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个人著述

周扬文集 第一卷 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周扬

在《现代》第三期上登载有苏汶先生的一篇论文：《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这篇“煌煌大文”里，苏汶先生措辞是极其婉转曲折的。一看好象他是在骂胡秋原“既不懂列宁主义又不懂马克思主义”，而恭维“左翼文坛”“既懂列宁主义又懂马克思主义”；可是实际上他是在欢迎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而且非常巧妙地帮着胡秋原来攻击“左翼文坛”。 　　措辞尽管婉转曲折，然而苏汶先生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左翼文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的“一切主张都无非是行动”，你们是“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真是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吗? 　　请先看看苏汶先生所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义吧：据苏汶先生的意见，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有分别的，这分别就是在于后者“现在没工夫来讨论甚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是一种目前主义。我们与其把他们的主张当作学者式的讨论，却还不如把它当作政治家式的策略，当作行动；而且这策略，这行动实际上也就是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何等恶意的歪曲呵。他把列宁主义仅仅当作“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把列宁主义仅仅还原到政治的实践。他不愿在列宁主义之中看到理论，而且不愿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由列宁提高到了新的阶段。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主张都无非是行动”，那末，胡秋原的话即使每一句都“一百二十分地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但“因为他妨碍行动”，“左翼文坛必然地还要攻击他”。这样说来，“左翼文坛”是只要行动，不要真理，而胡秋原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目前”虽被“非难”，也许将来的大学里会有“胡秋原学院”了! 　　实际上，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先研究理论然后再去行动，同时也决不会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在这里，行动和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在实践之外去谈甚么能不能够认识客观的真理的问题，那是烦琐哲学”(马克思)。假使真是一个“热衷于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一定会努力从行动中去学习，象马克思向“巴黎公社”学习一样，而决不会“把自己去关在图书馆里”。只有实践才能辨别真理和谬误，只有实践才是真理的决定的规准。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决不是苏汶先生所说“目前主义的功利论”。我们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我们反对超党派的客观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不但不妨碍无产阶级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而且可以加强它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可能性。因为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 　　“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就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的体现者。说“一个前进的战士不会再要真理”，那恐怕是指的资产阶级的真理，或是苏汶先生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亭子间里的真理吧”!老实讲，只有正在没落的阶级才惧怕真理，不要真理，因为每个客观的真理对于他们都是不利的。譬如说，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这，就是苏汶先生也不能不承认是“事实”吧，但是在他听到这事实的时候，也“似乎就有点意外了”!为甚么“有点意外”呢?因为公开地讲甚么“阶级性”“党派性”这些话对于正在没落的阶级是不利的。他们愈公开地取着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就愈表现出他们是在逆着历史的发展开倒车，换句话说，就是愈暴露他们的反动性。因此，他们就用甚么“自由主义”啦，“艺术至上”啦这些话来遮掩他们的本来面目，以欺骗群众。从这里，就产生了受“第三种人”的“作者”欢迎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 　　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的本质是甚么呢?就是不主张“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干脆一句话，就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是真正“自由”了吗?当然没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诸君!我们得告诉你们，你们所讲的甚么绝对的自由，简直是骗人的话。在建筑于金钱势力之上的社会里，在劳动大众非常地贫困而少数富人做着寄生虫的社会里，不会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列宁)。那末，他们的自由是甚么呢?那就是“戴着假面具去受钱袋的支配，去受人家的收买，去受人家的豢养”。把自己裹在“自由主义”的外套里面，戴着艺术至上的王冠，资产阶级的作家们是怎样巧妙地而又拙劣地隐藏着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阶级的服务。 　　资产阶级一面主张“艺术至上主义”，一面却老老实实地在利用反动的大众文艺来麻醉群众。苏汶先生之类的“摩登少爷”自然可以高谈“艺术的价值”，鉴赏甚么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和一切isms①的作品，但是在剥削制度之下，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是完全浸在没有“艺术的价值”的反动的，封建的大众文艺的毒液里。因此，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总之，他们的世界观，差不多大部分是从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里得来的。这些反动的封建的毒害可以阻碍劳苦群众的革命意识的生长。所以，我们要用文学这个武器在群众中向反动意识开火，揭穿一切假面具，肃清对于现实的错误的观念，以获得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去革命地改变现实。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就是用这个武器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的战士。为甚么“一个前进的战士”会不要武器呢?苏汶先生说“左翼文坛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你们“左翼文坛”如果“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那末，我就不怕你们再用文学这个武器去帮助革命了。革命没有武器，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确是最“爽快”没有的事了!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为了这个目的，苏汶先生很巧妙地用种种的话来攻击“左翼文坛”，甚么“左翼文坛”没有“自己的理论”啦，“向俄罗斯人批发些来倒不至于闹大笑话”啦，甚么“霸占文学”啦，“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啦。等等，等等。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还很幼稚，这是事实。然而也正就是因为幼稚，所以我们要向已经有了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欧美各国，特别是苏俄去学习。我们要非常活泼地运用国际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决不是甚么“只用四角方方的文字一写，便俨然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苏汶先生的这种讥笑是无伤于我们的呵! 　　再说“连环图画”吧：在“创造大众能理解的作品”的任务的面前，为了在大众中和反动思想斗争，为了最容易送进革命的政治口号于大众以组织他们的斗争，我们应当利用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如连环图画和唱本，以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但是“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苏汶先生自然是反对这个的。“这样低级的形式还产生得出好的作品吗?”他愤慨地说。我倒要问，所谓“低级”是拿甚么做标准的呢?苏汶先生显然是拿欧化文学的形式来做文学程度的标准。即使说“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②来的”，可是，“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作者之群”中就产生出了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吗?何况连环图画和唱本并不是大众文学的唯一的，固定的形式。我们决不是一味地长久地袭用这种旧的形式。我们用这种旧的形式也不仅是为了对大众的思想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利益，同时也为了引进大众到新的文艺生活，从旧的大众文艺形式中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大众文艺形式。苏汶先生不去理解这个发展的过程，而死死地抓住这个过程中的某一点，把它固定化，于是愤愤地说“这样低级的形式产生得出好的作品吗?”恰恰相反，只有从苏汶先生的所谓“低级”的形式中才能产生得出好的作品，即使它自身还不是好的作品，它至少是好的作品的胚胎。 　　苏汶先生不但说“左翼文坛”里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文学；而且说“左翼文坛”里没有作家，因为“作者不再是作者了，变为了煽动家之类”。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他应该把文学当作Agit-Prop③的武器。但做了煽动家并不见得就不是文学家了，而且越是好的文学越有Agit-Prop的效果。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忽视“艺术的价值”，而且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去提高“艺术的价值”。于是，“斤斤乎艺术的价值”的苏汶先生就觉得“有一点不爽快了”，他觉得你们“左翼文坛”要革命就革命，可不要“霸占文学”。但是，前面说过，苏汶先生措辞是极其婉转曲折的，所以他并不“干脆说一声”你们“不该这样霸占文学”。他只说你们如果又要革命，又要文学，那“反把作者弄得手足无措了。为文学呢，为革命?”苏汶先生故意把文学和革命机械地对立起来。好象文学和革命是势不两立的。好象为革命就不能为文学，为文学就不能为革命。这样，“左翼文坛”不革命则已，要革命就不能再要文学了! 　　不幸的是，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推进今后世界的文学，把文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虽然还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可以使苏汶先生心服；但是就是苏汶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已经明显地立定了脚跟”。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压倒资产阶级的文学了。这个，译过《一周闻》的苏汶先生当然也知道，用不着我多说。至于资产阶级的文学呢，它是已经没有未来了；它所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它自身的过去的历史。它再也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了。它顶多只能产生出分析一个妇人的微笑竟费了六页的篇幅的那样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手淫大家”马塞尔普鲁斯德(Marcel Proust)!所以，如果不断然地和资产阶级诀别，把自己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而只“死抱住文学”，“斤斤于艺术的价值”，甚至还想“一举成名天下知”，那你不但创造不出好的文学，而且简直是使文学堕落!那末，到底谁不要文学呢?还是使文学堕落的人不要文学呢，还是在新兴阶级的斗争中提高文学的人不要文学呢? 　　苏汶先生假使真想替文学“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他就应该明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文学才能毫无障碍地，蓬勃地生长，只有投身在无产阶级的斗争里面，一个作家才能毫无遗憾地展开他的天才。但是，苏汶先生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只“死抱住文学”，“叫人不要碰”。叫谁不要碰呢?自然不是叫资产阶级不要碰，因为他所“死抱住”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事实上是叫无产阶级不要碰，其实无产阶级也并不要碰苏汶先生所“死抱住”的那种文学。你尽管死死地抱住吧，无产阶级正在它的阶级斗争中创造出它自己的文学。这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倒是一个大的威胁。也就难怪苏汶先生要感到“难乎其为作家”，而“好多大大小小的作者”都搁起笔了! 　　在下面，我引了高尔基的一段文章，来作为这些搁了笔的“大大小小的作者”的写照： 　　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是曾经有个小孩坐在栏石上叫喊着。有人问他： 　　“你为甚么叫喊着呢?失了父亲和母亲吗?” 　　“不是。” 　　“甚么地方痛吗?” 　　“不是。” 　　“肚子饿吗?” 　　“不是。” 　　“那末，你到底要甚么呢?” 　　“我要叫喊。” 　　当我在不久以前出席一个作家和批评家的喧闹的会议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在那里，大家也同样地叫喊着。我留神地听，但是听不出“诗人和评论家”究竟在嚷些甚么!兴奋达到了这样的顶点，它只得在下面这样的诡辩中表现出来： 　　“无产阶级在社会的创造上已经超过我们作家了，所以我们再也没有甚么事情好做了。” 　　“再也没有甚么事情好做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作者”就只好搁笔。“然而你说他们舍得放手吗?”当然舍不得!那末，怎么办呢?转变到无产阶级的阵营里来吗?“要是要的，可是规矩很严，要你做另外一种人”。确实是“另外一种人”——剥去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根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苏汶先生自己不愿做这“另外一种人”，于是就拚命地来攻击这“另外一种人”的文学运动，这样，苏汶先生即使没有做“那一阶级的狗”，至少帮了“那一阶级的狗”来咬“左翼文坛”。苏汶先生假使真不愿做“那一阶级的狗”的话，那末，就做这“另外一种人”吧。当苏汶先生做了这“另外一种人”的时候，他大约便可得救了! 　　作者附记：本文与下面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两篇文章，俱为三十年代参与左联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而写。 　　这场论争发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正是左联遭到国民党的一再围剿，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底，与胡秋原有关的刊物《文化评论》创刊，刊登该刊社评《真理之檄》，胡秋原连发三篇文章《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判——马克斯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艺，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向受到压迫，遭到围剿、没有任何自由的左翼文坛要自由，要民主。左联外围报纸《文艺新闻》很快作出反映，发表瞿秋白执笔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和冯雷峰化名洛扬的《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予以回击，揭露胡秋原的别有用心。 　　当胡秋原的论点受到批驳时，苏汶(杜衡)以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和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之间的“第三种人”自居，先后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援救胡秋原，诬蔑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真理，左翼文坛不要文艺；且挑拨地说，左翼作家“霸占”文坛，致使他们那些“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针对这些论调，瞿秋白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发表时署名易嘉)，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冯雪峰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发表时署名何丹仁)，我写了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逐一驳斥苏汶和胡秋原。 　　这次论争涉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阶级性、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作家世界观的制约作用。论争范围较广，理论色彩浓厚。通过论争，捍卫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扩大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消除了新文艺统一战线、内部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糊涂观念，提高了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自觉性。 　　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理论和所作所为是有害的，我们对他们的批判是及时的，完全应该的，有意义的。自然，由于当时环境的特殊，总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今天看来，这三篇文章中的某些话有不尽确切之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末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一卷第六期，署名周起应。 　　① 主义。 　　② 通译福楼拜。 　　③ 宣传鼓动。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