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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慰斯诺先生
陈翰伯

  十年前,我在河北衡水一所干校中度过春节。二月十六日乘车返京,在石家庄换车,我忽然听到广播喇叭里报道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已于二月十五日在瑞士病逝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站立不稳;登上北去的列车,单调的车轮声给我送来无限的哀思。
  一九三三年秋天,燕大开学时,新闻系新来了三位兼任讲师——德国人罗文达先生;美国密苏里刚刚毕业,到燕大来读研究生的怀特先生;还有一位是施乐先生。他于一九二八年到上海时,就起了这么个汉文名字,一直在沪、京等地使用(《鲁迅日记》人名索引中有“施乐”一条),后来胡愈之几位同志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不知道他有这个汉文名字,译用“斯诺”二字,这两个字后来变成中国人民非常尊敬的名字。经久以后,这个名字又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了。
  我算是斯诺的学生,但是不巧,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斯诺先生当年开的课叫《特写写作》,是新闻系高年级的选课,而一九三三年,我是二年级学生,还没有资格选修。待我升入三、四年级时,斯诺先生已经不再在燕大新闻系兼课了。他当时家住北京城内盔甲厂十三号,每星期乘校车来校上课两个学时。他来了之后,就到办公大楼礼堂后面新闻系办公室中休息,等候上课。我上我的课时,在教室前后经常遇见他。说实在的,当时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沉闷的车轮声好似在奏出发人哀思的丧礼进行曲。我当时回想的第一幕就是在新闻系见到的这位青年讲师。
  我们几个同学和他亲密交往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后。当时北京的天气已经是秋高气爽的时光,但是时局却象一个闷热不雨的下午,人们被低气压压得透不过气来。当时津、平、沪等地出版的报纸上密不透风,什么消息也没有,但是时局的天空上一道闪电,一声炸雷,雨就是下不下来。
  斯诺先生当时是英美几家报纸驻在北平的自由投稿记者,到他家里去议论议论时局,也许可以解开我们的心头苦闷。
  当时已是《何梅协定》以后的几个月。这是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秘密协定。这个协定,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这是国民党对日本的卖国密约。当时我们在北平的感受,知道确实有这个密约。华北五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被日本侵略者赶走了。每星期一上午,国民党政府、学校中举行的国父纪念周被日本迫令停止了。作恶多端的宪兵第三团被赶到陕西临潼,有几支“中央军”也无声无息地撤往南方。国民党政府还答应日本侵略者,要取缔抗日团体和抗日言论。
  不必等七七事变,一九三五年秋天,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拍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了。
  斯诺先生确实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何梅协定》。他一再告诉我们,事情还不会到此止步。日本正在阴谋搞什么华北“特殊化”即所谓五省“自治”,即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制,成为日本卵翼下的自治单位。
  我们到斯诺先生家里去议论时局,是以学生的身份前往的。同时他夫妇二人也早已知道我、张兆麟、王汝梅等人,是燕大学生自治会的干部。我们在一起发问、谈话毫无拘束。我们深切感受到斯诺夫妇对中国的命运是十分关切的,对中国青年是寄以极大的希望的。
  斯诺先生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便在我们面前直接谈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有待以后的发展。他从陕北采访回来之后,我们才了解到斯诺先生很早就深深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改变中国状况的革命力量。
  我们当时只了解到他富有正义感。他不同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外国人一般地都是看不起中国人的。那些商人浑身铜臭气,在中国发了大财,就回国享福去了。那些教会人士,满嘴仁义道德,名义上是传播福音,实际上是麻醉人们的灵魂,要人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斯诺先生给我们的突出印象,就是他既不是商人,又不是牧师。在当时,他是我们很难遇到的一位真诚的朋友。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人和外国朋友交往,就难免自命为高等华人,也跟着看不起中国人了。我们和斯诺先生交往,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是师生,又是朋友,是可以相互交心的好朋友。
  我们从斯诺先生家里了解到时局的某些真实情况,回到校中就分别在几个学生团体里进行分析,这就引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怒:原来我们已处在沦亡的前夕。
  与此同时,我们也渐渐地听到了党的声音。在反动统治之下,党员们没有上级的指示,是不能互相暴露组织关系的。当然对外国人(虽然我们已经非常信任斯诺夫妇)也不便说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十二月以前,他们不知道我们谁是党员,他们把我们看成是爱国青年,甚至以为我们都是东北人。
  党在各校同学中广泛地展开了宣传工作,并且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按照党的指示,我们要有所表示,我们要上街,直接说出抗日的要求。
  我们在斯诺家里商量过这件绝对机密的事,十二月九日和十二月十六日两次大游行之前,我们把游行路线、集合地点,都告诉斯诺夫妇了。我们甚至把《告民众书》的基本内容也翻译给他们听了。几个大学的同学在斯诺家里进行筹备活动,这对我们实在是极为难得的帮助。斯诺夫妇确实是帮助我们党发动了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的。
  由于斯诺在游行之前得到了我们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九日晚上他就给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并且拍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从十二月九日到次年一月初,斯诺先生的照像机和打字机实在忙得一点空闲也没有。这次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国内报纸上未曾登出过一个字,而远在西半球的《太阳报》却发表了详细而且翔实的长篇电报,那里面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史料。这是斯诺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第一个贡献。
  在斯诺先生的提议下,燕大学生自治会在校内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其中有合众社驻中国记者费雪以及《亚洲》杂志记者等六、七人。当天晚上,他们都为自己的报刊发了稿子。当时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这些稿子。为了收集和保存中国革命的史料,我们应该努力去发现这些史料。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斯诺先生的生平,这几位与斯诺同在北平任记者的人,很可能会提供不少事实。
  从此以后,斯诺先生看见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且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
  在北平地下党和上海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精心安排下,斯诺先生带着同情心和正义感访问了陕甘宁边区。
  他把他的采访所得写成一本书,题名《红星照耀中国》。这么一个书名,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美国青年记者的预言,而在十余年以后,确切地说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个书名就不再是预言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
  解放以后,斯诺先生又曾三次来华访问。一次毛主席亲自对他说:“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这是毛主席对斯诺的评价,又是对这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的高度赞扬。
  斯诺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自始至终一直不变。这难道不是最高尚的感情吗?
  我认为,今天我们缅怀斯诺先生,就要深刻认识这一片最高尚的感情——中美两国人民的情谊始终不变。这又是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共同珍视的伟大情操。
  斯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的一半骨灰也在未名湖畔埋葬十年了。一九三五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批中国爱国青年,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和我们成为亲密的战友。
  今天又是一代青年正在校园内为祖国的四化努力攻读。我们把这个伟大的革命叫做新长征。斯诺先生,你曾经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通过你的笔触告诉给了全世界,你一定会想象到在新的长征道路上,我们也会遇到登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我们愿意告诉你,新的一代青年仍然会从你的名著中吸取精神力量。
  你——一个美国朋友曾经预言红星会在全中国升起。
  今天,新一代的中国青年纪念你逝世十周年,我们也要向你作个预言:我们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实现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也是我们对你的告慰。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北京
  (原载1982年2月15日《光明日报》)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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