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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土地问题*

林伯渠

(1927年5月) 　　土地成为问题，不是今日始，其在历史上，久已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如自汉以还，荀悦、董仲舒、陆贽、苏洵、黄宗羲(122)之流，或主张均田，或主张恢复井田，或主张限田，意见虽各不同，要皆对于当日封建势力所以赖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满则一。 　　土地问题时至今日，遂成为政治之中心问题，非复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盖自鼎革以还。湖南农民几无日不在帝国主义及其直接间接所雇佣之恶势力下，饱延残喘。军阀暴敛横征，土豪重利苛刻，竞相掠夺，层出不穷。一面生产减少，一面负累增加，是农民之困苦日益深，则作求解放之心理当然益切。自我革命收复湖南后，一般农运同志，尚遵照联会决议(123)，皆在减租减息上宣传，以为土地问题，或须稍待。殊不知理想恰与事实相反，而土地问题，竟由各地农民热烈的自动提出。其比较普通之处置办法，可分次之五类。 　　(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长沙附近之霞凝镇农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1人，每年作谷8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4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迨县农民协会派人前往说明，始停止继续分配。此外湘潭、醴陵县，亦类有此事发生。 　　(二)平均佃权。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例不胜举。(编者按：平均佃权系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 　　(三)清丈田亩。 　　(四)曰插标占田。如在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皆有此项举动。 　　(五)曰分谷。此举亦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编者按：根据以上五种事实，足征湖南农民目前对土地要求之逼切，若土地问题不解决，实无别种方法足以满足农民这种逼切的要求。不过在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人们眼中，又以为这是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挑拨起来的现象了。) 　　以上是农民直接提出之问题，若夫一般间接举动，有关土地问题者，则随时发现，殆更仆难数。 　　祖涵抵湘后，则邀同农运方面负责同志，作一非正式之谈话会，并将中央土地委员会最近所决定关于土地问题各政策，详为解释，各方面负责同志，以为自中央与湖南两方面关系上观之，当照服从中央策略，惟自湖南本身问题言之，则土地问题，除上述因农民个人生计急待解决外，若财政与社会安宁等，亦非急切解决土地原案，将无入手办法。除财政一项，何以须集中于土地问题，俟后面详细申叙外。其与社会安宁关系，实显然易见。盖此打倒土豪劣绅之事，层见迭出，而其集中点，皆以土地问题为归宿。土地解决，万事冰释，否则社会秩序，将无法维持。虽然以上所陈，不过是一种希望，要之湖南此后一切进行计划，省党部省当局已向祖涵诚恳表示，决不至妨碍整个之革命战线，而遗政府以内顾之忧。 　　至于普遍的农运问题，亦得便陈其梗概。湖南省农协会之成立，亦自我军收复长沙始。其经过时间，尚不及一年，但其进步颇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现各县成立农民协会者，共有65县，业有组织之农民约600万。各县中则以衡阳之农运为最发达，会员达60万人以上。其次则永兴、耒阳、浏阳、湘潭、湘乡，亦大有可观，人数各都20万以上。其会员之成分，有雇农、佃农、半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妇女等之别。总之农运之在湖南，除湘西一带极边之少数县份外，几普及全湘。故即此一端而言，亦足征湖南封建势力之根本动摇、与农民要求解放之迫切也。 　　根据1927年6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所载刊印。 　　*1927年4月底，作者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前往长沙湖南省党部“说明中央对外策略”，本文是回到武汉后，向国民党中央写的书面报告。文中“编者按”，均是《中国农民》最初发表时所加。 　　 林伯渠文集/林伯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