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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诺相处的日子

马汝邻

早就想写关于这位中国友人的回忆，但在“四害”横行的日子是没有可能的。在被审查交代问题的时候，我老老实实按他们的要求把来往过的外国人一一写出来，就已经使他们惊讶地说：“你有这么多的外国关系，就这一条已经够了!”在那以前,两次得知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来到中国，我很想见她一次，但在当时是没有可能的。第二次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想，直接寄给她可能收不到，也有顾虑，就寄给敬爱的周总理转交，后来也无消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又忙于他务没有顾上执笔。最近看到《读书》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尼姆给王福时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有关我当初准备陪斯诺去陕北的事；“在斯诺去保安时，一个姓马的中国青年人也想去，充当他的译员。他是个左派，聪明的青年人，(我想他是在宋哲元那里有工作的，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他后来不肯去那里了，而到别处去了。(我认为他是到四川去了)……” 　　尼姆这封信中所写的，除猜想我在宋哲元那里有工作这一点不对以外，其他都是确实的。也许是当年我陪同斯诺访问冀察政委会秘书长萧振瀛回来，和她谈到萧的秘书田雨时以及有关宋集团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她的这种猜想。 　　由于北平地下党的被破坏，在一九三六年时，我已失掉了组织关系。我仍然象过去一样每天或间天去斯诺家。五、六月间的一天，斯诺突然向我：“你想去陕北吗?”接着他告诉我，他已经联系有可能去陕北采访，如能顺利实现，我能否随他同去，仍给他作翻译员?我欣然答应了。我们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分别由北平动身，约好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会齐。在那里准备去陕北的国际友人很有几位，除斯诺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个子矮矮的，面目黑黑的美国医生，我想可能就是马海德吧，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是很坚定的。当时陕北派来和这些国际友人联系的是一个青年人，自称姓陈。因为除我以外都是外宾，无需用中文名字的。我至今不知道这人是否即是尼姆信中所说的陈翰伯。这些外宾的到来，是事先经过联系的。而我的参加，则是接待人陈所不知道的，并且我已失掉组织关系，当然没有组织介绍了。我对陈讲了我在北平失掉组织关系的经过和陪斯诺来的目的：一方面是给斯诺当译员；另方面是希望从中央找到关系，待斯诺访问结束后仍然回到北平，去从事地下工作。陈回去请示研究之后，给我答复说：“党对你的事进行了研究和安排。斯诺的译员，中央已经安排人了；北平也无需回去，要求你长期留陕北工作。”这却是我思想没有准备的。我那时结婚不久，第一个女儿才半岁，在北平和我母亲住在一起，靠我当教员和记者的工资生活。我表现了犹豫，并对陈说了这些情况。陈又和组织进行了研究。那位美国医生知道了，当面责难我说：“一个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还有什么个人考虑!”这些话使我非常惭愧。当时我给爱人发了航空信，告诉她我将到一个地方去，可能较长时间不能见面了。关于我的消息，以后可在斯诺夫人——尼姆那里知道。信发出后，我已决定等通知去陕北。不料陈回来告诉我说：“党研究了你的情况，认为陕北目前条件差，你的爱人、女儿暂时不宜来。既然母亲可以由你哥哥接走，爱人可以带女儿回四川巴县娘家暂住(这些都是我对陈汇报的)，党给你一个星期假来办这些事。事毕你仍然来西京招待所接头。”我立即回到北平送走了母亲，带着爱人和女儿到了重庆。因为延误了行期，一个星期的期限远远超过了，只得在四川留下。所以我和斯诺的关系也只是到一九三六年七月为止。 　　这里附带谈一件我当时亲身经历，而当前又说法不一的事。我在西京招待所时，马海德曾给我看过鲁迅先生托他们带给毛主席的金华火腿。现在有人却把它说成是送给红军的，如上海石一歌所写的。另外，关于鲁迅先生祝贺长征胜利写给中央的有名的电文，这个电文我当时并没有听到谈过；但在“众说”中，有的说电文是藏在火腿中带来的，在上海鲁迅先生纪念馆就有这个说法，据说是根据许广平先生的设想。这火腿我是亲眼得见的，不象有什么藏电文的痕迹。有的强调了这电文之所以不全，是由于白色恐怖和保密的原因；还说切开火腿之后才发现的。实际当时西安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控制下，和红军已达成了谅解，正如陈当时对我说的，共产党在西安已成了半公开的。电文如果随同火腿到达西安，往陕北传递就不存在困难了。所以我想鲁迅先生庆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文或信件，可能是另有渠道递交的。 　　和斯诺交往的始末 　　我和斯诺的相识是由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介绍的。九一八事变后，我由刘靖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同他一起领导了北平辅仁大学东北同学的抗交学费斗争。以后在辅大待不下去了，一九三二年夏转入了北京大学教育系。次年，中共河北省委成立了一个地下的“工农通讯社”，参加的只有吴砚农同志、我和一位姓张的同志。可能是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给我介绍结识了史沫特莱女士。和她的相见，也是颇富戏剧性的：在我的秘密通讯处，接到她一个条子，说她将于某时在秀鹤图书公司(北平当时唯一的一个外文书店)等我；她是一个女人，身上穿一件皮大衣，手上将在翻阅一本杂志。届时果然见到了她，打了招呼之后，她便引我到北京饭店前面丛林中的石凳上，谈了一小时左右。谈的主要是要把中国革命介绍到世界的问题。当时她就向我介绍了斯诺，要我和他来往。她说斯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非常有能力和活跃的。由于她的介绍，我便去海淀走访了斯诺夫妇，受到他们热情而有礼貌的欢迎。那时斯诺才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个子不高，面孔略显黝黑，大方而自然。他已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对待我这个二十二岁的中国青年，态度平易，不但没有白种人的优越感，甚至把好多中国的问题以求教的口气向我提出。他的夫人海伦·佩格(笔名尼姆·韦尔斯)，长得纤细瘦弱，富于诗人的气质，热情好动，和斯诺的带些学者稳重的气息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对于中国的抗日运动和苏维埃红军的斗争，都很关切。不过斯诺持的是审慎客观的记者态度，而佩格则往往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前途信心不足，甚至失望。 　　我们相识之后，我便间或去他家做客，有时晚了也留下过夜。他那里也是我和史沫特莱偶尔会晤之地。总的说来，我和史沫特莱会晤的次数很少，而且往往是事务性的，远不象和斯诺夫妇的朋友式的交往，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史沫特莱为了我的地下工作，需要有一个公开记者的身份，把我介绍给上海《大美晚报》总编张似旭先生，张任命我为该报北平特约通讯员。后来因为没有记者证，不便于某些场合的采访，史沫特莱又特意为我函索来记者证。她这样殷勤帮助，当然不是独厚于我的，而是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支持。我和她的来往并不多，但是她那烈火般的热情，钢铁般的坚强性格，爱憎分明的原则性，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一九三四年夏，我参加北大教育系毕业参观团到上海，通过大美晚报社和她见了面。她告诉我，国民党特务监视和包围着宋庆龄(她称之为孙夫人)，她和别的同志在暗地保护着宋。她对我出示了她带的手枪。她义形于色地说，如果万一遇到特务围捕的情况，她是要拼死抵抗的。这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斯诺夫妇对我说过，史沫特莱在北平或在华的美侨中是孤立的，一般宴会也都不请她。因为她是一个有色人种的革命者的遗孀，而美国白人大都是有种族歧视的。他们说：“不过我们是和她来往的。”我和她结识之前，就见过她的那本自传性的长篇《大地的女儿》的中文译本，但是遗憾的是始终没有读多少。后来想读时却再也找不到了。 　　我参加的地下“工农通讯社”，是党的机密部门。当时北平又是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所以没有经常的组织生活，只有和上级派来的人单线联系。我的工作就是到秘密的通讯处去取稿件，其中有由上海总社寄来的复写纸写的通讯，有《国际通讯》和德国“反帝大同盟”寄来的油印刊物等。通讯社的另外两位同志把写好的通讯稿直接交给我，但我们自己写的并不多。我把这些稿件整理好，等候上级派人来取走。到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那两个同志长期不来联系；上海的稿件仍不断寄来，却没有人来取走。根据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这是出了问题了。我到上海去参观就是在这联系中断的时候。参观回来以后，我在一个中学教书，但课程不多。那时，斯诺已经从海淀搬到东城盔甲厂，他担任了《纽约太阳报》和英国的《每日先驱报》记者。他写作一般直接用打字机起稿，佩格对他写作的敏捷是很倾倒的。有时两口子吵架，他甚至一面听着佩格的责骂，不时回敬一两句，一面双手不停地敲击他的键盘。这时见面容易，他就约我帮助他工作，我们就几乎每天见面了。他会说的中国话很少，根本不能阅读中文，他的新闻报道，刊物上的论著，翻译的小说，大都靠听别人口述进行的。我的工作主要是把报纸上的一些重要新闻向他口述。有时我们也讨论一些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如关于文言、白话、大众语的论争，“拉丁化”和“国语罗马化”问题，文艺上对民族文学、第三种人的批判等等。他对这些问题都非常感兴趣。这些问题，我都是非常鲜明地站在左翼一面的。但由于我的文化和理论修养有限，英文运用的能力也很低，在和斯诺的讨论中(佩格也时常参加争论)，往往不能说服他。例如他认为语言就是大众的，因此大众语运动的提法是不必要的，把白话和大众语截然分开，理由也不充分；主要是要联合起来反对文言复古的问题。我说，现在的所谓白话已经脱离了口语，而且很多是欧化了的。他说，写的语言是不能与口语完全一致的。他对尽量用土语、地方语也持保留意见。佩格补充说，欧化也是难免和必要的。她在谈论中国文化问题时说，反对欧化或西化是不对的，那应该说是现代化。当然他们也不能说服我。斯诺热情地要我给《亚细亚》杂志写一篇关于文言、白话、大众语之争的文章，他说他可以为我译成英文发表。后来，我写出了并把稿子的大纲讲给他听，他听后笑着说：“你这文章是不合杂志文章的体裁的，很象一篇学术论文。杂志的文章要开门见山把问题提出来，把论点摆清楚。”佩格说：“写杂志的论文，你要把读者当作中小学生，不能写得太深奥了。”其实那是我的水平，只能照搬些名词术语。在如何写作方面，斯诺是有很多很好的见解的，可惜我都记不得了。对于拉丁化、罗马化之争，他感到不解，他认为二者是一回事。我说拉丁化不标四声，容易学，也接近地方口语，而不是记录那实际不存在的所谓“国语”。他认为不要四声必然导致混乱；而把中国话分裂成许多地区的文字方案，也是不妥的。对左翼文学运动他是非常同情的，特别是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是出自内心的。他曾对我列举了四五项文学方面的工作，他认为除了鲁迅之外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作的；鲁迅之死在这些方面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他列举的具体内容，非常可惜我已记不清了。大概有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文学史、左翼作家运动等等。 　　他翻译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一般是先听介绍故事梗概决定取舍，再进一步了解作品的结构、语言特色等等。他是很重视作品中的对话的。有无对话和对话中所表现人物的艺术性，也是他考虑取舍的一个方面。他除对于中国当代的一些大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等十分赞赏外，对于魏金枝、沈从文、穆木天等也很推崇。不过对鲁迅作品中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写法也表示异议。这点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他认为张天翼的作品有时出现一些穿插插话，把内容搞松懈了。对于我国作家作品中不时出现的一些下流骂人的脏字眼，他表示不赞成。 　　在他的寓所来往的，多半是当时在北平的美侨。他对有名的《长城历史》的作者——东方学者拉铁摩尔很尊重；对中国古代社会史很有创见的德国学者维特弗格尔，他也十分敬仰。在一些外国记者中，他对在沪办《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比较推崇。此外能如他意的不多，尤其看不起那个在外国记者中最阔气的斯马泽，此人在东城租了一所小王府，还给自己预备了一乘轿子，抬他的轿夫穿的都是云边衣服。斯诺告诉我说，此人的新闻稿都是用海底电报Cable拍发的，一个字要一美元；但对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他却是这样报道的(大意)：“今日北平学生大约有×千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了大量的小册子和传单，有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斯诺还告诉我，当时在北平的路透社记者某人，是个最看不起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死硬派；又告诉我，那个日本同盟社记者，实际上是日本间谍。斯诺对“北平救世军”的欺骗和喧嚣极其蔑视，甚至是愤怒的。 　　斯诺为人谦虚、诚恳、朴实。特别是对待青年，他不仅照顾帮助，而且很尊重他们的意见，虚心求教。例如他教给我如何写通讯：必须简练，单刀直入，一开始就要把事件的主要内容用几句话概括地写出，切忌原原本本噜苏不完。他知道我是个穷学生，除每月的十元报酬外，老要送我一些衣物，但又怕伤我的自尊心。他还把他常用的一架轻便打字机送我作纪念；可惜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坏了。许多有关左翼运动的问题，他都要征求我的意见。在一二九前后，许多燕大的学生到他寓所谈中国的局势，常来的有学生会主席张兆麟、陆璀等。一二九后学生南下宣传，不少学生还给他写信联系。陆璀的信上写到路上如何辛苦，月经来了还是不停宣传、跋涉，他非常同情。当时北平有一类以谋利为目的仅有一二人的“通讯社”，当他们向他兜售仅有的几条新闻稿时，他也是待之以礼。但对汉奸、法西斯所办的报纸，如《冀东报》、《北方日报》等，他则投以极大的轻蔑。他和我谈心时问我有什么谋生技术、专长，才不致在失业时遇到困难，可见他对中国革命青年爱护之深。因为我多次在他那里吃住，他发觉我不吃猪肉，才知我是回民。他简直大惑不解：一个相信无神的革命者，怎会是穆罕默德的教徒呢?我对他解释，宗教和民族是两回事，不吃猪肉是民族风俗习惯问题。他听了似懂非懂。从此，他也问我一些西北回民和甘肃五马的情况，有的他收在《西行漫记》中。但那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有些并不确切。我也给他介绍过北大教育系进步教授尚仲衣，《大公报》记者吴砚农以及辅大同学邢其毅(现在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等。据我所知，他是在当时北平外国记者中和中国人民接触最广泛的一个。 　　海伦·佩格富于诗人气质，比斯诺的性情活泼得多。她写作较慢，字斟句酌。一次，她见到我就大呼：“马!来向我表示祝贺，我的诗已经被一九三三年美国新诗年选中了!”说着她把那本书高举给我看。她说话是直言无隐的。一次她对我说：“告诉你，我对中国是失望了，看不到她的前途。”但她也力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中找到中国未来的希望。她问我，朱德、毛泽东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个名字，没有什么意思。“不!”她说，“中国的方块字都是有意义的。朱德不是红色的道德吗?毛泽东不是羽翼泽被东方的意思吗?”她把周恩来解释为普遍的恩惠来了。她颇爱咬文嚼字。一次说：“你们不应自称唯物主义者，你们才是有高尚理想的唯心主义者。”英语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一个词，她显然是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唯利是图的同义语了。她知道我是左派青年，所以也表示敬重。她问我是否给共青团的刊物写过文章?我说，我给《列宁青年》写过如何写标语这类文字。她听了大为失望，应付地说：“很实际!”她是热爱生活的，隔几天就把房间里的家具重新布置一番，要我评论欣赏她的布置，对此我是一窍不通的。 　　几次共同的采访活动 　　斯诺出外采访的时候不多，而有些采访又是我不能同他一道去的。例如他两次走访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少将(第一次访问时是大佐)，仅听他回来气愤地说土肥原傲慢无比，连对西方记者也是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也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大头头何应钦、黄郛、秦德纯等。在冀东汉奸政权成立时，他同许多外国记者去访问过，他们的尖锐的提问曾使殷汝耕张口结舌，窘迫非常，在回头请示了坐在身后的日本顾问后，只能尴尬地回答：“无可奉告。”我同他一起进行采访工作是很少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香河县汉奸暴动推翻了国民党的县政府以后，我们和史沫特莱还有另外几个西方记者去采访。他们在汽车上高唱歌曲，活泼得很。路过通县(那时冀东汉奸政府还未成立)等地，街上小店中不少“高丽棒子”、“日本浪人”出售金丹白面的招牌都被收入他们的镜头。在香河未见到暴动的汉奸头子武宜亭，仅会见了一个自称公安局长的二号头子，他让我们照了他的尊容,记录了他反动荒谬、矛盾百出的言论。 　　一二九运动的采访 　　斯诺当时和一些大学生特别是燕大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对一二九运动的发动事先是清楚地知道的。在北平的西方记者(不包括日本同盟社的)也都应邀参加。我和斯诺那天整天都在一起。那天，斯诺和其他外国记者冒着寒风，整天和游行的学生走在一起，饿了就买点花生剥着吃。队伍走过长安街想通过王府井大街前进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军警阻挡不能通过。军警们以水龙冲向学生，并以大刀横劈乱砍,不少学生受伤，一部分学生被捕，一部分学生英勇地夺过水龙头，冲了过去。至于外国记者包括斯诺在内，在队伍被阻于街口时，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出入街口，军警见了洋人还是惧怕几分的，未加拦阻。 　　一二·一六的游行规模更大。十几个人一横排的队伍从天桥出发，前锋已达前门，而尾部还在天桥未动。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当时无法统计，估计的说法不一。我估计是不超过两万人。当时我以“立欧”的笔名在上海《大美晚报》写过一篇北平特约航讯《北平学生二次示威记》，解放后人民出版社的近代史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也刊载了。斯诺、我和五六个西方记者走在队伍最前面，到了正阳门，突然响起了一排枪声。队伍停下来了，西方记者纷纷后退，那个路透社记者腿长跑得最快，一下子跳过了火神庙的短墙。我和斯诺站在路边静观动静。这位记者看见暂时平静下来了，一个人走向军警对他们大吵大嚷，相隔较远听不清他吵什么，我误以为他是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指责军警的暴行。斯诺告诉我：他是为了扫了他们白人尊严而激烈抗议的，他才不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哪。被阻的学生又企图转和平门、宣武门，也都一样地被阻不能进入内城。一直坚持到半夜，宋哲元命令军警用大刀棍棒把这些精疲力竭、口干舌燥的学生残酷地驱散和逮捕。我们并未等到那时，在暮色苍茫的时候就各自回寓所了。 　　在冀察政委会的汉奸们粉墨登场之后，斯诺要我和他同访问替二十九军和日本关东军穿针引线的二十九军总参议萧振瀛。那时萧已是冀察政委会秘书长和北平市长了。我欣然陪他同去。不料在门上被阻，硬说萧本人不在，由田秘书接见。见了面才知是叛徒田应春(后改名田雨时，现在是台湾国是座谈会的成员)。一九三二年到顺城王府向张学良请愿时，我们同是大学学生会代表，那时他慷慨陈词，当面指斥张的不抵抗主义，使我很感钦佩；不料现在已堕落为汉奸的爪牙。他见了我装作不认识，还说他不姓田而是姓阎!斯诺也看出这个尴尬局面，知道此行不会有什么收获，便走了。 　　“郭清事件”斯诺也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但我未参加。 　　一九三六年夏，我和斯诺从西京招待所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面了。但我对他还是很关心，处处注意他的活动和文章。仿佛记得他去陕北后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刘少奇是中共在毛泽东之外的另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二次大战后，他在美国似乎不太得意，已经不是身兼英美两家大报的记者了，而仅仅是一家《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我记得他有一篇文章预言毛泽东很可能成为铁托，和苏联只是兄弟关系而不会是父子关系云云。今天看来他这些论断都是具有卓识的。 　　拉杂记来已经不少，但仍不免挂一漏万。年老记忆衰退，也可能存在有出入的地方，他日再修改补充吧。 　　(原载1981年第1期《新闻研究资料》)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