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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张国焘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们注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洲，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囱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囱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船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地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种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澧摄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一九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采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采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来。中经长毛等变乱，听老人们说，我家倒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骚扰。这个超过一百人的六房人家，勤俭耕读，从没有人抽鸦片、赌钱，也不过问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乡做了不少的善事，乡邻戚族，熙来攘往，互相敬爱，安居乐土，一切倒也顺遂。 　　她接着说，那年洪江会造反，兵勇会众都闹到我们家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接着革命排满、军阀战争、北伐、闹农民协会、闹共产，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难尽了。到了国共对拼的时候，家乡一带更常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今天什么红军游击队来了，我们家里老是驻扎着什么司令部，还有什么政治保卫局，关犯人、杀反动。明天剿匪军来了，也驻扎在我们家里，同样的在那里关呀!杀呀!这样来来往往，不知有过多少次，我们的老家简直变成了一所凶宅!家里的古老家俬和文物等等已是荡然无存。他们为了搜寻我家窖藏的金银钱财，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过三尺，周围的山林都荒芜了，茶油树等等都被他们砍下当柴烧了。 　　老母亲还说到我那活到八十九岁的老祖父，如何被农民协会公审，以及他晚年逃难时伤感的情景，他特别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游击队绑票勒索的事，大为愤慨。她也说到我那在八年前去世的父亲为我受了许多磨折，晚年郁郁不乐，但仍疼爱我这个做共产党的儿子，不加责备，也无怨言。她说到我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的家庭，由于我的牵连，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官吏的多次蹂躏。她提到她自己的六个儿女中，有两男一女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和她自己在逃避战火中几乎丧失了生命等等遭遇。 　　老母亲说到这些往事时，已是大为伤感，但仍强自镇定，又絮絮绵绵的说道：这一大家人就在这些动乱中逃亡在外，有的还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再也不回老家了。只有他自己虽然也常在外面逃难，总是依依不舍，守着这个老家。现在尚在人间的子弟们有抽鸦片的、赌钱的、干帮会的、干国民党的、干共产党的，其中有些境况不坏，也有破落不堪的，可以说是远走四方，各奔前程去了。只有每年她在家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二十个上下的子弟们从各处来给她拜寿，还看得出一点旧时风光，但情景究竟今非昔比了。 　　我当时极力安慰我那七十二岁高龄的老母亲。伤感的事真是太多了，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我能返回童年的话，我愿从新经历这半生，也许遗憾要少得多。”母亲听了我的话，反而向我劝解，说她平素极不愿提起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情，只因我二十六年没有回过老家，已往又音讯不通，家乡种种我不会完全知道，因此，她略略告诉我一些。她常听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处境太坏，时代变迁得太快，和新旧斗争得太激烈的缘故。生在这个时代，苦难惊险是难免的。果真抗日战争胜利了，也许日子将要过得好一些。老母亲于伤感叹惜之余，就这样希望着。 　　 我的回忆（上）/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