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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五十岁开始

埃德加·斯诺

我叫他老徐——教育部长——因为苏区里每一个人都这样叫他。虽然六十一岁正好是东方各国最高政府官员的平均年龄，但在红色中国里，一跟别人比起来，老徐却象一个年老的祖父了。然而他毫没有龙钟的老态，跟他的同寅谢觉哉一样(你时常可以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象中学生一样手携手的走着)，他有着轩昂有力的步态，明亮而愉悦的眼睛，和一双曾在长征中使他渡过许多高山大河的健腿。 　　徐特立是一个很被尊重的教授，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他竟惊人地抛弃他的家庭、他的四个孙子(徐乾按：此处有误，实际上是一儿一女)，和长沙一个师范校长的职位，而与共产主义者共赌他的命运。一八七七年生于长沙，离彭德怀的生地不远，他是贫农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他的父亲忍受各样的牺牲，让他在书塾里念了六年经书，念完后他就成为满清政府时代的一个教师。一直到他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才进了长沙的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当一个数学教员。 　　毛泽东就是他中学校里的一个学生，他还有许多受教的青年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在毛泽东能够分别出共和派和专制派之前，老徐本身早已负起政治上的任务。直到现在，他还带着他在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斗争的记号，当时他曾切下一个小指头，表示他诚挚要求政府，请以议会赐予民众。在第一次革命以后，湖南暂时有了个省议会，而老徐也是其中的一员。 　　大战后，他跟着“湖南工学代表团”到法国，在里昂念了一年书，暇时就在当地的五金工厂做工，藉此自给。后来又在巴黎大学念了三年书，教着几个中国学生的数学筹得他的学费。一九二三年他返回湖南，在省会建立了两个现代的中学，四年间积下了相当的资产。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被弃逐者。 　　在国民革命时期徐特立在湖南省国民党内很为活动，但他总同情共产党。他公开向他们的学生讲说马克思主义。清党之后，他便成为一个被注意的人物，他的行动不得不秘密起来，又因为他与共产党没有联系，他就不能不找寻他自己的天地。“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他很愁恻地告诉我，“但没有人来叫我加入，我已经五十岁了，我断定共产党必定认为我太老了”。但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竟到他躲匿的地方找他，要他进党。这“老匪徒”大乐起来，他告诉我说，当时他想到在建立新世界的工作中他还有一点用场，他感动得哭起来。 　　党派他到苏俄，他在那里念了两年书。回来之后，他偷越过江西的封锁线，不久就成为瞿秋白负责的教育部的副部长，瞿秋白被杀之后，执行委员会就派他代替瞿的职位，自此之后他就是“老师”——教育部长。由于他有各色各样的经验——在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下生活与教授的经验，使他特别适宜于担任现在这种工作。他的确需要所有这些经验，尤其是那些如此繁重的，任何一个西方的教育家都蹰躇失望、不敢接近的工作，使他更加需要。老徐是过分年青的，他始终不曾沮丧。 　　有一天，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就我们所能估计的来说，”他肯定地这样说，“事实上，在我们未来之前整个西北除开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够阅读东西。文盲似乎竟达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世界上文化最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你相信陕北和甘肃的民众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事吗?这里普通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一次是在出世的时候，一次是在他结婚的时候!他们讨厌洗足，洗手、洗脸和剪指脚甲、剪头发。这儿是中国留辫子的人最多的地方。 　　“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许多偏见都是由于无知，而我的工作就是在智慧上启发他们。这些人比起江西来，真的落后得多。江西文盲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但文化的水准却比此地高得多，我们也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以配合工作，并且又有许多较有训练的教师。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过三百所初级小学和八百个教师——这数字就跟现在陕甘苏区所有的相等。当我们最后由兴国撤退时，当地文盲已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不到! 　　“这里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一切的事情都要我们从头做起。我们的物质资源又很有限制。甚且自从我们的印刷机坏了以后，我们现在的一切东西都不得不用复写板和石印石来印刷。封锁使我们得不到够用的纸头，虽然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纸质的拙劣真是可怕。不过可不必担心这些困难，我们已经能够实施某些工作了。只要我们有时间，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叫全中国吃惊的事来。我们现在从群众中训练出了几百个教师，党又在训练别些人，其中有许多快要成为民众教育学校的教师。我们的结果显示出此地的农民只要给予机会，他们都渴望学习。 　　“而他们可不是笨的。他们学得很快，而且只要说出充分的理由来叫他们这么做，他们便把旧习惯改过来。在本地较老的苏区里，你不会看见有小女孩缠脚了，并且还可以看到许多青年妇女剪了头发。男人们已逐渐剪去发辫，有许多已跟青年们和少年先锋队学习读书和写字。” 　　这里必须说明，在临时的苏维埃教育制度之下，有着三个部分：学校的、军事的和社会的。第一项多少由各苏维埃办理，第二项由红军，第三项由共产党的组织。在这一切中所强调的是初级的政治常识——甚至小孩们开头学习认字时，就是认些简单的革命标语，然后进而念些共产党与国民党、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间的矛盾的故事。其余照此类推，大都是叙述青年团与红军的英勇，以及未来的苏维埃——这大地上的乐园的希望等文字。 　　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说已经成立了二百左右所小学，一所训练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分成五班的商业学校和一所约有学生四百人的党校。所有这些学校的课程，全都在六个月内授完。 　　最强调的自然是军事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二年来不管这个细小的被围攻的国家的一切障碍，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苏区内有红军大学和骑兵步兵军校，这些上面已经说过。有无线电学校，和实际上只训练看护士的医科学校；有工科学校，有那里初学者的确得到各种基本的训练。跟整个苏维埃组织的本身一样，一切都是临时性质的，而主要的企图就是作为一种后方的活动，用以加强红军和增加他的干部。有许多教师甚至还没有中学毕业。而最有趣的就是对他们所有的任何知识的集体的应用。这些学校不仅在意识上是共产主义的，就是在利用他们所有的各种极细屑的技术经验，以“提高文化水准”这一点上，也是共产主义的。 　　在社会教育这方面，苏维埃的主要目的也是政治的。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来教农民们念文学或栽花。共产党都是些最切实的人。他们把简单粗陋的，附以插图的《识字》发给列宁俱乐部、青年团和游击队，并帮助群众的组织设立他们各自的自学团，而以共产党员或他们中的识字者为领导者。当少年们、有时甚且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们，开始念诵那些短句时，他们自身就从那些文字里吸收了思想。因此，当你走进山里这些小的“社会教育中心”时，你就可以听见这些人大声地自问自答道：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军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就这样念下去，要是他比谁都快地念完那五百或六百个字，他就可以得到红色书笺或铅笔以及别的奖品。自然，这是一种粗笨的宣传。但当农民们和农民的孩子们女儿们念完了那本书，不仅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读书，而且晓得谁教他们，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已挣住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战斗观念了。 　　而且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这种教法比之从“这是猫儿，这是耗子”和“猫儿做什么?猫儿捉耗子”教起的方法要有趣得多。为什么要用寓言教给现实的人们呢? 　　为着竭力给大家找寻一种更快的识字方法，共产党开始在某种限度下运用拉丁化新文字。他们设计了二十八个字母，据他们说，这些差不多能够拼出中国所有的发音。同时还印了一本翻成拉丁化的中国简易成语袖珍字典。《红色中华报》有一部分也以拉丁化新文字印刷，老徐还在保安挑选出来的青年组成的班中，从事实验的工作。他相信在大规模的民众教育上，复杂的中国方块字最后不得不被废除，而他还有许多的理由，赞成他这个已实行了几年的教育方法。 　　对这些效果，不管是拉丁化的或是别的教育上的努力，徐特立毫没有夸矜的地方。“这里的文化水准真是最低没有了，因此我们自然有了多多的进展。”他这样说。至于将来呢，他认为只要有时间就行。同时他催促我把研究集中在红军本身的教育方法上，他以为到那里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教育。在我听来，这简直是海外奇闻。“作战不忘学习”，这口号对任何一种军队只是一种空谈，但在红色中国里，它却马上赢得你的相信。共产党对我保证说，只要我到前线去，就可以看出它的成就来。而不久之后，他们果真说得我上马，送我起程——然而我主要的并不是为着研究教育而上前线去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 　　(选自《西行漫记》)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