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丝路”正是从“玉路”发展而来的，张骞打通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玉石之路”。
　　我国自古就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之说。史前先人们采玉、运玉的道路，形成了运输玉石和丝绸等物资的交通路网。当丝绸尚未到达新疆以前，和田玉早已进入了当时的商都安阳。
　　西周时期，和田玉已成了礼仪物件，并且还有了用玉的体例规定；春秋战国时期，佩玉有了省身彰德之意，为权贵所重，乃至争夺；早在汉代以前，民间商队就沟通了一条错综复杂的跨国商贸通路——向东由新疆进入甘肃，经宁夏、山西、陕西至河南，向西则由新疆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等亚洲各国。所以，“玉石之路”早在六千余年前就形成了，它在“丝路”出现前扮演了古代通商动脉的重要角色。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张骞正是在“玉石之路”的引领下，才到达了西域各国，自此，“玉路”衍变成“丝路”，贯穿隋唐、甚至元明各个历史朝代，运输着丝绸、玉器，传递着中西两地的文化信息。由于“玉石之路”是纯粹的民间商贸行为，丝绸之路的诞生则是张骞受政府指派的官方行为，增加了政治使命和文化交流的任务，两千年的文化积累与东联西出，注定了它在世界文化传承发展上所无可取代的地位。从“丝路”留给我们的文化和财富的多样性来看，“丝路”更是一条非实体化的“文化廊道”。
　　自从张骞再次跨越了天山和昆仑山脉，“丝路”上的驼铃声就渐次频繁起来——商贸往来先是带来物质上的富足，伴随而来的是文化的繁荣。各国遣唐使沿着“丝路”朝拜当时最强盛的帝国；不远万里赶来的佛教僧侣们将大量佛经广传……欧洲商人、传教士和西域魔术师不断沿路东来，异域的音乐、绘画、杂技、风土人情注入中土，丰富了华夏的娱乐文化内容，其中音乐、杂技等艺术最受汉人喜爱。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汉武帝在国都设宴招待各国使节，盛会上，中国和外国杂技家同台献技。罗马、缅甸、印度的艺术家分别表演了精彩的杂技乐舞；安息使者带来了黎轩(今埃及亚历山大港)幻术家，表演了吞刀、吐火、屠人、截马等魔术。此后西域的音乐、杂技等艺术大量扎根中土，琵琶、箜篌等乐器就是当时传进来的。这些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人走到哪里，它们就会被带到哪里，并融入新的地域元素，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如今，它们已经如珠玑般散落在华夏大地西部的各个角落，至今生生不息。
　　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了一只威武的铜奔马，郭沫若称之为“马踏飞燕”。“马踏飞燕”的骏马原型是从西域传入我国的大宛汗血宝马。《史记》称，大宛马“其先天马子也”。张骞出使西域后，汉使开始频繁来往于西域诸国，他们在当时的大宛贰师城见到了健硕的大宛马，于是上奏汉武帝。嗜马的汉武帝闻讯后大喜，特意铸了一匹金马，派使团送到大宛国，想用金马换得汗血宝马。大宛国王或是出于军事考虑，或是爱马心切，不肯交换。汉使团在归国途中，金马在大宛国境内遭劫，汉使被杀害。汉武帝大怒，宣称“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派大将李广利率大军两次远征大宛国。大宛国人难以抵挡，于是杀了国王，与汉军议和，并同意向汉朝进贡良马。得到了汗血宝马的汉武帝十分高兴，配备了“汗血宝马”的汉朝骑兵果然战斗力大增。甚至在一次汉军与外敌作战中，一只部队全部由汗血马上阵。久经训养的汗血马把战场当成了表演台，作起舞步表演。敌方坐骑是矮小的蒙古马，以为汗血马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不战自退。后来，汉武帝还让汗血宝马等西域良马与蒙古马杂交，培育出山丹军马。
　　这些穿越历史时空的事件，无声地讲述着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的国际交通路线曾经有过的往日风流——不仅是世界古代交通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绚丽的诗篇。丝绸之路的存在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会，促进了文化传播、科技进步、物种交流、政治交流以及人类新文明。
　　到了唐代，唐朝君王的开放意识使他们更喜欢投身到“国际贸易大循环”中去，“丝路”的文化廊道功能也逐渐发挥到了极致。
　　公元647年，唐太宗设立了“安西四镇”后，“丝绸之路”网络东起长安，穿过河西到达西域，再到中亚、欧洲，连成了一条空前畅通的通途，它贯穿欧亚腹地，是地球上最长的陆路人工通道。中国的物质、文化、财富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域外文化，近至中西亚，远及欧、非洲也直入中华。大唐的高度文明与富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匠人、艺人和留学生。在唐代，“胡”的称谓，特指一种外来的人种和生活文化。从西域各少数民族，中西亚诸国，乃至欧洲和非洲，一切来自西方的人与文化，全在“胡”的概念范畴之内。当时在敦煌一带落户的粟特商人就住满了一个乡，据公元787年的一次调查中，在长安居住且拥有田产的外国人有4000户，可见，“胡人”在百万长安人中十者占其一。在西安的慈恩寺内有许多气势恢宏的大理石和汉白玉的大型浮雕，多是讲述玄奘西行取经的内容。其中有一节描绘的是唐王迎接取经归来的玄奘，场面盛大，浮雕中有一些高鼻深目的参与者，创作者显然将他们作为大唐的一部分来表现了。
　　美国人谢弗写了一本书叫《唐代的外来文明》。书中把他知道的进入大唐的“舶来品”分类列出：从大象、土拨鼠、狮子、孔雀、海豹皮、玻璃、琥珀，到菩提树、乌木、葡萄、苏合香、波斯树脂、石榴、毛毯、雄黄、孔雀石、盔甲，还有旅游书、地理书、日历和地图，足有数百样。其实，他所述及的远不足矣。单是来自西域的娱乐方式，比如棋类、杂技、马球、魔术等等，便不胜枚举。西安出土了一尊“彩绘胡人骑马俑”，马上的胡人身着窄袖长身袍、头戴幞头、脚踏一双素皮靴子，这样的搭配是当时最流行的男子胡服的式样。窄袖来自于西域和中亚；靴子则是北方牧民们的常服，这种新服式比起宽袍大袖要精神和利索多了。当时的长安是“世界的首都”，聚集着罗马教士、印度僧人、阿拉伯水手、波斯商人、粟特巧匠、日本遣唐使……可以说，开放的盛唐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是当时“丝路”的真实写照。
　　灿烂的华夏文明经由“丝路”传到世界各国，而唐王朝对各种外来文化亦无所不包，从物质内容到文化习俗，从精神方式到宗教信仰，全部兼容并蓄。我们至今还能找到当时的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传播的遗迹。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带着不同习俗和信仰，同住长安，和睦相处，这本身就是人类文化交融的奇迹。
　　目前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发现的唐代《金刚经》。造纸术的流传虽非唐王朝的主动输出，但印刷品还是沿着丝绸之路，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了。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印刷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这种改变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很传遍了整个欧洲，直至世界各地。而这些，仅仅是“丝路”在中西交流过程中众所周知的文化功绩之一斑，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那些掩藏起来的鲜活故事和珍贵文化遗留仍远远未为我们所知。那些没有具象物质载体的文化有着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早已融入了日常生活，渗透到更多人的言谈举止中了，只要开口即唱，伸手可画，闻乐而舞，可以历经千年百年风霜而不朽，口口相传，代代相承，延绵至今甚而至永久。
　　虽然，随着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丝路”的命运急转直下，15世纪后，“丝路”曾经的兴盛只是纸簿上的文章和传说中的故事了，但人们仍然踏上这条古道去寻找梦想中的文化、视觉和精神享受。因为作为“路”的“丝路”虽然已逝，但作为“文化廊道”的“丝路”仍然永生着。走在丝路古道上，除了感受自然美景、古典文化、品味古代建筑、古墓洞窟、文物精品，还能体会到近五十个民族不同韵味的灵动与豪迈——无论是那狂欢热闹的鼓乐秧歌，还是那激情豪迈的草原那达慕，抑或是那火红奔放的花儿歌会，都是文化融合的鲜活见证。
　　作为一条古老的文化廊道，印记着文化交流与传承上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使命，丝绸之路必然以一种先人不可想象的姿态和形式延续着她的生命，且更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