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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中国!”——马海德谈斯诺

葛娴 陆宏德

“我是《西行漫记》的见证人。当时斯诺的采访活动我都参加的。”这是马海德在我们访问他的时候谈的第一句话。 　　今年二月十五日是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一个雪后放晴的寒天，我们来到中央卫生部顾问室访问马海德，请他谈谈对斯诺的回忆。马海德和斯诺两个人，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六年六月，”马海德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通过宋庆龄的秘密介绍，让我把斯诺带到陕甘宁边区。我是去参加革命的，斯诺是去报道革命的。我对斯诺说，《西行漫记》中不要提我的名字，给我保密呀!所以，你们看到《西行漫记》，一个字也没有写到我。但是，我对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事情熟悉极了。” 　　“你们一块从哪儿出发的?”我们问。 　　“我们两个出发前不在一块。”马海德说：“我从上海出发，斯诺从北京出发，约定在郑州换乘陇海线的火车，在火车上接头。斯诺身上带着一封致毛泽东的隐色墨水的介绍信，还有半张名片；我带着半张五英镑纸币。在我带去几箱药品的底层，藏着第三国际关于发展统—站线的绝密文件。我们共同到西安去会见一位名叫王牧师(即董健吾同志)的秘密接头人。我们见到了王牧师，互相对了半张名片和纸币，果然吻合。我们象同志一样地拥抱了。 　　“接上头了，但是，到陕北去还是一个大困难。当时，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关卡密布如林，怎么闯过层层封锁呢?斯诺却是很有主见。他说，你把名片往检查人面前一晃，摆出一副派头，你就好通过，不然，麻烦事就多了。果然，我们用这个办法，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关卡。” 　　到西安不久，马海德和斯诺登上一辆由王牧师安排的国民党东北军的卡车到延安城。马海德这时用手比划着，风趣地说：“为了打掩护，我们在卡车上钻到一捆捆棉衣搭好的窟窿中隐蔽起来，闯过了西安城、洛川镇和延安城三道严密的封锁关口。” 　　“到了延安，”马海德说：“我们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长家里，第二天早上，他把我们送出北门，还给了两头毛驴，叫我们顺着大皮沟走，本来半天能到，我们走了两天。”在通过一个不见人影的无人地带之后，他们就快到安塞了。 　　马海德谈到在安塞的途中遭土匪追逐的一段经历。今天他把这个当作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回忆，当时是很惊险的。那天，他们走到离安塞还有三十多里的地方，天快黑了，就在一个小村子住下。天刚亮，贫民会分会主席把他们叫醒，说附近有土匪，要赶快到达安塞。马海德说：“那天，我们赶紧翻身下床，吃了点麦饼，喝了点水就上路。伴随我们的只有一个向导，牵着一头小毛驴，驮着我们简单的行李和物品。我们沿着山沟沟走，一股土匪就在后边紧紧盯着我们，相距只有两里地。我们当时并不明白，到了安塞才得知，安塞的赤卫队包围了这支土匪，暗中保护我们脱了险。不然，我和斯诺真的要当俘虏了。”斯诺那时曾经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这件事后来还被谣传斯诺被土匪绑架杀掉哩! 　　斯诺在白家坪见到周恩来，两个人谈了两天。然后，周恩来派人把他们两人送到保安。马海德说：“我和斯诺到达保安的时候，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毛泽东因为夜里工作，白天睡觉没有来，党中央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出来迎接。还受到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老的欢迎。”当时，斯诺问马海德：“五老有多大年纪?”马海德说：“不过五十岁上下。”马海德对我们笑笑说：“这个老字现在不同了，那时五十岁称作老，解放以后把六十岁的人称作老，现在要到七八十岁才算老了。”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保安会见斯诺，对斯诺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的谈话。斯诺在同毛泽东的几十次谈话中，得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贵的资料。马海德说：“斯诺把毛泽东的谈话写出来，译成中文，给毛泽东看过之后才发表。他认为国内外的敌人正用种种手法破坏中国的革命，任何对事实的曲解和不实，都会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利。从这里表现出斯诺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作家和记者到中国来，”马海德说：“他们了解中国，报道中国，但是，象斯诺那样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是极少有的。斯诺写的文章直到今天仍然站得住脚。《西行漫记》不仅是一本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本真实的历史。” 　　斯诺每次到中国来，毛泽东都会见他。他不但同中国领导人谈，还深入到下层，他要亲自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马海德特别赞扬斯诺有坚持真理的精神，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斯诺从不轻易接受一个观点，不是不听，而是要摆事实，用道理把他说服，否则他不接受，不管是谁。斯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能够准确地站得很稳，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斯诺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马海德思索一会后说：“那是一九六〇年一次，一九六四年一次，一九七〇年一次。每次我都见到他。” 　　为了报道中国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斯诺一直想到中国来看看。一九六〇年，他经过顽强不屈的斗争，终于冲破美国国务院对他施加的压力，来到了中国。马海德说：“斯诺到达北京那天，我和路易·艾黎、黄华等，在首都机场迎接了他。”一九七〇年八月初，斯诺还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一起访问了中国，并且在马海德家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刻。马海德谈起当时相聚的情景，说：“我的夫人苏菲用西山的蜂蜜抹在松饼上招待他们。我调制了他们喜爱的各种混合酒，请他们品尝。当时我院子的木架上，爬满了葡萄藤，我和斯诺在这绿叶成荫的架子下，谈笑风生。”我们从马海德乐呵呵的回忆中，感受到了当年这两个年轻的冒险者的诚挚的友情。 　　“我和斯诺的最后一别，是在他瑞士的家里。”当马海德谈到斯诺去世前的病情时，他那特有的浓眉紧锁了起来。 　　当时，潜伏在斯诺身上的癌细胞，没有因为他经过一次手术而根治，相反，很快地扩散了。斯诺夫人给我们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斯诺的严重病情。我国政府马上作出了周到的安排。 　　“在接到通知的四十八小时后，我带领中国医疗小组乘飞机向瑞士进发了。”马海德说，他当时身上穿的一件漂亮的厚厚的杂色粗呢上衣，也是临时赶制的。马海德告诉我们，他离开北京前一天去见周总理，总理问他这次去穿什么衣服。马海德正穿着一件旧棉衣，就说：“我打算穿这件棉衣。”“不行!”周总理说，“你不能穿这件棉衣去，这会丢我们的脸的。”他派人请来一个裁缝工人，第二天就把马海德出国穿的衣服做好了。 　　马海德很有感触地说：“我们平时办事总是拖拖拉拉，这一次倒办得挺快。看来，我们还是能把事办快，办好的。” 　　以马海德为首的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原来准备把斯诺接到北京治疗。可是在一月二十四日到达斯诺身边时，斯诺病重，接去北京已没有可能了。马海德对洛伊斯·惠勒说：“我们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你们的家，现在我们要留在这里，把你们的家改成一所医院。”这样，斯诺在相对平静和安宁的气氛中，同他的家人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 　　在斯诺临终前的一个星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去纽约的途中，特意绕道到了日内瓦，带去毛泽东对病危的斯诺的问候。马海德说：“我陪黄华上了楼。我们两人曾经和斯诺一起在保安窑洞里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当我们默默地站在斯诺的床前时，斯诺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他惊喜地坐了起来说，‘好啊，咱们三个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我们忍不住同他一起笑了起来。”斯诺对黄华和马海德过去在中国西北角的相处，有着多么深切的怀念啊! 　　“就是在这次见面后的一个星期，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斯诺停止了呼吸。”马海德沉痛地说：“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当时，我看着他的遗容，泪水把眼睛弄得模糊了。” 　　按照斯诺生前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马海德和路易·艾黎常常一起去扫墓，同时送上一束鲜花。 　　(原载1982午第2期《新闻战线》)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