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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

周扬

……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 　　——鲁迅 　　跟着目前中国革命危机的深入，和政治上的社会民主党，取消派相应，文学领域内的社会法西斯蒂也穿起“自由人”的衣裳，高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拥护”的旗帜，昂然阔步地登上中国的文坛了。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读书杂志》的重要论客，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胡秋原来。 　　这位理论家是以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言义，来曲解，强奸，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口头上同情中国普洛革命文学，来巧妙地破坏中国普洛革命文学的。如果不认清这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和把戏的多方面的形式之具体的实质，我们是没有方法认识这位“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的。 　　只有从国际的，国内的普洛列塔利亚运动的实践的新的阶段的见地，从哲学上的列宁的阶段的见地，我们才能够彻底地暴露这位“阿狗文艺论者”的复杂的反动的姿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指出：从朴列汗诺夫①出发的胡秋原的理论，是怎样陷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泥沼里面，把朴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的特色发展到Caricature②的程度；在对于文学的根本认识上，他是怎样抹杀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抹杀文学的积极作用，和对于文学的政治的优位性；对于普洛文学，一般地普洛文化，他是怎样取着否定的态度。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指出，在这自由主义的孟塞维克的理论系统之下，他是怎样作了进攻中国普洛革命文学的比民族主义者还要恶毒的但是同样徒然的企图。 　　先说胡秋原对于文学的根本认识罢。 　　“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阿狗文艺论》，《文化评论》创刊号)这就是胡秋原对于文艺的根本见解。这种见解不但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这正是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的见解。这是只要看看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就可以明白的。列宁很正确地指摘出所谓绝对的自由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言辞，只是资产阶级作家对于钱袋，收买，豢养的带着假面的从属。社会主义者是要暴露这种作伪，揭穿这种虚伪的招牌的。胡秋原就是在自由主义这个虚伪的招牌底下，很巧妙地来拒绝列宁的原则之在文学上的应用的。 　　请先听他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妙论”罢： 　　真正自由主义，不仅是我们不必害怕，而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自由主义是革命期的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独裁的武器，然而社会主义者亦不必拒绝它作反对资产阶级独裁的武器，恩格斯也说向自由王国之飞跃。(《浪费的论争》，《现代》二卷二期) 　　这可飞跃得太远了!不错，恩格斯称社会主义革命为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的王国的飞跃。可是革命自身还不是自由的王国。正相反，它发展“必然”的特色到最高度。社会主义将消灭阶级的对立，也消灭阶级，而革命却把阶级斗争紧张到最高度。如果社会主义者，真象胡秋原所说的一样，用自由主义来作反对资产阶级独裁的武器，那末，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自然是再好没有了!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从必然性的盲目到必然性的认识的推移是到自由的唯一的道路。能够最深刻地认识目前切迫的阶级战和普洛列塔利亚特的胜利的必然性的，无疑地，只有站在历史的最前线的普洛列塔利亚的党，所以，普洛列塔利亚的党派性是最大的自由，而站在这个党派性上面的艺术家也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艺术家。胡秋原如果真是爱自由的话，他就至少不应该反对这到自由的唯一之路的党派性。列宁就是一面执拗地强调着文学的党派性，一面指示出真正的自由的文学的。但是，问题在于：胡秋原所主张的文学的自由正是和列宁的党派性对立的。请听他说吧： 　　首先，伊里支③就说过，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也强调过哲学之党派性。不过，一个革命领袖这么说，文学者没有反对的必要。“不属于党的文学社滚开罢”(伊里支)，滚就是了。然而既谈文学，仅仅这样说是不能使人心服的。(《浪费的论争》) 　　在这里，胡秋原不但把革命领袖的列宁和文学批评家的列宁分开，而且认为列宁是不懂得文学的，所以对于他的话，文学者没有反对的必要。自然，为了要保持他的假面，胡秋原是不愿公开地反对列宁的。但是他对于列宁主义的党派性是取了怎样轻蔑的态度，他对于列宁的“不属于党的文学家滚开罢”这句话投来了怎样可怜的阿Q式的嘲笑，这是谁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胡秋原对于党派性的这种轻蔑和嘲笑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是怎样以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而且最有价值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派性，来贬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本质。他的这种“无党派性”的主张，当然也并不是新奇的，这正是他们西欧的祖宗考茨基，伯恩斯坦因④等人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可耻的最大的特质。另一方面他是怎样用“我是自由人……无党无派；”这些话，来掩饰他自己的社会法西斯蒂的党派性。所以他一听见人家讲“党”“派”两个字，就好象人家揭发了他的阴私似的，破口大骂，连“甚么屁党鸟派，不是怎么使人人都消魂荡魄的”(《浪费的论争》)这种“村妇式”的话都会骂出来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对党派性取了这样的否定的态度的胡秋原，是怎样处理着文学的阶级性的问题，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问题罢。 　　胡秋原自然口头上也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他还说了一大套甚么“阶级斗争”和“阶级同化”，“阶级的忠臣”，“阶级的逆子”的话来证明文学的阶级性之“复杂”和“曲折”，“动摇”和“朦胧”。固然，阶级性不是那么简单的。列宁在《作为俄国革命之镜的托尔斯泰》⑤一文中，就曾以指摘托尔斯泰中的种种内面的矛盾，来阐明他的阶级性。但胡秋原是用“复杂”和“曲折”，“动摇”和“朦胧”，这些字眼来模糊文学的阶级性，来回避对于文学作品之阶级的分析的。“事实胜于雄辩”。且让我们先来检查一下，在胡秋原的一切关于文艺的文字中，是不是抹杀了阶级性? 　　除了“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这个根本的定义外，胡秋原所下的艺术的定义，还多得很，甚么“艺术是用形象去思索”哪，甚么“艺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哪，甚么“伟大的艺术，都具有伟大的情思”哪，甚么“没有高尚的情思的文艺，根本伤于思想之虚伪的文艺，是很少存在的价值的”哪，等等。在这些定义里面，除了“伟大”，“高尚”，“虚伪”这些抽象的字眼以外，我们再也看不见甚么。就是在他的其他关于文艺的文字中，他也没有一次肯定过文学的阶级性。所以，在胡秋原，“阶级性”成了一个抽象的名词，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一句话罢了。譬如，他说，“艺术者，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而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这里，如果你问，这所谓高下是用什么阶级的标准去定呢?他就会干脆不过地引用朴列汗诺夫所引用的罗斯金的话，“艺术价值之高下，决定于其所表现的情操之高下，而那情操之高下则决定其足以作人与人间精神结合手段的范围的广狭与程度之深浅”，来回答你，虽然《世界革命文学》编辑部很严厉地批评过这一点，说这个情操之高下的标准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这抹杀了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但胡秋原是否认苏俄文学理论家对于朴列汗诺夫的一切批判，从而否认列宁阶段的苏俄文学理论的。他说：“这些理论家们只是反复所谓‘孟塞维克’的罪状，而自己，又很吝啬，不肯拿出比这‘孟塞维克’更好的东西……噫嘻，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们谈甚么理论呢?”(《浪费的论争》)这不是对于苏俄文学理论家的十足的Don Quixote⑥式的嘲笑吗? 　　固然，我们应该摄取朴列汗诺夫的宝贵的遗产，但同时我们更应该从列宁的观点去批判朴列汗诺夫的文学理论中的孟塞维克的特质。本来，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已经包含了抹杀阶级性的成份。例如，在他那规定着“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有名的“五段论”中，就恰好忘掉了阶级斗争，而且忽视了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积极的任务，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朴列汗诺夫的客观主义的理解。胡秋原却把这个客观主义发展到最高度。例如，他批评杏邨的时候，他便大谈朴列汗诺夫的“科学的批评”，用“艺术家写出他所感的，批评家指出他何以如此感。”(《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读书杂志》二卷一期)的话来教训杏邨。其实杏邨的主要的错误正是在于他没有很稳固地站在一个阶级的立场，但他到底还在摸索着这个立场。而胡秋原则根本认为批评家只要说明作品是怎样发生的就够了，至于那作品的好坏，以及它的实践的意义，批评家正不必站在甚么立场去评价，因为反正“认之为庄严者不妨认之为庄严，认之为丑者不妨认之为丑”(同上)，这里，是用不着一定的阶级的标准的。这究竟是甚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后来易嘉⑦指摘了他的这种虚伪的客观主义，他就大引柏林斯基⑧——朴列汗诺夫的“科学的美学之任务，不在解决艺术应该怎么样，而在解决艺术是怎样的东西”的话，来挑战似的说，“这当然又是虚伪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是虚伪的；那只有主观主义才是真实的了!这又是甚么马克思主义!”(《浪费的论争》)这真是甚么马克思主义!他不理解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的列宁的说教，而把关于“科学的批评”的朴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的客观主义的见解奉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把“科学的批评”的可能的范围只限于文艺作品的发展学的说明一方面，而全然抹杀了文艺批评上的科学的基准之现实的把握，也就是取消了文艺批评的阶级的实践的任务。“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这铁则才是文学批评的现实的基准。作为这个批评的基准的普洛列塔利亚特的党派性，和认识评价的客观性是并不矛盾的。因为普洛列塔利亚特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行程是一致的。所以，只有站在党派的立场的批评，才能发挥比朴列汗诺夫，弗理契的，死板的客观主义更彻底，更深刻，更完全的客观主义。至于胡秋原的那种“无党无派”的客观主义却毫无疑义地是“虚伪的客观主义”! 　　在对于艺术的机能的问题上，胡秋原批评文艺创造生活的理论之不通，当然是对的；但是他说，“艺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并且说，“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不仅要说明世界，而且要变革世界。但是就效颦说艺术家不仅要表现世界，还要变革世界就不通了”(《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却完全陷于客观主义的文艺消极论的泥沼了。在这里，完全暴露了他对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法的统一之绝对的无知。他不理解认识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契机就是人间的社会的实践，而文学的认识，其中也一样地包含着能动的实践的契机。从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方法论的见地看来，哲学和艺术之间，并不象胡秋原所说的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第二次国际大会的决议上就分明地写着：“他(指普洛艺术家)是阶级斗争的战士和参加者。他的艺术是彻头彻尾地能动的，活动的。普洛艺术作家必须对于现实有客观的深刻的认识，而且必须影响现实以促进革命的变革。”照胡秋原看来，这自然是“不通”之论了! 　　胡秋原的这种文艺消极论，实际上，是否定文学的积极的，实践的任务——即文学的政治的意义，换言之，就是取消文学的武器作用。所以，他认为“文学能作很有力量的革命工具”，“文艺能帮助革命”，是“奇迹”(《浪费的论争》)。但在上面所举的决议上，却又明明说着：“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话。为甚么国际作家也深信不疑于这“奇迹”呢?其实，这并非“奇迹”。这是由文艺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本来，在阶级社会里面，艺术现象自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为一切的发展的根底和原动力。列宁常常把政治，哲学，文学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胡秋原之抹杀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积极作用，其目的也正就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他不是引了安特列夫的话，说“文学之最高目的，即在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吗?他想用这种人道主义式的幻想，来遮掩文学的斗争阶级的实践，想用“文学之最高目的”这冠冕堂皇的字面来暗示以艺术作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武器不过是“艺术之堕落”罢了。 　　在对于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见解上，胡秋原的反动的本质更露骨地表现出来。第一，他把文学和政治(即社会的实践)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第二，他Hystericall⑨地反对一切利用文艺的政治手段。他说，“我并不否认文学和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是那种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四期)这见解自然是从朴列汗诺夫那里来的。朴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的见解，在他对于高尔基的《母亲》的批评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朴列汗诺夫劝高尔基要知道艺术家，即主要地以形象的言语来说话的人，是如何不适于宣传家，即主要地以论理的言语来说话的人的任务。在这里，朴列汗诺夫把政论的文学从艺术作品分开，而且把艺术之政论的斗争性当作某种多余的东西，某种只是从外部打入艺术里面来的东西。所以他把“艺术性”这东西完全抽象地，非历史地去理解了。把这种孟塞维克的见解当作“尊贵的忠告”的胡秋原自然唯恐“政治主张破坏了艺术的形式”。他根本不去理解，文艺和政治是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辩证法地统一了的，而文艺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 　　所以，胡秋原把对于文艺的估价，也分成艺术的和政治的两种观点。例如，在批评民族主义文艺的时候，他就说：“我并不从政治的立场赞否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于政治外行的人??《勿侵略文艺》)他只骂民族主义文艺者“利用文艺”，“污损文学家的人格”，“侮辱艺术之高尚，玷辱文艺之尊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第一，他没有指出民族文艺之所以是反动的，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需要和现阶段历史之必然相反的缘故。他没有指出，民族文艺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分开了的个别的东西，而是有机的形态；对民族文艺的斗争就是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在“为了艺术家之人格，为了艺术之尊严”的口号之下，他巧妙地转移了群众的斗争目标，把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变成艺术之宫殿的防御战了。第二，他主张着文学的“纯粹性”，“非政治性”，反对一切政治利用文艺。他说，“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阿狗文艺论》)于是他高叫着“Hands off art”⑩!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社会法西斯蒂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啊!这些话虽然是对民族文艺而发的，但他是怎样存心想在反对法西斯蒂主义文艺的烟幕之下来反对普洛文艺，却是极其明白的事。譬如，他说： 　　……在资产阶级颓废，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与极端反动主义者都要求功利的艺术。这只要看看苏俄的无产者文学与意大利棒喝主义文学就可以明白了。(《阿狗文艺论》) 　　在这里，如谷非(11)所指摘的一样，我们要注意几点：“第一，他把苏俄和意大利并立起来，是和政治上说意大利是莫索里尼独裁，苏俄是斯大林独裁的武断宣传相一致的。第二，他用极端的反动主义者这字面来陪衬急进的社会主义这名词的含意，暗示社会主义还有更康庄的大道。第三，他想用‘功利的艺术’这俗学的说法做理由来否认普洛文学的存在。”所以，他把钱杏邨和民族主义相提并论，把普洛作家称为“普洛的狗”，以与“布尔的狗”一同看待，决不是偶然的。 　　胡秋原在对于艺术的本质的认识上，如上面所指摘，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他的反普洛文学的见解。这见解也是有他的普洛文化否定论作理论基础的。 　　普洛文化否定论本来是托洛兹基(12)的有名的理论。但胡秋原却是根据卢波尔在他的《列宁与哲学》一书中对于文化问题的全然错误的一面的见解，来歪曲列宁对于普洛文化的真正的意见的。 　　他说：“列宁对于所谓‘普洛文化’‘普洛科学’的标语，是极其反对，而认为‘有害’‘可怜’而不适当的……因此，列宁绝不认为在社会革命过程上有建设一个什么特殊普罗文化的必要。”(《为反帝文化而斗争》，《文化杂志》创刊号)。 　　不错，列宁是反对所谓“普洛文化”的，但这里，所谓“普洛文化”，是指从普洛列塔利亚国家独立出来，并且脱离普洛列塔利亚的阶级斗争的波格达洛夫(13)的似是而非的“普洛文化”。所以，列宁决不单单写作普洛文化，而必加以括弧，写成“普洛文化”，以表明这是波格达洛夫的，Prolet-Cult(14)的概念，而和真正的普洛文化严密地区别出来。对于真正的普洛文化，列宁是绝不反对的。这只要看看列宁自己是怎样说过关于普洛文化的话，就可以明白的。胡秋原只是存心歪曲对于普洛文化的列宁的见解，来否定普洛文化，普洛文学的存在罢了。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说：“一切伟大叛逆者，如马克思，恩格斯，朴列汗诺夫，梅林，柴特金(15)，列宁乃至托洛兹基，都是古典文学爱好者，荷马，莎士比亚，哥德(16)的爱好者。”这里，很显然地，他是暗示着，一切伟大的革命家都是不承认有普洛文学这回事的。可是，列宁在一九一○年在他的《政论家的觉书》中就说了“高尔基是普洛文学之无条件地最大的代表者”的话，他却忘记了。 　　分明对普洛文化(文学自然也包含在内)取着否定的态度，他还说他是“决不反对普洛文学的存在及特权的。”那末，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是怎样承认普洛文学的存在及特权罢。 　　首先，“他顽强”地说：“……补助革命的艺术，不限定是真正值得称为艺术的东西。我所要求保留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易嘉先生能够有这一点宽容，而且，因为它已奉仕于革命了，就对它牺牲一个‘艺术’的称呼，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倘能如此，则这时候，我相信任何作家也都可不必多嘴的。如果易嘉先生能够让步一点，那么，一切的论争都可停止了。”《浪费的论争》)这本来是他反对一切利用艺术的政治的手段的一贯的见解，只是在这里，他反对得更加巧妙罢了。他是说，为革命牺牲艺术，我并不反对，但你们为革命而牺牲一个艺术的称呼，也没有什么不可罢。可是这里问题并不在反不反对为革命，而在承不承认革命普洛艺术。如果“左翼”真“能够有这一点宽容”，而毫不在乎地牺牲“一个艺术的称呼”的话，那末，问题就很简单，所谓“补助革命的艺术”，只是“标语”“传单”的别名罢了，还谈得到什么普洛革命艺术，更还谈得到什么“普洛艺术的存在与特权”呢?这样，胡秋原的取消普洛革命文学的目的就可达到，自然，“一切的论争都可停止了”。 　　胡秋原虽然口头上承认普洛文学的存在，但实际上是等于不承认的。譬如，他说，“我承认普洛文学存在的权利，独占也行的，如果有莎士比亚哥德托尔斯泰等那样的作品。”“我决不否认普洛文学的存在及特权的，只要作得好”，“我只觉得大众化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但问题还是要写得好。”(《浪费的论争》)在这里，很显然地，他是用没有莎士比亚，哥德，托尔斯泰，作得不好，写作不好等作理由来否认普洛文学的存在的。自然，我们也承认中国的普洛文学还是很幼稚，为艺术的质的向上而斗争是当前的切迫的任务。苏联的普洛作家就曾以这个当作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口号。但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作得好，写得好的普洛文学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有的。如果象胡秋原那样，带着资产阶级作家的妒意，劈头就问普洛作家要莎士比亚，要哥德，要托尔斯泰，那实际上只是取消普洛文学罢了。 　　最后，可以说一说胡秋原的想破坏“左翼”和同路人的关系的企图。他说：“……我是深知一面有理论家之‘战线’，一面有作家之‘群’，这矛盾是早存在的。”(《浪费的论争》)他想在左翼理论家和第三种人的作家之间建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一面适应中间分子的动摇意识，来阻碍他们的前进，一面使“左翼”和群众隔离，陷于孤立的地位。“左翼”固然要招致革命的同路人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把他们当作有可能性的将来的战友，但同时也要在真的革命的同路人与假的革命的同路人之间划出一根明确的境界线。在过去，在对同路人的态度上，固然有过不好的地方，但不把胡秋原当作同路人，而只当作敌人来攻击，到现在为止，是并没有错误的。至于胡秋原的甚么“将一切小资产阶级都坑去，火其书罢”的话，不过是恶意的demogogy罢了。 　　总括起来说：以一面在艺术的根本认识上，抹杀艺术的阶级性，党派性，抹杀艺术的积极作用和对于艺术的政治的优位性，来破坏普洛文学的能动性，革命性，一面以普洛文化否定论作理论基础，来根本否认普洛文学的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上解除普洛列塔利亚特的武装，这就是胡秋原，这位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任务。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署名绮影。 　　① 通译普列汉诺夫。 　　② 拙劣的模仿。 　　③ 通译伊里奇，即列宁。 　　④ 通译伯恩斯坦。 　　⑤ 通译《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⑥ 堂·吉诃德。 　　⑦ 即瞿秋白的笔名。 　　⑧ 通译别林斯基。 　　⑨ 歇斯底里。 　　⑩ “勿侵略文艺”。 　　(11) 即胡风的笔名。 　　(12) 通译托洛茨基。 　　(13) 通译波格丹诺夫。 　　(14) 普罗崇拜。 　　(15) 通译蔡特金。 　　(16) 通译歌德。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