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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生死场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火车离开北平南下，我坐在卧铺席上，脸庞贴紧车窗凝望着华北大平原。在茫茫黑暗的空中，火车呜呜笛声凄厉。铁路两旁稀疏的树木，光秃秃的过去了，一站一座城市，闪动过去了，我感到孤独，内心唱起了一首日本古谣《流浪者之歌》： 　　寒冷的夜晚， 　　孤单的心。 　　象候鸟一般， 　　我们旅行， 　　踏破冰雪， 　　顶着寒风， 　　长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前进。 　　南京是国民党中国的首都，有几所教会学校，建筑宏伟，风景秀丽，还有一些正在施工建设的华丽别墅，以及永远安放中华民国缔造者遗体的中山陵墓。 　　指派给我当向导的国民党青年翻译官，表现出一副唯他独革，百事都通的装模作样神气。他身穿一套交际礼服，西装革履，站在明陵的平顶上引吭高唱《西班牙骑士之歌》。我和他从我住的旅馆出来时，一辆汽车开过来，把一条狗压死在车轮下，我吓得喘息不已，停了一会儿，这个青年大声说道：“我真想不到，我还以为你是一位交际花呢!”青年翻译官名叫莫耶柱。我们停下来雇黄包车，莫翻译官这个家伙挑了两个衣不遮体、面黄饥瘦象灯草人般的年老体弱的车夫。还友好的给我讲了一通挑选黄包车夫的高论：“老是挑年纪大些的，穿的坏些的，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不会很长，要价总是比年青力壮的少。” 　　我们参观了中山陵，步行下山时，道逢大块头黄仁霖上校。他带我看了中央军事学院和他的励志社，还领我看了正在施工中的一所小别墅。这座小别墅是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盖的。“孙夫人将在这里守陵住下去。”他说。 　　“你以为孙夫人会住在这里吗?”我问。 　　“当然!当然!她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我想她‘流亡’了。” 　　“她流亡在莫斯科?”黄的态度和语调变得生硬，悻悻地问：“鲍罗廷又在那里?” 　　“好家伙，这就是他们的手法!”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于是我回答他说，“据我听说孙夫人是在德国”。黄仁霖是蒋介石夫妇最宠信的侍卫官。“大宦官”是外国记者送给他的外号。对于孙夫人，我从来不把她当作神来崇拜，但她确是一位完美无瑕、很有个性的妇女。她宁可流亡在外而不让她的令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滥用。我发现中日两国封建思想意识特别浓厚，对妇女或政治运动，总是乞灵于人身攻击以达到贬抑的目的。 　　我初到南京的时候，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它不准中外记者参加，会后才让记者向国外报道新闻。国民党里有些进步分子，但他们没有实权。从有关宣传报道中我看到国民党党员人数为三万九千人。我问一个国民党官员人数是南京的还是全国的，他盯了我一眼，避不作答。 　　在我这回初访南京的时候，个人还以为国民党是一个代表民族主义者利益的党，国民党人士开口闭口谈到工会，言外之意要我相信真有工会这类组织存在。我提出了采访工会的要求，莫翻译官先带我去参观一个工厂，工厂的英国经理拒绝我进厂，只由一个非常体面、神气十足、会拍马屁的中国买办接待我，那个买办守口如瓶，什么不谈，只讲工厂的一般情况。表演了一幕猾稽戏之后，我们到附近一座楼里找到一个伏案睡觉的人，房中仅他一人，桌上有一把洋铁壶和两个茶杯，此外室内空无所有。好一个工会办公室!我们把那人叫醒，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一眼可看出他那副学生派头。从他吞吞吐吐的谈话中可以判断他是奉命接待我的。他回答不上任何提问，甚至工会会员有多少也瞠目结舌说不知道。我问从每月工人工资中扣除多少作为会费和使用情况，他毫无所知，理都不理。后来我了解到工会的会费不过是国民党强迫工人缴纳的一种苛捐杂税，而工会的作用则在于征收会费和镇压工人任何活动。工会主席和工厂经理、买办、工头一起监视工人，把有意见、心怀不满的工人迫害为共产党分子。 　　我的向导看来很急于要同我友好的样子，什么原因我不知其中究竟。有一回我跟他提过我写的有关论日本控制满洲的几篇论文，他借了去说回家学习云云。过后不久，某大学教授当着我的面向莫翻译官祝贺他一系列论东北的大作出版问世了，教授夫人给我念了书中的一篇文章，我责问莫翻译官为什么把我的论文当作他的文章私自出版?他泰然自若，恬不知耻的向我解释道，一则他在政府里没有后台、朋友和裙带关系，所以一直级别低，收入薄，甭提养家，连结婚都无指望。一旦成名当了东北问题的权威，就有高升晋级的机会。二则谁会走国际路线谁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的上司科长和党国要人对于同外国人有联系的个人都将另眼看待，提拔重用。他进一步要同我订一个君子协定，只要我肯帮他的忙，他一定为我尽力奔走。他劝我屈驾担任劳动部的顾问。我说我不能担任顾问，我是一个外国记者，必须保持身份自由，不受公务缠绕。他向我提出保证说，一、我的姓名决不公开，二、每月薪津绝对保密。“许多外国人都在顾问名单里，外交部就有几个外国顾问，他们净拿国民党政府的高薪。”他说。 　　我敬谢不敏，拒绝担任劳动部的顾问。末了，他十分沮丧地说我是一个理想家。 　　他向我厚颜辩解、有意劝说的时候，他那挑选黄包车夫苛刻付钱的经验说教，他那对汽车压死狗无动于衷嘲笑别人的态度，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他在夫子庙大街上一曲难忘的插话!夫子庙街，秦淮河畔、妓女游客、往来如云，他和我从大庙空地上走到一个大天幕下面，那儿有上百个工人苦力蹲在地上屏声静气、鸦雀无声的听一个老说书人在说评书。我停下来，莫翻译可不愿意，他神色紧张地告诉我，不要同那些不三不四的下流人在一起，只是由于我的坚持他才勉强同意留下，我极力请仙帮我翻译。 　　老说书人年约五十来岁，穿一身青布长衫，头戴一顶瓜皮小帽，他讲古代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故事。说到思考推理耐人寻味的地方时，他引吭高歌、声泪俱下，手里两块竹板，拍达拍达有节奏地敲打着，抑扬顿挫，神情感人，我被说书人演唱动听的语言艺术、做作技巧吸引住了，只见他时而放下云板，拿起两个小鼓槌在三盘鼓上轻轻敲打，快速比划，高声讲说故事的高潮。时而放下鼓槌，振动竹板，滔滔不绝地讲评书。 　　莫翻译宫的一连串反对占了上峰，我们离开了说书场所，他一路上又给我上课了：在中国立身行事的适当方式，有些人可以来往，联络友谊，增进感情；有些人不可接近，避而远之，少惹麻烦。我问他说书人过去是什么人?他说是没有出息的废物，前清时代科举落第的秀才，为了活命靠讲古说书挣一碗饭吃的江湖艺人。我问他个人的爱好?他说爱看电影，他列举了一些美国胡闹的片子。从莫翻译官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见识。 　　然后我们在古庙的茶厅拣了一个座位，俯瞰莫愁湖的风光。他向我吐露了他过去的隐私。他以前一度倾心信过共产主义，自从一九二七年这类思想信仰构成犯罪后，他就改变了“路线”。“留下来的共产党尽是些亡命之徒的下等人。共产党在江西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那些农民无知无识，正在杀害体面绅士。有些工人和青年学生我行我素还是信仰共产党，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围剿共匪，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他说。 　　“斩尽杀绝?”我问，“就在首都地方?” 　　“当然喽!”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如果你想亲眼一看，我可以带你去。” 　　我只有惊奇的紧紧盯住他那讨好的眼光和友善而虚伪的脸色，此外又能说什么呢? 　　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又会见了莫翻译官。这回他红光满面，神气十足了。他已担任上海华界工厂的主要稽查，同厂主经理合作亲密无间。有了对象，快结婚了。 　　“我不但尽力而为，同时也心满意足了。”他胸有成竹的告诉我道，“女方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会说英语，有很好的海外关系。她的家庭很富，是一个基督教会家庭。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尽我所能高攀到了一门最好的亲事。” 　　我的心里想起了中国的一首古诗，苏东坡作的： 　　“人皆养子愿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① 　　国民党官员曾经对我提到重要的土地改革，为了研究土改情况，我和中央大学的两个教授前往离南京需走几小时的实验站去。教授们劝一个地主让他们在他的地里进行美国良种、化肥、现代化深耕的实验。附带还办了一所有二十名学生的实验小学，都是地主和其亲友家的子弟。一群乡村穷孩子好奇地紧紧跟在我们后面。他们都不上学读书。他们家里太穷买不起规定的学生服装。这就是土地改革! 　　在回南京的途中，我们在一个乡村的茶馆里休息了一次。有些农民，衣衫褴褛，聚在那里。我请一位教授担任我的翻译，我偶然了解到其中六七个人，家有一两亩地，其余的人不是佃户就是长工。佃户交的地租是收成的一半，遇到东家的老婆生子、红白喜事和逢年过节还必须额外送礼，所有农民均欠地主的债，有土地、耕牛、农具作担保的农民，每月付百分之三的利息。如果提不出保证付月息就借不到债。 　　村子由七零八落的土房子组成，门前是脏水沟。村民都有皮肤病，有的儿童头上长癞生疮。妇女在池塘的上边洗菜挑水，在下边倒马桶，粪便又用作上地肥料。夏天，孩子们在池塘里游泳。田地里到处有先人的坟墓。 　　几个星期后，有一个土地研究专家来到南京，申请在南京、上海之间某一县区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官方许可。这个专家邀我同行。该区一年前发生过一次农民暴动，四十多个农民被当地最有权势的大土豪地主杀死了。 　　我们一直等到秋收季节，在无锡坐大运河上的小火轮，嘎吱嘎吱北行。机缘凑巧，那个最有权势的朱大土豪地主老爷和我们同船。他的个子特高，一脸凶相，狰狞可怕。穿一件银灰色绸衫，屁股后面跟着一个穿黄卡几制服的卫兵。 　　朱某人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我们答应了。我的朋友土地研究专家是一个谨小慎微、意志薄弱的人，他说如果我们拒绝作客，那我们就休想到该区调查。 　　朱某人随便闲谈，告诉我们他刚从上海买了几支美国步枪和一挺轻机关枪，交给在无锡的大儿子带上来。他的小儿子十八岁，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现在家里，刚同无锡一家很有声望的大绸缎庄老板的女儿结婚。他本人又是该区的区长、国民党区委书记长、保安团团长。因此，他是当地党政军司法的首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揽的土皇帝。 　　我们到朱某人的老家朱家村时，发现河岸上有一群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聚在那里。一大队武装警卫人马穿过人丛，形成一道保护圈子，当我们下船上岸走上用鹅卵石铺成的乡村小路时，他们前呼后拥武装保护我们。群众跟在后面，默默无声。当离开村子还未进入大院的时候，学者朋友和我落在后面同一个士兵交谈。他们说他们是北方部队，调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既不会说本地话，在本地老百姓中间又没有亲友。两天前朱家抓了两个农民。 　　我们接近朱家大院了，这是一座三面有碉堡式围墙，庄外有壕沟，四面通电网，门户枪眼密布的庄园。 　　走进大院，我们来到青石砖地、红漆栋梁的瓦屋大厅里。仆人们进来点亮了许多大红蜡烛，霎那间我们看到庆贺小儿子结婚镶有金边的喜帐和花好月圆、白头偕老、鱼水好合、子孙满堂一类吉祥匾联装饰得满堂通红。 　　朱家的亲房和在大屋里住的武装士兵集合起来了。族长执礼甚恭。同我们客套、喝茶、吃糕点。应酬对答，没有一点意思，使我感到如身处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庄园里的无聊闲话。喝茶未罢，又开夜宴。我的朋友教导我入乡随俗，请见一下新娘子。新郎官已在席上和我们同坐，比新郎年纪大、美而艳的新娘应请姗姗出来了。我们全体起立，鞠躬敬礼，她端正大方就坐。我问她受过些什么教育?她很谦逊谨慎也有点自鸣得意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说中国人要比外国人低一等，中国的教育也实在落后。她的话使我惊讶莫名，除了紧盯着她那迷人的面容，我还能问什么呢? 　　我的学者朋友又教导我向新郎新娘敬酒干杯。我们全体又起立，端起手中酒杯，我祝新人地久天长、百年和合，并且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就在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了大厅什么黑暗角落里和士兵背后有铁镣响动的声音。这声音我的朋友也听到了，不过他神色自若，毫不动容。谁也没有掉头看望一下。 　　晚饭后，我们伴随新婚夫妇到后院他们的新房里，乌漆发光，白铜耀眼的桃花心木家具摆设满房。一对新人坐在床边，我们祝贺他们给他们送礼，他俩殷勤地给我们敬茶切梨。我的朋友告诉新人说，我对新娘子出众的天姿惊奇不已。我请专家今后除非有必要、不要信口雌黄胡说。 　　我们心不在焉地回到大厅里终于轻松下来。这时，除了几个兵和朱某人的兄弟，一个身穿长衫的魁梧大汉在角落里，厅内空无一人。朱某兄弟的腰上系一根皮带，插一把毛瑟驳壳枪。我的朋友的助手和这个绅士谈话，最后引他到外面聊天，让学者和我留下同士兵们谈话。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一般说起话来跟受过教育、有权势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开门见山，有话直说，没有什么保留。士兵告诉我们，吃晚饭时我们听到的脚镣声音是因为又押进来了两个农民老乡，他们并不犹豫，马上领我们到关人的暗房里。两个上了镣铐的农民躺在稻草上，铁镣的一端的环子钉在墙壁上。一个农民已到中年，面黑人瘦，相貌惊人；一个农民，二十多岁，面部浮肿，一副傻相。他们不吭声，不回答我们的提问，只是死死盯住我们不放。我们转身离开黑房子。士兵们垂头丧气地站岗守卫。夜深了，外面皓月当空高照，平原乡村茫茫恬静。黑暗的乡村长夜漫漫，多少反映出我内心对黑暗的恐惧。 　　那天夜里，我被安排在一间满室家俱发光的客房里。另外有两张床，一张床上睡着朱家的两个姑娘，另一张床上睡着朱家的亲戚。我脱下外衣，和衣倒在床上，睁眼竖耳，留神听着大厅的一切声响。一夜没有睡好。有时坐起，有时躺下，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甚至想入非非，梦中摸到大厅去放那两个囚徒，哎哟!不行!有士兵在那里把守。我再设法爬到房顶上，揭开瓦椽，囚徒可以拉住我的手，我伏在房上拉他们上房，他们小心翼翼的在屋脊上爬着。沿碉楼壕沟出院，爬进茫茫的原野。哎呀!一个翻身我从床上坐起，完全清醒过来了，然后又躺下。感到心悸可怕。恐惧总在我的脑际萦回，中国到处是可怕的，人类世界是多么可怕。 　　当熹微晨光透过牢房般的格子小窗的时候，我起床走到大厅里。我的朋友和朱家兄弟都在那里。士兵们押着一些农民出黑房到隔壁院子里。黎明中我依稀看出两位朋友的脸色苍白，专家朋友固然通宵未睡，他的助手也是整夜不眠的。 　　朱某人的兄弟命令士兵用铁练捆住那个青年农民的腰身，双手反剪，一班兵士和一个家奴齐换上了便衣，二把盒子枪藏身，把踉踉跄跄的农民押走了。 　　“他会出卖别人的。”我对学者说。 　　“他们谁也找不到。”学者若无其事的说。“每个人都知道抓了人的事。” 　　“他们会把那个青年怎么办?”我失望地说。“那个大点的老乡在哪里?你能帮个忙吗?” 　　“外人插手是危险的。”他回答道。“为了不妨碍我们的考察工作，我们不要有任何表示，视而不见，平安无事。我们今天到村子里去。” 　　白天我们由一个朱家兄弟领着走一村又一村，武装士兵前呼后拥。所有村庄，什么朱家湾、朱家冲，都以朱家取名。土地和农民都属朱家所有。农民住的茅屋土房，既矮又湿，七零八落，分散群居。木板床上、摆着破烂棉絮被头。屋子角落里，堆着几件旧式农具。灶屋里面有几口锅斧炊具，蓬头乱发的妇女、姑娘们见我们走近忙藏身在黑屋子里。在她们说来，我们是政府大官朱财东的贵客。 　　一个老农拿了一捆割下的稻子就地放在朱某兄弟的面前。他弯腰到地，哀求行善减租，因为水稻被虫害，收入减产一半。 　　朱家兄弟粗声豪气地告诉我们，那些农民极不老实，以致割稻打谷时他非派兵到田地里站岗放哨看守不行，一转身他们就偷谷。旁边一群农民交臂叉手，笔直站着听。我的朋友想同他们交谈，一见那些农民怒目相向，沉默不语，紧紧盯住他那充满仇恨的眼光时，他知难而退会意地向我投了一眼。 　　我们于无人处单独在一起时，我脱口说道：“要是来一支军队把朱家人关起来，救救老百姓才好!” 　　“什么军队?”我的朋友学者问我。 　　一星期后，我在上海遇到了这位学者。我告诉他“昨天晚上我同德国实业界的几位朋友共进晚餐，和他们谈起朱家和农民的事，他们狠狠地批评我的态度不对。由他们说长道短去吧!你该知道，象我那种态度可是他们出丧的丧钟!只要有革命军队救老百姓，土豪地主帝国主义分子的丧钟就敲响了!” 　　“就是，就是!”我那朋友冷冷地回答道。 　　这个专家是我有幸相逢、体验中国农村点滴生活的同路人他同其它继承中国悠久文化传统并接受西方世界文化精华的知识分子贵族学者先生一样，都是革命的民主派人士。但是，他们同学者先生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脑子里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① 这首诗出自苏东坡全集十绝句一百六十首《洗儿》。——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