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丝路“中道”，指的是历史文献中与沿昆仑山西走的“南道”对应而称呼的汉代丝路“北道”，魏晋时期的中道。
　　关于“北道”的具体路线，《汉书·西域传》说它是“自玉门、阳关出西域……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车师前王廷，在吐鲁番盆地中的交河故城，“随北山，波河”是说过交河后，缘天山南麓沿塔里木河谷西走，可以到达帕米尔东麓的喀什噶尔，也就是汉代的疏勒。而后自喀什翻越帕米尔，抵达费尔干纳盆地(大宛)、撒马尔罕(康居)，更西行，则抵达里海、黑海一带，顿可下游、高加索北部地区(奄蔡)，进入欧洲平原。自然，自费尔干纳、撒马尔罕也可以南入阿富汗，与“南道”路线合而为一。
　　只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出玉门关到车师前王廷的交河，中间还有一千多千米的路，具体如何走，《汉书》却没有说明。
　　这个问题，在魏晋时期关于丝绸之路“中道”的记录中有了比较具体的说明。原来，这段路线是从甘肃西部疏勒河谷西向罗布淖尔荒原，经过楼兰，才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背景当然是因为两汉时期，哈密绿洲至吐鲁番盆地，相当时段都在匈奴铁骑的控制之下，汉王朝通西域，安全无法保证。所以，《魏略·西戎传》中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阿奇克谷地东)北头，经居卢仓(楼兰东北土垠)，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罗布淖尔湖盆北部雅丹)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今库车绿洲)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这里说的两条路，都与丝路“北道”有关，前者过楼兰，后者是避开三陇沙及罗布淖尔北部的风蚀雅丹地，翻库鲁克塔格山进入吐鲁番绿洲，也就是近年大家议论较多的“大海道”，再沿天山南麓西行。
　　具体感受汉代丝路“北道”，也就是魏晋时期的“中道”，避不开自疏勒河西行广阔漫长的荒漠、风蚀雅丹地，以及土垠、楼兰、高昌、交河、焉耆、库车、喀什等古代城镇，它们都是这条古道上不能舍弃的一颗颗凝集着历史文明光辉的遗珍。
　　出敦煌、玉门关沿疏勒河向西，依然屹立着一道汉代长城，满积苍凉的土城墙，还在与年年不断的来自蒙古草原的季风抗争。阿奇克谷地的流沙、罗布淖尔湖盆边的雅丹地、土垠；还有已在厉风长期吹蚀下极度残破了的楼兰故城；自楼兰向西沿孔雀河谷逶迤铺展的汉代烽燧；它们就是西汉魏晋时期丝路“北道”东半段路线的标志，每一步都充溢着艰难。
　　楼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汉代楼兰王国的首都。但公元4世纪中叶后却沉没在了茫茫沙漠之中，只留下挺立的“三间房”——晋西域长史府衙址及佛塔，简陋的丛丛民居，在不大的土城之中，叙说着历史的沧桑。本世纪初，欧洲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偶然发现了古城遗址。继后，斯坦因、桔瑞超等闻风而至，在古城内获取了大量汉晋时期汉文、佉卢文木简、纸文书。北凉王朝特使李柏当年衔命到西域进行安抚、联络，写给焉耆王的信稿，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风云，还保存完好，也被桔瑞超携到了日本。两千年前的绿洲、屯田中心地，今天成了一片死寂的世界，随处随地会让人面对一个十分现实而严肃的命题：人类必须依凭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发展；而这个环境一旦被破坏，则人类自身也就失去了可以存在的基础。
　　楼兰退出历史舞台后，丝路干线主要经由玉门关到哈密、吐鲁番，穿过银山，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再沿天山西行。沿途水草丰沛，绿洲一线如珠，商旅往来，殊称便利。高昌、交河、焉耆、龟兹、据史德城(托库孜萨来)，这些汉唐时期古代城镇，是“天山道”上的主要交通、商业都会，今天都还巍然屹立。这些古城虽都是生土建筑物，但基本都还是城垣依旧，主要的建筑遗址如官署、民居、寺院、道路、水井等，还清晰可见，任人凭吊。它们，曾经看到中原戍边健儿在这里屯垦种植，看到东来西去的各国使节、商旅缓缓行进在漫长的戈壁、荒漠，背负着理想与希望，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不断地前进。
　　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北郊阿斯塔那墓地，曾陆续发掘了主要是公元5至9世纪的古墓近五百座。极端干燥的气候使文物保存完好，它们具体入微，而且有说服力地揭示了晋—唐时期各级政府对丝绸之路的组织管理及在丝路上曾展开的经济、文化交流事实。
　　阿斯塔那古墓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唐代文书档案，为我们认识唐王朝对丝路建设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保证交通，唐朝政府在丝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保证往来官员、商旅的交通、食宿之需。来去人员，消耗食品、马料的细账，逐日登录，清楚不误。
　　保证丝路交通安全，重要关隘、路口，唐王朝设军置守，戍、烽、铺、守捉、军、镇，组织严密。来去行人，必须交验“过所”。过所不备或记录不符，会在检查中被拘留。
　　为保证丝路交通给养，沿线烽、铺、守捉、军、镇，均要屯田。主要是屯田所获，保证了沿线军、政及交通往来人员之需要。
　　出土大量丝织物，如各类锦、绢、绮、罗、纨、绣等，表明当年丝路上各种丝绸织物确实是自黄河流域西来商品之大宗。色彩鲜丽的各种织锦，不仅有传统的中原图案，如各种团花，也使用典型的波斯风格的装饰图案，如不同类的联珠兽纹锦、狩猎纹锦。而且，与大量来自黄河流域的织锦同时，文书中也见到“波斯锦”，说明产自伊朗高原的波斯锦(如联珠鸾鸟衔绶锦)，也通过丝路也来到了东方。
　　与丝织物西来新疆同时，缫丝及丝织物织造技术、造纸技术也介绍到了新疆，唐代文书中见到吐鲁番地区有“纸坊”，出土文书中见到“丘慈锦”、“疏勒锦”，也发现过当地产的丝、棉混织几何纹锦料。
　　这里的出土文物中，有黑人杂技俑、单峰驼、拂林狗、玻璃器，大量精美毛织物等，显示着通过丝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内容丰富。
　　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亚、欧广大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唐代以后，因海上丝路的兴起，其重要地位已远不如前，但也并未完全中止。元代以后，茶、大黄等物资，就仍是中国通过这一陆路输入中亚西部的重要商品。
　　天山南路一线，不仅有这些古城及古城内外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可具体展现丝路上曾有的历史荣光；还有大量的佛教寺院、石窟，说明当年西域大地窟寺林立、佛教文化弥漫的景象。哈密的白杨沟，吐鲁番的吐峪沟、伯孜克里克，焉耆的明屋，库车的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苏巴什，拜城的克孜尔，巴楚的吐木休克、托库孜萨来，喀什的摩尔佛寺等等，它们虽历经摧残和破坏，但都还布局清楚，彩绘壁画五色纷陈。公元11世纪以前，以佛教为中心、弥漫在各族人民心中的虔诚信仰，为此而完成的辉煌建筑、灿烂的艺术、深刻的思想……至今，仍然使世人流连顾盼，难以割舍。
　　我们以古代龟兹王国的中心库车绿洲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库车地区全部石窟总数在500个以上，虽经严重破坏，保存壁画仍达两万平方米。时代从公元2、3世纪直到公元10世纪前后，延续时间相当久长，又正处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群与新疆以东诸石窟群之间，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遗迹的枢纽地带，地位重要，向来为佛教艺术研究者所关注。其中克孜尔石窟，现存洞窟236个，壁画(主要为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比较丰富，保存也较好，是龟兹地区古代佛教遗迹中，最重要的一处遗址点。
　　这许多佛寺、石窟寺，不仅表现着当年新疆大地佛教信仰浓烈，佛教艺术、音乐主导着全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它对当时新疆地区的社会发展的影响，怎样估计也是不过分的。
　　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逐渐进入新疆，因喀拉汗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很快在喀什地区取得统治地位。随后，借喀拉汗王朝的推动，迅速在新疆南部地区扩展，发展到公元13至14世纪，最迟到公元15世纪，伊斯兰教已完全取代了传统的佛教信仰，成了新疆地区惟一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观念形态。
　　随伊斯兰教信仰的确立，最早在喀什、和田地区出现了不少清真寺、教经堂、上层人物的陵墓等。凝聚了伊斯兰文化精神的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阿帕和伽陵墓、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玛扎等，就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门楼、龛均为拱式、密梁屋顶，装饰石膏花、琉璃砖、瓦，外观美丽，加上结构坚固、造型美观的塔楼，更具鲜明特色，与传统的佛教寺院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显示了浓烈的阿拉伯、波斯文化艺术的影响。如今，新疆随处均可见到这类伊斯兰特色的清真寺，世俗、宗教领袖们的陵墓、玛扎。
　　不论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经过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地区的。它们与当时当地统治集团结合在一起，用宗教的力量，帮助进行世俗的统治，人们观念形态的各方面，无不以宗教教义为准绳，伦理、教育、文化艺术、建筑形式等等，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其影响面之广，程度之深，无法轻估。
　　丝绸之路，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进行接触、交流的路线。在亚、欧大陆上，所有的古代民族、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古代文明都曾程度不同地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进行过联系、交流，贡献过自己的创造、智慧，也吸收过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诸多事实，可以助益于人们以更宽阔的胸怀、更深刻的眼光面对现实，思考未来，汲取到有益的历史营养，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贡献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