭》一文中，又以另外的论据阐述了贵山城=卡散。对此，桑原骘藏于同年七至九月在《再论大宛国之贵山城》和同年十一至十二月在《读藤田君之贵山城及监氏城考》中，分别驳斥了两位的学说，强调了贵山城=忽毡说。
　　倾注了三位博士整个心血的激烈争论，即使在这些学说发表后六十余年的今日仍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其中的一些见解至今尚有不少值得倾听的地方，现将他们各自比定的地名整理如下：
　　白鸟说 藤田说 桑原说
　　捐毒国 Irkestam Irkestam Irkestam
　　休循国 Dsipptik Gulcǎ Alai高原
　　郁成城 Osh Aksikath ——
　　贰师城 Marghilan Gidghil ——
　　贵山城 Kasan Kasan Khodjend
　　在这些比定中，与白鸟、藤田二人考虑到李广利的大宛远征的前后情况而提出的贵山城=卡散说相对应，桑原博士则从《汉书·西域传》的里数记载阐述了忽毡说，而今天似乎是卡散说稍占上风。〔22〕尤其是白鸟博士所提出的李广利攻击的城镇是贰师城，而不是贵山城的看法是十分卓越的。〔23〕不过仅仅根据这样的零星史料所比定的地名有较多的局限性，因此，今后有必要结合现在进行的实地调查和考古学调查的成果加以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另外，关于远征大宛的进军路线，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说：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侦)〔*〕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24〕云云。
　　关于这一点，在白鸟与藤田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白鸟认为上文所说的南道与北道，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南道(通过昆仑山脉北麓的楼兰——莎车间的道路)与北道(通过天山山脉南麓的车师——疏勒间的道路)。他说：
　　我想，贰师将军率领的军队所通过的南北道，应为我们一般所说的南北道。倘如此，那么贰师将军可能是在当时的鄯善即今之罗布淖尔附近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广利率领走北道，经仑头到达疏勒，由此过捐毒，越葱岭，再从大宛郁成城附近赴宛城；另一支由王申生等统率走南道，沿鄯善、南山山脉北麓西行，经和阗、莎车等地到达疏勒，再由此地走与贰师将军同样的路线至郁成城。(《大宛国考》，载《白鸟库吉全集》第六卷，272页)
　　对此问题，藤田则认为：《汉书》所说的西域南北道有见于《西域传》中的南北道和见于《陈汤传》中的南北道，后者的南道相当于《西域传》的北道，而北道则为“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汉书》卷七十，《陈汤传》)，即从温宿越勃达岭，经乌孙至康居的道路。此即《陈汤传》中所说的南北道。(《大宛之贵山城与月氏的王庭》二)根据上述记载，那么李广利的主力可能是从温宿经乌孙，沿纳林河而到达大宛的。
　　但是，如果再仔细考虑一下此南北道的话，那么，我认为《西域传》中的南北道则更为恰当。李广利之所以把军队分为南北两道，是因为“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主要是因为粮食供应困难。如果认为数万大军特意要越勃达岭，走经由乌孙的纳林河谷，这种看法不是有点不太合乎情理吗?
　　虽然在此远征军中确有乌孙士兵参加，但是对此《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
　　由于天子派遣了特使，因而乌孙派出了两千骑兵，恐怕这支军队是沿纳林河谷到达大宛国，与汉军持两端的。〔25〕
　　远征大宛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汉朝的声誉。汉朝的使节相继到达大宛以西诸国，带来了奇珍异物。汉朝于是在敦煌设置了酒泉都尉，将亭障延长至盐水，又在仑头设置了有田卒数百人的屯田。大宛国在李广利返回后，岁余发生了改变，亲汉派的昧蔡引退，毋寡之弟蝉封成为大宛国王，但是将其子作为质子送往汉朝，与汉仍旧保持着友好关系。即在《史记·大宛列传》末尾有如下记载：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从以上记载可以了解到，由于此次远征，汉朝的西域经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西域都护之设置
　　由于远征大宛的成功，汉朝的声威震动了岭西诸国，东西方贸易愈益兴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汉朝的西域经营时常为匈奴的强弱所左右，随着匈奴势力的强大，无论其西域经营抑或是东西方贸易都曾反复出现一进一退的局面。
　　自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浚稽将军赵破奴战败以来，匈奴的侵入极为频繁，从这个时期迄至公元前七十年代的匈奴的强盛可以认为是其全盛时期。这时，由于匈奴单于相继死去，从整体来看其国力虽不及冒顿单于时期，但天汉二年以后，仍击退了全部进攻的汉军，接着并俘虏和歼灭了李陵与李广利的军队。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即位的且鞮侯单于，全部归还了不投降的汉使，并因惧汉朝袭击而上奏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朝也许是对其态度抱有好感，便遣中郎将苏武带上许多币物往见单于，单于却拘留了苏武益发骄横，礼甚傲慢。翌年，为匈奴所俘的浞野侯赵破奴逃出，方才弄清其实情。
　　因征服大宛威震国外而自负的武帝，企图一举洗雪高祖、吕后以来的全部耻辱，遂在天汉二年五月，命李广利、公孙敖、李陵等全军远征匈奴。《史记·匈奴列传》有如下记载：
　　其明年(公元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此次出击的结果，实在悲惨。李广利在天山东端(估计是在天山东北麓之蒲类海附近)与右贤王交战，虽得到首虏万余级，但归途却为匈奴所包围，兵力丧失十分之六、七，好不容易才归国。而到达居延以北千余里，浚稽山以南的李陵军与单于的主力进行了会战，弹尽粮绝，在归国途中被包围歼灭，李陵亦被俘。〔26〕
　　接着，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正月，武帝再次命李广利讨伐匈奴。《汉书·武帝纪》有如下记载：
　　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杅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广利与单于战余吾水上连日，敖与左贤王战不利，皆引还。
　　而《匈奴列传》则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虽然贰师将军、因杅将军以合计二十万的大军北上，但最后汉军仍不得不撤退。
　　此后数年间，一直保持着暂时平稳的状态。但是，公元前91年(征和2年)，匈奴突然侵入上谷、五原等地，翌年又侵入五原、酒泉地区，杀死了两部都尉。于是武帝再次命令李广利等人讨伐匈奴。在《汉书·武帝记》中有如下记载：
　　〔征和三年〕三月，遣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皆引兵还。广利败，降匈奴。
　　其详细情况，可参看《汉书·匈奴传》。〔27〕在此次北征中，虽然商丘成、马通等人未受多大损失而返回，但李广利的军队却从一开始即受到匈奴军的迎击，形势险恶。又因为当时恰巧李广利的妻子以巫蛊之罪被捕入狱，于是李广利为了要急于立功而北进至郅居水，击败了匈奴左贤王的军队。但在他返回到内蒙古的燕然山时，汉军为率领五万骑的单于所俘虏。《汉书·匈奴传》对李广利的战败作了如下记载：
　　贰师……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素知其汉大将贵臣，以女妻之，尊宠在卫律上。
　　李广利投降的消息，给武帝以极大打击。自武帝立志要讨伐匈奴以来已三十二年，出于连年征讨匈奴，汉朝也蒙受了巨大牺牲，然而却始终无法控制匈奴，而且在经济上也受到损失。由于武帝甚为后悔，因此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一起上奏说：“轮台以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在此通沟渠，种五谷，益垦溉田，稍筑列亭，以威西国，辅乌孙。”可是，武帝仍颁发了哀痛的诏书：
　　〔前文略〕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云云(《汉书·西域传》)
　　自此以后汉朝再未对匈奴进行远征。
　　但是，不久武帝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病死。汉朝对西域的经营由其后继者昭帝和宣帝继续进行。尤其是在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后，漠北的形势再次变得对中国有利。在李广利投降之翌年，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虽然狐鹿姑单于夸口说：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蘗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但不久，始元二年(公元前五年)，单于在尚未实现和亲时即病死。单于异母兄弟左大都尉，虽在国民中有相当威望，但其母阏氏因惧单于未立太子，遂暗杀了左大都尉。虽然单于因太子年幼，曾遗言立其弟右谷蠡王为王，但重臣卫律等却隐瞒了单于之死，而立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于是左贤王、右谷蠡王分别在各自的领地中，连龙城之会亦不参加。〔28〕
　　元凤年间(公元前80～75年)，匈奴屡次侵入代、张掖、五原、酒泉等地，但战果不大，反而受到汉朝的反击。例如，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袭击张掖的右贤王、犁汙王的军队，因张掖太守属国都尉郭忠等人的反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乌孙昆弥王来书求援，曰：
　　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汉书·匈奴传》，《西域传》乌孙国条例同)。
　　前几年，自乌桓东征以来，匈奴屡次干涉乌孙，乌孙公主(楚王戌之孙女解忧)亦上书求援，宣帝遂决心要全力进击匈奴。
　　本始二年(公元前2年)，汉朝派出五将军十六万兵，讨伐匈奴，《汉书·匈奴传》有如下记载：
　　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司骑射者，皆从军。遣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殴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
　　在闻知汉军大举来袭的报告之后，匈奴将老弱及牲畜退避于遥远地区，所以，此次远征并未获巨大战果。校尉常惠与乌孙军袭击了右谷蠡之王庭，获单于之父和嫂以及诸王三万九千余级、牛马七十余万头。《汉书·匈奴传》记载了因此次远征，匈奴衰弱的情况：“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于)〔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单于遂亲率万骑，袭击了乌孙，获老弱甚众，返回时，突遇大雨雪，深丈余，冻死者甚多，还者不及十分之一。乌桓见此情景，遂自东边侵入匈奴，丁令则自北方进攻，乌孙又从其西部夹击，三国并力杀匈奴数万人，获马数万匹，牛羊甚多，取得了辉煌战果。匈奴人死者十分之三，牲畜十分之五，从而陷于“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的状态。此后，在匈奴中，围绕着单于即位的问题，内讧逐渐激化，加之天灾频仍，其势愈益衰弱。
　　另一方面，自昭帝以来，汉朝对西域的经营逐渐奏效。首先是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暗杀了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把楼兰易名鄯善，使之成为傀儡王国。〔29〕因此，汉自武帝放弃西域以来，再次控制了西域的咽喉。
　　接着，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开始了侍郎郑吉经营的车师屯田。〔30〕车师即吐鲁番，为天山东部之要冲，是匈奴侵入西域的中间基地，也是个粮仓。继楼兰之后，意在统治该地的汉朝势力，于地节二年(公元前8年)以郑吉等屯田渠犁，而于翌年决定进攻车师。在《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条有如下记载：
　　地节二(三之误)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则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吉、憙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
　　然而，由于车师王居住在北面的石城，因此郑吉等暂返渠犁收集粮食，以待秋季再进攻石城。车师王闻汉兵将到，于是向匈奴求救，但匈奴未发兵。车师为了归顺汉朝，遂讨伐了车师附近的金附国，以示诚意。就这样车师投降了汉朝。匈奴闻讯后欲攻车师，但为郑吉等所阻。郑吉等留一侯与士卒二十人守卫国王，其余皆返回渠犁。乌贵王因惧匈奴兵复至被杀，遂逃奔乌孙。郑吉将车师王妻子安置在渠犁以东。为了上奏事情的经过郑吉来到酒泉，可是却得到命令要他返回屯田渠犁和车师，更多的屯积粮食。郑吉回去后，把车师王的妻子送到长安，得到了优厚的赏赐。然后，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左右，送吏率三百人屯田车师。
　　但是，由于车师乃单于大臣所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之要地，因此屯田屡遭匈奴袭击。又因匈奴立乌贵之弟兜莫为车师王，并集中其余民东迁，故汉朝更加强了屯田。不过，因为匈奴的袭击越来越激烈，于是郑吉便把校尉及渠犁之屯田士卒一千五百人迁至车师。然而，匈奴仍经常以数千骑包围车师，而汉朝则因屯田士卒太少，无法保卫屯田，只能闭居城中。郑吉无奈，只好上书，请求增援屯田士卒。
　　公卿们虽然讨论了对策，但最后终于决定放弃车师。元康三年(公元前3年)，长罗侯常惠率张掖、酒泉之骑将匈奴逐出车师，救出郑吉等人，返回渠犁。这时，汉朝以居住在焉耆的原车师太子军宿为车师王，将车师的居民悉数迁往渠犁，把车师委弃给匈奴。这样，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创建起来的汉朝之车师屯田，仅经过三年便不得不废止。
　　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匈奴的内讧，形势一举变得对汉朝有利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去，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这是出于与右贤王私通的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的策划而实现的。新单于极为凶恶，杀死前单于的子弟近亲和重臣或驱逐出去。左贤王之子日逐王先贤掸素与新单于不和，即率其众数万骑降汉。《汉书·匈奴传》有如下记载：
　　单于初立，凶恶。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云云。
　　这就是说日逐王是匈奴人民默认的具有单于地位的一个人物，而且也是他们经营西域的领导人。由于该日逐王与其部下数万骑之来降，宣帝立即决定在库车东面的乌垒城设置了西域都护，这应当说是汉朝第三次进入西域的重大事件。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可以说就是依靠西域都护基本上完成的。《西域传》对其经过作了如下叙述：
　　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共后日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侯。是岁，神爵三年(公元前9年)也。
　　下面接着又叙述了都护的称号由来及其职能：
　　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至元帝时(公元前48～33年)，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云云
　　都护之“都”意味着“全部”，因统治着南北两道故称都护，其职能为监督乌孙、康居诸外国，如有什么动静，就马上上奏，能安辑的便安辑之，能击的则击之。
　　西域都护的设置，决定了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匈奴由此罢僮仆都尉，被逐出西域。此后匈奴内部的纷争愈加激烈，握衍朐鞮单于即位后三年败于呼韩邪单于，元凤五年(公元前57年)五个单于互相对立。俟后，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降于五原塞，汉朝以此为转机，于公元前48年，屯田车师，阻断了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朝的陈汤、甘延寿等人逐呼韩邪单于之兄郅支单于至塔拉斯河畔，并予以全歼。〔31〕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再次入朝，并上奏说：“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作为公主赐与单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由此为之一变，汉朝的西域经营从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总之，以日逐王的归顺为转机，以后前汉便对匈奴保持了优势地位，尽管时有强弱，但汉朝得以较长时期地统治了塔里木盆地。从这一意义来讲，前汉末期的半个世纪，可以说是汉朝对匈奴进行统治的时代。也可以说设置西域都护的半个世纪是丝绸之路最活跃的时代之一。
　　五、汉与西域贸易的实况
　　如上所述，前汉朝逐渐驱逐了占据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匈奴势力，展开了其西域经营，并扩大了与西域诸国的东西贸易。下面，让我们研究其西域贸易的实况，并弄清西域的物资是如何输入到汉朝去的。
　　正如第二章所谈，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贸易(先史时代以来所进行的民间贸易自当别论)估计是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服河西之后，特别是自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遣使乌孙，派往各地的副使伴随各国使节归国后而开始兴盛。当时，汉朝派往西域使节的规模，正如上面所介绍：
　　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
　　这些使节，估计都是张骞派遣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其附近各国的。这个时期遣使最远的国家是安息国。汉使越过伊朗到达叙利亚，还是后汉时代以后的事情。〔32〕《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以下情况，恐怕就是张骞分别派遣副使的情景。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汉书·西域传》略同文)
　　同时，据说大宛东西诸国与汉使一起献见了天子。在这些使节中，好象也有富于探险精神的人。例如：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史记·大宛列传》)
　　好象也有自于阗进入昆仑山脉，探查河源的人物。这些使节的见闻与各国使节的报告一起，散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等史籍中。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左冉右页)，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即记载了自大宛至安息的深目朱须的栗特商人善市贾，争分铢的情况。至于铸造技术乃是由中国的流亡者传到此地的。〔33〕
　　总之，由于出使西域的人激增的结果，途中西域诸国逐渐厌烦这些汉使，有时不供给他们食粮或妨害汉使等情况屡有发生，这已在第三章谈过。虽然由于汉使品质恶劣，加重了这种倾向，但有时也存在外国因贪图财货而随便杀害汉使的情况，其辛苦绝非轻而易举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说：
　　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
　　这即是说与匈奴使节相比，汉使在购买粮食和马匹方面要困难得多，在《汉书·西域传》大宛国条与之略同的一段文字之后又记载说：“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另外在罽宾国条也记载了因国王之私欲而牺牲的汉使的悲惨事件，共叙述如下：
　　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侯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故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云云
　　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使以前就屡遭杀害。不仅如此，就连依靠汉使的援助而被拥立的王阴末赴，也以琅当(长锁)捆缚使节，杀副使以下七十余人。商队的所有货物可能也被夺去。然而，获此报告的元帝却“以绝域不录”，采取了消极态度。
　　相反，西域诸国来中国的使节却受到相当的优遇。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偏观(名)〔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交，甚盛益兴，自此始。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
　　即武帝在巡狩时带上外国客人，并给予很多赏赐，设酒池肉林宴，使观角抵和西域奇戏、诸怪物，并向外国客人开示府库让他们看很多的贮藏品，以示汉朝之广大。
　　但是这些外国使节，实际上很多是行贾的贱民，不少人是以贸易为目的，但名义上却说是朝贡。《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杜钦向大将军王凤所说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即：
　　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后汉书·西域传》的跋文精辟地概括了自前汉迄后汉四百年间的形势，我们虽然不认为此跋文全是事实，但可以把它看做是大体上叙述了当时的形势。即：
　　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云云
　　那么，由汉朝的使节和西域的商胡带到中国的商品都有些什么东西呢?关于这一点，虽然没有某人带来某物这样的记载，但幸好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各国条中提到了西域诸国的特产，这恐怕就是指中国所珍视的西域进口货。
　　首先，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大宛国为“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于阗国为“多玉石。”，安息国为“田稻麦，蒲陶酒。”，条枝国为“田稻。有大鸟，卵如瓮。”等。另外，在《汉书·西域传》中，首先，在鄯善国条中记载说：“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有驴马，多槖它”，据说其西方的且末国是个“有蒲陶诸果”的国家。于阗国“多玉石”，帕米尔山中的乌秅国“有白草……出小步马，有驴无牛。”记载最详细的则是罽宾国：
　　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欀(槐类)、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壁流离。它畜与诸国同。
　　罽宾国即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方，〔34〕自古以来是连接粟特、巴克特利亚和印度的贸易中心，是商品集散之地。
　　另外，在被比定为现在阿富汗坎大哈地方的乌戈山离国条中记载着：
　　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
　　安息国的特产记载与罽宾、乌戈山离同。
　　西域的物产到了后汉时代，随着永元九年(97年)甘英的西使，连遥远的大秦国的物产也传了进来，而且也了解得愈加详细。关于西域珍品，我们还有不少不了解的东西，现将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西域诸国的物产列表如下。请参看第2表。
　　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的大秦国的物产虽然极其丰富，但是我感觉这是集中了传说中所有西域的珍品，估计其中的货物早在前汉时代就已传到了中国。
　　如上所述，由于汉使及西域商贾的往来，西域珍品陆续带到了汉朝，其结果在长安开始流行珍视外国式样商品的异国趣味，尤其是崇拜西域文化的武帝，把自己的宫殿用西域珍宝装饰起来。正如以上所谈，在让西域商胡伴随巡狩，设酒池肉林宴之际，也展示出许多西域奇珍，并让黎轩眩人(魔术师)表演魔术。
　　另外，据说汉朝使节从大宛一带回葡萄和苜宿种子，武帝就让人们在离宫、别观旁边进行种植。《大宛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宿、蒲陶肥侥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宿极望。
　　《汉书·西域传》之赞是这样记载宫廷的异国趣味的。即：
　　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官，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壁，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
　　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宫廷、仓库中，有不少从外国弄来的奇珍异品和珍兽，武帝召集西域商贾一面观看着都卢寻橦出身的竿上轻技，一面摆设着迎宾宴席。
　　当时不仅宫廷中盛行这种作风，而且贵族邸宅中也是如此。在《三辅黄图》卷四中记述说：
　　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奇兽珍禽，委积其间，……奇树异草，靡不培植。云云
　　同书卷三，在关于武帝的清凉殿记载说：
　　清凉殿，夏居之则清凉也，亦曰廷清室。汉书曰：“清室则中夏含霜”，即此也。堇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帐。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玉晶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
　　从以上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帝任意使用玉石以取凉，据说还赐堇偃以玉晶。
　　武帝把集中起来的西域珍货都用来进行装饰，在《西京杂记》卷二中记载说：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三辅黄图》卷二略同文)
　　另外，在《西京杂记》也可以看到有关西域珍品的报告。例如，在同书卷一中记载说：
　　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
　　又同书卷二记载说：
　　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以白玉作之，马脑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云云
　　此外，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西域珍品的记录。这些西域珍货据说是收藏在叫做奇华殿的仓库中。《三辅黄图》卷三记载说：
　　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
　　从以上各种记载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的长安上流社会中对西域有着浓厚的兴趣。
　　结束语
　　以上，我对前汉的西域经营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东西贸易的情况进行了阐述。关于当时随着东西交通的繁盛，东西文化是如何进行交流的问题，由于已有二、三本概要性的书籍进行过分析，笔者在过去也曾简略地谈到过，〔35〕故在此不再赘述。
　　汉之西域经营，由于河西四郡的设置，大宛远征后的仑头屯田和其后对匈奴的讨伐，〔36〕以及公元前六十年，西域都护的设置〔37〕等，从而使汉朝首次实现了统治塔里木盆地的宿愿。
　　汉之西域经营，自张骞首次踏入西突厥斯坦以来，经过六十余年长时间的努力，好容易才得以完成。另一方面，张骞乌孙遣使以来所开始的东西贸易，此后愈益盛行，传播给古代的中国人以崭新的西域文化，并在思想、宗教、天文学、历学、动植物、衣食住、物质文化各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向往西极马和汗血马而开始的汉朝皇帝对西域文化的憧憬，不久便扩大到衣食住和物质文化方面，甚至涉及到其生活文化的所有领域。虽然西域的伊朗式文化，更加频繁地传入到亚洲东部地区是在唐朝，但其曙光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注释
　　〔1〕曾问吾著、野见山温译补：《支那西域经纶史》上(东光书林，昭和二十年)第一章，参看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史研究》(学术振兴会，昭和三十年)第一章第一节。
　　〔2〕桑原隲藏：《张骞之远征》(《桑原隲藏全集》第三卷所收，岩波书店，昭和四三年)拙稿《张骞西使与东西交通》(《东洋学术研究》十～二，昭和四六年，全书381页以下。
　　〔3〕西域二六国虽为三六国之误，但翻阅《汉书·匈奴传》蹈袭二十六国之处，即可发现这可能暗示着汉朝已统治了东突厥斯坦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
　　〔4〕听到张骞报告的武帝极为感动，在《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叙述：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廉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
　　〔5〕松田寿男：《东西交通史上之居延考》(《东方学论集》一，昭和二九年)。
　　〔6〕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可以看到当时张骞的献策。即：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
　　由于此次遣使，从而开始了汉朝与乌孙的交往。不久因昆莫的要求，汉朝把江都王之女细君作为公主送往乌孙，俟后长期与乌孙保持了姻亲关系。(参照《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国条)
　　〔7〕采用《本纪》说的有：荀悦：《汉纪》卷十三、十四；王益之：《西汉年纪》卷十五；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汉书二；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齐召南：《官本汉书考证》地理志条等。采用地理志的有：郦道元：《水经注》；朱一新：《汉书管见》卷一等。徐天麟：《西汉会要》卷六六指出了《本纪》与《地理志》的差异，王峻：《汉书正误》卷二、姚鼐：《惜抱轩笔记》卷四说，《本纪》所记乃创置之年，而《地理志》所记乃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年。
　　〔8〕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二，昭和十七年未见)；劳幹：《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昭和十九年)；施之勉：《河西四郡建置考》(《大陆杂志》三～五，昭和二六年)。
　　〔9〕日比野丈夫：《关于河西四郡之成立》(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记念论文集》，昭和二九年)。
　　〔10〕参看日比野丈夫，前揭论文。
　　〔11〕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民国三七年)
　　〔12〕Chvannes， Ed.：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p. 71. No.305 T.xiv.iii.15.
　　王国维：《流沙坠简》，簿书类十二。
　　〔13〕日比野丈夫：《关于汉之西方发展与两关开设的时期》(《东方学报》京都，二七册，昭和三二年)。
　　〔14〕《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序亦有记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
　　〔15〕由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远征，匈奴遭到了溃灭性的打击。卫青击败单于,北至阗颜山赵信城始返，而霍去病打败了左贤王的军队，取得了“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巨大胜利。
　　〔16〕《资治通鉴》卷二一，将赵破奴将军北征记述为元鼎六年，而将攻占楼兰、姑师的时间记述为元封三年。
　　〔17〕关于河西地方亭障的情况，由于斯坦因的调查已经得到了阐明。请参照Stein，A.：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Oxford，1933. Chapter XI. pp.177-92. Ruins of Desert Cathay， Oxford， 1912， Volume 2， Chapter.LIV-LXIII.pp.44-158-，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Volume 1， Chapter X-XIII， pp.343—506等。另外，尚有张维华的《汉置边塞考略》(《齐鲁学报》第一号)，但笔者未见。
　　〔18〕在《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略同)中记载，此时光禄徐自为自五原塞至卢朐建设了城鄣列亭，路博德在居延泽畔筑了城。如：
　　是岁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也。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云云
　　这就是说汉朝不仅加强了建筑居延译的城塞，而且同时在朝廷中也讨论了关于张掖、酒泉被侵，以及全力讨伐匈奴的事情。
　　〔19〕《史记》卷二四，《乐书》第二中载有：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稍，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也许就是西极天马歌吧。
　　〔20〕关于大宛远征的经过，后代编纂的《资治通鉴》卷二一，《汉纪》十三是最好的记载。
　　〔21〕参看桑原隲藏：《论大宛国之贵山城》，同《再论大宛国之贵山城》，同《读藤田君之<贵山城及监氏城考>》(以上均收录于《东西交通史论丛》旺和八年初版，弘文堂《桑原隲藏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昭和四三年)。白鸟库吉：《西域史上之新研究》(大宛国考)(《西域史研究》上，初版，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昭和四五年所收)。膝田丰八：《慧超传笺释》(北京，明治四五年)及《大宛之贵山城与月氏王庭》(《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荻原星文馆，昭和十八年)等。
　　〔22〕例如，以后内田吟风也提倡贵山城=卡散说。内田吟风：《有关月氏迁移巴克特利亚地理年代之考证》(《东洋史研究》三—四，昭和十三年)。
　　〔23〕《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有：“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大宛远征的目的地很明确是贰师城。但贰师城与贵山城的关系，因毫无史料尚不清楚。
　　〔24〕由于王申生战败而死的报告，贰师将军便派遣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了郁成城。上官桀追逐郁成王至康居，将其捕获。其经过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略同文)有如下记载：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弟、桀等逐及大将军。”
　　〔25〕李广利的归路至少是走的南道。在《汉书·西域传下》渠犁国条中有：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
　　据说李广利是通过了南道之扜弥。
　　〔26〕关于李陵的悲惨命运以及在此前后的汉朝与匈奴的决战，在护雅夫通俗而内容丰富的《李陵》(中央公论社，昭和四十九年)一书中有详细记述。
　　〔27〕据《汉书·匈奴传》，这次会战是汉、匈奴双方全力以赴的决战。
　　其年(翌年之误)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此时，重合侯的军队虽然攻击了天山东部，但由于汉朝惧怕车师士兵的干扰，据说另外又派遣了如下的军队。这一史料是表明匈奴与西域诸国关系的重要记载。
　　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闿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另外，请参照《汉书·西域传》，车师后王国条。
　　〔28〕每年五月所举行的匈奴祭日。《汉书·匈奴传》记载如下：“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29〕《汉书》卷七十《傅介子传》。拙稿《楼兰王国史研究序说》上(收录于《东洋学术研究》10-4，昭和四十七年)
　　〔30〕据《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条，汉朝对车师的干涉始于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关于此时代的情况请参看*(左山右岛)崎昌：《姑师与车师前、后王国》(《中央大学文学部记要》史学科第11号，昭和四十一年)。
　　〔31〕关于陈汤、甘延寿之西征，拟在另稿详述。
　　〔32〕拙稿《关于甘英之西使》(《东洋学术研究》13-4，昭和四十九年。
　　〔33〕有关粟特、巴克特利亚地方的人善于经商的情况，在张骞关于大夏、安息的报告中有如下记载：“安息……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大夏……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另外，有关中国人向费尔干纳居民传授铸造技术的情况，巴托尔德也曾谈到过。请参看拙译《中亚史概说》(角川书店，昭和四十一年)10-11页。
　　〔34〕白鸟库吉：《罽宾国考》(《全集》第六卷所收，昭和四十五年，岩波书店)
　　〔35〕石田干之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岩波东洋思潮，昭和十一年)三；小林高四郎：《东西文化之交流》(刀江书院，昭和二十六年)第二讲；伊濑仙太郎：《世界文化交流史》(金星堂，昭和二十八年)；护雅夫：《古代东西文化交流》(《汉朝与罗马》平凡社，昭和四十五年)第八章；拙稿《丝绸之路》第六章(校仓书房，昭和三十七年)；同《张骞与丝绸之路》(清水书院，昭和四十七年)第五章等。
　　〔36〕萨莫林不太重视前汉末期的匈奴势力，却注重于后汉初期的匈奴之复兴，把这个形容为Reappearance of Huns.Samolin，W.：East Turkistan to the Twelfth Century， Mouton， Hague， l964， Chap.III.
　　〔37〕由于西域都护的设置，对自塔里木盆地迄岭西的西域诸国广泛地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成果汇集在《汉书》(卷96上、下)《西域传》中，众所周知，《汉书·西域传》记载了有关西域各国的国名、王号、王治、(阳关里数)、长安里数、户数、人口数、兵数、都护治所里数、与周围诸国的距离、产业、物产、历史、与邻国的关系等，是西域地理、历史的基本史料。此后，历代的正史大都仿效《汉书》来记载《西域传》，但由于大多只不过是记述其后的变化而已，所以在考察后世的历史地理时，《汉书·西域传》仍经常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汉书·西域传》中，特别经常被利用的是所记各国的距离。关于这一点，赫尔曼早在《中国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Hermann，A.：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rlin，1910)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考证。赫尔曼分析了见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西域传》的距离记载，并与古代西域诸国的现代地名进行了比较考证，对此松田寿男博士认为赫尔曼处理里数的方法是划一的，因而在比定中屡次出现矛盾，指出这些里数的成立各有原因，并在《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纠正了赫尔曼的错误。但是，关于南道的里数，因为迄今尚未有任何人接触过，因此拟借用以下空白附带说明一下有关南道距离记载的成立。
　　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所载，自鄯善经于阗至皮山的所谓南道的距离如下：
　　鄯善 去长安 6，100里
　　↓ (至且末720里)
　　且末 去长安 6，820里
　　↓ (至精绝2，000里)
　　精绝 去长安 8，820里
　　↓ (至扜弥460里)
　　扜弥 去长安 9，280里
　　↓ (至于阗390里)
　　于阗 去长安 9，670里
　　↓ (至皮山380里)
　　皮山 去长安 10，050里
　　此处所记里数乍看起来条理清晰，但是且末至精绝间的二千里这个里数实际却相距太远。据斯坦因的地图，其间的实际距离，直线距离约为260公里，现在假如以汉代之1里等于400米的话，约为650里，充其量也不过是700里。赫尔曼也认为两国间的距离2，000里太大了，认为此里数不可信而将之弃去。(Hermann，A.同上，94页)。
　　但是，如果再仔细考虑一下，这里应当有点什么原因才对。我认为这个里数实际上是把两个勘察队所测的数值，在以后编纂《西域传》时未很好注意而凭空计算出来的。
　　即自鄯善至且末的距离，A队测量的结果得出长安至鄯善间为6，100里，长安至且末间为6，820里，这样的数值。接着B队自于阗东至精绝，西至皮山进行了测量。于阗的长安里数是从姑墨国进行测量的。在《汉书·西域传》姑墨国条中记载说：“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南至(於)〔于〕阗马行十五日，云云”(《北史》九十七《西域传》于阗国条中记载说：“于阗国，……在葱岭之北二百余里，……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即，于阗之长安里数是以8150(姑墨—长安)+1500(马行15日)+20(都城与树枝水之距离)=9670里的公式进行计算的。自于阗向东390里是扜弥国，再向前460里是精绝国，两国的长安里数是从于阗的长安里数中分别减去9，670(于阗之长安里数)—390(长安—扜弥间距离)=9，280里(扜弥之长安里数)；9，280(扜弥之长安里数)—460(扜弥—精绝间距离)=8，820里(精绝之长安里数)而计算出来的。
　　A队与B队的数值是分别向西域都护报告的，虽然西域都护了解其过程，但后来一旦报告到汉朝朝廷，不了解情况的编纂者便把A队和B队的数值加在一起，且末至精绝间的距离便成了2，000里。
　　估计《汉书·西域传》就是这样把由几个勘查队所实地测量的结果，统一进行了排列，关于这一点，我拟另作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