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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我的良师和益友

张兆麟

中国人民真挚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已十周年了，作为他的学生和战友的我，早就该写点纪念他的文章，我有责任这样做，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我无法写纪念他的文章。过去，我只能借每次进京之便，到燕园他的墓地前徘徊追忆，寄托我的哀思。一束鲜花表达不了我们——中国人民对他的思念。现在可以告慰他的，是他所同情、关注和给予多方援助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外国侵略，而且经过十年浩劫之后，今天正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迅猛前进!作为中国人民朋友的斯诺有灵，当可含笑九泉了。 　　我与埃德加·斯诺的交往开始于一九三五年初秋，一二九运动之前，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我国东北及内蒙的大片土地后，又向华北侵略，而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拱手出卖华北的年代。这时广大中国爱国青年的思想，处于愤怒和苦闷之中。他们的爱国热情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埃德加·斯诺当时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外国记者，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我与他有师生之谊。他消息很灵通，对中国共产党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都很关注和同情。为了得知当时华北形势的真象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情况，我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和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初次访问了斯诺。那时他已从海淀搬回城里，住在北平东城盔甲厂十三号。在这次访问中，我受到了他和他的夫人佩格·斯诺(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的热情接待。当他们知道我访问的意图后，就把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蒋介石企图玩弄出卖华北的阴谋，幻想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华北后，侵略行径会有所收敛。斯诺夫妇还建议，中国学生应有所行动，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为。他们的同情和关怀中国人民的诚恳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当时，斯诺夫妇给我较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俩人的性格明显地不同。埃德加·斯诺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好沉思，具有学者的稳重态度；而佩格·斯诺性格爽朗，热情好动，很健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谈话中，她常常插话，打断斯诺的谈话。但他们俩人都深切地同情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热情关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自那以后到斯诺离开北平访问保安之前，我从学校到城里去时，经常到他们家坐坐，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常去的场所。记得当时常去他们家的有燕京大学的王汝梅(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大的David俞(黄敬，已故，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进步同学。斯诺夫妇没有当时一般白种人的优越感，总是以朋友式的亲切态度与我们交谈或争论问题。特别是佩格·斯诺，虽然她当时只是一位二十七岁漂亮的美国妇女，却常常称我们为“You Kids”(你们这些孩子)，好以长者自居，其实这是表示亲昵的称呼。 　　斯诺的家所以成为一些进步青年经常拜访的场所，是因为从斯诺口中，大家可以获得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不能发表的内幕消息；还可以获得一些有关红军进展的情况。这些消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常通过当时燕京大学校内的群众团体，特别是“时事座谈会”(刘克夷〔即刘柯，现任北京第一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和陈翰伯发起)和“东北问题研究会”(王汝梅和张兆麟发起)把所知道的内幕消息传播给同学们。这些活动深受同学们欢迎，参加的人较多，对促进同学们探讨和研究当时的政治问题，激发同学们抗日救国的热情，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斯诺夫妇对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曾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在一二九运动之前，我们通过他转达了我们给孙夫人宋庆龄的信件，向她表达我们青年学生的思想苦闷和爱国热情；通过他，我们收到了孙夫人的复信，这封信给了我们鼓舞和力量。也是通过他们，在一二九运动之前，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一篇宣言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实质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寄往国外报纸发表。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热烈地与我们讨论如何行动的问题，还提出一些积极建议，虽然有的建议我们没有采纳，但他们的诚挚和热情却使我至今铭记不忘。 　　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援，斯诺还注意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介绍给外国的一些友好进步人士，如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著名德国经济学家韦特福格尔夫妇等人。就是在斯诺家，经过斯诺的介绍，我才与他们认识的。 　　斯诺不仅在一二九运动之前积极支持中国学生的抗日活动，他还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两次学生示威游行。记得一二九运动的当日，燕大、清华等几所处于郊外的学校的学生，由于西直门城门紧闭未得进城，我未亲自见到斯诺。后来，听别人说，斯诺和其他一些西方外国记者跟着学生的队伍进行了采访。在北国隆冬飕飕的冷风中，斯诺一整天都走在学生队伍中，一直坚持到最后，在一二·一六那次游行示威中，当学生们被阻于宣武门时，斯诺还在城楼上，用英语把有关情况告诉给同学们。 　　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所以能通过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越过高山海洋，传到全世界，斯诺起了积极作用。一二九运动的当日晚间，他就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报道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长篇通讯，这在当时是向国外发出的独家新闻报道。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许多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报道，也都被刊登了。他曾把剪报送给我看。可惜的是，由于解放前我一直处于动荡不定的环境中，未能将那些剪报很好保存下来而给遗失了。 　　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还建议我们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在燕大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参加会议的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亚细亚》杂志等六个报刊的驻北平记者，斯诺也参加了这次招待会。会上，我们讲了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 　　斯诺所以能满怀热情地支持并投入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不是偶然的激情，而是因为他同情人民，追求真理。他通过对中国社会长期、深入的考察，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正象他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一节中所说的，“象W·H·唐纳德、普特南·韦尔、托姆·密勒等报人，过去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此中原因，现在我明白过来了。当一位为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北京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这足以说明斯诺对中国人民怀有的深厚诚挚的友情，这就是他始终一贯地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感情基础。 　　一九三八年初，我与斯诺在武汉又见面了。当时我在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同志任厅长)担任国际宣传工作。那时，他到武汉与路易·艾黎等同志忙于发起筹组“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事宜。我是在此时认识路易·艾黎的。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是众所周知的热爱中国人民的国际友好人士，当时，外籍人士都称他为“实干家”(a man of action)。 　　“工合”是从工业方面援助抗战的一个进步组织，它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等的赞助和支持；但国民党当局则对这个组织进行了阻挠破坏。斯诺为了呼吁国际上的同情，得到国外捐款的援助，曾暂时辞去了报社职务，奔走于香港及一些其他国家之间，在各地组织“工合”委员会分会，并进行宣传活动。为此，斯诺夫妇甚至耗尽了他们的个人积蓄，这正如斯诺所说的：“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 　　斯诺还不时地介绍一些进步的外国人士，参加抗战活动。记得他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就曾介绍一位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马彬和(McCauland)持信到武汉找我，要求参加抗战工作。经过组织同意，我将马彬和介绍到第三厅，担任对外英语广播工作，主要向国外广播有关抗战活动及日寇暴行等。这项工作原拟聘请史沫特莱担任，由于她当时太忙，改由马彬和担任了。当时，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所以能积极支援“工合”，他本人固然比较开明，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但斯诺积极对他进行工作，也是个重要因素。斯诺在武汉时，曾欲介绍我去认识一下这位大使，后因工作忙，未能实现。 　　我与斯诺最后的一次见面，是一九四二年在重庆。那时他独身一人刚从美国回来，受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聘请，作为战地记者到中国进行采访。他身着军装，风貌不减当年。不久，他就到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去了。记得那次我是和孟用潜同志一道去的，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一九七二年我听说斯诺在瑞士患病，最后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聆听之余，悲痛万分，为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也为中国人民失去一位忠诚的朋友而悲痛。如他今天尚在人世，当能为巩固和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行不懈的努力。斯诺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美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人继承斯诺的遗志，为两国友谊进行坚韧持续的努力。 　　斯诺先生，您安息吧!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