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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结识在上海

王作民

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是我高中同学。通过她我认识了周扬。 　　同周扬初次见面，回想起来，有些象“电影镜头”。时间大约在1933、34之间，我在上海租界一处里弄房子的大门外扣门。忽听身后有人问：“你是王作民吧?”回头见一位身穿风雨衣的男子，帽沿压得低低的看不清面孔。他接着说：“你是找灵扬?我见过你的照片，认出你了。”他就是周扬。原来他家刚搬迁，这是怕落下什么，特意回来作最后一次检查。真悬，分秒之差就可能同他交臂错过，那末这趟专程从杭州来上海探望灵扬，就算白跑了。 　　灵扬意外见我随周扬来到，欣喜万分。立即把我给的杭州土产沙核桃糖装一盘送到新居二房东太太房里，大声说：“是我杭州亲戚刚带来的。”灵扬早在信中敦促我尽可能常到上海她家，显示她家也有人来人往，免得邻居生疑。这是她提高声音的目的。我问：“他现在呼什么名字?”他们每搬迁一次就换个名字，一会儿“周志扬”，一会儿“周子扬”……反正不用真名“周起应”，那是南京正在明令通缉的“共匪”。灵扬要我去她家，说我绝对可信，而且我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不会被捕招供出她家的住址。他们地址一般是保密的。 　　1932年暑期，她同我，还有徐微，刚读完高中二年级，就被校当局勒令退学，因为我们在墙报上骂蒋光头不抵抗日寇。高三是一律不收转学生的。多亏一位同情我们的老师替我们搞到一式三张假文凭，为避免引起注意，我们进了三所不同的大学：灵扬入了上海光华，徐微入了复旦，我则考上了浙江大学。我们之间的关系胜过一般的同学关系。灵扬在光华参加了进步组织“左联”(左翼作家同盟)，也没有瞒我。 　　周扬是作为“左联”领导人到光华参加活动，初次遇到灵扬的。她以少女的敏感察觉到周扬认真地注视了她一眼，后来就常到光华找她。据我所知，当年追求灵扬的青年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灵扬均不屑一顾。她与周扬终成眷属，实属毫无世俗考虑、一片纯真的“情有所独钟”。从此，生活动荡不安，时刻警惕特务跟踪，再加上周扬的生计仰仗稿酬，一个职业革命家得自己解决生活问题，经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这一切，她均不以为意。那时她既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党员，她的决心颇不简单。 　　随便举个例子说明“紧张”：当一次我去她家时说到想看一场轰动沪滨的美国影片。他们舍命陪君子，办法是电影已开始放映后才入场，结束放映前就退场。周扬的帽子遮住半个脸，看的当然是晚场。我心想：好紧张的文娱活动!倒象我在浙江大课堂上听讲的希腊传说中的“达摩克里斯利剑”，随时会掉在自己头上! 　　又一次我到上海，正遇上周扬要同一个从苏区来的同志约见。为了安全，到一家高级旅馆开个房间，把我也带上，三个人进入不招人注意。通知有客来访时，灵扬和我撤离客房，出旅馆后分别走向不同方向，打乱可能跟踪特务的注意……这次的开支是我支援的。这是我碰巧到来，否则又得设法去找钱。 　　当然我们也有欢笑时刻。有几次我至今想起来，光景如昨。一次，灵扬忽问：“你看他象不象个教授?”原来他们一贯向所有的他们的二房东谎称周扬的职业是教授，不坐班，授课外活动自由。被她一问，我认真仔细把坐在书桌前的周扬打量一番后很负责地回答；“学者风度，象，象个教授。真的，比教授还象教授。”逗得他们笑出声来。 　　灵扬的父亲得知女儿“先斩后奏”出嫁了，坚持要到上海看一看。周扬外出还有一点“行头”，灵扬真没一件好衣裳。她到处寻找削价服装，东拼西凑用19元买了件呢大衣，穿上霎时间显得格外体面。老人家也不知大衣里面的衣着是好是坏，见到女婿相貌举止也满意，就放心地回常熟老家去了。后来周扬就此事对我开玩笑说：“还好。她父亲没有‘不承认满洲国’。”一句话引得我捧腹。我一笑他真会应用“新名词”。当年举国上下异口同声“不承认满洲国”，确是新用语。二笑他用词不当，怎么把伪满扣在自己脑门上?我的“点评”逗得他们也大笑起来。 　　1933年秋季开学，我浙大班上转来一名新同学胡乔木(当时的名字是胡鼎新)。不须多久，彼此在政治上都相互信任。他知道我时不时跑上海，就托我去找他大妹妹夏青(当时的名字是胡穗新，正在上海暨南大学上学)，向她处取一批马列书籍，为他自己在浙大办读书会用。周扬灵扬也听我说起过胡乔木如何如何会读书。 　　我作梦也没料到几十年后，在“文革”期间，有人一定要我交待我曾在三十年代带过一封信，一封胡乔木写的信，给周扬的。而且为此把我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零十一天(1968，5，13—1973，11，24)之久。 　　我实在记不得。我说别说一封，就是十封，我也给带，但我实在记不得了。我搜索枯肠“交待”我能记得的两桩事，可依此推论我带过信。第一桩，我记得周扬好象在看了什么胡乔木写的东西后说：“这个青年，很有思想啊。”我听到我的同学被夸，心中得意；我觉得周扬自己也不过二十多岁，开口“这个青年”，太老气横秋了吧?这个想法，因为没说出口，倒反有些记得了。那第二桩事发生在1949年，记得就更确切了。周扬对我说：“我认识胡乔木，是你介绍的。”在“秦城”我千百次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敢问一句“我是怎么介绍的?”也许由于带过一封信?我可是毫无记忆了。 　　后来我有机会当面问周扬和胡乔木，他们也记不清了。关押期间审问我时，我常听到的几句话是：“你不过是个带信的，为什么不交待，交待了不就完了。还有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呢，与你不相干。”审问者不需要“推理”，要事实。但事实是“我记不得了”，我无法把“记不得”变成“记得”，关我一百年我还是记不得。 　　在周扬和乔木都去世后，我曾向乔木的小妹妹方铭(三十年代也在上海，当时名叫胡文新)说起带信事，她说她记得乔木托我带过一封长信给夏青，为让我也看看，未封口。大约是我让周扬看了此信，周扬才说乔木很有思想。我本不想在此文中涉及三十年代以外的事。但这场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囹圄之灾源于三十年代的一般交往(即便真的替同学捎封信，也很平常)，如果完全略去，总觉缺些什么，才写下上面几段。 　　回头说1935年。那年春季开学时，胡乔木和我二人因驱逐浙大校长郭任远失败，被迫离开浙大(郭在1936年还是被逐出浙大了)。乔木转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我则于同年暑期考上了清华三年级。赴北平前曾向周扬、灵扬告别。灵扬已怀孕。孕妇一般有些择食，灵扬生活清苦，只能从里弄口摊贩处买几只卤鸡爪嚼嚼。她没有必要避我，仍开心地啃着。周扬笑着说：“瞧瞧，她现在也不怕不雅观了。当初我们二人在马路上走着谈着时，她连咖啡也怕喝，怕喝出声音来不雅。”我记得灵扬说过，他二人见面就去马路上走走，冻得不行时就进咖啡店避避寒冷。这次见面竟成了三十年代最后一面。 　　我们通信还是不少。她生下女儿密密不久就给我寄来照片。我到清华后就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先后参加了“社联”，“民先”、共青团。周扬和灵扬知道我的情况，当然高兴。我在杭州时周扬就问过我想不想参加党组织，没有接上关系，说来话长，只好从略了。 　　1937年，日本终于发动侵华战争。暑期我从清华毕业，在北平报馆工作。七·七战火发生时我正在北平。8月，因在北平的学生大批南撤，一路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我工作的报社因抗日立场鲜明，已不能存在。我和撤离的学生们一起南下，我到了南京。南京也有“平津流亡同学会”，我在那儿登记了家乡住址，打算到浙江长兴老家暂住。 　　没料到灵扬一封长信寄到了长兴。信上说周扬、艾思奇、周立波一行12人从上海赴延安，曾到“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找我一起前往，却发现我已赴长兴。那封长信诉说了她和周扬极度的失望。我流着眼泪反复阅读这封写于浦口、发于浦口的信。当年我孑然一身，能跟他们在一起，世上没有比那样更好的事了。他们已远去，并未留给我复信的地址。 　　这是三十年代最后一次通信。今天遥想六十年前这一场“交臂错过”，除了衷心感念他们珍贵的友情和同志之谊，我还能说什么? 　　1997年7月写于卢沟桥事变60周年纪念之际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