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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
人民出版社

  给加拿大友人的信
  一
  编者按:1938年5月初,白求恩同志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途中,他给加拿大友人写了这封信。
  我们已在这个约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开始工作,这个村庄在黄河以西二十里(六英里半),长城以南约七十五英里的地方。我们于5月11日到达,是从米脂(公路到此为止)一路步行而来的。全程二百六十五里,费时六天。村落荒凉多山,成绩最好的那天走了七十五里(二十五英里)。我们的行装由十三头骡子驮载。天气温暖,有时甚至很热。我们都戴了遮太阳的草帽。乡间几乎无树,仅山谷下有几株垂柳。
  这里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散住各户。他们躺在硬梆梆的砖炕上,下铺少量干草,令人不忍目睹。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他们全身长满虱子。穿在身上的仅有的一套军服,也因九个月来的战斗生活而尘满垢积,肮脏不堪。他们的绷带几经洗濯,早已变成烂布条了。三名伤员什么衣服也没有,其中一人因冻伤坏疽,失去双脚,他们蜷缩在单层的被单下。乡间夜晚奇冷,我们能钻进鸭绒睡袋里睡觉,已不胜幸运。
  他们的伙食仅为小米粥。所有伤员均贫血和营养不良。多数人因败血症和饥饿,生命垂危,肺结核患者亦多。
  加拿大必须援助这些人。他们曾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战。我知道我们并不富足,西班牙确需我们援助,但是这些毫无怨言的人们比西班牙更需援助。五个月来,纽约的美国援华委员会杳无音讯。尽管我多次发出电报和信件,仍无片言只字寄回,使我难以向毛泽东解释。如果援华委员会已停止工作,那么加拿大除了为中国军队中的第一个流动手术队提供人员外,必能再予其他援助,难道加拿大不能独自筹款来维持这支医疗队,不为经济拮据的八路军增加负担吗?从我的报告中,你可以看到,我预算医疗队每月经费需一千二百五十元(中国币),按最近的汇率折算,这还不到四百元(加币)。
  我不知琼①出了什么事。她于4月20日去西安取回运抵该地的美国设备。我曾告她来电保持联系,并尽快返回,因布朗大夫和我急待去前线。她也同意这样做。动身时,她情绪很好,衣物等都留在此地。两天后物资全部运到,琼却没有回来。听说她住在西京招待所(马海德大人曾加劝阻:不住在八路军机构,影响不好),我们行将去前线时,我两次电催她立即返回,但无回电,因此布朗大夫和我决定不再等她了。我们于5月2日启程,我们请马海德大夫转告她:回来后可自行决定随我们去前线或是留在西安工作。行军途中,布朗大夫和我都谈起琼可能不乐意随我们翻山越岭,迄今她尚未露面。在我们动身后始终没有收到过她的信或电报,无从得知她的行踪。
  上帝哪!但愿我们有一台收音机和尝到一份汉堡牛排夹肉面包!
  诺尔曼
  1938年5月23日于陕北
  沙马河畔贺家川
  二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在冀西工作期间,经常去各级医院视察,他的坐骑踏遍了山乡小村。这封信写于巡回视察途中,时在1938年8月15日。
  你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村落,它太小了——深山峡谷中,只有几百所农民的泥舍座落在清澈见底、碧流潺潺的山涧旁,南北峭壁耸立。从深谷向西仰望,十英里之外便是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山脉,万用长城蜿蜒其巅。昨天,我们越过山岭。山谷又向东展为平地,其尽头又见一脉南耸云霄的山峦。看一眼地图,你就会找到五台山和河北省的阜平。这个村子位于两者之间的路上。
  我说的“路”,是大自然别出心裁的一条十英尺宽的崎岖小径。我们昨天骑马旅行了九十里(三十英里),从早晨八点到午后五点,鞍途劳顿达八小时之多。医院设在垂柳青松环抱的一所佛庙——位于路侧的小岩台上。(你曾否想到宗教心理总是迷恋于最优美宜人的寺址?)和尚们还在,典型的和尚,和一般的出家人一样,肥胖、阿谀奉承、假意殷勤,令人作呕。(你还记得阿纳托尔·法朗士②在《企鹅岛》一书中描写的牧师吗?“虔诚而臃肿。”)每天诵经三遍(活象英国圣公会教徒),钟鼓齐鸣。香烟浓郁清新,夹杂着庭院里送过来的袭人花馨。几分钟后,战士们的革命歌声又在长空中回荡。有一首歌,曲意雄壮,歌词是: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哦,菩萨啊,我虔诚地信赖您。这类单调的低吟过后,歌声分外嘹亮。人们信赖过的诸神已使他们大失所望,现在必须设法自救。
  庭院鲜花盛开,枝叶葳蕤的粉莲,象饱餐之后身腰丰满而微歙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把盛漆的过门点缀得彩色缤纷。洗净了的方块小纱布,晾展在低矮的桔树上,就象大朵大朵的皱成一团的木兰花。几头猪和狗在酣睡。轻伤员或坐或躺在庙阶上,包扎着绷带的臂、腿不能动弹,姿势很不自然。白衣护士穿梭往来。阳光从蔚蓝色的天空俯射,温暖而又慈祥。片片壮丽的云层缓慢地掠过远山顶。咕咕的鸽鸣,林间瑟瑟的风声和远处淙淙的溪流声,在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庭院四周,原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现已辟为病室。伤员们躺在硬梆梆的土炕上,身下铺着干草。他们仍然穿着旧军装,几经风吹日晒雨淋,原来的蓝色早已褪成灰色了。这里共有七十五名伤员,多数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年纪最大的三十六岁。大部分人是在这个月负伤的,从北部山区和东部平原,经由陡峭坎坷的山路转运到这里。有的在臂折腿断,伤口破裂,化脓感染,并发坏疽的情况下,从六十英里外运来。病房狭长,光线黯淡,只能从糊着白纸的窗户透进来一线亮光。病房一侧是炕,伤员们身挨身地躺着,有时一排多至十五人。所谓的炕,实际上是炉灶,砌得高出泥土地平面约两尺,冬天可以取暖。炕上没有褥子,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只铺着一层薄薄的干草和几条旧棉絮。他们蜷缩成一团躺着,用深沉、郁郁的眼神打量着天下万物,有的头上蒙着毛巾,避免一群群苍蝇的叮扰。有的断续地低声呻吟,没有吗啡为他们止痛。其他伤员安静、淡然地躺着。有些是十六、七岁或十八岁的未成年孩子,庄重而光洁的面庞,说明他们从未经历过暴力和死亡,无所畏惧,壮志满怀,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有时我不得不触痛他们,他们就象孩子那样,伤心、失望地哭了。一次,我试图说服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截肢,他的腿被一颗子弹毁掉了,已不可救药。不,但是他不肯截肢,原因何在呢?因为截了肢他就不能再去打日本人了。我提出保证为他做一条假腿,答应安置他在聂将军身边工作,这样他还可以和敌人斗争。他最终同意了,高兴地笑了,好象我送了一份生日的礼品给他。
  三
  编者按:这封信写于冀西巡回视察途中,时在1938年8月21日。
  我整天都在动手术,累得很。今天共作十例手术,其中五例伤势严重。第一个伤员颅骨骨折,脑髓外露,必须切去四片碎骨和部分前脑叶。他是位团长,但愿他能够活下去。今晚他看来很好,没有昏迷,也没有瘫痪。
  我确实累了,但是我很久以来没有这样愉快过。我很满足,我正在做着我所要做的事。我为什么不应当感到愉快呢——请看看我的财富:首先,我的每一分钟,从早晨五点半到晚上九点,都排满了重要的工作。这里需要我,何况,使我的虚荣心得以满足的是,他们已向我表明这种需要。我有一个炊事员,一个勤务员,自己的住宅,一匹日本骏马,一副雕鞍。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一切均已供应,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国王般的同志,给予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难以想象的礼遇。我能与这些同志相处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幸福。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一如膝骨之运动,肺脏之呼吸,心脏之搏动。这里能找到人们称为共产主义领导阶层的同志——布尔什维克。沉着、稳重、英明、有耐心;具有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精神;温雅而又无情;爱憎兼有,大公无私,意志坚定;忿恨时绝不宽赦,而仁爱的胸襟却又坦荡得足以容纳下整个世界。
  ① 即随白求恩来华的护士尤恩女士。——译注
  ②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法国诗人、作家。——译注
  给马海德大夫的信
  编者按:以下三封信是白求恩同志写给他与外界的主要联系人马海德大夫的。马海德大夫,原籍美国,1933年来华,当时在延安工作。
  一
  亲爱的马:
  一个名叫汉森的美联社记者刚从北平来,他已南下去见朱德,与去汉口的布朗同行。汉森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但政治上无知,我已对他尽了最大的努力。
  附上信件数封,请航寄,邮费请毛泽东设法。这些信件极重要,内有一篇给《新群众》杂志的长文,报导边区的情况,应尽快付邮。
  一切都好。今天作手术八次,输血两次。有点累,但极为满意。
  你设法把尤恩留下了吗?我不需要她了,我已训练出第一流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好翻译。
  请将全部信件转寄。有什么消息吗?我真希望你能在这里。
  请向李德致意。
  诺尔曼
  你可拆阅寄给埃里克·亚当斯的信。又及:请把我的爱克斯光全套器械及全部附件送来给我。聂将军已允给一个直流发电机,用小型煤气机来运转。它在这里用处极大,你能立即设法送来吗,马?还要中文辞典、报纸和杂志。我打算留在这里,全区一千三百万人口中,我是唯一合格的医生。医院有三百五十个床位,截止本月,新入院者五十六名,全是伤员,我每天作十到十五次手术。请抽时间来这里看看!
  诺尔曼
  1938年7月13日于五台山
  附近的聂将军司令部
  二
  亲爱的马:
  附上信件一束,请即航寄。另附上转纽约援华委员会的信、电各一件。
  工作进展顺利;奇迹在喊叫声、泪花和欢笑中诞生。一切都组织起来了——每天给医生和护士授课,组织了“清洁队”,扑灭苍蝇,全体病人都佩带了金属证章,建立了病历,为能活动的伤员兴建了有椅子的娱乐园地,给全体医务人员宣布了各项具体职责,每天巡查病房。我已逐步地使医生监督护士的工作。“推卸责任”的情况减少了。有三人自愿献血。(然而我必须说明,这是在我身上抽了三百毫升的血,证明这样做既无痛苦又无危害之后。)
  好吧,务请来信。看在马克思份上,信件和报纸一定要用结实的布捆好,不然,它们寄到时会变得破烂不堪了。
  问候李。
  白
  1938年7月19日于
  五台山松岩口
  致美国援华委员会电文:
  过去一个月加美流动医疗队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二十五天内作手术一百一十次,急需款项和医疗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供本区专用。
  白求恩
  三
  亲爱的同志:
  你那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在信上写日期!)是38年9月15日收到的。我同时收到宋大夫于38年8月10日写的一封信,因此我相信你的信也差不多是在同时候写的。你的信告诉我许多我很感兴趣的事情。
  你把那些胶卷冲洗了,而且寄往加拿大,我很高兴。今后,我们打算就在这里冲洗胶卷,因为我们已经从天津弄来一些照像器材,我们还有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将寄一些我们拍的照片给你,以供人民外交协会之用。在谈到这一方面事情的时候,不妨再告诉你一些宣传委员会的情况。如果你看到我于38年8月23日写给聂司令员的报告(一份抄件已送交毛泽东同志),你就会知道我主张建立一个机构来收集和改写文章,提供给国内和国外的报刊,而不依赖象汉森、勃朗、林赛或其他来到我们边区的观察家们的报道,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同情或不同情我们。这个意见得到考虑,而你的9月15日来信说到延安的协会,又促使我们行动起来,一个宣传委员会已经组成;在9月26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研究组织计划。在那次会上,有四个委员出席:董同志(我的译员)被选为主任,负责文艺、教育方面,同时担任委员会的中文组和英文组的联络员;邓同志(军区政治部的),负责政治和群众组织组的工作;沙同志(前县报的编辑,现为军区司令部的摄影师)负责委员会的军事组及摄影工作。我负责英文组,并特别注意医院、卫生等方面的工作。
  这个委员会的名称已定为“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应该说明,我们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分会,而不是一个独立活动的委员会。只有把收集和分发材料的工作集中起来,才可以避免对国内外报刊写稿的重复或遗漏。延安当然是进行这样的集中的地方。我们打算向延安提供我们收集到的材料。同时我们也将对总会提出如何分发这些材料的建议,假使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建议总会对国内外报刊作一个仔细的分析,特别注意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报纸、杂志或期刊。当然,也应该向我们自己的报刊供稿。
  已经决定召开一次报纸、政府和群众组织的会议,来讨论指定我们在边区各部门,包括军队的代表问题。这次会议定于一周后举行。关于安排工作人员的临时计划也做好了。
  特别要提出的是,每一个委员保证每月至少写一篇文章,同时收集更多的材料。我们想知道在整个边区什么事情在进行中,并且要“告诉全世界”。如果总会在任何时候需要有关我们的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文”,我们将努力满足这样的需要。
  建议我们党和军队的活动可以公开发表的其它十来个地区将我们的计划修改使用。
  我们计划买一架电影摄影机,为我们的军队和游击队拍摄电影。也准备拍摄一套照片,供巡回展览之用。我们非常需要一架放大器和大号的印像纸。你能在西安给我们搞到这些东西吗?我曾建议从加拿大弄来一架可以携带的电影放映机到边区来放电影,不知道此事是否在进行?我问你这件事,因为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加拿大来的邮件——没有信,也没有报纸,我完全和世界隔绝了!
  请给我寄来几本英文书。我已经把我所带的书看了十几遍了。
  以下是晚些时候写的——
  由于军事形势紧急(敌人集中大部队从南、西、东三方向我们进攻),上面提到的会议已经延期了。我们那个漂亮的模范医院——在它上面我们用了许多心血和功夫——已经撤到东部,现在是一个师的医院。日本军队离我们只有五十五里。我已经准备好参加流动手术队到前方去。可能明天动身前往五台附近。显然正在向五台县城猛烈进攻中。
  现在我只有时间把我在模范医院开幕式(9月15日)上的讲话和上月我写给一个朋友的信的抄件随信寄给你。我要把这个讲话稿寄往多伦多和纽约(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或许你也要用它。这个讲话稿是和我的每月工作报告一起寄的,它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除非他们认为适合于发表。你们的协会如果认为它能用,就可以用。还有那封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我附寄给你,作为一个样子,看看你们的协会是不是需要这一类的信件。董同志将寄给你们一篇关于模范医院的文章。说老实话,我因为忙于筹备这个医院,写两本关于外科和内科的书,给前方医疗单位写每周医药通报,还在本月内动了一百一十五个手术,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剩下可以写信、写文章了。
  我非常愉快!要是有一个助手就好了。那个该死的美国的委员会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给我派助手来?
  向所有同志致同志的问候。请代向李德同志问好。
  诺尔曼
  1938年9月30日
  于晋察冀边区松岩口
  给聂荣臻同志的信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不仅忘我地致力于八路军医疗卫生工作,而且十分关心我军建设。这封信中,他提议给八路军战士及其亲属颁发袖章、徽章、荣誉状等,以鼓励参军。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聂将军
  亲爱的同志:
  在第四军分区司令部巡视后,我想到应采取一些办法来鼓励参军,并应许可战士对服役资历享有适当的荣誉;此外,应(部分地)解决战士未经批准而擅离岗位,或竟至弃职脱逃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采取这些办法是有益的。我曾向熊司令员提出过下列的建议,在1914—1918年的战争①中,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一)服役袖章:在军服袖口的紧上方佩带约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的红色或其他颜色的缎条或辫条,每一小条代表一定的服役年限,如半年。一个服役两年的战士应佩带四条此种袖章。袖章可自下而上横缝,各间隔半英寸。
  (二)伤员袖章:与服役袖章相同,仅颜色不同,佩于另一只袖子上,应竖缝而不横缝。服役期间每受一次伤,应佩带一条此种袖章。
  (三)参军碑:用石头制成,刻上入伍者的姓名。这种碑应置于全村最显眼处,最好竖在村口,使人人都能看到。碑上要留有充分余地,以便刻写后来的参军者的姓名。
  (四) 战士家属的星徽:用约一英尺宽的纸制成,印成红、蓝、白三色,发给每户军属,挂于室内或室外。每有一人参军,发星徽一枚。
  (五)阵亡或殉职战士的母亲和妻子的纪念章:质量要好,用搪瓷制成,刻有战士姓名。
  (六)军葬:目前对在医院的亡故者,未予应有的重视和尊敬。应在每村单设墓地。在死者的家乡应集会举行简短的追悼仪式,政工人员和死者生前部队的代表应出席。死者的英勇行为应予表彰,并向村民宣传他为之战斗的理想,号召他们入伍补缺。乐队、军号对葬仪的气氛极为重要。
  (七)上级领导或医院医生应立即写信通知每一阵亡或负伤致死的战士亲属。该信必须向亲属说明死因。如在医院亡故,医生应通知其所在连队的指挥员。再者,政府亦应给其亲属写送唁函。此信应精印或精刻在好纸上,以便悬挂或配以镜框。信上还应有军区司令员的签名。
  (八)一切住有逃兵或擅离职守者的村庄,应派政治上可靠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代表向村民宣传军队的真实生活情况,以抵销逃兵们为临阵脱逃而编造的谎言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在可能情况下,应经常批准战士们回乡探亲,宣传他们目睹的日本人的残暴兽行,使村民认清局势。
  顺致同志敬礼
  医学博士 诺尔曼·白求恩
  1938年10月22日
  于南屏(译音)四分区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注
  给约翰·巴恩韦尔的信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原定于1939年11月回加拿大为八路军医疗卫生工作募集经费。在这封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他谈到了这一计划,并概述他来华后的一些工作情况和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
  亲爱的同志:
  久未晤面,想必变化不少。我处变化很多;近两年来,生活丰富多彩,以致我不知从何下笔,此信至多只能作一概述。极盼你至少能收到一封我的信;前曾多次致函,未见复,谅必均未收悉。生活中的这些事,我已只得听其自然。邮件极不正常,寄抵中国的任何信件,至少需历时五个月才能转到我手。据估计,二十五封来信中,我只能收到一封。书籍和期刊的情况更坏,一年半来我毫无所得。我现有的读物中有多年前出版的旧金山报纸,是商人用以出售食糖、茶叶和糕点的包装纸。我已完全习惯于“最时髦人士”的所作所为和好莱坞式的异想,但对当今之大事,却比北极探险家更无知,他至少有一台收音机,而我却没有。三个月前我才得悉马德里陷落的消息!
  我正力图把农家子弟和青年工人培训为医生,他们均有读写能力,多数人尚具备一些算术知识。我手下的医生中,无人上过专业学院或大学,没有一个在现代化医院里工作过;大部分人从未在任何医院里工作过,入过卫生学校者更少。从这批人中,我必须用半年时间培训出护士,用一年时间培训出医生。医院平时有二千三百名伤员。所谓的医院,仅仅是偏僻农村里的平房,用黄泥和石头盖成,处于高达一万英尺的荒山深谷中。全区(北至北平,东临天津,南傍石家庄,西接太原)有二十几所这种医院。这里是中国最活跃的游击区,经常处于游击战的动荡中。
  日本人宣称他们“控制”了这个地区,这种断言纯属荒诞。与此相反,他们所控制者,仅为该地区的大城镇。全区有二十二座城市,都在他们控制之下。一百个大镇中,他们占有七十五个;而两万个农村却全在他们治外。“控制”一个城市有如“骑虎”,“跨”上这头斑斓巨兽的驭手,既踌躇满志,却更胆战心惊;一旦疏于防备,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人扶植的傀儡政府,在城市里似尚能勉行其事,但在农村却一筹莫展。人民只承认我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并向其纳税。日本人的苛捐杂税纯系为所欲为的掠夺与勒索,正如持枪行劫的歹徒那样:“把钱统统交出来!”我们征收农民数千年来就习以为常的、固定的土地税。农民象往常那样,1939年已提前交纳1940年的税款,总额(一百二十万边币)的百分之九十已付清。
  我认为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这是力所不及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军队。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即便在目前,日本军队也只能起到警察作用。他们的攻势似已被扼制,而中国却正在建设一支两千万人的大军,明年将转而采取攻势。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正要它持久下去,至少准备打十年。
  中国的反英情绪,纯系日本人制造的谎言,真正的中国人民对英美是友好的。
  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支援中国人民,提供更多的援款和人员,他们迫切需要各种技术人材:医师、卫生工作者、工程师、技师——凡有一技之长者。去年我巡回三千一百六十五英里,其中在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徒步跋涉了四百英里;施行手术七百六十二次,检查了一千二百名伤员。部队的卫生工作已经改组,编写了三本译成中文的教材,成立了一所培训医务人员的学校。
  流光飞逝,我失去了一位可交谈的同志,不胜怅然——你深知我是个健谈者。我不计较日常生活上的艰难——酷暑、严寒、污垢、虱子、单调不习惯的饮食、深山里的徒步行军、既无取暖的炉子,又无床铺和浴室。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身后一尊二十英尺高的、脸部毫无表情的佛像凝视着我——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也能泰然自若地进行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漂亮的绿瓷墙、电灯及各种附属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给伤员包扎时,我们必须爬上土炕。伤员没有褥子和床单,他们穿着血渍斑斑的旧军装,头枕背包,身盖棉被,躺在炕上。他们是高尚的人,一定能挺过来的。
  今夏久雨成灾,极为闷热、潮湿。滂沱大雨两月不断,势如开足阀门的淋浴。
  明年初拟回加拿大,今年11月必须离此,步行五百英里去延安。从延安,我打算乘汽车直下法属印度支那,然后搭船去香港。为了不取道日本,乘货轮去檀香山,再换乘客轮去旧金山。为了维持我在中国的工作,计划每月募集一千美元(金币)——现缺这笔经费。他们需要我,这里是“我的”边区,我一定回来。
  多么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美味的佳肴幻景般地呈现在眼前。书籍——人们还在写作、还在演奏音乐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白床单的、软绵绵的床上,又是何种滋味?女人照旧喜欢有人爱她们吗?
  我又不禁怅然若失,当年我会轻松而不动声色地接受这一切的。
  暂此搁笔,我的爱友和同志。
  白
  1939年8月13日于
  中国河北省西北晋察冀军区
  给郎林同志的信
  编者按: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同志在为伤员做手术时,割破左手中指,后感染为败血症。11月10日,在转后方医院治疗途中,到达河北唐县黄石口村。这封信是在那里写给当时因公负伤在医院休养的翻译郎林同志的。
  亲爱的郎林同志:
  昨天我从前线回来,我在那里没有用处,因为我不能起床做手术。11月7日,我离开冀中军区后方医院的驻地——孟子岭,潘和我向北走,当时我的手指中毒。虽然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枪炮声,但没法知道作战情况。夜深时到达大坪地,得悉四百名日寇在安各庄全部被击溃,但另有一千名日寇增援上来进行报复。这时候,我们不知道各流动医疗队或者王大夫率领的医疗队在哪里,便转向西方。11月8日,我们在银坊以东十里左右的地方和三团取得联系。我整天打寒颤。体温达摄氏三十九度六,烧得我不能起床。这时通知各团卫生队,如有腹部、头部受伤或大腿骨折的伤员,都要通知我。并通知各卫生队,处置一切伤口都要涂用“毕普”,糊剂。打电话通知各团,所有的重伤员都要送到我这里来。
  第二天(9日),呕吐次数更多,体温继续上升。10日,三团团长因我病重下令将我送回。整天躺在担架上呕吐,体温更高,超过四十度。我想我害的不是败血症,就是伤寒。失眠,但神志十分清醒。服用菲纳西丁、阿斯匹林、托氏散、安替必灵、咖啡因等剂,均无效。
  今天陈大夫来了。如果呕吐停止,明天将回到花盆医院。山路十分崎岖,担架通行很困难。
  现在我请你做这几件事:
  1.将这封信译出来交叶部长,告诉他,我认为林大夫应该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即北上协助工作。到昨天为止,共有伤员三百多名。村庄整天遭到轰炸。林大夫应该带助手一名,麻醉师一名,护士长一名,护士三名,组成手术队。叶部长从冀中医院带来的六袋棉花垫子和纱布,也要带来。
  2.将此信抄录一份送给聂将军,请他批准。我为伤员们感到十分忧虑……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林大夫可以使用我那一套手术器械。他在前方工作后应该回到后方去继续协助王大夫工作两星期。都明白了吗?今天我觉得稍好些。
  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
  于唐县黄石口
  遗 书
  ——致聂荣臻同志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于1939年11月12日凌晨五时二十分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这封遗书写于他逝世前一天的下午。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①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②,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这些信可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把我的皮大衣给蒂姆·布克,一个皮里的日本毯子给约翰·艾迪姆斯,那套飞行衣寄给伊尼克·亚当斯吧!另一条日本毯子给帕拉西斯特拉。
  …………
  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个大的银戒指(是布朗大夫给我的),要寄给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蒂姆·布克知道她的地址。
  我还没有穿过的两双新草鞋,送给菲利普·克拉克,那面大的日本旗送给莉莲。
  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元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是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三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绑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和姊妹们的新年赠礼!文学的书籍也全给他。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给我的小鬼和伺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活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① 加拿大共产党书记。——译注
  ②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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