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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周扬二题

林林

·“两个口号”论争的自我批评·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左联”的东京分盟是接受在上海的“左联”总部领导的，当时就知道领导人是周扬。1936年得到传达，要解散“左联”，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还秘密地寄来了《八一宣言》。我奉命到千叶县市川去见寄居在那里的郭沫若先生，将《八一宣言》转呈他一阅。请他写“国防文学”文章。郭沫若先生考虑一番之后，动笔写了一篇《国防·污池·炼狱》，交我寄回上海有关的同志处理。与此同时，我们在东京的同志讨论解散“左联”东京分盟的问题。当时，因“九一八”以后，大家深感民族危亡的阴影日益严重，又看日本杂志上登载苏联正在批判“拉普”的一些宗派主义文艺政策，成立以高尔基为首的全苏作家协会，所以容易接受，要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1936年6月，由于日本便衣警察不断干扰，郭先生指示我离开日本回国继续工作。到上海以后，很快就同周扬同志会面。他的态度亲切诚恳，没有什么领导架子，穿着也朴素，给我的印象很好。 　　不久，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作家》月刊)和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1936年9月《文学界》月刊)相继发表，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左联”解散后，并未发表声明，成立了文艺家协会。鲁迅先生不参加文艺家协会，另外成立了文艺工作者协会。无形中对立着，这是主要的客观存在。茅盾先生的《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有一章《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他是苦心在调和，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相辅相成，他的意见值得考虑。我所以提到这个复杂的老问题，毫无事隔几十年后再发议论的心思，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的用意，只是介绍周扬同志自我批评的精神。 　　周扬同志在“文革”结束后曾接受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的访问，赵先生曾写《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一文，载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8年7月号，《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月第二辑上转载，我认为是可靠的。这里我摘录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语句。周扬同志说：“主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解释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有右的东西……同时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他说：“这个论争展开的时候我也在内，错误在我，不应该同他(胡风)争论。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错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论。”他还说，对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位空前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当时对于这些不能体会。”“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尽管承认他是领袖，但是并不认识他。”从这些自我批评看，问题就清楚明快了。我当时的感觉，造成两个口号的论争，在“左联”解散后形成了两个文艺团体，确实涉及当时人事与思想观点的种种因素，我猜测关键可能在做事前没有向鲁迅先生请示、商量，取得他的同意，弄得引起纠纷。这只是从后果探求原因的，那时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知内情，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想法。 　　1937年上半年，周扬同志通知我，他被组织调去延安“西安事变”以后，局势有大的开展，那里需要人去工作。他的住所原先是保密的，这时告诉我了。我去送行时，看到他行李简单。我不便问怎么走，心想定会有组织派人带路，他到了革命根据地，不再愁生活问题，可以大展宏图，就为他祝贺。这也是当时一般进步青年所羡慕的。想起他在上海时卖文为生，生活清贫，实在困难，还曾向我借过几块钱买些食物回家，当时我高兴他把我看作亲友。后来也听说他那时也向夏衍同志借过钱，女孩出世时更困难，向郑振铎先生借过二十元。周扬一直记着此事，解放后在北京还向郑先生致歉意，说是“有借无还”。 　　·与东瀛文友的交情· 　　周扬同志在上海大夏大学求学时思想开始左倾，曾于1929年东游日本。那时期日本盛行无产阶级文化，即所谓“普罗文化”，当然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在日本没有进什么大学，为时只一年就回国。回国后在上海从1932年到1936年曾担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等团体的领导工作。那一时期，中国文化界人士翻译日本左翼文学作品和理论，又从日本转译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影响是很大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工作，很重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事业。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参加接待和出访活动，就结识了日本文化界名人中岛健藏、井上靖、龟井胜一郎诸位先生，不是泛泛之交，而是成为能够倾心恳谈的好友。凡是曾同周扬交谈后的日本友人。都留下很良好的印象。这里我且说一点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事例： 　　1962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龟井胜一郎访问北京。龟井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文化史是熟悉的，他会见郭沫若先生，郭老同他谈中国戏剧问题，他接着又听周扬同志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灵犀一点易相通。周扬又介绍郭老以高昂的热情创作了著名剧作《屈原》。从那位古代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中可以看到作者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作者对当时国民党政府残民媚外反动政策的鞭挞。龟井先生认为他们两位的谈论中包含着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散文《北京的星星》中记下这件事。 　　周扬同志曾两次访日本。第一次是1979年5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井上靖在该会会刊上写了一篇热情的欢迎词。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等地，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讲谈社举办的文艺讲演会，作了关于日中友好和中日文化交流问题的演讲。访日期间，周扬同志和苏灵扬夫人及代表团成员欧阳山、冯牧等中国作家，还到医院探望病中的中岛健藏会长，中岛京子夫人也在场。隔了十几年能再见面，大家都非常欣喜。他回北京后，发表了会见中岛健藏的一篇散文。中岛会长在这一年6月11日因治疗无效逝世，周扬同志在悼文中称赞中岛先生生前排除万难，不畏惧强权，藐视匿名的威胁信和电话，刚毅豪放，把个人安全置之度外，献身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见1979年7月2日《人民日报》)。 　　第二次是1984年5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老朋友们邀请，偕夫人苏灵扬等一行作私人访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东京会馆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有日本文学艺术界、出版界六百多位知名人士参加。恰好巴金先生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到日本参加国际笔会东京会议，一起应邀参加大会。以后周扬同志又应邀作为贵宾出席国际笔会东京会议的开幕式，巴金团长在会上作了题为《和平建设的文学》的报告。作为日本笔会会长的井上靖先生，曾说过“两位先生参加东京大会，加深了会议的意义，给大会增添了光采。” 　　在接待日本朋友来访中，周扬同志总是热情认真，有请必到。记得1981年9月，井上靖先生偕夫人井上芙美来北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曾到过周扬同志寓所欢晤。后来又一次来访时，我陪他再次造访，周扬同志喜出望外，殷勤接待，无拘无束地畅谈好久。井上先生对古代的丝绸之路十分关怀，在精神上和感情上一直联系得很紧，常常想到这条悠长的路上地下文物一定很丰富，一再建议我们发掘。这个想法，过去在李先念主席会见他时他曾提出过。李主席很欣赏他的关怀，也委婉地答复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只好等待以后再说了。这次他同周扬会晤时，又一次旧事重提，可能是他看过我国不久前在东京展出丝绸之路汉唐出土文物，留下难忘的印象吧。井上先生看到庭院一角有一株石榴树正在开花，情不自禁，伸手去摩挲爱抚。我顿时觉得石榴花也在展开笑面迎客。 　　井上先生1982年底带着夫人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夫妇在北京过新年。夏衍同志带女儿沈宁请井上先生一行吃年夜饭，周扬同志因事未能出席，由苏灵扬夫人代表他来作陪，大家愉快地过了一个欢畅的除夕夜。此外，周扬同志还在寓所里接待过东山魁夷夫妇、团伊玖磨夫妇和水上勉一行等日本朋友，至于他会见和宴请过的东瀛男女宾客，更难以尽述了。 　　十年动乱时期，日本文化界的好友对周扬、夏衍、巴金几位的安全，都很挂念，情真意切。在这里，我想起白土吾夫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76年6月24日，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突然看到周扬先生夫妇从新华书店出来。周扬先生横遭厄运，多年渺无音信，一时忽然出现，真是喜出望外。我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奔过去，在这瞬间，想到这样也许会给周扬带来新的麻烦，对自己也不利。但是失去这机会，可能再无缘相见，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连声喊着‘周扬先生’，跑到跟前紧握他的双手，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身体好吗?’周扬显然也很激动：‘啊!白土!’我又问：‘老舍先生怎么样?听说他不在了，坟墓在哪儿?我想看看。’周扬轻轻地说道：‘不知道。’接着问：‘中岛健藏先生好吗?井上靖先生好吗?松冈洋子生生好吗?……’我想一起照张像，周扬摆摆手谢绝了，消失在人流里。回国以后，我没有声张，只告诉中岛健藏、井上靖二位先生说，看见周扬他还活着!中岛老人听到这消息时，竟老泪横流。”后来，听周扬先生这么说过：“那时有些中国人避我犹恐不及，白土却那么热情，我感到从未有这么激动。” 　　记不得在“文革”结束后哪一天，周扬同志在对外友协的大客厅主持一个座谈会，外宾是日本的井上靖、水上勉和其他几位先生。由于老舍先生1956年访日时曾去水上勉家中拜访，水上勉也曾到老舍夫人家回访，写过夫人赠送蟋蟀罐和柿子的散文，所以那天胡絜青大姐也来参加座谈会，带来亲笔所画的扇子赠贵宾。井上先生在得知老舍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后，就曾写一篇悼念的散文《壶》。大家见到胡絜青夫人，不免联想到老舍先生投湖的悲剧，心情激愤，话题自然严峻起来，使得译员吴瑞钧女士十分紧张。“文革”期间，中日文化交流受到破坏，中国许多文化人含冤死去，往事不堪回首，这不是“大革文化命”了吗?……会后，周扬同志同我交谈，称赞老舍是中国的语言大师，死得实在可惜。他又说：“古人说‘士可死而不可辱’，现在看来，‘可死’也‘可辱’才行。”我答道：“老舍先生是以死来抗议的。”他似乎也默认。 　　周扬同志晚年曾跌了一交，精神也受挫折，因而卧床不起一年多，终致昏迷不能说话。我曾到病房探望，他偶尔睁开眼睛，以眼传神；偶尔我握他的手，也感到有反应。我将这情况告诉护理的人，答道他还有感觉，能辨别来看望的人。后来经过一段“植物人”时期，终于1989年7月31日静悄悄地离开人世，享年八十一岁。井上靖先生得到噩耗，立即作悼文，认为中国文化界巨星拖着长长的光带陨落了，深感周扬先生在学识、人品、志向等等方面有巨大的魅力。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