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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与一二九

陆璀

在我的心目中，斯诺的名字往往和一二九运动联系在一起。因为，斯诺确实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而且，也正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我才认识了斯诺。 　　在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的今天，我回忆起当年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时值隆冬，冰封雪飘，寒凝大地。古城北平笼罩着一片危亡气氛和白色恐怖。继占领我国东北之后，日本侵略者又迫不及待地要攫取我整个华北，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卑躬屈膝，节节退让，对内继续加紧“剿共”，实行高压政策。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北平的爱国学生热血沸腾，拍案而起，继十二月九日的大游行之后，又于十二月十六日举行了声势更加浩大的示威，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反动当局除了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外，还关闭了所有城门，以阻止城外学生进城同城内学生会合。 　　这天下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校的游行队伍，在用血肉之躯冲开了西便门，参加了天桥的市民大会以后，又被阻于宣武门外。在愤怒和焦急中，我们突然发现城门底下有一道缝隙。当我把身子贴着地面，从门底下爬进去，抽掉门上的大铁闩，正想拉开大门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军警径直向我奔来，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然后，我被推搡着，带到离城墙不远的一个临街的警察所里。 　　这个小小的警察所就象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乱哄哄。成群武装警察紧张地进进出出。玻璃窗上凝结着一层薄冰，望不见外面的景象。乘警察不注意，我悄悄地擦拭掉窗玻璃上的一小块薄冰，贴近窗冰融化处向外觑看。就在这一刹那，玻璃外出现了一张和蔼的笑脸。接着，我听到窗上“笃笃笃”三声轻扣，一个和气的声音用英语问道：“我可以进来吗?” 　　我有点惊喜：也许，我能通过这个人同外面取得联系呢!于是，我用英语低声回答：“当然啦!请进来吧!” 　　门缓缓地推开了，一位身材修长、面容清癯的西方人悄悄地侧身进来。他穿着一件朴素的短大衣，举止安详，神情持重，展现在他脸上的微笑是如此诚恳、亲切，他的眼光是如此充满着同情，一下子就使我感到，他只会是个朋友，而不会是别的。 　　他伸出手来和我紧握了一下，自我介绍道： 　　“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我亲眼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如实地回答了。他高兴地自语了一句：“清华大学，好!”边说边记在本子上，接着又问： 　　“你们为什么要上街?你愿意谈谈你们游行示威的目的吗?”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激动地回答。 　　他继续在本子上迅速地记着。然后又微笑着问：“但你们只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你们已经受到镇压，你认为你们能达到目的吗?” 　　“我们相信人民大众”，我回答，“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 　　“走!出去!”几个武装警察吆喝着，使劲地把我推出门去。我回头看了一下斯诺，他无可奈何地跟在后边，缓缓移动着脚步，脸上显出遗憾的神色。 　　警察把我推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我左右两边，各站着一名武装警察，对面还有两名持枪的大兵。 　　斯诺站在卡车旁，用充满同情和忧虑的眼光注视着我。 　　卡车的马达发动了。斯诺装着勉强的笑容向我挥手致意。我向他大声喊道：“再见吧!我会出来的!”他也对我喊道：“再见!祝你平安!”声音有些嘶哑…… 　　这就是我和这位热爱中国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第一次会见的情景，一切犹历历在目。 　　由于同学们坚持斗争，同时，也可能和斯诺的出现有关，我在当天傍晚就被释放，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当天，斯诺就把他在学生示威现场目睹的一切，向美国报纸发了专电，有的还作为“独家新闻”，被美、英等国的报纸用醒目的大标题登出了。斯诺那真实、生动、公正的报道，象闪电劈开乌云那样，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把中国青年学生英勇斗争的信息传遍世界，引起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学联发起和组织“世界援助中国学生周”，并邀请中国学生派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从而使中国学生的反侵略斗争和世界青年的反法西斯斗争汇成一股巨流。 　　斯诺和其他几位西方记者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冲破了国民党在中国国内严密的新闻封锁，在中国的一些中、英文报纸和刊物上披露出来。短短几天内，爱国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就席卷全国，成为后来全民团结抗战的雄壮序幕。 　　学生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反动统治当局惊恐万状，决定进一步严加镇压。北平各高校普遍处在白色恐怖气氛中。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数千名军警带着机关枪，两次包围清华大学进行大搜捕。第二天，组织上就安排我暂住到斯诺在盔甲厂十三号的家里去隐蔽。 　　斯诺夫妇的住处有一个小院子和几间中式平房，那时候成了燕京、清华、北大等几所大学的地下党员和爱国学生的碰头地点和庇护所。 　　原来，一九二八年就来到中国的斯诺，曾经作为记者，遍访过旧中国从东北到华南的许多地方。他目睹了旧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特别是亲眼看到我国西北部那场吞噬了几百万人生命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这一切，强烈地震动了富于同情和正义感的斯诺，使他“难过已极，不能自制”。他自称这是他“一生的一个觉醒点”。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作为一个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极端憎恨日本的侵略，厌恶国民党的恐怖统治，深切地同情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五年夏，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结识了不少燕京的和其他大学的进步学生，同他们有过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他在这一代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时燕京的黄华、陈翰伯，清华的姚依林和北大的黄敬等同志，都常到斯诺家去。黄敬同志还曾经在他家里隐蔽过。随着华北危机的激化，他们去向斯诺打听时局动态，和斯诺夫妇一起分析形势，讨论问题。斯诺夫妇就象自己人一样为他们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正如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韦尔斯所说：“埃德加和我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站在中国爱国青年一边。” 　　那时我们党的北平市委曾一度被国民党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党的一些地下支部和党员千方百计地开展活动，通过各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团体把党团员和进步的学生组织起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学生联合会秘密成立。我们的党正是通过北平学联和各校的学生团体，发动、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当时北平和天津一些学生团体发出的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宣言、通电等，都经过上述同志及时地送到斯诺手中，由他们帮助共同译成英文并打印出来，提供给外国记者、报纸和通讯社。在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两次大游行示威之前，也都先通知了斯诺夫妇，再由他们动员其他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并发布消息。斯诺还在现场拍摄了不少照片和小电影。这些都已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斯诺和尼姆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和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斯诺后来在回忆一二九运动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一二九运动使他增强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他从中国青年人的政治胆识中懂得，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引自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为《斯诺眼中的中国》一书所写的前言。) 　　我在斯诺家住了一个多星期，亲眼看到他们生活简朴，工作勤奋。斯诺几乎整天埋头在他的工作室里，那里堆满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的书籍。他正在进行艰苦的努力，编译他后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出版的《活的中国》。在斯诺家我阅读了他已经出版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他关于远东局势发展的预见，他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同情和热切希望，他追求真理、坚持正义、勇于探索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一起谈形势，谈学运，谈平津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谈清华二月二十九日的抗捕斗争。他一直关心并密切观察着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并继续向外报道。 　　一个多星期后，北平学联派我去上海参加筹备成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为了避开警察和特务的耳目，掩护我安全地离开北平，斯诺亲自开小汽车把我送到火车站。他和尼姆一直把我送上火车，看着火车已徐徐开动时，才放心地和我隔着车窗挥手告别。 　　三个月后，斯诺经过我地下党的联系和介绍，作为第一位外国记者访问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其结果是他的不朽之作《西行漫记》的问世。它震动了全世界，极大地扩大了我们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现在，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象征。 　　斯诺和中国青年的友谊开始于北平，开始于原燕京大学美丽的未名湖畔。根据斯诺的遗愿和他夫人洛伊斯·惠勒的要求，他的一半骨灰就安葬在那里，以便他“可以同青年在一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纽约州的赫德森河畔。 　　斯诺既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 　　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青年心中，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原载198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