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埃德加·斯诺 > 个人著述

第二篇 博古(秦邦宪)

（美）埃德加·斯诺

一、个人经历 　　在我所见到过的中共领导人当中，博古是一位较为风度翩翩、妙趣横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嶙峋，名副其实地瘦得像根钢丝，他全身也真好像缠在钢丝上似的，动作急促而毫不协调。他纵声狂笑，露出一口色牙，从他那副深度近视的镜片中看去，他那对金鱼眼珠就像在脑袋上悬着似的。难怪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时常叫他“中东佬”。他爱打网球，也爱打扑克。他蓄短发，头顶活像一把硬毛刷子。他反应极快，和周恩来一样思想敏锐，甚至在机灵方面比周恩来更胜一筹。 　　1936年7月，博古在陕西省保安县用英语向我谈了他的个人经历： 　　“我父亲是浙江宁波县的县长，死于任所。他死时我才十岁。我母亲还在江苏无锡我们老家。我在无锡上小学，从1921年到1925年在苏州的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读书并在该校毕业。 　　“1925年，我当选为苏州学联主席。我加入了国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因为从事政治活动，学习上跟不上队，没能获得毕业所需的各课学分。可是，校长急于要我离开学校，还是给我发了文凭。这样，我才得以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大学是网民党创办的，国民革命之后不久就停办了，我在1925年秋进入该校。同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大学，全力从事政治工作。 　　“就在此时我见到了瞿秋白，他当时是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瞿于1935年在福建汀州被捕后遇害。我还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我参加了第二次上海起义，不久后即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于1926年11月到达。我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直到1930年5月。之后(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不久我参加了王明领导的反对李立三的斗争。” 　　博古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那时只有四名中央委员反对李立三：王明、王稼祥、博古和何子述(何梦雄?)。博古说，王明是李立三下台后党(指在城市的党中央)内最掌握实权的领导人。即使在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之后也是如此。 　　关于李立三，博古说道： 　　“他的错误是暴动主义。他热衷于武装起义，总想通过工人武装斗争的办法夺取工厂，在苏区搞集体化，用武装进攻的办法攻占大城市。李立三从1929年底控制了党的路线。他在上海的工业区浦东，在南京和武汉，通过‘强制罢工’的办法策划了武装暴动。结果是败坏了工人们的士气，削弱了红军和强化了白色恐怖。他根本否认(在中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应该动员红军来夺取城市。他命令打长沙。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打长沙却遭到惨败。此举虽然引起很大震动，但现在看来整个打长沙的行动实乃严重的失误。李立三的打算是，先打下长沙，再从长沙北上打武汉，进而夺取整个长江上游地区。他想要外蒙古军队介入，支援华北和满洲的暴动和内战。他反对重新分配土地。他和共产国际的路线背道而驰。他的错误在于他坚持认为1930年的中国业已处于‘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而否定了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博古只强调了继李立三之后王明的领导地位，而绝口不提周恩来是反立三路线的。他说： 　　“李立三原先一直负责上海的工会组织；他离开之后由我担任工会组织的领导。我和胡也频通力合作，主编《上海工人》，同时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撰稿。李立三被清除出中央之后，名义上由向忠发接任中央领导，实际上是王明等其他领导人跃居要职。 　　“1931年以后我负责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并在满洲事变期间参加了党中央研讨政策的一些会议。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讨论满洲事变问题的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口号：‘武装群众，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我们至今一直都在坚定地奉行这一路线。当时，我们没有大力强调争取军队参加革命抗日战争。 　　“作为我们‘上海长城起义取得胜利’运动(夺取淞沪战争胜利运动?)的一部分，我在上海领导了组织工人义勇军参加第19路军。指挥员翁照垣那时是一个坚强的国民党员，有两三百名共产党员加入了他的军队，企图争取部队转向抗日革命战争。许多人被杀害了。我在上海各纱厂组织了多次罢工，涉及到四万名男女工人，但都被日本资本家和黄色工会破坏了，日本资本家给工人们补发了些工资，而黄色工会则成功地控制了罢工，并作出了复工决定。 　　“1932年秋，红军发表了第一个宣言，向全国提出共同抗日、结社自由、停止内战和武装民众的纲领。我们现在的纲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发表这一宣言，是我离开上海去江西时上海党中央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 　　博古于1936年任西北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他和刘群先结了婚，刘群先同博古一起长征，当时任党的妇女部领导人。她同博古一样是无锡人，原先是一位纱厂女工。他们在莫斯科当学生的时候相识。彼此同龄，在那里成了亲。博古会俄语，看来李德(德国顾问)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是博古替他当的翻译。他还能用相当通顺的英语谈话，阅读英文毫不费力。看来他同李德的关系比其他上层领导人都好。李德能讲英语，而对中文一窍不通。我的印象是博古在军队中不是很有威信；他没有直接担任军职。博古(于1934年)在江西担任党中央书记时，李德仍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军政要人。我估计莫斯科发来的指示和公报都是先经博古和李德过目。在李德进入江西之前，他们已经共事了一段时间。李德至迟到1933年就在中国了，而且可能更早些。 　　1930年，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这可能是促使当时的国际路线——现在的所谓立三路线——威信扫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还标志着外国警方同国民党有了进一步的密切合作，白色恐怖越来越有成效。同时，真正的决策权和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显然都在从大城市转向农村的苏维埃。也许李德的奔赴内地，最后确定了在大城市的中央委员会听命于毛泽东在内地建立起来的党军合一的体制。“外来人”和“留学生”曾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夺取这一套机构而未能得逞。 　　由于没有对涉及这一问题的现有材料作及时系统研究，我的印象是，李德已是王明——此人全然按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和博古在斗争中所用的最后一张牌或者将牌。随着李德和博古由于犯了拒绝同第19路军联合的错误以及推行一套导致1934年红军失败的战略战术而威信扫地，毛泽东在军内以及党内的威望大为巩固。 　　有意思的是，尽管举党共知博古开展过反毛斗争，而毛却对他宽宏大量。在毛的地位确立之后好久，他仍在中央委员会给博古以重任。李德同样继续受到尊重，毛泽东常常走过场地遇事同他商量。要是斯大林，也许早就把这两个人清洗掉了。 　　1946年4月8日，博古因飞机坠毁遇难时，依然是政治局委员。 　　二、1936年10月在保安的访谈 　　博古说，第一个苏维埃是彭湃于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的，可是通常都把1927年12月11日这一天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创始日。这是举行起义成立广州公社的日子。1930年，在江西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是陈正人。第二任是曾山，于1931年当选。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2月11日，即广州公社四周年纪念日举行。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有四五百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来自方志敏苏区(第10军团)，孔荷宠的第16军团(孔现为叛徒)、萧克的第8军团(湘赣边区)、彭湃的广东地区、海南(代表名为琼崖)和贺龙的第2军团的代表。第1军团(鄂豫皖)没来代表。还有来自上海、香港、广州和朝鲜的其他代表。总共加起来，到会代表宣称他们代表着八百万到一千万选民，包括农会和工会在内。就是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当选为总司令。他任此职直至今天。 　　1932年，在同样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红军第一任总政委。周恩来翌年接任此职直到1935年。毛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我问博古，由于农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保守思想，以及他们的宗教迷信和伦理观念，要在这一地区争取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奉者，是否至为艰巨。 　　所有这些都有影响(他说)。也许最大的障碍就是形成传统的保守思想。宗教的反对势力起不了多大作用；没有达到例如印度和俄国那样成为接受革命的障碍的严重程度。民众由于文化和政治落后，对一些新思想不能一下子就欣然接受，也使农民，尤其是妇女，对红军先是抱怀疑态度；稍后则只是冷眼旁观，感到新奇。起先很难找到人来开会；然后来一些男人，之后他们又去劝说妇女们也来。大约要经过六个月(的占领)，才能达到使那里的男子和妇女一起敢于争得脸红耳赤。 　　(他接下去说)一旦分田真正付诸实施，他们才开始相信我们是说到做到的。在这之前他们什么也不信。大约得花六个月时间，才能把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们转变成为积极负责的工作人员。在最初的会议上，大家提出的唯一问题是关于税收。其次提出的是粮食问题。然后我们才开始谈到最大的地主，鼓动没收其田产。先提一两个地主，然后越提越多；于是农民才懂得，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通常第一次大会只有少数几个人到会；别人都胆小怕事。四川则不同，一下子就拥来好几百人；有些穷得衣不蔽体的妇女们也来了。我们照例用演戏来把人集合起来召开最初的会议；戏的内容都是政治和宣传红军。 　　三、1938年7月23、24日在汉口的访谈 　　(一)谈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批评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一直遭到美国共产党报刊的攻击，美共还禁止其书店经售该书。之所以批评这本书，是因为我在书中对斯大林领导下和后来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作用有所议论。据说我把托洛茨基观点强加给了毛泽东的谈话，说我对苏联共产党抱敌对态度。 　　汉斯·希伯，很明显是德国血统的前共产党人，一直住在上海，使用“亚洲佬”的笔名撰写报道和杂文。他写了一篇很长的通讯，在《太平洋杂志》(1938年1月号)上发表。他力图在文中证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阶段实行的政策，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错误地闸述了中共的立场。他的见解与美国共产党对我的抨击不同，他争辩说我是上了托派宣传的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政策指导下，已经真正放弃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他坚持说，中共业已真心实意地承认国民党为革命领袖，认为既然统一战线属于资产阶级的观念，就不会产生共产党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正如我在《红星照耀中国》和其他地方表达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丝毫没有放弃它要对中国人民中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实施领导的权利；它认为统一战线只不过是一种最为有利的形式，可以在其中继续实现领导工农的权利；它一刻也没有放弃它的主要长远目标，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一党专政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同博古的这些访谈中，我竭力想对中国共产党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作出明确的表达。我在汉口见到博古的前两天碰到了路易·艾黎。他已经对我讲了毛泽东因为汉斯·希伯批评《红星照耀中国》而对他的态度。他说希伯把他写的第一和第二两篇专题评论译成中文送往延安。他随后亲自前往，于1938午春到了延安。现将路易·艾黎在同王炳南谈论此事后转告我的情况，按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路易·艾黎告诉了我希伯在延安所受接待的情形，他到了延安；他一到就去拜会毛泽东；他一开口就谈论我以及《红星照耀中国》。毛听完了他的长篇大论，一言未发。于是希伯只好继续独自说下去；毛仍是闭口不言。毛的默不作声，使希伯六神无主，只得起身告辞。他被安置在一孔窑洞里，给他送饭去吃，再也没人来看他。他最后心急如焚，要求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请求(再次)和毛会见，毛最后同意见他。 　　希伯一跨进毛的总部，就说他是前来讨论政治形势的，但毛马上打断他的话，讲了下面一番话： 　　“现在先谈斯诺那本书吧。你加以攻击，实在是大错特错。斯诺在谁都不想来的时候来到此地了解情况，用提供事实的办法来帮助我们。你那时可没来。就算他后来做了点令人不快的事情，我们也会牢记，他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他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一点。你现在无端加以攻击，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你要是再这样攻击下去，我们就下命令让我们所有的人同你断绝关系，你不能再和我们打交道了。” 　　王炳南告诉路易·艾黎的，就是这些。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告诉我，汉斯·希伯从延安回来告诉她说，毛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他对我实在太不讲情面了。他真是太狠了。”汉斯连声这样说。毛对希伯说，作为反革命派和“右派”，他早已劣迹昭彰，可不能再用站在“右派”立场上攻击统一战线的办法来给自己恢复名誉。毛告诉他，如果自己想“恢复名誉”，那就一定要做一个比现在这样更好一点的革命派。 　　汉斯·希伯那时显然急欲依靠中国共产党来东山再起。他急于想给海外特别是美国人民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事务的权威和发言人。这一阶段之后，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译者按：汉斯·希伯(Heing Shippe，1897——1941)，生于克拉科夫(原属奥地利，现属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到中国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1932年在上海，同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赴抗日前线和后方各地进行采访。1938年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1939年，他赴新四军采访。1941年5月，同其夫人一起赴苏北根据地，接着，又深入到山东八路军根据地采访，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同根据地人民甘苦与共。同年11月30日在大青山与敌人遭遇，他同我军一起投入战斗，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四岁，遗体葬在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内。希伯生前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章，向国外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关于他在1938年同斯诺就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生的争论以及斯诺的答复，详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战斗在中华大地》一书中，至于斯诺文章中谈到的毛主席对希伯的批评，迄今未得查证。 　　(二)论领导权 　　博古在谈论(全国抗战时期的)“领导地位”问题时说道： 　　“国民党作为(主要)执政党无疑正在领导抗战，但蒋介石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眼下宣称，从战术观点看来我们拥有领导权。 　　“领导权问题就是争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主革命的其他中间力量的斗争问题。它同全民动员分不开。就在目前，在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时期，争夺领导权就成了现实问题，同样是个民主问题。只有当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时，领导权问题才退居次要地位。那时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在资产阶级成为反革命之后，革命要胜利就不再是个争夺领导权问题；而是要么在唯一的革命领导之下进行斗争，要么向反革命投降的问题。” 　　这时我给博古看了汉斯·希伯在《太平洋事务》上刊登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指出希伯的这一论点，即“争夺领导权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胡说八道，”博古笑笑说。“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我们不讳言这一点。一个不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当然，就目前来说我们谈不上争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每个国民党领导人都知道，斯大林说过，‘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不想用谈论这种问题来吓唬人，但我们争夺领导权当然是事实，实际上我们非这样做不可。只有在工农的绝对领导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我直截了当问他对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有关中国共产党过去同共产国际关系的有关章节有何看法。他答道：“你的批评有点过火。你说的都是真话，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目前不愿意谈这些事。” 　　(三)论党的成分 　　我接着问他，在实际上目前党和军队中“工人”成分为数极少，加之日本占领主要的工业中心，正进一步切断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能自圆其说，他们是在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共在内地没有多少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可供发展，它又怎样继续作为产业无产阶级的代表呢?” 　　博古承认，不论战前或者战后，党在上海的工作都极为薄弱，党的组织实际上已被破坏。西安事变后已经派了刘国斌①(译音)再去上海组织工人，但到抗战爆发时他才开始工作。实际上日本的占领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中国共产觉已经从上海吸收了两百名工人去新四军。不久还要动员更多的人前往。大部分人直接去参军。博古承认这种方法受到种种限制，有必要在内地建立一些生产基地来吸引工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得在自己的地区培养工人。” 　　在这一点上，博古承认在新党员中学生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着压倒优势，要保持工人的观点和志趣很不容易。但武汉的情况比上海好。在汉口的新党员中，有40％以上是工厂和其他产业工人。党现在正在限制学生入党的数量。“如果我们长时期地吸收过多的知识分子入党，那就真的会存在党内小资产阶级观点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危险。” 　　(四)学校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博古说，到1938年7月，共有党员二十多万人，要数在江西、贵州和陕西三省开展党的工作困难最大。广西的情况也不佳，但那里至少不在搜捕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八路军约有十二万名正规军人，还有十多万名游击队员，武器装备千差万别，目前遍布在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和山东各省。 　　迄今为止，中共举办的包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内的各种训练学校一共有五六千名学员。抗大学习期限为七个半月。林彪任校长。学员一部分来自红军的骨干，另外一部分(约五千人)来自陕北公学毕业生。他们在陕公接受四个月关于政治经济史课程的紧张学习，成仿吾和冯文彬任正副校长。 　　还有一所共青团干校(四个月)有学员一两千人；鲁迅艺术学院(培训宣传人员)，学员计二百人；鲁迅师范学院(课程六个月)，学员二百人；由康生(赵容的化名)和王明领导的中共党校，约有学员五百人(设在延安天主教堂内)；随营学校 (学员一千人，“边学习，边战斗”)；教导营(每师师部一所，进修高级军政技术)；以及聂荣臻领导的设在阜平(在靠绥远边境)的一所军事训练学校。 　　所有学校的学员都得交饭钱，或者以工代学。大多数学员得到家庭资助。有个学员的父亲给了一万元。所有军官平均大约每人每月交一元。 　　四、在重庆的交谈 　　(摘自1939年10月9日日记) 　　……博古认为，毛泽东对英国人批评得太重。他认为英国和苏联也还可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这种可能性至少不亚于另外一种情况，即英、德联合反对斯大林。我对博古谈了我访问毛泽东时有关国际问题的谈话要点，大部分谈话显然是阐明已在延安报刊上发表过的那些主张。博古说，他们(中共重庆办事处)已电告毛，在抨击“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时候“不提美国”。博古认为现在中国主要是依靠苏联和美国两家。他们经不起与美国为敌，尤其是苏联正在推行力图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在最近一次(第十八次?)苏共代表大会上，据称已把美国说成唯一的真正反对法西斯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博古听我引述了毛泽东接见我时谈论张伯伦和罗斯福的话之后摇了摇头，认为我不宜公开发表。作为身处现场的中共代表，博古必须回答非党的国内和西方人士的种种批评。这些人士认为，斯大林同希特勒搞了笔肮脏交易，自己一口吞下半个波兰，同时让希特勒吞下另一半，从而背叛了进步和光明事业。而(在我看来)博古对克里姆林宫的两面政策“言行不一”比毛看得更透，因为毛的观点在延安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的。 　　①即刘晓(1908—1988)。1937年5、6月间中共中央派赴上海，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组织。曾任中共江南省委书记(1930年)。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1年)，福建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粤赣省委书记(1933年)1934年参加长征。1937年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