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缅怀纪念

他对中国满怀希望——记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

埃德加·斯诺一九〇五年生于堪萨斯城。他的父亲詹姆斯在该城拥有一家名为“斯诺印刷公司”的企业。詹姆斯是个不可知论者，而斯诺的母亲安娜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让自己的儿子从小就帮助牧师干活。可是斯诺长大以后对宗教却毫无兴趣。 　　斯诺喜欢旅行。一九二八年他到中国后最先干的一件差事，就是乘火车四处旅行，为中国旅行社和铁路部门撰写旅游指南。 　　到中国后，他定期给《纽约先驱论坛》杂志写稿，受到该杂志梅洛尼夫人的赏识。他写过一篇题为《上海的美国人》的文章，一九三一年该文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发表后，使他在上海倍受排挤，有人以极可怕的调子称他为“亲华分子”。这表明他的文章是赞成中国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 　　斯诺并未到此为止，他接着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首先，他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执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任务，这使他与居住在上海并对此持有同样看法的孙夫人结成了朋友。尔后，他又猛烈抨击蒋介石拒不停止内战、置抗日于不顾而一意孤行剿共的做法。 　　孙夫人当时被视为中国前途的象征和青年们的崇拜者。她虽不是共产党人，却象她丈夫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所做的那样，主张与共产党人合作。斯诺从来不是共产党人，但他逐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同共产党合作才是走向未来的关键所在。 　　他的这种观点，直到一九七一年才终于为尼克松总统所赞同。有的新闻报道说，毛泽东同意尼克松总统访华，也是由斯诺一手促成的。 　　我和埃德于一九三二年圣诞节中午在东京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结婚，整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后来的美国驻日大使阿利亚森和他的未婚妻两个人。我们在著名的“帝国饭店”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日本旅行。时值冬季，到处白雪皑皑，景色动人。接着，我们又乘船前往台湾、婆罗洲、塞利比斯、爪哇、巴厘，再取道新加坡回香港、广州，后又乘“巴特菲尔德—斯怀”号轮船沿海航行，周游了沿途各通商口岸，最后抵达天津。 　　我们来到北京，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租了一个中式四合院。那时，我们被北京社交界视为初入圈者，我们玩骑马逐纸游戏、在“北京饭店”跳舞(在那里，我身穿用中国皇家丝绸做的长长的舞会礼服和皮外套，是唯一为一家东方商店作时装模特儿的人)。 　　我丈夫写了一篇题为《西方威望的衰落》的游记式的长文章，记叙了我们的旅途所见，表明荷、英帝国主义的衰败、日本却在崛起。(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占领的一个岛屿)。斯诺打算把文章删减后寄给《纽约先驱论坛》杂志，我竭力劝他投寄给《星期六晚邮报》。我说：“这两家刊物性质差不多，如果你能给这一家写，也就能给另一家写。”他把文章寄出去了。数星期后，我们收到一份信封上开了个小窗的邮件，以为是广告，差点把它扔进废纸篓。打开一看，竟是一张七百五十美元的支票。“肯定是搞错了”，我们这样想，对上苍的开恩感到诚惶诚恐。我们各人坐上一辆黄包车，赶到银行去查对，看看是不是由于打字错误，把七十五美元或者七·五美元打成了七百五十美元。 　　从那以后，斯诺就定期给《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并从一九四三年起任该刊副主编。后来，由于该刊在其对中国新政府的政策中采取了某种麦卡锡主义的态度，斯诺不愿玷污自己的名声，于一九五〇年辞去了这个职务。他曾计算过，《星期六晚邮报》付给他的稿酬有二十五万美元，此外，在任该刊记者期间，他愿去哪里就可以到那里去，该刊支付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费用。 　　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杂志社长哈里森·史密斯最先发现斯诺的作家才能，他为斯诺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一九三九年，史密斯还当面担保，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书《红色中国内幕》(中译名《续西行漫记》)。 　　斯诺总共出了十一本书，其中有两本——《西行漫记》和《大河彼岸》出了平装本。记得有一次，约翰·冈瑟在纽约为斯诺举办了一个宴会，出席者中有些是“本月最佳书”的评委。他们告诉我们，《西行漫记》本来是可以被评为“本月最佳书”的，但由于个别偏激者从中作梗，终未入选。(这个人是海伍德·布望，有人说他刚加入天主教，激烈反对同共产党的任何来往)。要是选上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十万美元，或许还要多。 　　埃德加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时，我在该校教所有的英语课，还在海淀的清华大学教一个班。我们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学生，也有教授。对当时风行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深恶痛绝。记得有一次，一位身为燕京大学讲师的公谊会教徒在讲台上大肆赞扬墨索里尼青年近卫军的杰出精神时，我们都惊呆了，决定要做些什么来制止这股潮流。 　　我和斯诺一起搬到海淀，我们的理论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比一个人住便宜，比没有人更便宜。当时的兑换率是四比一或五比一，所以，我们每月花五十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适。海淀那所中式房子座落在两英亩大的院子里，院里有网球场、石砌花园、果园等等，每月房租是十五美元。但是，海淀那里没有什么新闻。(除非我们自己造出新闻事件来，而数月后，我们的确这样做了)。 　　詹姆士·米尔斯曾经给斯诺在美联社安排了工作，但他把这个工作让给了吉米·怀特(他毕业于密苏里大学，也在燕京大学念过书)。斯诺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成天急急忙忙地赶写新闻，而耽误了写书、写文章。 　　我们又搬回城里，住在靠近“狐狸塔”的盔甲厂十三号，那是一所常“闹鬼”的房子，每月房租也是十五美元。整幢房子是租给瑞典地理学家奈斯特龙的，我们住了一半。斯诺就是在靠近门房的那个单独房间里写出《西行漫记》的。(我希望中国人现已在那里挂上了匾额，不过把握很小。)这所房子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学生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个发源地。一二九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说的“白色恐怖”，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场运动是由燕京学生自治会发起的，主席是张兆麟。 　　在中国，当时的一个未知数就是，中国内地的红军领导人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纲领是什么?这是摆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在内)面前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一个真空，应当有人去找出答案。斯诺被吸引住了。尽管他热衷于搞独家新闻胜过所有人，他去陕北却是客观使然。他的出版商当时也认为，去那里走一趟是值得一试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斯诺到了西安，从那里进入被封锁的红色区域，成为第一个会见、采访红军领导人的记者。他敢作敢为，智勇双全，不惧怕任何艰险。对于这一点，红色区域里的人们当然不可能视而不见。 　　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所有人都对他敢于来红区表示钦佩，对他的人品亦表示赞赏。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为人随和、举止随便、作风和思想都很民主、有幽默感、喜欢旅行并且乐于探求。他既年轻、又漂亮，有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和长长的睫毛。这些都成了后来中国人称之为“友好人士”的模式。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这种默契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一直保持到一九七二年。 　　斯诺去陕北旅行四个月以后，于十月份回到家里。在此期间，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在他返回前几天才得知他要回来。他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一样不馋，但是却得意洋洋，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猫儿的金丝雀——我当时这样对他说。 　　他写自己的采访记实，我誊抄他的笔记，写图片说明。在打下那篇经典性的毛泽东自传后，我就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埃德遗漏的地方补齐，这是无价之宝。”我们谈了又谈，一连几个钟头地谈，连着谈了好几天。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完全崭新的文明世界。 　　他的图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南京政府发表了声明，否认斯诺曾经到过红区。 　　接着，我自己也到延安共产党区域旅行了一趟，搜集到斯诺遗漏的图片、消息。在他离开延安之前，有两支部队和他们的地方政府还在长征途中，尚未到达延安。 　　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天晚上，我们同英国领事约翰·亚历山大共进晚餐。他极力鼓吹合作运动的优点，说这种中间道路就是前途所在，亦如在斯堪的纳维亚一样。原先，我对此不但表示怀疑，还持有异议。后来亚历山大说：“你讲不出什么反对合作运动的话，它是在任何一种社会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民主的基础。”经他这么说，我才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那正是中国的情形——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为什么不在根据地试办小型合作社呢?这样不仅可以救济难民，还可以生产出从经济、军事方面粉碎日本大规模进攻的必需品。我们同意了这个主意，让路易·艾黎进行这项工作。这位新西兰人是上海工部局的监察员，他的伙伴，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弗兰克·莱姆和C·F·吴拟定了技术计划，并开始工作(这两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员、新教教徒，在福特工厂受过训练)。 　　“工合”这个名字在中文里的意思只不过是“一起工作”或“合作社”。于是，这个词就成为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开办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称号。路易·艾黎把这个合作社的第一号证章发给了我。 　　从一开始我们就打算，除了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开办“工合”外，还在共产党区域开办这样的合作社。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异端邪说。斯诺给毛泽东写了信，把我们一九三八年的这种想法告诉他，毛回信默许了此事。 　　由于得到赞同，路易·艾黎于一九三九年去延安，并在那里建立“工合”总部。我们组织起来，从菲律宾的富裕华侨那里筹款，并根据“基督教青年会”安妮·格丝里一张片头为“朋友遍天下”的名单筹款。我们还得到美国人的资助，如克劳特夫妇、威廉·巴布科克夫人等。“工合”是连接西方和延安之间的桥梁，它出现在最重要的时刻，我想人们还不至于忘掉它吧。 　　这些流动的小合作社在共产党区域扩展开来，遍布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九五八年以后，它们合并成巨大的公社，有些有六万人左右。当然，中国人不愿提及这种工业、手工业小组的起源，我现在这样提及时，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是，我要这么说：是路易·艾黎在一九三八年——一九四八年采用“工合”的小作坊办法，第一次把工业革命引进了中国乡村。而且，多数资金都来自美国人，来自那些仁慈慷慨的人，他们乐善好施，不图报答，不求名利。 　　斯诺感到，帮助开办“工合”比任何事情都值得骄傲，当然我也不例外。 　　斯诺不愿自己书中有任何难于消化的东西他称之为，“疙瘩”，例如毛泽东的整个“自传”。我却极力争取把它编入书中，一直争得筋疲力竭。我不愿去延安旅行，因为我估计他会把这几乎全部砍掉。 　　“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我坚持己见，“一点都不要删，它将使你的书永垂不朽，无比珍贵。”的确是如此(尽管他删去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 　　(本文作者海伦·福斯特·斯诺是斯诺的前妻，笔名尼姆·韦尔斯。本文原载1972年2月19日美国《堪萨斯城星报》，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编者。)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