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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里宾与高尔基*

周扬

前天读了施蛰存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夏里宾》，不禁有一点小小的感想。 　　施先生似乎很替夏里宾担忧，假如是为了恐怕由这世界闻名的俄国歌人主演的《魔侠吉诃德》，将不为上海的观众所理解，所欢迎，那倒是值得担忧的。这部影片不是只在南京大戏院公映了四天，而且听说还不如继这影片而开映的《新女性》卖座之多吗? 　　但施先生所担忧的，是关于夏里宾这个人，好象很容易被误解，因为有人在批评这个影片的时候，就说过夏里宾是曾经在俄国贵族剧院中很负盛名的这样的话。而这句话的意思，施先生觉得，很容易暗示读者，使他们相信夏里宾是一个侍奉贵族的歌伶。 　　夏里宾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歌伶呢?施先生说不是，因为夏里宾，用施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单是为了贵族，也不单是为了平民”，而“应该说是为了人类”的艺术家。 　　恰巧，我曾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也是讲夏里宾的文章，题目叫做《Chaliapin： Mask and Man》①；而这篇文章的论旨，恰恰和施先生的相反，主要地就是暴露夏里宾这个人是怎样一个卑鄙，贪婪，欺骗的，侍奉贵族的歌伶。 　　其实，拥着百万的财富，和圣彼得堡的贵族与牧师一道，住在富丽的巴黎别墅里，逍遥自在的夏里宾的现在的生活，不就是夏里宾是不是侍奉贵族的歌伶之最雄辩的说明吗? 　　不错，夏里宾，也和高尔基一样，是经过了穷苦的，被压迫的流浪生活的，他也同情过贫困的青年学生，并且在十月革命之后，还在他的祖国住了些时，在工人剧场表演过，但这些却并不妨碍夏里宾是一个His Majesty Tsarist②，一个侍奉贵族的歌伶，因为他的真正同情是在沙皇贵族一方面，他对于沙皇，皇子，将军，甚至剧场监督捧给了他的最大的谄媚，他领受过沙皇所赐的金表，有一次甚至在舞台上公开地向亲临观剧的沙皇下跪，虽然他自己只承认跪了一个膝头，这事还引起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愤慨，或甚至与之绝交。普列哈诺夫就为了这事把夏里宾所赠与他的照片退还，并在上面写着：“因为无用，所以退还了。”就是那位比较驯顺的艺术家Serov也写信给他说：“多可惜呀，连你也终竟匍匐在地下了，也应该害羞呀!”为了要向他的朋友表示一点歉意，夏里宾曾经有一次假意地拒绝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纪念的盛宴的参加。 　　革命后，夏里宾之所以肯和工人们来往，甚至不惜赞美新兴势力者，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生活的保障和安全。工人们却老老实实地相信夏里宾是他们的艺术家，宁肯节衣省食，来供给这位艺术家的不能餍足的需要。但他们是受骗了。夏里宾终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口实，一溜烟地离开了他的祖国，永远回到他所侍奉的贵族的怀抱中去了。 　　虽然这样，这侍奉贵族的一代歌伶夏里宾与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之间却有过一段深深的友谊。夏里宾到现在还是极口称赞高尔基，感谢高尔基所给予他的帮助和高尚的文艺的影响。至于他们两人最初的认识，以及他们幼年时代的交情，施先生有了简单的介绍，我不在这里多赘了。我只说一说这两个同样出身的大艺术家怎样走了各不相同的道路，他们的交谊怎样呈现了不可避免的裂痕。 　　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圣彼得堡的街上堆满着死尸，泛滥着人血的时候，这两个艺术家对于这次事变的反应怎样，只要看看夏里宾于一九三二年在巴黎出版的《假面与人》一书里所说的下面的话，就可了然： 　　他(指高尔基)脸色苍白，弄得很激昂了。 　　“他们在屠杀无辜的人们，那些恶徒!” 　　虽然我那天晚上还在一个贵族的宴会上唱歌，但我感到真理是在高尔基这一边。 　　真理是在高尔基这一边，但这并没有使得他不在贵族的宴会上歌唱——而且也许还唱得很好呢! 　　“真理”终于被证实了“是在高尔基这一边”后，夏里宾却反而跑到了外国，这可使高尔基生气了。他曾写过一封信给夏里宾，劝他回去。关于这事，夏里宾在同书里这样地写着： 　　“后来，到罗马去的时候，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支(高尔基的名字)又对我说，叫我必须回到我的祖国去。又一次而且更坚决地，我拒绝了，告诉他我不愿意到那里去……当我后来因为不肯回去而采取合理的步骤的时候，这就使得我们的友谊大大地破裂了……我不愿掩饰，我非常激动地说出来，损失了高尔基，在我是顶难过，顶痛苦的。” 　　其实，夏里宾也不必难过和痛苦。高尔基的友谊对于他是早已不必要了。他早已不能从高尔基那里获得教益了。……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企影。 　　① 《夏里宾：面具和人》。 　　② 拥护沙皇陛下的人。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