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而流传下来的远古神话传说和考古发现的资料往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神话传说不同于真实的历史记录，没有文献记载对照的文物，其结论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不好确定。所以人类早期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情况，总的看是不清楚的，越往前越模糊不清。
　　1.1.1 相似的砍砸器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是从无到有又由近及远逐步展开和不断扩大的。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智慧的汇流》一文中说：“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播早于文字记载。在普遍使用文字之前，尽管有无数天然的艰难险阻，比如说大海和大山，但是人民间还是有往来的。”〔1〕因此追溯中外文化交流的源头，难以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做出准确的论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中国人类和文化起源的历史已经追溯到极其遥远的过去。世界人类不是起源于一地，而是在具备一定条件下，在多个地方发生的。考古成果充分说明，中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人类起源于一种古猿，人和猿同属高等灵长类动物。迄今为止，人类所知的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是曙猿，人类是由曙猿经后来的古猿、类人猿、猿人、古人、新人进化而来的。在中国山西垣曲发现的曙猿化石距今4500万年，比北非同类化石还早500万年。
　　1998年，考古学家在安徽省繁昌县孙村镇发现了大量早更新世早期高等灵长类化石、少量石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原黄狒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早更新世早期的高等灵长类。在上半年调查、试掘的基础上，下半年的正式发掘又获重大成果，出土了大量的200万年前的骨制品和石制品，说明早在200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生活。科学家在对繁昌县人字洞旧石器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在该遗址西北约200米处的山顶发现了一处距今1000万年的中新世裂隙堆积，其中埋藏有大量的古猿牙齿化石。大家已经熟知，西侯度人生活在180万年前，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蓝田人生活在约80万年前，北京人生活在69万年前。考古证明，中国各地都有原始人生活的遗迹，直到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并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劳动创造了人，人则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文化具有扩散的功能，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居住极其分散的旧石器时代，虽然人群间接触的机会、文化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极其有限，但是彼此间文化交流的现象似乎已经存在。考古学上发现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所谓砍砸器之盛行。这种文化上的类似，有人认为意味着当时人群集团之间存在交往。〔2〕但也有人认为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华南地区的热带、亚热带的湿热气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基本相似，中国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并不是“南来”的域外文化，而是独立发展起来的。〔3〕
　　近年来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对比印度、尼泊尔的考古发现，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包含了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阿舍利工业的典型器物，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舍利传统相关，它与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石叶、预制石核的传统不同，可能是一种较早期的工业传统。〔4〕从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很早就存在着交往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蜀地所产邛竹杖、蜀布，问之当地人，大夏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身毒即印度，张骞因此推断，“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这件事说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蜀地与印度、阿富汗之间已有文化上的联系。
　　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派遣使者往四川、云南，试图探索一条经印度至大夏的道路。这一计划由于氐、笮、隽、昆明等所谓西南夷的阻拦而落空，但汉朝确实打听到在云南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5〕。滇越即古迦摩缕波国(Kamaru-pa)，在今东印度阿萨姆地方。〔6〕如果把张骞在大夏所见蜀货和此所谓“蜀贾”联系起来，可以推断当时在中国西南与印度东北部之间可能有一条商路存在，此道之走通又必然是建立在久已存在的两地人群和居民间的长期往来的基础上。张骞以后这条道路交通的状况还难以说清，蜀地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张骞在大夏看到的蜀物，有学者推测可能是通过其他路线辗转传递至印度的，例如海路传播，不一定是直接交往。同样是旧石器，各地打制的方法也可能发生相同的巧合现象，不一定是相互传播的结果。
　　1.1.2 中国的“莫斯特”文化?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郝音(A.Heim)就在四川藏区的甘孜州鲜水河谷发现了具有莫斯特风格的旧石器，这是青藏高原上首次出土旧石器的报道。〔7〕著名地质学家特瑞(H.D.Terra)发表的书评认为，郝音的发现说明在青藏高原完全隆起之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8〕但直到今天青藏高原尚无经过发掘并有年代测定数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前几年，云南富源县大河镇考古声称发现了新的具有莫斯特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址，莫斯特是法国地名，因发现大量旧石器中期精美石制品而得名。云南省富源县大河镇发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居“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2001年和200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两次清理和正式发掘。2002年的发掘确认了该遗址是一个具有莫斯特文化特点的遗址，出土一批具有莫斯特文化特征的石制品。2006年3月至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了第三次发掘，共获得石制品1400余件，动物化石150余件，发现人牙化石1枚，这是一颗古人类的牙齿，一颗臼齿。洞内有30多平方米左右的石铺地面，是用有一定圆度的石灰石碎块铺成，地面呈灰白色，现在看来虽凹凸不平，但也能阻隔潮湿。极少见的火塘遗迹非常珍贵。〔9〕大河遗址文化层的年代为4.4万年至3.6万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人类研究部的研究员、领队吉学平说，用石灰石铺成的地板，是旧石器时期古人类(智人)生活形态进步发展的反映。他说：“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旧石器中晚期文明的大量遗迹和遗物。这表明，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莫维斯提出的‘两个文化圈’理论太过绝对，并不完整。”他指出大河遗址的石制品加工以锤击法为主，偶有锐棱砸击法；有指垫法和压制法的修理技术，有勒瓦娄哇连续剥片技术，常见预制石核和修理台面的标本。这些石制品既有本地区文化的传统特点，又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娄哇技术特点，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国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现。〔10〕大河莫斯特文化的来源目前有较大争议，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文化上的趋同?多学科的室内研究正在开展。吉学平说：“大河旧石器遗址究竟是东方古人类自身产生的文明还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11〕
　　1.1.3 中国与日本旧石器文化的联系
　　根据现代地质学研究成果，在第四纪(约距今300万年前)的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列岛的南端和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大海隔开。从地质学上看，从距今数十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今朝鲜半岛南端和日本九州岛是连在一起的。有些哺乳动物曾通过陆地由华北进入日本，也有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原始人群为追逐旧石器时代主要的食物大型野兽长毛象、野牛等来到日本列岛，并在该地定居下来。〔12〕后来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大陆桥消失，把日本列岛及其原居民与大陆隔离开来。
　　日本学者如铃木靖民、大山柏、曼罗、直良信夫、永泽让次等对日本旧石器文化做过考察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铃木靖民在《日本历史——原始、古代》一书中对宫城县的座散乱木遗迹一“明石原人”、爱知县牛川町的“牛川人”、静冈县三个ケ町的“三ケ日人”、冲绳县具志头村的“港川人”、大分县的“圣岳人”等进行考察，认为日本最古人类是经陆桥从亚洲大陆迁徙来的，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文化与亚洲大陆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13〕
　　加藤晋平、古谷尊彦在考察过中国东北部与日本列岛的文化后指出：“我们考察在南北长东西窄的日本列岛产生的基层文化系列时，总会考虑到其人口在南北两端。”在日本仅分布于北海道东部的属于绳文时代早期(7000年前)石器文化的石镞石器群，与黑龙江省新开流、昂昂溪遗迹，沈阳新乐遗迹，辽宁富河沟门遗迹有文化上的联系。在对两地石器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后，他们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以为这种石器文化的发展与渔捞活动有很大关系，它越过津轻海峡出现于日本东部是13000年以来的事，越过白令海峡出现于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半岛，则是1万年以来的事。我们以为在这旧石器时代末期东北亚的巨大文化潮流便是蒙古利亚种的扩散，据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扩散与蒙古利亚种遗传因子的扩散情况完全一致。”〔14〕
　　中国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指出：“在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又说：“据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在日本发现的时代较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毫无疑问地与东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毫不犹豫地断定，在中更新世之末和晚更新世之初，在日本和华北之间没有古代人类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日本九州东北部的早水台遗址发现的文化遗物，很多石器用石英和石英岩制成，代表性的石器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其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与中国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物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似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顺序上，在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上，都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说明中、日之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有很多的共同性和一致性。”〔15〕
　　中国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石器中，含有大量“石球”，这个类型的石球也发现于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日本鹿儿岛发现的石球与许家窑遗址的石球属于相同的类型。许家窑遗址中的许多类状器和刮削器，与日本枥木县星野遗址七八层的同类石器非常相近。日本北海道地区的黑曜石文化传入俄罗斯沿海州与中国黑龙江地区，影响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中、日学者经过研究，充分论证了中国与日本的古文化交流，尤其论证了东亚大陆对日本古文化的交流与影响。〔16〕裴文中综合日本旧石器遗址的时代与分布，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日本列岛的南部地区(九州和本州南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时代上较老。日本北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时代上则比较晚，例如北海道时代最早的“白泷文化”。“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应该认为，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之间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联系，最初是通在南路的，即华北与九州之间首先直接相通。后来，在更新世的末期，华北与日本的北部地区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文化交流的道路。”〔17〕
　　1.1.4 环南中国海早期文化
　　南中国海指北至中国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海峡，东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至越南与马来半岛的狭长海域，连接着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三大区域，并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环南中国海区域则包括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以及与南中国海发生经济、政治、军事等重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南中国海，中国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在文化上很早就产生了紧密联系。
　　1950年，凌纯声发表《中国古代海洋与亚洲地中海》一文，把这个大的史前海洋文化共同体表述为环南中国海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并将其定性为以“珠贝、舟楫、文身”为标志的史前海洋文化，其地域范围包括东亚大陆南部，中南半岛与西南太平洋群岛之间的大片海域。〔18〕从考古资料来看，在东亚地区旧石器文化体系中，在华南大陆及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并占据文化主体地位的砾石石器文化，构成了一个环南中国海的早期的文化共同体的特征。菲律宾群岛的利万、塔邦两支旧石器文化的内涵在这个文化共同体范围之内，成为从华南到东南亚以砾石石器为特征的远古土著文化共同体雏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闽、粤沿海地区广泛发现地域特色深厚的小石器文化，使用燧石、石英等材料，生产各种形态的小型刮削器、尖状器、镞、雕刻器、石钻等。在菲律宾的莱泽-布坎文化以及苏禄、苏拉威西、东帝汶等岛屿上发现的燧石小石器在技术和内涵上与闽、粤沿海的上层文化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这一文化联系的确立在环南中国海史前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中石器时代前后华南沿海与菲律宾、东南亚群岛地带的土著文化接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
　　东南亚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及其形态、凹形石器和树皮布石拍、珠贝文化和装饰器具、几何印纹陶、有段或有肩石器、树皮打布、玉石珠贝、钢铁器的源流都可追溯自中国南方沿海的百越文化。分布于西自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东至复活节岛，北自台湾岛和夏威夷岛、南至新西兰岛的广阔地带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族群集团被称为“南岛语族”，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在跨界民族研究上的重要课题，其起源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原南岛语族”可能居住于印度尼西亚或印支半岛的东岸，北部不会超过北回归线。〔20〕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民族语言学者在华南大陆的考古学文化和语言学材料中“发现”了“原南岛语族”的祖先或底层文化。认为从考古学文化上的华南大陆到民族学上“今南岛语族”聚居的西南太平洋的三大群岛，才真正构成了民族考古学上“原南岛语族文化圈”的基本框架。菲律宾地处这一文化圈的中间环节，其史前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与华南大陆的联系和大陆因素就是这一文化史地位的真实反映。〔21〕
　　〔1〕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2〕Movius，H.L.“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Paper of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vol.19.Cambridge，1944.〔英〕莫维士：《南亚和东亚的早期人类和旧石器》，剑桥；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占》1999年第4期，第80页。
　　〔3〕安志敏：《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载《文物集刊》(3)1981年版，第10页；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24页。
　　〔4〕吕红亮：《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再认识》，载《考古》2011年第3期，第59-65页。
　　〔5〕〔西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6页。
　　〔6〕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第61-66页。
　　〔7〕A.Heim.Minya Gong Rar.Berlin：Verlag Hans Huber，1933.pp.175-176.
　　〔8〕H.D.Terra.“Traves in Chinese Tibet”，Geological Review.Vol.23，1982.pp.493-499.
　　〔9〕吉学平等：《大河洞穴之魅——富源大河旧石器遗址揭秘》，载《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6期，第79-83页。
　　〔10〕李丹丹：《富源“大河遗址”出土文物面面观》，云南信息港：www.yninfo.com，2007年4月9日。
　　〔11〕刘敏：《东亚南部有旧石器中期文化“两个文化圈”遭质疑》，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7-04/28/content_8185427.htm，2007年4月28日。
　　〔12〕王秀文：《日本绳文文化源于红山文化之假说——兼论中日史前文化交流》，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第125页。
　　〔13〕〔日〕铃木靖民：《日本历史——原始、古代》，东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曾发生藤村新一造假密件。2000年日本新闻界报道藤村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丑闻，2001年，日本考古学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宣布：“经藤村参与的遗址考古全是假的。此类假造遗迹多达42处，遍及东北、关东和北海道地区的一道6个县。”日本旧石器时代前期、中期的考古成果遭到否定，后期考古成果也遭到怀疑，但可信程度很高。
　　〔14〕加藤晋平等：《中国东北部与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李东原译，见《北方文化研究》(第一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裴文中：《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载《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第705-707页。
　　〔16〕张碧波：《日本民族与文化渊源考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4期，第118页。
　　〔17〕裴文中：《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载《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第707页。
　　〔18〕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与亚洲地中海》，载《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图书1979年版。
　　〔19〕吴春明：《菲律宾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关系》，载《考古》2008年第9期，第36-40页。
　　〔20〕李壬癸：《台湾南岛语族的来源——从语言的证据推论》，载《台湾南岛民族的族群与迁徙》，台北常民文化，1997年；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21〕吴春明：《菲律宾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关系》，载《考古》2008年第9期，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