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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李鼎铭合作共事的回忆

李维汉

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对于我们党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抗战三项要求，被迫接受了和平、抗战两项，却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党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加速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主动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任务，明确规定：“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陕甘宁边区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光荣任务。 　　…… 　　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必须不是以党员数量和强制办法，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去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尤其中间分子，既要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保证党的领导权，又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一般说，三分之一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容易接受党的政策领导，主要是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其代表人物有李鼎铭(边区政府副主席)、贺连城(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副厅长)、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建设厅副厅长)、安文钦(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等。由于一，阶级利益和历史关系，他们和党存在一定距离；二，汉奸、特务、反革命按其“利用三三制，破坏三三制”的方针，经常挑拨离间，如造谣说“安副议长被罚款五十万元，李副主席被撤职”等。我们用两方面事实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巩固和发展了“三三制”政权。第一，政治上，我们坚决贯彻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的政治基础即《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边区政府几年来的工作完全说明了这一点。第一，组织上，我们坚决保证了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职权，务使他们有职有权，有充分机会行使他们的法定职权。在这个问题上，林伯渠做了许多工作，我和李景林、常黎夫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做法是： 　　1.民主合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上说过：“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我们执行了这个指示。 　　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和这些中间人士的关系，一度搞得不十分好，把李鼎铭当客人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而他对是否有职有权，则非常重视。我在任秘书长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就在若干情况上发现了他的消极和不满态度。其一，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有时林伯渠问：“李鼎老有什么意见?”他总答复：“俺没有意见。”其二，有时政府行文，他不划行。其三，他同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人士之间，和同共产党员负责人之间，亲疏不同。这三种情况，都表示党内外关系不好。我将这些情况同林伯渠讲了，林伯渠也有所感觉。经商量之后，林伯渠同意我采取下述方式去同李鼎铭开门见山、开诚布公地谈谈。某个晚上，我就专去会见李鼎铭，我说：“鼎老，我这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秘书长怎么当?!”我这样一说，把他头脑里积蓄已久的意见挑动了。他打起精神，与我谈了很久很久。他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我完全意识到，他确实把心里话说了。回来我就和林伯渠商量，也报告了党组。我说，党组当今应该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设法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党组随即商定了几个改进措施：一、要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二、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他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三、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副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四、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一句话，要同党外人士民主相处。这样做，李鼎铭很高兴，态度完全变了。不作客人，而作主人了。不讲“你们党上”，而讲“我们团体”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他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多大的变化呀!以后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副主席谈话，我们给他配备了翻译，就让他自己找去了。他在谈话间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这位英国记者事后对我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安文钦本来是比较右的，但他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为边区说话，痛骂国民党。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我说这些党外人士同中外记者谈话，都有一个“边区立场”，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好。     　　一九四五年一月，边区政府动员检查工作。我采取个别谈心或二、三人座谈方式，征求和听取几个主要党外人士的意见。在此期间，我和李鼎铭有过多次谈心，和贺连城、霍子乐等也有过多次谈心。他们的意见，有正确的，确属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不正确的，有的是成见，有的是误会。当时我感到他们提的意见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其一，认为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李鼎铭曾经有过这种意见，已如前述。霍子乐、柳湜也有这种意见。霍说：“高厅长未病时，计划、指示由他自己搞好，就可拿出来。他病了，我们搞的就得酝酿酝酿。我们难说话，说话就可能对立起来。”柳说：“我的命令，下面总是推延不执行，大概是要等支部内商量。”其二，认为非党员受歧视。柳湜说：“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歧视，看不起他们。”贺连城说：“主客之分不对，党外人士以客人自居，视党人为主人，不对。党人以主人自居，视党外人士为客人，也不对。这鸿沟之存在，共产党人要负主要责任。”“绥米来的知识分子，民政厅分配工作要他们填志愿表，但填教育的，派去工厂；填工厂的，派去搞教育。有个青年跑去质问：‘你们党员提要求，都解决了，非党员为什么不解决?’回答的同志说：‘你为啥不加入组织’?”其他还有对保安工作的意见。林伯渠知道了对他们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争论，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以后希望常谈心，可以会上谈，更可以个别谈。大家表示同意。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林伯渠和我先是向西北局，然后向毛泽东、朱德和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的意见。西北局同意李鼎铭等所提意见是好意的估计，同意他们提出的很多意见是很好的。毛泽东赞成我们和人谈心的方法，他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 　　2．生活照顾。党外人士、尤其中间人士，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给了适当照顾。李鼎铭最初住在山沟的一个土窑洞里(防空)，进出不便，没有引起注意。记得是常黎夫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注意了。以后在林伯渠和我住的那排土窑洞下面，为他新砌了石窑洞，这是陕北的“钢筋混凝土大厦”，请他搬到新居，他表示满意。李鼎铭有些特殊的生活嗜好，但与政治无关，我们一概不加干涉，对此他是感激的。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我们也在可能范围内给了必要的照顾。   　　3．适当让步。开明绅士毕竟是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不可能不关心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他们说话。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在有些问题上就需要作适当的让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记得我到职不久，一次开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北局提出的土地条例，我在会上作了说明，但李鼎铭对其中的一条不同意，因之不签发有关文件。最后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亲自到他家里，听了意见，让了步，才解决问题，同意签发。 　　当时绥德警备区包括绥德、葭县等地未经土改，经常发生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纠纷事件。边区政府有一个审判委员会，林主席、李副主席分任正、副委员长，李景林为秘书长。审判委员会除按边区司法三级三审裁判制度担任第三级终审职责外，还专门研究和裁决绥、葭地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纠纷问题。有些案件裁决结果，有农民吃亏的。我见到毛泽东谈起此事，他说：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合作，有些事情让点步是难免的。你们可以这样做：如果家民吃了亏，可由边区政府给农民作相应的补偿，使农民不吃亏。就是说，这吃亏由政府承担，地主和农民双方就都照顾了。 　　4．必要的斗争。我们对党外人士主要是对中间派需要作适当让步，让步是为了团结；又需要作必要的斗争，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即改为“其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说不如此人家就不来。我说开荒有两种，一种是耕者有其田，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种是大量投资开垦，须预防土地过分集中。因土地私有是允许的，但是过分集中则是违反新民主主义的。贺连城同意防止过分集中，但主张有限制地承认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和民政厅长刘景范商量，原则要坚持，但方式要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林伯渠同意，李鼎铭也同意，就取消了这一条。这是一次小小的斗争。 　　我们对边区“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中的中间分子，经常注意了这些问题，进行了团结工作，主要团结了如李鼎铭、安文钦、霍子乐、贺连城、刘绍庭、刘文卿、王得庵、张喆卿、霍仲年、刘杰三、蔡幼轩、李元桢、张敬斋、丁志文、高寿凯(高瑜亭)、李建俟、马新民、马阁臣、姬伯雄、艾秉卿、高承斋、马润之、赵亚农、霍敬堂、白宝珊、乔松山、杜嗣尧、曹旋夫、周志其、任逢华、毕光斗等人，确实极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权，也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对国民党统治区，尤其对边区周围的榆林、陇东，西安等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他们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感情，也大大地激发出来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第三届边区参议会开幕会上，他们的表现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安文钦、刘文卿、高瑜亭等地主出身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莫不怀着热爱边区和痛恨国民党顽固派的心情，慷慨陈词，感人肺腑。我当时深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们党的联合政府政策的大成功!         　　(摘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鼎铭研究资料选/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延安革命纪念馆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