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 von)曾于1860年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1868年9月又到中国进行地质和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5月。在将近4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过14个省区。回国之后从1877年开始到1912年，他又用了5年时间写出并先后发表了5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China)的巨著，并附地图集两卷。这是他4年考察和多年研究的结晶，对当时及以后的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本巨著第1卷中，他首次提出“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n)这一概念，而且根据他的论述，这条路线还有东段和西段之分。所谓东段自中国渭水流域至阿富汗，而西段则指马利诺斯(Marinus)所说的从欧洲东来的道路。〔1〕此说提出后得到一些欧洲汉学家的支持和阐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以及日本的“探险家”和“旅行者”如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美国的亨廷顿等，陆续到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古代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证实和说明了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商道的存在和发展。
　　1910年，德国东方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把这条贸易路扩展到更远的叙利亚，他著有《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他说：“我们应把这个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一直延长通向遥远的西方叙利亚。虽然在与东方古老的大帝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却是较大的市场之一。叙利亚主要是依靠内陆亚洲和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2〕这些观点符合历史的实际，因此得到欧洲东方学家的支持和肯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中亚的探险家不断使用丝绸之路或丝绸贸易之路的名称〔3〕。法国东方学家R.格鲁塞在他的名著《从希腊到中国》一书中有所阐述，并盛赞古代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古代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20世纪30年代中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作为书名的杰作，生动记述了1927年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域考查和探险的历程，书中专辟一章介绍“丝绸之路”。在他后来的著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中，也有一章“沿丝绸之路前进”〔4〕，更使丝绸之路“有了立体感，并普遍为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5〕。此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就为人们普遍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通常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指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古代交通道路，东起渭水流域，具体地说就是作为古都的长安，并且向中国内地延伸。有时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都城的迁移，其东端也改变为其他地方，比如东汉时的洛阳。从渭水流域向西，出陇西高原，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便进入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为四郡最西端的城市，成为通向西域的咽喉。由此入西域有两条路线，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北道自玉门关西出，过白龙堆(罗布险滩)至楼兰，沿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沿天山南麓西行，经车师前王庭、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市)，在此通过捐毒(今乌恰西北)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南部西行。南道经今新疆境内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通道，经楼兰(后改名鄯善)、且末(今且末南)、于阗、皮山(今皮山南)，在莎车(今莎车县)以西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越葱岭，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喷赤河上游西行。两条路线会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再向西经和椟城(今里海东南，伊朗达姆甘附近)、阿蛮(今伊朗哈马丹)、斯宾(今伊拉克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今叙利亚地中海东岸。而后西南行至今埃及，那里古代有亚历山大里亚，地属大秦(罗马)，成为此线终点。从叙利亚西北行，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便可继续西行至罗马，成为此线终点，从叙利亚至罗马还有地中海水路可通。这条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从中国西北地区西行，因此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因为在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和西亚都有浩瀚的沙漠，因此又被称为沙漠丝绸之路。沙漠上有许多绿洲，成为行旅的中转站，连接起中西间的交通路线，因此又被称为“绿洲之路”。
　　南北两道在葱岭东西都有不少支线互相交通，如于阗虽为南道当道之国，而“南与若羌接，北与姑墨接”，姑墨为北道之国。皮山“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6〕。大宛“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7〕。而自康居西北通奄蔡，向南可至大月氏，西南则通安息。除了上述南北两道之外，在新疆境内还有两条经常为人所利用的交通干线，一条出玉门关后向西南行至伊循，南行至若羌、小宛、戎卢、渠勒至疏勒。另一条则从敦煌向北到伊吾，北越天山，至蒲类，由此西向沿博格多山北麓到车师后王国(今吉木萨尔)，经卑陆(今阜康市东)、单桓、乌贪訾离，西出特克斯河至乌孙。从新疆往中亚以及更远地区的国际通道，南道又有一线从皮山西南经乌秅、悬度(特鲁以东)至罽宾(查萨达)，出开伯尔隘口后经过喀布尔，西南到达乌弋山离(亚历山-普洛夫达西亚)。据《汉书·西域传》，南道至此而极。继续前行则经伊朗南道可以转北而东到安息国都。北道亦有一线，由温宿西北越过别迭里隘口(勃达岭)到赤谷城，经都赖水(塔拉斯河)通康居，由康居所在的河中地区(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地带)南下，又可至大月氏和安息。这些国际通道通过中亚延伸至西亚、地中海东部利凡特工商城市和欧洲，甚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也发生了贸易联系。
　　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从古代长安出发、通向中亚，由中亚辐射欧亚大陆、北非各地的道路。大致的经行路线和走向如此，历史上不同时期都会有若干变化。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直通东西，而是一个交通网络，绵亘数千里，纵横交错，联结旧大陆各文明地区各个国家和民族，〔8〕成为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它不仅是贸易路，也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之路，对促进古代世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随着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把丝绸之路的名称沿用到东西交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经由中国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而至欧洲的海道，以及从中国四川、云南出发，经缅甸至印度的道路，分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可能是最早连接东西方的道路。〔9〕欧亚大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东起中国北方，西至欧洲多瑙河流域，自古便是游牧人的天堂。古代游牧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最早沟通了中西间的联系，中国丝绸最早西传可能就是经草原民族之手实现的。从“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记载的欧亚草原民族的活动，可以知道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已经走通。在李希霍芬的《中国地图集》中已经涉及“海上丝绸之路”〔10〕。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年)在《西突厥史料》一书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11〕香港学者饶宗颐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20世纪70年代，他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跟他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也肯定了中西方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多年从事海上丝路的研究，出版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论文集，〔12〕则将海上丝路进一步扩大，凡经过海上交通与海外各国进行交往交流的路线皆可称为海上丝路。近年来又有人把从四川、云南出发经由缅甸至印度的路线称为“西南丝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把经由西藏至印度的道路称为“中印藏道”或“吐蕃-尼婆罗道”。无论海路还是陆路，中外交通路线都有一些主线和支线，在这些形成网络的交通干线上，都有中国丝绸外运的记载和遗迹。因此把中外交通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共识。
　　中西交通的陆路和海路是以向外传播中国的丝绸而闻名于世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经销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和影响之深远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与中国的丝绸相比肩，因而称为丝绸之路确是十分恰当。有人指责丝绸之路一词用得过于宽泛，以为有的路线上并无丝绸输出，所谓“一丝不挂”，也称丝绸之路。这是对中国古代丝绸输出的历史不甚了然的表现。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考察，古代中外交通的每一条商业路线，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说明丝绸是维系其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丝绸贸易的范围。文化交流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洲印加文明以及各世界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都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沟通世界各地的交通网络，使世界上的这些古老文明通过这个交通网络互相传播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推动了世界各地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丝绸之路从狭义上讲是物质交换和经济贸易之路；而从广义上讲，则是文化交流之路和文明对话之路。季羡林先生说：“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13〕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则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出现了起点之争。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争论不大，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基本上为大家所接受。“古代南方丝绸之路0公里”地标碑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揭碑，标志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最终确定在了成都附近的广汉。争论最激烈的可能是关于洛阳与西安哪个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河南南阳、安阳，山东青州都曾经想夺得“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桂冠。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但何处为始发港也存在不同认识，福建泉州，浙江宁波、杭州，广东广州，广西合浦，香港等港口都拿证据声称，自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始发港。这样的争论在学术上本来没有太大意义，但也引起我们产生某些有意义的思考。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空间上从哪里出发和时间上从什么时候开始之分，我们称之为空间起点和历史起点。空间起点随着时代变迁会有转移，历史起点则只能有一个，任何事情只能有一个开始。当有人提出丝路起点只能有一个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历史起点，正像一个人不可能有多个出生时间。但丝绸之路历史起点从何时说起呢？这像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说简单，因为你如果问道：“丝绸之路从何时开始呢？”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骞出使西域。可是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首先，丝绸之路有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张骞所代表的只是沙漠绿洲之路。丝绸之路各条主干线都有自己的历史起点，张骞出使西域不能说明其他路线的起点问题。其次，就沙漠绿洲路来说，它的产生和形成也难用某一人物的活动或某一事件的发生说清楚。在张骞之前，中国与西域或更远的地方早就发生文化上的联系，有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存在沟通相互间联系的人类活动。再次，就张骞的时代而言，实现中西间的交通有多种因素，张骞的活动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汉朝对匈奴军事上的胜利，汉朝与西域的联系仍然为匈奴所阻隔；如果没有后来汉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逐利而往的商业贸易活动，也无法造成日益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果没有汉代发达的丝织业，没有精美的丝绸和优秀的文明吸引异域国家和民族的向往，也很难形成“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局面，如果没有……这样的促成因素太多了，总之，把中外交通的开展和文明互动的启动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动，无法说明复杂的历史问题。
　　而且，把丝绸之路的开辟归于张骞出使西域，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正确。即便是从中国丝绸和丝织技术的输出这一极其狭义的角度考察，也是如此。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蚕桑丝织技术最早是传向我们的东邻朝鲜半岛，始于箕子入朝鲜，《汉书·地理志》“燕地”条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中国丝绸传至遥远的欧洲，最早是经过欧亚草原之路，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印度古代文献记载反映，印度获得中国丝绸则大致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最有可能是经过南方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汉武帝平南越之后，汉使出海至印度和斯里兰卡，携带的是“黄金、杂缯”，交换对方的明珠、碧琉璃。而考古资料说明，可能相当于商代时丝绸已经通过海路传至埃及。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朝早与匈奴建立和亲关系，那是汉高祖刘邦创立的处理与匈奴外交关系的策略。汉地丝绸已经随着和亲的队伍输入北方草原。相信北方草原民族获得中原地区的丝绸要比这个时间早得多。张骞出使西域在汉武帝时代，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这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说明丝绸通过丝绸之路绿洲路西传确是张骞通西域之后。在这条最著名的丝绸之路沙漠路上，丝绸的输出却是最晚的，蚕桑丝织技术传入西域更是晚到大约东汉魏晋，传到波斯和罗马则是大约公元五六世纪的事情。
　　历史研究有一个“源头崇拜”，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历史学家总想探讨或揭示最早期的状况。然而，越往前追溯就越渺茫，就越难以说清。也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才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它考验着人们的认知和研究能力。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其发生史包括交通的创辟和交流的发生两个方面。无论是交通和交流，都是从无到有，从近到远，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地、间接地、自发地到直接地、有规模地和自觉地进行交往和交流。从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来看，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充满不少谜一样的问题等待破解，有的问题可能永远成为人类之谜而供猜测。文化具有扩散的功能，文化一产生就会扩散，但立足于今日中国版图而言的中外交流，即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扩散能够影响到对方文化的发展，发生在何时？是怎样发生的？实际的情况有时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根据我们的考查，远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存在中国与域外的文化接触。中国西南地区和印度、东南亚的砍砸器有相似的特征，云南富源大河镇出土具有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器。如果说那里的信息还不够确切，距今1万年左右至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间的文化传播已经有了比较丰富而可靠的迹象。远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我们了解得太少，其丰富的内容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中。但在印度我们看到了中国华北细石器文化的踪影。夏代的历史面目已经越来越清晰，商代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此后考古学的资料和文字记载的历史互相印证，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早期人类文化交互影响的证据。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在相当于夏朝时已经传至今新疆地区，起源于中亚的马的驯化和以马驾车也被夏人所掌握。商代新疆和田的玉和玉器西传至伏尔加河流域，东传至中原地区，甚至在江西商代的墓葬中也看到了新疆和田玉的倩影。鹿石文化广布欧亚大草原从东端中国北方、蒙古至其西端的欧洲德国、保加利亚的广大地区。马来半岛附近海域的大乌龟的甲壳成了殷商甲骨文的材料，商代已经产生远程的丝绸贸易，埃及法老墓葬壁画上的人物可能穿着用中国丝绸制作的衣服。埃及第18王朝(前1580—前1314年，相当于中国商代)的绘画中已经表现出丝制衣衫的质感。“艺术家通过对女性华丽衣褶的丝绸衣衫、繁复多变的假发、各式项饰、手镯，以及修长的身材、轻盈透明的衣服透出苗条的肉体的刻划，尽力表现女性美。”〔14〕由此可以断定3000年前的埃及人已经使用丝织品，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丝绸生产国。古埃及法老贸易兴盛，中国丝绸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在埃及使用。周朝从西北游牧民族那里学到了骑马术，在草原民族的短剑的基础上研制了长剑。周穆王携带大量丝织品西行，与沿途各部落酋长交换，获得其马牛羊和玉石。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一具木乃伊时，发现其头发中有异物，经电子显微镜分析，异物是蚕丝的纤维。这具木乃伊是埃及第21王朝时期(前1085—前950年，相当于中国西周时期)的一名30～50岁的妇女。公元前五六世纪，即中国春秋时期，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贵族的服装。埃及人发明的蜻蜒眼琉璃珠在西亚、中国都有发现。在战国和西汉前期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墓葬中发现波斯银盒，应该是通过海上交通线传入中国的。这些都透露出早期中外交通的重要信息，是早期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交流的成就，可以看作丝绸之路创辟时期人类文化互动的成果。
　　如果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中外交通被看作丝绸之路的创辟期的话，张骞出使西域的年代则是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和开拓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是汉武帝的年代，汉武帝是一位开拓进取的皇帝，反击匈奴的胜利让汉王朝的声威远达异域。汉武帝时期中外交通与交流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通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越过葱岭进入中亚、西亚、南亚甚至埃及的道路逐渐走通；汉武帝平南越后，汉朝使节出太平洋，进入印度洋，来到了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东来的罗马人共同完成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连接；汉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使东北亚和西域各民族纷纷归附汉朝；汉朝灭卫氏朝鲜后，朝鲜半岛北部直接进入汉王朝统治之下，半岛南部也受到汉文化的强烈辐射；日本感受到汉文化的巨大魅力，开始遣使入贡，踏上有意识地向中国学习的道路。汉武帝努力打通西南夷道，发展了与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联系。其开疆拓土和对外交往的辉煌功业，开创了中外交通与交流的新局面。从此中外交往不断扩大，造成了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的内属和入贡，同时带来了大量异域物产的输入。历来把汉代域外文明的输入归功于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汉宣帝《褒先帝诏》颂扬汉武帝的功业云：“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15〕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至汉武帝的时代才形成规模和政府有组织的行为，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骞出使西域只是标志性的事件之一。促进中外交通和交流进入这样一个新局面，有各种因素。汉武帝的个人素质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汉朝经过60多年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和国力强盛之时，他及时改变了统治方针，变无为为有为，积极进取，成功地扭转了北方被动挨打的局势；向西、西南、南方和东北方向扩展势力，其气魄之雄伟史无前例。对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军事上的胜利是创造这一局面的重要推动力量。“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16〕一个强大的汉朝屹立于世界东方，吸引了众多的国家与民族乐于与之交往和交流。国际贸易活动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贸易是互惠互利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都从中获得利益，这种贸易一旦形成就会造成一种内驱力，推动其开展下去。这是一只无形的手，它推动人类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交流必然发展下去。宗教是文化传播的媒介，产生于南亚的佛教初步证明了宗教的这一功能。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国与中亚、南亚的文化关系得以建立，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两汉之际佛教沿丝绸之路而来，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信仰，同时也带来了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文化。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官方交往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由此来看，丝绸之路在汉代的形成有着各种主客观方面的机缘。
　　通过本研究，我们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外交通从无到有，丝绸之路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造成的，它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经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努力，有许多推动它发展和深化的复杂动因。我们把丝绸之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规模的过程称为“丝绸之路的起源”，它经历了从创辟到开拓两个阶段，丝绸之路的起源具有自发性、长期性和多元性，经历了从远古开始的漫长时期，汉武帝时代的开拓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形成。因此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讲汉代以前丝绸之路的创辟，下编讲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形成。对这一过程的探讨让我们认识到丝绸之路起源之复杂性和艰苦性。本书阐释的乃是从先秦时丝路创辟到汉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第一个高潮时期，希望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外交通和交流的发展的研究，使读者既了解到丝绸之路是怎样形成的，也为了解今后中外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一个坐标和参照系。我们认为，交通与交流都是“人”的活动和“人”的历史，在这种交通和交流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做出了贡献。在我们的研究中，始终把中外交通的开辟和文化交流的开展与“人”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离开“人”的研究，单纯描述路线和叙述器物产品的传播没有太大意义。研究中外交通和交流，归根结底是要说明人类的历史，说明人类文明是怎样通过交流实现跃升和共同进步的。
　　〔1〕李希霍芬说：“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旅人在穿过沙州、罗布泊边的楼兰和于阗(Khotan)之后，较少会选择通过帕米尔山口的道路。与之相反，穿过特勒克达坂(Terek-dawan)、经拔汗那(Ferghana)到达大宛这条路上的交通却非常活跃。在公元1至5年时，一条由沙州向西北去的新路被开辟了出来，不过这条路似乎并未作为通往锡尔河(Yaxartes)的交通路线而长久存在。那么现在，我们也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南部这条路的交通状况上来。这一时期，这条路东端通常被提到的两个出发点是玉门关和阳关。对于前者，我们有着比较详细的了解，它就是后来的嘉峪关，位于肃州以西200里之处，是长城最重要的门户。对于后者人们并不确知它所处的位置，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位于沙州以西约170里的地方。从这里出发，上述的早期交通干道经过于阗，或许到达了一处是阿姆河、另一处是锡尔河所在的地方。而从玉门关出发的交通道路则是到达了吐鲁番(Turfan)。还有其他的一些穿过塔里木盆地的道路，此处将不再考察。关于早期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西段的更多消息，我们可以从马利诺斯(Marinus)那里获得。他所依据的是马其顿人马埃斯(Maёs)的代理人的报告。托勒密(Ptolemaeus)对这份可能是相当详尽的原始报告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现在我们只能从他的评论中得知这份报告的相关情况。”见氏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1卷，柏林，1877年，第495-496页。
　　〔2〕〔德〕A.He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Berlin，1910.p.10.
　　〔3〕〔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氏著《丝绸之路史研究》(代序)，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4〕〔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徐十周等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页。
　　〔5〕杨镰：《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代序)，〔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1-3882页。
　　〔7〕《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94页。
　　〔8〕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丝绸之路就是贯通欧亚的一条路，如斯文·赫定说：“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琉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见氏著：《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9〕最早提出经过北亚的草原路这两个概念，可能是Enoki，K.and Matsuca，H.etc.Research in Japan i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Tokyo.1957，参前揭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第9页。
　　〔10〕据斯文·赫定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也是李希霍芬提出来的，他说：“‘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中使用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名词，并进行了论证；在一张地图上还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见氏著《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11〕〔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创文社，昭和四十二年(1967)。
　　〔12〕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见《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4〕朱伯雄：《世界美术史》卷2，山东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15〕《汉书》卷75《夏侯胜传》，第3156页。
　　〔16〕〔东汉〕蔡邕：《遣兵击鲜卑议》，见《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