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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瓦窑堡会议的点滴回忆*
郭洪涛

  (一九九五年七月)
  瓦窑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两个月后召开的。当时的国内情况是,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指出,因日本要吞并整个华北,中日民族矛盾已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使民族资产阶级及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产生了抗日要求。1933年已有福建事变,冯玉祥的察哈尔事件相继发生。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有抗日热情。由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造成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促使国民党内部开始发生分化。而国际背景是:共产国际“七大”已经召开,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任务。到1935年11月下旬,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消息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即正式传达到中共中央。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还派刘长胜携密码回国,他和阎红彦骑骆驼横穿蒙古大沙漠入境,然后辗转到陕北,这样,中共中央在长征后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又获得恢复。由电报的相互往来、中共中央进一步了解到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图与精神。当时分析国民党有亲日派和亲英美派,认为建立一个反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在当时国内国际的条件下,自红军于1935年10月在吴起镇击溃了尾追的国民党骑兵、取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始,到11月21日在直罗镇大捷止,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部队在打榆林桥时,我正在前方。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俘虏了团长高福源,高福源外号叫“高歪脖子”,被俘后他向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坦白:“东北军打你们是被迫的,我们不愿打你们,东北军是要打回老家去的,要抗日的。你们把我放了,我去作抗日的工作。如果不放我,那就杀了我。”程子华回答他说:“我们不放你,也不杀你,要用你。我们有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请你去教军事。”高福源听后很高兴,他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过军事理论,也乐于教书。于是程子华要我写了封信给红军干部学校校长,介绍高福源去当教员。后来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后,我便亲自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高福源的情况。高福源后来对张学良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杨虎城也一直跟我们有往来,陕北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更一向有抗日的思想。由于日本的侵略,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地方实力派也会起来抗日。瓦窑堡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这个会议开得十分必要,也很及时。
  瓦窑堡会议于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召开,会议共开了7天,由当时在中央书记处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李维汉、吴亮平和我列席了会议。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等人由于前方战事没有来得及参加。
  我经李维汉同志介绍,早在11月3日,就见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当时,由我向毛泽东和张闻天汇报陕北苏区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张闻天。张闻天很稳重,待人热情,毛主席显得很文雅,当时我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瓦窑堡会议是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开的,当时没有长桌,就把两张方桌并在一起,张闻天是南方人,睡不惯土炕,还在炕上搭了张木板床,开会时,多数人围坐在长桌两边,只有博古坐在张闻天的床上。会议主要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军事战略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战略方针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应把国内战争与发动民族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考虑。一切战争都要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并提出做好东渡黄河的准备,使红军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大家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积极准备直接对敌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会后很快就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当时的实际部署是党中央不离开陕北苏区,但可在黄河东面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解决筹饷问题。中央到陕北时,陕北苏区有红军8000人;中央到陕北后,陕北苏区又扩大红军近9600人,补充中央红军主力(不含陕甘边苏区)。
  瓦窑堡会议的第三个大议题,是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时,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关门主义必须批判。毛泽东的讲话大家都很支持,只有博古反对。博古仍坚持斯大林关于中间势力最危险的论断,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发完言后,会议的时间到了,于是散了会。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再次发言,反驳博古,并且举例说明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他说在中央苏区时,福建十九路军曾要求和我党联合反蒋,遭当时的中央拒绝,这是错误的,福建事变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关门主义造成的。要停止关门主义错误,不要再犯。毛泽东还说: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现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是从实际出发的,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办封建社会情况所决定的,这是完全合乎马列主义的。最后他反问博古:“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吗?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忠吗?不孝吗?”言辞之尖锐激烈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的。在毛泽东同志发言时,博古同志躺在张闻天的床上,默不作声。经过充分讨论,很快取得了一致,大家都同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时,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随之顺利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华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还作出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领导白区工作,搞上层统一战线。中央也直接派人做东北军的工作。会后成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此外,还派周小舟去做阎锡山的工作。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纠正了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解决了党内长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从此,我党所领导的以建立举国一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的统战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
  * 本文原载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的《烽火忆抗战》一书。收入本书时作了文字上的一些校正。
  

郭洪涛文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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