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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亚洲的动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二十岁刚出头，我离开了西南的科洛拉到了纽约。在这里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将近四年。这中间我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印度流亡者拉那·赖巴特·赖伊老教授指导我自修印度史，他打算送我到印度去当教师。同老教授往来的印度青年朋友们说，印度唯有通过革命、推翻英国的统治，如美国革命获得独立自由一样，才能对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也深信，只有推翻英国的统治，才能振兴印度。这个信仰是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产生的，实际上我这里也成为印度青年朋友们的联系中心。正是因为我保留有跟他们通信往来的联络密码、国外地址等等工作上的联系，一九一八年我以破坏美国中立法的非法活动的罪名，被关在纽约汤姆士监狱。尽管我从来不认识一个德国人，也相信自己仅仅为一个被奴役的亚洲民族印度人民的革命运动做了一点联系工作，然而我却受到为德国谍报机关服务的莫须有罪名的风波而坐牢。 　　几年后我才知道印度流亡者在欧洲确实有一个有组织的流亡政府，并且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过一笔财政援助贷款，把武器军火运往印度。德国人支持他们，但他们并不为德国人所利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不久，对我的起诉全部撤消，我被宣告无罪释放。六个月的狱中生活，使我得到一个读书写作的机会。朋友们给我送进文具纸张和书籍。我生平头一回不用为生活吃穿发愁，而可以专心致志埋头读书。我最初的一些短篇小说《牢友》就是在狱中的习作。 　　出狱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小弟弟当兵到法国去作战，他特地路过纽约，一再探监想见我一面，但承办我的专案人员检察长拒绝接见，对他说我是美奸把他打发走了。我的大弟弟帮人干活打零工，出了事故不幸死了，厂主给我父亲付了一笔五十块钱的埋葬费。象牲畜般受鞭打，他该有欢乐的童年，却为了活命挣扎在死亡线上，年纪轻轻，早离人世。我的小弟弟十七岁不到，为了生活出卖劳动力，为了爱他妈的祖国参军到欧洲战场去当炮灰，生命既无保障，更谈不上受教育。由于个人的风波冤案，祸及兄弟，骨肉分离，使我心伤。这些，都是我出狱前祸不单行的事。 　　个人的生活问题使我走投无路，彷徨不可终日，加上兄弟的命运，个人坐牢，简直使我的神经错乱到发疯的程度。刚出狱时，我的脾气特坏，景遇悲惨。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结束学业，开始事业的时候，人皆有家，有保护人，有指导者，我并不嫉恨具备这样优越条件的青年男女，只是以为他们所有的唯愿世人也均能享有。 　　我是一个女子，妇女都是要结婚的。如果可能，同“金钱”结婚。如果对“金钱”、对结婚都不感兴趣，那就命运注定她一辈子就算完了。我唯一的想法只有照旧同过去一样生活，我行我素，白天做奴隶、找工作，晚上想办法上夜校听课。以后又怎么办呢?在走廊过道的阴暗角落里的床头上消磨岁月吗?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残酷，无法逃避。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也带来了某种和平景象。德意志共和国已经诞生，但它的命运完全由战胜国家摆布，被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手里。俄国革命已经发生，但俄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正同十四个侵略国家作战，其中也有我们美国在内。俄国人民正在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无情的大课，唯有他们自己的武装战胜外国侵略军的武装，他们才有选择自己的文明的希望。 　　美国共产党在纽约成立了，我没有参加党的组织，但我认识很多美共领袖人物，也拜读过他们一些人写的文章和著作。多年以来我对共产党人的观点寄予同情，后来在中国，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给予积极支持。但是，我不能够把我的身心一切毫无保留的交给共产党领袖人物去任意支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正确，比别人高明，但是我决不能成为那些以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一把、而且天下只此一把打开真理大门钥匙的人们手中唯命是从的工具。 　　因为这种立场，我经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说我是共产党，赤色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说我是个人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民主人士。等等，说法很多。有一个美国女共产党员早就给我取了个“史沫特莱分子”的绰号，这称号，我倒是深深满意的。 　　一九一九年年底，有一天我在纽约港区船舶公司的航运办公室申请工作，得到一艘开往欧洲的旧轮“美国—波兰”号运输轮上充当服务员的位置。我和另一名女服务员受雇当临时工，负责船舱甲板和三等舱旅客房间的清洁卫生工作。我去欧洲，除了同住在欧洲并在柏林出版发行的一家小报的印度流亡者们有过一点微乎其微的联系外，既无具体的地点又无明确的目标，更无个人的组织关系。私下有一个愿望：但愿我能够找到那些印度流亡者中间任何一个。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然后去苏联观光。如果可能，在开往印度的什么船上找个临时工作最后到印度去。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至少在生长我的这个大地上我可以经风雨、长见识，青春不再来，我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的生活下去。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