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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

（美）埃德加·斯诺

一、保安寄来的明信片 　　总司令(蒋介石——译注)于1936年12月被张学良逮捕监禁不久，我接到从延安付邮来自陕西保安的一张明信片。它通过正常的邮路送到北京我的手中，写信人是我迄未获准披露其姓名的某医生。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领导工作。他在明信片中栩栩如生地并满怀激情地记述了在收到关于蒋介石已在西安被抓了起来的消息之后，保安立即举行群众庆祝大会的情况。 　　这位医生在信中说，毛泽东等人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把蒋介石作为卖国贼交付“群众公审”。当时全城欣喜若狂。我手头已经没有这张明信片，但我想是在总司令还在扣押或者刚刚获释的时候收到的。我记得，信中的语调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它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中共打算把蒋介石作为阶下囚，将他提交审判，或使他威信扫地，等我收到明信片时，情况已很清楚，中央已经改变他们的方针；他们业已宣布愿意拥护他在战时抗日力量联盟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直到我见了X君，我才获悉解释这一矛盾现象的更为具体的材料。 　　二、同“X”君的一席谈 　　1937年11月2日。(我引用我在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见过X之后所记的日记)孔祥熙在西安事变期间来看过X。他请X在一份谴责张学良抓捕总司令的声明上签字。X断然拒绝。孔目瞪口呆，要求知道究竟。 　　“他做得对，”X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我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为此事，”X对我说，“他们至今一直未曾宽恕我。” 　　X说，他事先就知道张学良打算要干这种事。X甚至怂恿过他这么干。X告诉他：“你得有所作为，洗耻雪辱(在他花天酒地时丢掉了东北)。”张是X在上海的邻居；也就是说，他们在法租界的房子坐落在同一个街区。因此X听到张的反对总司令的行动消息时兴高采烈，而对释蒋情绪消沉。当时并非只有X才是这样。 　　X说：“毛泽东在接到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他们一直在打算公审蒋，并组成一个西北抗日国防政府。” 　　据X讲，在蒋夫人到来之前，蒋一直拒绝会见西安的中共人士。周(恩来)趋访蒋夫人，要求她安排同蒋会见。她最后同意了。周在同蒋谈话时始终语极谦恭。 　　就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日子，我获悉X曾转送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那份电报，电报声称，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这显然是一段时间以来莫斯科发来的第一次这种类型的直接通讯。 　　三、莫斯科在张学良问题上的“错误” 　　在会见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妻子安娜以后，我想起了我同一位姓顾的先生作过一次交谈。此公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初次会他是在天津，后来又在上海见过。他曾经当了大约十年共产党员，已升任省委负责人。他竭力反对党关于蒋介石问题的决定，认为莫斯科犯了错误。 　　下面的材料，是我写到此处时为了说明问题加进来的。 　　1938年2月5日。顾认为，要是再把蒋在西安多扣几天，就会导致南京方面发生某些真正的和根本的变化：不经内战就形成联合政府。只要扣着蒋，内战(即使继续打起来)也可以用释放他的办法随时加以制止。尤其是在蒋夫人、宋子文和W·H·端纳到了西安之后，更是“十年不遇的良机”。莫斯科的命令到达时，顾一直在上海。命令的措词毫无商量余地(顾的说法)，大致如此：“立即释蒋，不然就同你们断绝一切关系。”党被弄得懵头转向；顾坚决不同意；X亦然。共产党本来想把蒋弄到他们的地区去，在那里举行公审。莫斯科的要求使他们别无选择，这才改变了他们党的方针。真是了不起，他们居然有办法贯彻执行这一(经过修正的)决定而没有在他们的军队中引起哗变。 　　“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周恩来告诉王炳南说，“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 　　为什么要下这道命令?毫无疑问它是出自斯大林。是否他已(通过日本人)同蒋达成某种秘密谅解?是否鲍格莫洛夫①(1938年失宠)给他提供了关于西北地区蒋张关系的错误情报?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作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安娜认为，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情况。 　　然而，莫斯科竟然这样错误理解形势是毫无道理的，即使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中共亲自写来的关于西北事态发展的详细报告也说不过去。1936年我一从延安回来，就在北京卖给塔斯社一整套我为纽约的《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写的文章。我还如实告诉过塔斯社驻北京负责人(言明不公开发表)，张学良如何帮助共产党的情况。我们的交谈说明他并不全部知道这些事情。但他本人毫不怀疑张学良是真心抗日的，张抓蒋介石得到了中共的全力支持。他对莫斯科报界的反映，和我一样感到愕然不解。他连声说，“我不明白。他们看了我的全部报道。他们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我还给俄国武官拉宾上校谈过大部分这一情报——还同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谈了我所知道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全部背景。我同样明告俄国大使鲍格莫洛夫，莫斯科对张学良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他心里清楚，窘态毕露而不愿同我谈此问题。 　　鲍格莫洛夫和拉宾肯定会把西安事变前后他们所了解的西安局势报告莫斯科，对此我没有多少怀疑。我也有理由肯定，塔斯社也把我写的那些文章送给了莫斯科，结果一篇也没有刊登。过了好久，那里才背着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删改本，把书中所有有关西安事变、共产国际、俄国以及其他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统统删掉了。 　　我写道：“《消息报》和《真理报》公然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它们对张学良大施挞伐而对蒋介石却大唱赞歌。他们编造故事，说什么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共同策动的。这种无中生有的诽谤，就连中国最反动的报刊都不敢抛出，怕的是叫人笑掉牙。列宁说过：‘撒谎是可以的，先生们，但是要有限度!’”——《红星照耀中国》(朗德姆出版社1937年版)第410页。 　　鲍格莫洛夫和拉宾两人都在1937—1938年的清党审判中被捕，结果是失宠或者流放以至可能被处死。我也不清楚那位塔斯社记者的命运。他在1937年被召回。我在俄国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我到别的任何国家工作时也再没有他的消息。 　　根据我的这一亲身经历，我深信只要是由俄国制订共产国际的路线，那就随时随地都会把凡是克里姆林宫认为的苏联战略利益置于第一位——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苏俄共产主义第一，国际共产主义第二。可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当然不会承认这二者有什么矛盾。大致可以肯定，斯大林之所以一心要搭救蒋介石，乃是出于害怕国民党将领们在没有蒋介石的情况下会愤而倒向日本人，同日本人结成反俄同盟。据赫尔利将军战时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会谈后向国务院的报告，莫洛托夫曾说：“由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蒋才回到他政府的宝座，革命的领导人(张学良)才被逮捕。”——《美国对华关系》(华盛顿1949年版)第72页。 　　王安娜告诉我，她同她丈夫王炳南1936年春途经莫斯科回来时，王炳南去看望了王明(陈绍禹的化名)，他们对西北的政治形势长谈多日。王炳南(杨虎城的外甥或叫继子，杨当时任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同意回西安后争取杨参加统一战线。商定王炳南届时要给王明去电报，王接电后即派共产国际代表去见杨并建立联系。王回到西安后，原料想在争取杨时会有麻烦；不料杨竟没有表示多少异议。在谈了一个星期的国际政治形势之后，杨将军同意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王炳南立即(4月或5月间)电告莫斯科的王明派他的代表前来。结果毫无下文。他接连去电报，全都似石沉大海。时间在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最后杨虎城完全撇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西安直接同共产党人进行了接触。 　　只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和事变之后，中共才把他们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从成立“西北抗日政府”扩大到同南京方面合作。而在此以前，他们一直是想通过统一西北(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和北方军队中其他可能分化出来的人)来分裂南京。 　　之所以要对王明有上面一番议论，其意义在于他从莫斯科回国时，并没有如他自己所料的那样，担任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或至少领导成员之一。一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他未能向莫斯科提供有关国内政治情况的正确情报。有谣传说他要对那份莫斯科的电令负责。我个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毛和他的小圈子不让王复居要职，另有其他种种缘由。但他同那份不得人心的电报的关系，大概是他失势的一大原因。 　　我还有这样的印象：斯大林直接发布命令，影响中国党的重大决策，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是他最后的一次。 　　四、苗凤夏(苗剑秋)的故事 　　下面是从未发表过的采访苗凤夏的大部分内容。苗是一位狂热的东北爱国人士，曾任张学良少帅的政治顾问，且系张之挚友和崇拜者。少帅的卫队长孙铭九②对他可谓五体投地。正是孙铭九真正执行了逮捕任务并亲自抓到了蒋介石。苗本来想通过此举做一番大事业，这从访问录中可以看得出来，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没有实践他们对他的诺言。 　　直至今日，苗依然忠于张学良；据最近一次报道，他在东京过流亡生活。他还在力争张少帅在台湾获释，张一直被蒋介石关在台湾。在进行这次采访时，苗年方36岁。 　　下面括号内都是我加的评注。 　　1938年9月13日于香港。“西安事变前一个月，”苗说，“我给张学良写信，主张为了组织全国抵抗日本，实现停止内战以及成立联合(统一)战线政府而扣留蒋介石。我认为‘人民阵线’的提法过于布尔什维克气。我说的联合(统—)战线是指没有哪一个政党居于独霸领导地位，而要有真正的联合。 　　“张学良给我复信说，他一是无力发难，二是乏此雄心，三是可用他法劝说总司令转变。我的想法是从组织西安抗日政府着手。张的想法是在非到兵谏不可之前，要避免出事。在我们这次商谈之后，我就迫于蓝衣社(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的压力离开了西安。 　　“10月22日，蒋介石初次访问西安(在张学良出任剿匪副总司令之后)的第二天，他作了一次讲话，说：‘不谈打日本。现在谈不上日本的威胁。谁在目前讲打日本而不打共产党就不是中国的军人。日本人还远着哩，可共产党就在眼前。’我在那天夜里写信给张要求扣蒋。第二天我在王曲(西安附近)给学员(东北军校生)讲话，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像蒋)这样的人给杀了?’我哭着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我们一定要回老家去，我们不能当汉奸，当亡国奴。’在场的四百人中大部分人都哭了。我说：‘光哭没有用。我们一定要打。哪里碰到亲日部队就在哪里打。为什么我们让蒋总司令到此地来而不宰了他?’ 　　“1936年6、7月间③，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见。他们谈了两小时。张主张用蒋抗日(利用蒋来打日本)，而周主张倒蒋抗日(推翻蒋打日本)。张劝周照他们的办法去做，两个人都抽泣起来。周说：‘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都要战斗救中国。’” 　　苗在那次给学兵们讲话之后被迫流亡。他在1936年赴日——但西安事变一发生即赶回国。他到12月28日赶到时，张学良已飞往南京，自愿听凭蒋介石惩处。 　　“我回到西安时，发现全都搞糟了。周恩来起先欢迎我。他说了些‘你一心为国，英勇无畏’之类的话。我接着问他，‘你有把握张学良会回来吗?’他答道，‘我有把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知道张是不会回来的了，之后我又在12月30日同周商讨这一问题。 　　“孙铭九上校和应先生④也都怀疑少帅会获释。从这时起他们就不信周恩来的话了。周说要是他们动武，就会像西班牙那样长期打内战。‘你们是不想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西班牙的，对吗?’ 　　“我说：‘东北军为张学良万分焦虑，要他回来。要是他回来，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的)和红军就能联合成为主要的抗日力量。要是不回来，就联合不起来。’ 　　“周说：‘你们现在一定要记住你们的国民精神。’ 　　“我说：‘如果(西安和南京)打内战，也不会打得很久。中央军不想打。他们的抗日情绪太强烈了。’ 　　“周说：’老蒋铁石心肠，很难使他改变。’ 　　“我说：‘老蒋欺软怕硬，要是我们在长安(西安)群情激愤，那么蒋就会把少帅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开始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周不同意。 　　“1月中旬，潘汉年从南京(作为密使)来到西安。我们怀疑他，以‘身份不明’加以逮捕。我们从他身上查到了国共直接谈判关于红区成立特区，给红军官兵发饷和承认共产党地位等问题的文件。这些关于同共产党谈判的书信和文件是张群将军给他的。 　　“我带着这个情报去见周恩来，问他为什么出卖我们的‘三位一体’协定(在抓捕蒋介石时曾宣布以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作为抗日民族运动的基础)。我问他：‘你们为什么单独谈判?’周听我告诉他我们(从潘身上)获悉的情况时，脸色难看。我问他：‘那是不是你们同意放蒋去南京的原因?这算什么样子的统一战线?现在谁还能和红军交朋友?这不仅对全国形势不利，对社会革命不利，对你们也不利。你们要是连西安的统一战线都保持不了，又怎么能够推而广之以及全中国?中国究竟要到何时才能打日本(等等)?’ 　　“我同周谈了六个小时(坚持在举行任何谈判前必须释放张学良)，但是我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我说：‘你太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可是，周在1月28日来说，我是对的。他要我们给派四辆卡车(周和博古以及中共代表团是东北军的客人，一切仰仗东北军)。他、博古和刘鼎去了三原(彭德怀司令部所在地，最近的红军据点)。他们要我等待答复。我那一夜通宵未眠。第二天(1月30日)早晨我接到他们清晨4时打来的电报，电文是：‘吾意已决，生死与共。’上午9时他们回到城里，兴致勃勃同大家握手。周和博古都说：‘你是对的。’ 　　“可那时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最重要的三位东北军将领)都不是真心愿同共产党联盟。他们得知周正在同南京单独谈判时喜形于色(这给他们闹破裂提供了借口)。当周和博古带着他们的新方案回来，要求在谈判前坚持先释放张学良，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他们没有获得王、何、于三人的支持。这时周说，他对局势是无能为力了。” 　　苗凤夏作为少壮派东北军军官的激进领袖，完全有力量发动另一次兵变。上次少壮派是在张学良的领导之下，违抗了元老派将领的意愿，策划绑架和兵变的，这次则是要推翻元老派高级将领。 　　“31日，孙(执行抓蒋任务的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上校，苗凤夏的首席军事得力助手)和应(少壮派军官的另一位领袖)派车来接我去开会。我拒绝赴会；他们那次是策划组织力量搞掉王、何、于。由于我未到会，他们未能作出决定。大约有五十名少壮派军官到了会。第二天早上刘鼎来看我，要我跟他去同周恩来谈。我去张学良公馆看了他(周)。他独自一人在屋里来回走着，心情激动。 　　“他说：‘我真担心，我真担心。要是这次事变现在以投降告终，那就一事无成。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现在我才明白李立三和陈独秀当年碰到的困难了。’ 　　“我说：‘你可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来改变局面。’” 　　苗要周劝这几位东北军将领信守盟约，不同南京单独谈判，而当时他们无疑已在这样做。周一定是害怕孙上校一伙会对元老派将领下毒手，从而可能引起自相残杀，毁掉大家，而独使蒋从中渔利。他也许想到共产党早几年在江西作出的那个致命的决定，即他们没有在1931—1933年联合第19路军打蒋介石，结果使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周去见了王、何、于三人，但未能说服他们。第二天早上孙上校再次派车来接我去开会。他们要我同意暗杀王、何两将军。我回答说：‘让我先同周商量一下再采取行动。’应说：‘别同周谈，你要同他谈，他就会告诉王，王会先把我们干掉。’我要求可否让我直接同王谈一次。他们说要是我去就先杀我。” 　　苗并不同意少壮派军官的计划，但他既未反对，也未揭露。 　　“应随后就去东北军司令部指挥‘事变’，我则去看望周。半小时后，刘鼎冲进门来告诉周说王以哲被暗杀了，何柱国的军部也被包围了。周说，‘这么说出路只有一条了。’他要我们逮捕张慕陶(南京派来的代表?)。我告诉孙上校去逮捕他，孙照办了。 　　“周宣布现在就是战时，他从张公馆搬到(另一幢楼)楼下。这时红军已经作好临战准备。周从三原回来时就给我看了一份电报，是他亲自签发红军各部队，命令他们做好作战准备，他对我说：‘这是我当共产党以来第一次把红军的命令给一个党外人士看。’所以我这时知道红军确实是准备打的。 　　“王以哲被杀后，杨虎城、于学忠和周恩来一起开了会。会上决定，红军留驻渭南(渭河南岸)，可是命令还没下达，电话线就被切断了。(东北军第105师)刘多荃报告，他正在被迫后撤并受到追击(他是一位东北军指挥官，一向同情‘和平方案’，但他也拥护周恩来。他现在正受到同少壮派军官合谋的杨虎城将军部队的追击)。周听到刘在后撤，又变了卦。他现在又拥护和平方案了。他说，‘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了。大家都把王(将军)的死责推到我身上。’” 　　周、杨虎城、何柱国和于学忠一起开了会，大家一致认识到，暗杀王以哲，已经使得“反谈判派”的反南京方针不可能得到大家的拥护，除非挑起不仅同南京，而且在西北联盟内部的战事，苗本人显然知道这一点。刘多荃和于学忠的部队就在城外，准备攻打由亲苗和亲孙部队据守的西安城。 　　“我(苗)说：‘现在唯一出路是我同孙、应一起离城出走。这样我们才能拯救西安人民，并为我们军队领导人之间实现和平解决打开道路。’ 　　“周不相信我的话。孙一向按我的话行事。我找到了应，我们三人一起出城到了云阳镇，受到了彭德怀将军的迎接。他们热烈地欢迎我们，与此同时，他们为王以哲将军举行了追悼会。我们在那里一星期之后，从《红星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把我们说成是托派分子，很幼稚或者可以说是左倾幼稚病分子。我拿着这张报纸去问彭德怀：‘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杀了王以哲，可王是反对你们的啊。你们为什么还说我们是托派?’ 　　“彭回答说：‘我的同志，你真傻。要是发生了这样的坏事，那即使并非直接源起于托洛茨墓主义，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客观上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否认这是件坏事。我说那是出于革命要求。我说，‘我弄不懂你们的革命。你们可以不问是非硬把一件事情说成是托派干的。’ 　　“彭说，‘有人说你是疯子，也许你真是疯子。难道你不懂，你得迂回前进?你不能事事都走直路嘛。’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是言行一致的。’ 　　“从这时起，中央政府开始把东北军调往安徽(这是幸存的几位东北军将领谈判解决的结局)。在国共两党议和后的头一个月，中央政府拨给了红军五十万元。第二个月就只给二十五万元了。彭德怀担心起来。他们不愿放我们走；他们把我们转移到淳化，大约离云阳有三百里，这还属于彭的防区。肖克也在那里。” 　　孙铭九重返了东北军，但苗、应二人还在红区扣了几周，有段时间关在甘肃，照苗的说法，“我们在那里被当成了犯人对待。”后来经向彭呼吁，他们才被带到黄河边上，给了他们七百元路费，在山西释放了。他们从那里坐飞机到了北京。 　　“我在北京碰到在新疆呆了六个月刚回来的朋友老李。他是张学良派到盛世才﹝当时中国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省主席﹞那里去的代表或联络员。他告诉我，‘要是西安事变导致爆发内战，那么盛将军肯定是支持张学良的，他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没有正确解决西安事变。’ 　　我问苗，周恩来是否一到西安就主张释放蒋介石，是否接到新的指示之后才改变了方针。 　　苗答道：“周初到西安时，要把蒋交付公审。但他收到莫斯科的来电后就改变了主意。孙和应告诉我，张学良对红军改变态度大为恼火。在张学良发现红军的态度如此软弱，加上蒋介石本人反对张学良去南京，说‘这对你没有好处’时，这时他就想要平息西安事变了。” 　　五、博古谈西安事变 　　下面是我同博古一次访谈笔记打印稿的一部分。博古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原党中央书记，此时任周恩来领导的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 　　1938年7月24日。关于西安事变。博古带着保安的命令于12月24日到达西安。他向周恩来传达了这些命令。当夜10点后周第一次去见了蒋。在此之前，蒋一直拒不同周会面。主要是经蒋夫人、端纳和张学良的力劝他才同周会见。见面时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再打内战了。”共产党的主要要求就是要蒋作出这一诺言。蒋讲了这句话之后就只讲了些寒暄话，例如：“在我们打仗的时候我经常想到你。我连在打仗时还记得你给我做的出色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共事。” 　　据博古说，释放蒋完全是出于张学良的主动。博古得到命令是要蒋作出进一步保证，但是蒋夫人在这里对感情用事的张学良有着巨大影响。她不停地说，她希望张用释放他们作为送给他们的圣诞节礼物，那样就可以一笔勾销。张学良上了她的当。当时博古不知道张打算释蒋。他和别的一些人被请去参加东北军人的一个会议，说服他们从原则上接受释蒋乃明智之举。博古仍然主张要等蒋“公开声明”，答允改变政策之后才能释蒋。周派他在下午2点去同张学良交谈，但因通知延误，他3点才去，这时他才获悉张学良已经(随蒋氏夫妇)动身了。 　　张学良和蒋夫人都告诉蒋介石，要是不见周恩来他就无法获释。在他们初次会见后，周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了蒋，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博古想了想又说，周在之前也许已经可以去见蒋，但一直在等博古从保安把红军的条件带回来)。据博古说，中共没有向蒋提出为他的获释预先作出任何诺言。 　　博古声称，他本人赞成先把蒋扣到1月1日再说。他认为(同南京的将军们)战争危险很小。他认为，风险是有，如果真的开战，日本人就可能进行干预，支持宋哲元(河北军阀)和韩复榘(山东军阀)出面领导一个由日本人作后盾的五省自治政府。 　　博古认为，要是第一，再把蒋多扣几天，第二，张学良不去南京，今天的局面就会好得多。周费尽口舌劝张不要去。可他自作主张，尽管周和博古就住在他家，他却来了个不告而别。周一获悉立即驱车赶往机场，可到时飞机已凌空而去。当时机场上聚着一大堆人在迎候傅作义。谁都不知道这时张、蒋、蒋夫人和端纳正在离去。(博古说)张学良此举实出于英雄病态狂。他到南京不久即悔恨莫及；他在给西安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过。 　　在丑剧把戏的(军法)审判庭上，张学良义正辞严，说他释蒋完全是为了把国家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至于对其他将领，则说“等我这件事一了结，我就要发动一场革命，让你们统统完蛋”。他从被捕以来始终毫无悔过之意。蒋还是害怕他。每次谈到要释放张学良的事时，蒋身边的将领们就提醒他莫忘前耻。博古说中共一再要求释张，而答复总是“还不到时机”。 　　中共为什么不为释张大造舆论呢?“释张问题现在已和革命利益本身连在了一起。中共为了统一战线，在先进革命口号上已作过如此重大的让步，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某一人大造舆论，以致危害全民族的大团结。但国内形势在变化之中，局势一变张学良又会发挥作用，中共会使他获释。” 　　博古说，蒋发表的所谓训词(见其所著《西安蒙难记》)，纯属虚构。根本没有过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以后编出来的，是做给外界看以挽回其面子的。这在西安尽人皆知。现在已经停止散发他的讲话稿。只有等到张学良和周恩来出来各陈己见，我们才能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 　　注：在我掌握上述材料时，《红星照耀中国》正在付印，而且又过了多年我才明白它们的全部意义。1944年现代图书社将《红星照耀中国》列入其丛书，给我提供了一个修正对西安事变公认的解说的大好机会。我考虑过为此目的要把新的史实增补进文献的问题，但我实在不能提到一些向我提供情报的人的姓名。我也看到，要把这本书所有其余地方都补上最新材料，那就要进行大量的修改，由于数量太多，写出来也会成为一本新书，我的结论是，与其改写旧书，不如另编新著。 　　我在为现代图书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所写的序言中，讲到了自己决心保持原书不动，以此作为在西安事变的当时记叙产物，而不愿利用后知后觉来加以订正。 　　我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题为《中国会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吗?》的文章中，首次公布了我谈到的那份莫斯科来的电报，日期是1949年4月9日。据我所知，那是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参考资料⑤。 　　译者按：中国共产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据了解，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中央多次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请示和反映情况，12月16日虽然接复电，但因电码差错完全译不出来，当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了解了各方面情况后，他首先提出“保蒋安全”的意见，傍晚致电中央也持此说。直到12月20日才收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发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意见。共产国际的意见，与12月18日党中央经周恩来致电国民党中央，明确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斯诺先生说到他获悉斯大林曾给毛泽东一电报，强烈要求释放蒋介石。这一说法，迄今未能得到证实。译者为了忠实于斯诺原著，在此按原文译出，仅供参考。 　　①鲍格莫洛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译者 　　②孙此时任张学良侍从参谋。——译者 　　③应为1936年4月9日晚8时。地点在肤施(延安)天主教堂内，至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有张学良、周恩来、王以哲、刘鼎和李克农五人在场。——译者 　　④应德田，东北军少壮派军官领导人之一，曾任张学良组织的抗日同志会书记，张的秘书。——译者 　　⑤见本书附录四。——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