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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与我的交往

牧 野

关于我与周文同志相识前后，那是1938年夏初，我在成都接到萧军主编《新民报》的副刊发来的文艺茶话会的请柬，届时在茶话会上相互认识的。当时他们都已是名作家——萧军已出版署名田军的《八月的乡村》等，周文也以署名何谷天问世了一些大作，特别是鲁迅先生出殡时，萧军担任开路指挥，巴金、周文、靳以等等抬着灵柩的照片和报道，印象很深。而我仅是初学习作的人，所以在会上认识了萧军、周文和刚从德国回国抗战的发表作品署名S·Y，名叫刘盛亚的等，不但荣幸，更为景慕!当天，我虽然身着飞行员军服，但他们也许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团结，对我并不外气。     　　从此，文艺界每有活动，在会上见萧军、周文、盛亚和杨波(也是当时的地下党之一)等，我总是热情地和他们畅谈。 　　我与周文同志的交往：当时周文同志以合法身份在成都市政府任秘书，我在伪空军当所谓飞行教官，常以电话相约，我从机场进城在约定的旅馆里定一房间，周文从市政府所在地望江楼进城，喝喝小酒，拱在床上倾谈深夜；当时盛亚也来，3人拱在一床畅谈不已。从这些频繁过程中，不单单是"以文会友"，更严肃地从周文的言谈中使我逐渐明白了许多大是大非，从爱国思想意识到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合理，朦胧地羡慕苏联，进而向往解放。逐渐使我懂得了爱什么憎什么了。——用后来的话说，抗战一爆发，周文从上海回到成都是在做统战工作，把文艺界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宣传抗战，并与政府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譬如，1938年鲁迅逝世2周年，周文等不顾反动派的破坏与叶菲洛之流的捣乱，毅然举行纪念大会。我在会上亲身有所感觉。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成立于汉口，不久迁渝。理事会推周文、李劼人、朱光潜、罗念生等筹备成都分会。1939年元月成立，萧军、周文介绍我为会员。 　　1938年冬萧军、周文先后告诉我汪精卫想和日寇议和的地下消息，愤慨之极，“9·18”事件发生时我在教书，我带领全班学生宣传抗日，一连好几天讲得嗓子嘶哑，声泪俱下，全国爱国人士好不容易争取(当时我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真相，周文、萧军去延安后，东北抗联的孙宣安对我讲了详细情况。老孙去过苏联，然后回上海，事变发生，他从上海赶到西安参加，听过周副主席讲话，对事变的经过与后果知道的很清楚，这时候才明白“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不得不收起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答应共同抗敌。”并想到我在伪“航校”时受到的欺骗，深感人格受了极大侮辱!)来的全民抗战，想不到国民党的副总裁要向日寇议和!事实果不出所料，1939年元月汪精卫由重庆飞到安南的河内发表“艳电”，随即转到南京当了头号大汉奸!这一条地下消息的落实，我对萧军、周文更加尊敬! 　　这时候，国民党内的投降派的言论和反共文章不但抬头猖獗起来。周文同志再三再四地组织我们一些文艺界朋友发动写文章反击，甚至有时他电话上嘱我要写的内容。记得有一次，周文约我们聚谈时，为了反击一个反动文人的一篇“引经据典”的反动文章，他说“写信请(在郫县戏剧学校教书的)叶鼎彝来驳斥，丁易对文字学有研究。”——用现在的话说，周文在成都文艺界的活动，单就我也参加所接触的熟人中，我个人认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过周文的影响：如作家萧蔓若(现任教授)、刘盛亚(曾任教授)、陶雄(曾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陈翔鹤(先任文教厅长、后任文学研究员)、雕塑家刘开渠(现美协副主席)，叶丁易(先任北大教授、后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以及当时美院毕业不久的王朝闻(现是美学大家)等。这些熟人，以我的“感觉”当时还没有入党。若是对待长者，如老作家、翻译家李劼人(解放初任成都市副市长)，周文总是以尊敬的态度进行团结的；譬如老舍来成都时，周文以电话叫我们互相通知，到开渠家里等候；他亲自去请 　　李劼人，一道陪同老舍来。当时的政治气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鬼脸已开始显露。座谈小会本是欢迎老舍的，当提到成都文艺界的活动时，周文对名孚众望的李劼人总是敦促他多多出面。连老舍也插话说：“劼老，这里您得镇着点!” 　　1939年夏，周文、刘盛亚受《捷报》之聘主编副刊《文岗》，为了拉稿，在车耀先当“经理”的努力加餐菜馆设宴，邀请了多位文艺界(我头一次见到车耀先(烈士)，虽是餐馆老板衣着，举止却是文人风采)。由于我和周文、盛亚的友谊，回机场就写了一篇《献给文岗》，周文在创刊号上作为代发刊词登出。 　　1939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会时，周文、萧军、任钧、刘盛亚、萧蔓若、陶雄、李石锋、王朝闻和我9人在鲁迅画像前照了张合影。——这张合影，在解放后不知是谁放大了，在北京鲁迅馆南尾西面墙上悬挂着。 　　1939年12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凡是在政府任职人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陶雄告诉我，周文准备脱离“市政府”去延安，我就约周文问他这个消息，他嘱我“不要外传”。那天晚上我2人吃过小酒，边走边谈不知走过多少条黑巷子还不忍分手! 　　周文到了延安给我寄来一封信——我在上海入党写自传时提过此事，肃反时我在北京也提过此事，只是在“文革”中一提此事挨了耳光，这些毫无历史知识的“造反派”，那里知道这是当时周副主席在国统区斗争取得的合法权利。为此他所题签的“传邮万里，国脉所系”8个字，至今作为纪念邮票来缅怀总理，周文信上说他在那里一切都很好，又在搞文协分会工作；他问及成都文协分会情况以及朋友们近来情形，等等。 　　——关于通邮：1940年春萧军离蓉之前。曾到肺病疗养院来看我的病，并告诉我他也要“走”。到了延安也给这来信，让我购买他所需要的书籍，我照数挂号邮去，不过，邮包下款我署个化名。到了第二年，我被文协成都分会选为理事(蝉联3年，由于伪飞行员的优厚待遇，我千方百计地“养”了4年半)，主编会刊《笔阵》2年，每期出版后，我都给周文、萧军寄到延安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就和周文通了信(和黑丁、曾克，也通了信，但却“没敢”与萧军通信。至于当时批判这位非党同志的分寸是否过犹不及?我根本没有辨别水平。但我仍从1938年认识他，自觉也深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一直引为内疚!时世30年，三中全会之后，我才与他书信往还。这事实说明我是一个庸人。)接到周文回信，事知他在马列学院工作。  　　1950年冬我从上海(第一次办转党关系)调到北京电影剧本创作室，随后到园明圆去看周文，他在马列学院任秘书长。我们10年阔别，旧话畅谈没个完了。殊没想到，这次会晤竟成了永别!因为，我参加中央土改团到四川搞了1年土改，返回北京适逢三反十分紧张，刚一结束，又参加了以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为首的几十位作家的工作组到上海去搞五反。等我返回北京，一打听周文，说他早在三反期间已经逝世。这个突然的噩耗，殊为沉痛而又惶惑。 　　以上是我自从1938年夏认识周文同志，并结为莫逆，在那一年来的频繁过程中，他对我向来是以朋友相待，但在我的思想、认识，觉悟上起到了启蒙作用，深感他对我的“言传身带”，使我这个伪飞行军官从思想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决裂，因而使我又结识了地下党，逐渐地懂得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进行过一点点反蒋拥共的工作。这是我铭记终生也忘怀不了周文同志的。 　　关于周文同志生前写给我的书信——以及我同样尊敬的长者和朋友茅盾、朱自清、冯雪峰、邵荃麟、叶以群、司马文森等生前给我的手书(包括当下还健在的朋友们的书信)，通通在“文化革命”中遭受了劫数!现在只有幸存的鲁迅先生3周的纪念时周文和李石锋、王朝闻、萧蔓若、陶雄、任钧、刘盛亚、萧军我们9人照的合影(还是三中全会之后成都朋友寄给我、我反拍出来洗印的)。 论周文——纪念周文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胡民新，贺志强，李忠全，何俭朝主编.—西安：《理论导刊》编辑部，19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