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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国家保卫局

（美）埃德加·斯诺

一、周兴 　　周兴1908年生于江西永丰，父母均为手工业工人。他读了三年初小，三年高小。之后他到一家店里当学徒。1925年，有个学生同他谈话并使他向往革命，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期间他入了党，被派往农会工作。后被派往朱德在南昌开办的军官教导团学习，但因患病未去，留在农民协会同方志敏在一起。方同毛泽东会合，周兴和他参加了东固农民暴动。从那时起到1930年，周领导一支农民游击队。他 1930年曾在游击队的保卫局工作，随后他就专门搞组织游击队核心的工作。 　　从三十年代起到他参加长征到达西北止，他积极从事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周兴至今(1936年10月)未婚，不过“离家前几天有过一个堂客”(江西)。 　　二、国家保卫问题和司法 　　1936年10月9日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的访谈。 　　我向周兴提出了以下问题： 　　(一)何种违法行为的人要由格别乌拘捕和惩处?死刑适用于何种案件?① 　　(二)格别乌是否拘捕、审讯和惩处政治犯或将他们交付人民法庭审判?何时实施“就地正法”? 　　(三)何种警察部队归你指挥? 　　(四)现在同过去(江西)的保卫工作政策有何不同? 　　(五)除你所指挥的以外是否另有陕西的“正规”警察系统? 　　(六)苏维埃政府对待政治犯和国民党的做法有何区别? 　　周兴说： 　　“国家政治保卫局不用‘格别乌’这一名称，外界人用这个叫法不确切。保卫局的职责就是保卫各地的革命胜利果实。红军到达一地方之后，反革命分子并不停止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群众的帮助，采取教育的方法，来改变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不自觉的反革命分子的思想。 　　“保卫局并不那么怕人。它的政策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目前则是扩大统一战线。 　　“在江西划反革命要比现在统一战线阶段厉害得多。那时，没有谁同我们讲合作反帝；而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江西的时候，凡是不同情我们的人都被当成反革命，财产充公，要是他反对苏维埃，即使他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我们的实际行动，也要被剥夺一切权利。 　　“我们在江西实行的政策，是保护积极拥护革命的基本群众的利益。现在的基本区别在于，我们承认新的一类人民，他们一方面抗日，但另一方面又不一定赞同共产党。对这样的人，只要他们不打算使用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就不予拘捕、惩处或歧视。我们试图教育这样的人，并同他们进行思想意识上的斗争，而不使用暴力或加以压服。其次，我们也不用土地革命的办法来处置这类人，而是允许他们保留他们的田地。第三，政治上我们对他们实行温和政策。 　　“换句话说，现在保卫局不仅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而且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 　　对提问的答复： 　　第一个问题：“凡是企图组织(反共)集会、暴动或集体逃亡的，即由保卫队加以逮捕。凡是企图和策划暗杀的即予逮捕。凡是被发现从事间谍工作的即予逮捕。凡是组织或试图组织群众进行反社会或反革命活动的即予逮捕。凡是对红军散布谣传或谎言的可予逮捕，按罪论处。 　　“仅仅是给政府提意见或者说了一些反对政府的话，概不逮捕，但不准经常散布反苏维埃观点，违者惩处。 　　“按照罪行大小进行下列惩处：监禁、苦役、流放、‘教育’等等。现在极少判处死刑，只对个别群众深恶痛绝的人才处以死刑。 　　“大多数政治犯都要受到短期拘留，接受深入的政治教育。如果罪行性质确切表明犯人属于有意识的反革命，积极煽动反革命活动，惩处就可能要重些。武装反共组织的首犯有时处决，而从犯则从轻发落。在判处以前要考虑每一个犯人的全部历史。” 　　第二个问题：“在省、县、区、乡各级政府所在地均确有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审判犯人时，苏维埃政府即召开群众大会，选出两名当地的陪审员代表，法官则由苏维埃政府委派。每个区设有司法部门，由它任命每次公审的法官；也可由该司法部门负责人主持公审。还有一名由国家委派的检察官。保卫局对被告提出起诉，被告可以自行辩护或请别人辩护。允许其传唤证人，人数不限。 　　“政治案犯通常照此审理，紧急案件除外。‘急案’是指叛乱、兵变和暴动，保卫局对此可不待开庭，立即逮捕和惩处其首犯。此类急案极少发生。 　　“红军本身设有军事法院，处理军人罪犯。保卫局在红军内部没有权力。” 　　第三一五个问题：“保卫局本身并无庞大的警察部队。每个县只有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至于省政府和西北政府，部队是要多一些，设有保卫队和特务队。如这些仍嫌不足，我们可以请红军来。村和区保卫局不设保卫队，而是在必要时使用农民赤卫队(半脱产志愿人员)来执行命令和判决。他们还为保卫局进行检查和维持治安。” 　　第四一六个问题：“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区别是这样的。保卫局只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批准就不杀人，不搞国民党那样的秘密处决。人民知道为什么要杀人。 　　“再一个区别是，在有些国民党地区，谁要是犯了政治罪，那他全家都要被逮捕，连孩子也一起杀掉。而苏维埃决不允许采取这种政策。一个人犯了罪不会株连全家和亲友。不会因此而剥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第三个区别在于苏维埃政府对政治犯实行宽大政策。凡是接受教育，表示悔改并表现良好者即予释放，并恢复其一切权利。 　　“第四，犯人和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吃完全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不像在国民党监狱里那样挨打、受刑。 　　“今天在保安公审了五个人，指控他们搞反苏‘地下组织’。他们被定为有罪，一人枪决，其余四人被判劳改。 　　“这些劳改犯没有警卫看守(?——斯诺)，而是像红军一样编成连队，由红军指定犯人当中的一人担任连长②。他们从事建筑劳动以及搬运等工作，和战士同吃同穿。” 　　现在保安没有犯人。据周兴说夏天当做奸细关起来的那个人已获释，回到了他在保安的家③。在整个苏区，目前有不到六十名政治犯(周兴语)。 　　周兴接着说： 　　“盗窃犯，抢劫犯等普通罪犯这里很少见。抓到这种人后不是把他关起来而是进行‘改造’，使他接受正确的思想和社会品德。有时也让他们选择，要么参加红军，要么去蹲监狱，但不常这样；而是根据他们的表现和罪行来确定。他们获释时，就恢复其一切权利。我们对原先的犯罪分子不予歧视。” 　　当我就此提出到底杀了多少政治犯时，周兴回答说，从江西红军到达陕北至今，保卫局已经处决了“不到二十个政治犯”。而同一时期反革命杀的共产党④却“远远超过”了这个地区杀人的数字。 　　①格别乌(Gay—Pay—Oo)，苏联在1922—1935年间的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简称，此处套用于苏区的国家保卫局。——译者 　　②即“可靠分子”。也许周兴的意思是不需要有武装的人来监管。——原注 　　③参见第103页。——原注 　　④指被“白”军抓捕的人。——原注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