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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
李维汉 习仲勋 汪锋

  回顾我们党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历史,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深切怀念和我们党一起战斗过的党外亲密战友和著名的爱国人士。
  六十年来,在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的爱国人士中,邓宝珊先生就是一位。他从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后到他逝世,一直和我们党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朋友,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一)
  邓宝珊先生原名邓瑜,字宝珊,甘肃省天水市人,生于一八九四年。他出身贫苦,少年时当过学徒,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追求真理,立志革新,遂投身于争取民主和共和的革命事业。
  一九一○年七月,他在新疆伊犁的“新军”中当兵时加入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伊犁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发动了著名的伊犁起义。他参加了攻打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统领衙门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立有战功。袁世凯窃国篡权,激起了全国人民公愤。这时他与陕西的老同盟会员一起,参加了讨袁斗争。一九一八年,他和张义安、董振五等在陕西三原起义,与民党人士胡景翼等组织陕西靖国军,任右翼前敌总指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先生曾写信问他“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一九二四年,积极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并任国民二军七师师长,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一九二五年,在他任直隶善后帮办时,先后领衔发出两个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宣称“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其中十二月十三日的通电,是由李大钊同志起草的。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镇嵩军——刘镇华部包围了西安国民军杨虎城等部队,达八个月之久,情势危急。李大钊同志代表党要求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提出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方针。冯回国后在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邓宝珊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统一指挥西安城外的陕西国民军,提出了解西安之围的具体作战计划,并率部与吉鸿昌等部一起英勇作战,为西安解围出了大力。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宝珊先生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葛霁云等同志有深厚的交往。葛霁云同志作为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通过这些同志,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邓先生起了很大的影响。邓宝珊先生同我们党的著名革命家,红军时代的将领刘伯坚同志的深情厚谊是十分感人的。刘伯坚同志在国民联军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从事革命工作时,邓宝珊先生给了很大支持和帮助。大革命失败,伯坚同志离开国民联军前,与邓先生长谈之后,始郑重握别。原先,伯坚同志的婚姻也是由邓宝珊先生和夫人筹办的。刘走后,他的家属一直由邓先生掩护和供养,直到党中央派人接走为止。一九三五年三月初,刘伯坚同志在江西作战被俘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牺牲之前,伯坚同志在给兄嫂的家书中还流露了对邓宝珊先生的感谢和怀念。
  在邓宝珊先生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在驻陕总部任职。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他和总司令于右任先生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例如,陕西我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魏野畴同志以及史可轩、许权中、葛霁云、杨明轩、王璋峰、杨晓初、刘志丹、刘继曾等同志都在驻陕总部所属的部门和部队担任重要工作,为贯彻我党的主张作出了贡献。早在一九二五年,邓宝珊先生在所部国民二军七师就开办了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张如海为政治教官,还聘了经李大钊同志介绍来的三位苏联顾问,一同指导训练工作。第二年在陕西乾县,邓先生又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了邓希贤(小平)同志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后,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时,他还积极支持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中山军事学校,一所是中山学院。这两所学校都由共产觉人负责,例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曾负责过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工作,陕西我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同志任中山学院副院长。这两所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对陕西地区以后的革命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先生非常愤慨,对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不论相识与否,都尽力加以掩护和援助。同年五、六月间,刘伯承同志在四川顺泸发动起义失败,由川入陕,经人介绍给邓后,不仅慷慨赠银,并且开了护照,使伯承同志等摆脱了困境。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同志见到邓宝珊先生时,还提及此事,表示感谢。这说明在我党遭到失败和困难的时候,邓宝珊先生没有跟着蒋介石走反共的道路,仍然同我们党保持着友谊。
  (二)
  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先生旅居上海,和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同志一起从事反对蒋介石的活动。在这个时期,邓宝珊先生虽处境不好,但仍主张国共合作,共图民族兴旺的大业,对于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一如既往给予帮助。邓宝珊先生当时的行动受到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后来通过法租界巡捕,将邓宝珊先生拘留,经友人奔走,方得脱险。
  一九三二年初,邓宝珊先生应杨虎城将军之约,到兰州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后改任新一军军长。续范亭同志此时先后任他的参谋长和总参议,是他的故交。汪锋同志也是这个时期因受到过他的掩护而和他初次相识的。
  一九三一年底,汪锋同志当时是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正在西安。有一天,汪锋同志在特务追踪下立即跑到邓宝珊先生在西安皇城南门外的办事处躲藏,特务尾追到门口没敢进去。汪锋同志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经葛霁云同志介绍认识了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当时很痛快地说,你需要住多久都行。他这种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人的正义行动,是对我党地下工作很大的支持。一九三二年五月,谢子长同志到兰州,经杜斌丞介绍,和邓宝珊先生在兰州城外的五泉山会晤,当时在场的还有常黎夫同志。在如何抵制蒋介石瓦解异己和联合抗日问题上,谈得很是投契。邓先生还送给谢子长同志手枪两支,子弹二百发,由常黎夫同志转交。“礼物”虽少,表现了邓先生对共产党人的信任。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邓宝珊先生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于晋、冀、鲁三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同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曾派汪锋同志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可惜当时邓宝珊先生不在西安,未能见到。他从杜斌丞先生处知道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回瓦窑堡,终未见成。可以看出邓先生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赞成我党抗日的主张。也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他的信任。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邓宝珊先生不在西安,但他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张学良被扣于南京后,东北军一部分官兵要求举兵营救,蒋介石又派三路大军准备攻占西安,杨虎城处境困难,特电邀邓宝珊先生赴西安协助处理。邓先生到西安后,按照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对稳定局势,贯彻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邓宝珊先生为了保护杨虎城将军的安全,多次周旋于蒋及各方人士之间,而且亲自送杨到上海,直到将杨和他的随行人员送上轮船。
  (三)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先生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长,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军在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榆林。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为不满,拥护和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较好的友邻关系。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同志给邓宝珊先生的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抗战初期,他就在我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的绥德设立了办事处,沟通联络,转达信件,和平相处,协防抗日。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我党中央通过函电来往并多次派王震、南汉宸、袁任远、杨明轩等同志前往榆林和邓宝珊保持联系,因而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摩擦的时候,邓先生能够以团结抗日为重,和我陕甘宁边区基本上保持了睦邻关系。一九三八年九月,邓宝珊去山西河曲参加傅作义召集的会议,我党也派南汉宸、罗贵波同志去河曲,经过工作之后,奠定了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安定局面。此后不久,一九四○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从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要邓封锁边区,进行围剿,他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连电催促,他拒不返榆,从而使边区北面相安无事。皖南事变后,王震同志调绥德后不久去榆林见了邓宝珊,重申了“互助互让”的原则,回来不久,在绥德开了一个欢送大会,把伪专员和各县县长“礼送出境”。他知道后持缄默态度,支持了边区的建设。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曾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当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到重庆去见蒋时,邓先生有意经过延安,并留住二十多天,毛主席、朱总司令、贺老总、林老等都接见了他。毛主席在谈话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时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指出胡宗南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这对坚定他团结抗日的信念起了重大作用。
  在整个抗战期间,邓宝珊先生曾多次到过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和宴请他,与他长谈,从而建立了较深的友谊。一九三九年,他首次路过延安,毛泽东同志曾与他作竟夕谈,对他后半生走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三年的一次,他在延安停留了三周多,朱总司令曾给他讲了自己参加蔡锷护国运动的详细经过,贺老总给他讲了红军长征中经历过的山川风物,毛主席和他单独谈过好几次。有一次,在毛泽东同志宴请他时,邓先生问毛主席:“贵庚几何?”毛主席说自己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他接着说:“毛先生比我长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在座的续范亭同志还即兴咏诗一首,表示大家对毛主席的敬仰:“名驰中外人共仰,五十年华谁知晓。黄龙痛饮炮千声,我为先生祝寿考。”在邓宝珊先生同年秋天第二次返回延安时,又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并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八年抗战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当年,续范亭同志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住处曾赠了一首诗给邓宝珊先生,诗曰:“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这是对邓宝珊先生往昔生涯的恰当的评价。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宝珊先生对于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内战,内心不满。一九四七年夏天,刘绍庭先生曾携朱总司令和续范亭同志的信到榆林见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在复函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这一机会,在一九四八年底开始的平津战役期间终于来到。在当时进行的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傅作义先生曾先后派代表两次与我谈判,都未能达成协议。这时,邓宝珊先生应傅作义先生电邀到达北平,一方面与我党加强联系,一面与傅先生推心置腹进行商谈,使傅先生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并委托邓先生担任全权代表,出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终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平山县西柏坡亲切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两先生,热烈欢迎他们站向人民一边的正义行动,充分肯定了他们为保护千年古都的珍贵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的贡献。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迁到北平,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毛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特邀傅作义、邓宝珊两先生参加了检阅。这是党给他们的崇高的荣誉。
  一九四九年,绥远和平解放的时机成熟,但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进行破坏,曾派前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前去绥远,企图阻止起义。九月,傅作义、邓宝珊先生受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委托,一起亲自去绥远,防止了国民党的破坏,协助董其武先生实现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和平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解放。绥远和平解放后,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聂荣臻、薄一波同志曾发电报祝贺,贺词中说:“自从傅将军领导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在绥远期间,邓宝珊先生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邓宝珊先生所作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一九五五年,他和傅作义先生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劳绩。
  建国以后,邓宝珊先生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长期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直到逝世。他克服了年事渐高身患心脏病带来的困难,勤于学习和工作。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注意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倾听群众的意见。在任职期间,足迹遍于全省七十余县。结合工作实际,邓宝珊先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他既尊重省委领导,也敢于从实际提出建议。五十年代末,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他去农村视察回来,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
  解放后,邓宝珊先生一直保持着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友谊。每年到京开会,毛主席总要在中南海约见。有时同张治中、傅作义、程潜一起,有时单独接见。有一次,毛主席和他长谈到深夜,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直到甘肃省的工作。毛主席对他以老朋友相待,他也从中获得深刻的教益。除了政治上的信任,毛主席对邓宝珊先生的生活也很关心。一九五六年,人大会议在北京开会期间,一次主席团会议后,毛主席邀他同车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吃饭,特意为他准备了面食,席间毛主席还问到邓先生二女儿邓友梅的情况。原来抗战时邓先生的这个女儿赴延安学习和工作,后因肺病严重回榆林休养,不久便去世了。五十、六十年代,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同志到兰州,都要亲自到邓宝珊先生家中去看他,和他倾心畅谈,亲密无间。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到冲击时,周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后来他在病中,还深深怀念遭受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他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终会战胜一切邪恶,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邓宝珊先生生前曾说,我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饱经忧患。说自己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途程,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全国解放后,他更是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宝珊先生的一生,尽管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可贵的是从我们党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是我们党的好朋友,是实践了他对我们说的“我是大家的朋友”的诺言的。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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