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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肖劲光同志在延安

张才千

每当我回忆起延安，回忆起在陕甘宁边区这块红土地上难忘的岁月，便很自然地想起了肖劲光同志，依稀之间，他那英俊潇洒的身姿，亲切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认识肖劲光同志是5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延安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我率770团留守陇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8年多。肖司令员知识渊博，豁达大度，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那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崇高品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一 　　1937年8月22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边区，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战的大本营。为此，会议决定，从改编为八路军的3个主力师中，各抽出一部分兵力与陕北地方武装一起，留守陕甘宁边区，当时对外称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不久，为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对内改称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先为留守处主任，后为留守兵团司令员。 　　肖劲光同志从洛川回到延安后，立即按照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部署、整顿留守部队。他首先将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划分为东线地区和西线地区两个留守处，担任留守的部队分别划定了驻防地。我原任红4军第12师师长。这支部队于1937年9月6日在三原县石桥镇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70团，我任团长，胡奇才任副团长，肖元礼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委员。西线地区主要由385旅担任防御，留守处正副主任分别由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兼任。三原改编后，根据党中央指示，我团于10月下旬开赴陇东。 　　陇东地区包括庆阳、合水、镇原、正宁、宁县、华池、环县和旬邑等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在军事上是战略要地。按照留守兵团的统一部署，385旅旅部进驻庆阳县城，770团驻守在正宁、宁县、镇原一线各要点，团部率2营驻守在离庆阳30余公里的驿马关。驿马关当时只有40多户人家，镇虽小，却是个重要的军事要点，驿马关以南20公里处的西峰镇，被国民党165师抢占，该镇还设立了国民党第3区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这一切使我和同志们感到，党中央和兵团首长把770团摆在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 　　留守兵团的部队初建时只有近万人，来自五湖四海，既有一、二、四方面军的，也有陕北红军的。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都比较过硬，但是，在留守之初，由于种种原因，部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组织较乱，机构建制不统一；纪律涣散，存在游击习气、军阀残余和教条主义倾向；对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后，部分同志不安心留守工作等等。 　　怎样把留守的部队整顿好、建设好，使之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使其真正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肖司令员迎难而上，他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设部队，走政治建军的道路；他坚持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干部战士，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在抓好留守兵团各项工作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肖司令员对干部很爱护，要求也很严格。他认为干部思想的进步，是做好部队工作的关键。记得1937年底，留守兵团在延安召开第一次军政干部会议前夕，他和兵团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等首长来到会议驻地看望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肖司令员却像久别重逢的战友那样，一边热情地同我们握手，一边用纯正的湖南话说：我们是来欢迎大家的。你们初到延安嘛，是客人。你们在边区前沿执行任务很辛苦，延安的条件虽然也差些，但我们一定尽力给大家提供方便。爽爽直直几句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他在询问我们旅、团的工作、思想和生活情况后，亲切地对我们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指示召开的，他还亲自参加我们的筹备会哩，自从组建留守兵团以来，毛主席尽管日理万机，工作那么繁忙，但他经常过问留守工作，关心留守部队的建设。正是这样，我们更应该努力搞好工作，让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听了这番话，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临走时，肖司令员特地嘱咐：明天休息，你们去枣园、桥儿沟、天主教堂等处转转，上宝塔山看看，延安这地方不错呀！毛主席亲自选定延安为党中央的驻地，是很有意义的，大家明天都要去啊！首长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初次见面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我们385旅一行几位同志迎着扑面风沙攀上宝塔山顶，登高远眺，延安的塬上沟下一目了然。延水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紧紧捆住这金灿灿的大地。而延安城好似一颗晶莹的宝石，镶嵌在上面。副旅长王维舟突然问道：你们明白肖司令员让我们参观延安的良苦用心吗？不等我们回答，他又说道：肖司令员是要我们把延安的山山水水看个仔细，是要我们了解和熟悉延安，从而更加热爱延安，也只有热爱她，才能尽力保卫她，完成好留守任务。你们看，是不是这样？王老这番话，可真是一语中的。 　　这次参观延安，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同时也学到了肖司令员高超的领导艺术。我向旅首长建议，回到陇东后在部队中开展一个“热爱延安、热爱留守工作”的教育活动。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旅长王宏坤和副旅长王维舟同志的赞成。 　　在留守兵团第一次军政干部会议期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还作了重要讲演。肖司令员在会上亲手书写了“任务重于生命”的题词，并以此作为留守兵团全体指战员的行动准则。他号召全体同志要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步调一致，团结一致，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返回陇东后，立即将“任务重于生命”这陷越幅题词翻印分发到各部队，在部队中开展了“热爱延安、热爱留守”的教育活动。肖司令员的题词，很快就成为干部战士的自觉行动。 　　二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是领导全国人民实行抗战的大本营，又是我军的总后方。对此，国民党顽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许多摩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尤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把进攻陕甘宁边区作为其反共的突出重点，作为边区西南大门的陇东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斗争最尖锐复杂。 　　当时，蒋介石的嫡系、第8战区胡宗南在陇东和关中一带设置了重点防区，沿我区以西以南部署了13个军又8个炮兵团，约20万人马，这么庞大的兵力，不去用于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破坏陕甘宁边区建设；在我团防区内的各县，国民党还派驻有县党部、保安队和一些专门搞摩擦的反动县长。此外，他们还派遣特务，潜藏于边区境内伺机破坏。从1938年11月起，国民党顽固派便在这一地区接二连三地挑起事端，制造摩擦事件，他们由开始造谣滋生事端、骚扰破坏，发展到攻城掠地、血腥屠杀我抗日军民。这种斗争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面对这种斗争形势，我们大有“山雨欲来”之感。 　　在陕甘宁边区日趋尖锐的反摩擦斗争中，肖司令员指挥若定，始终坚定地执行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及时处理了反摩擦斗争中的大量问题。 　　1939年6月下旬，为了解决陇东镇、宁两县事件，肖司令员亲临驿马关与国民党第3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竞成举行谈判。镇原、宁县两城被国民党顽固派武力侵占，是震动陕甘宁边区、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历时最长，斗争最曲折，彻底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陕甘宁边区的狰狞面目。 　　钟竞成是一个反共急先锋，在陇东他竭尽摩擦之能事，亲自指挥各县保安队配合国民党165师和97师，对我770团公开进行武装挑衅。当时，我们为了坚持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钟竞成策划的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我团1营于1938年11月主动撤出宁县，让出赤城。但他们仍旧一意孤行，在1939年4月下旬，钟竞成又调集附近各县的保安队900余人，包围了镇原城，随后国民党165师也派来2个营，与镇原城内的保安队密谋，企图以出城打野外为名，把城外顽军引入城内，里应外合夹击驻防该县城的我团3营。我们及时识破了顽军的阴谋，迅速采取对策，一面命令3营闭城自卫，同时由肖元礼政委率2营5连和团宣传队前去支援。由于我们准备充分，当城内保安队80余人举行暴乱时，3营仅用半小时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城外顽军恼羞成怒，曾数次炮击我守城部队，双方对峙达一个多月。 　　为了和平解决这一事件，肖司令员在驿马关与钟竞成谈判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直到凌晨3时才结束。在谈判中，肖司令员耐心地向对方阐述了我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立场和态度，严正指出友党友军之间闹摩擦，只能有利于日寇和汉奸，希望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位在陇东干尽了坏事的钟竞成，在事实面前自知理屈，谈判桌上也只得讲些冠冕堂皇的话。 　　尽管经过10多个小时的紧张谈判，肖司令员却没有一丝倦意。在我们返回白马铺的路上，他望着陇东源上黑沉沉的大地和天空闪烁的星星，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可不是好侵占的啊！你们看，边区的夜多宁静。受他的情绪感染，我很有兴致地问道：司令员，这次谈得不错吧？肖司令员笑了笑说：谈的倒是不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交代的，我都反复讲了，也议了具体条款，钟竞成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对意见，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兑现。沉默了一会，肖司令员对我说：才干同志，你们团近来吃了不少苦，伤亡了一些同志，大家工作都很努力，我很感谢你们，中央首长也很感谢你们。我赶忙说：司令员，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做好工作，让首长操心，心中很不安……不等我说完，肖司令员接着说：你们好好总结一下，要在实践中学会同国民党顽固派作长期的斗争，对付他们能谈则谈，以理服人，有理走遍天下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蛮不讲理，我们就得采取自卫了，我们不能一味地退让，只有以斗争来求团结，俗话说：“撵人不上百步”，他得寸进尺，想吞掉我们，我们就要用反击自卫来打击他、教训他，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16字指示，就是我们处理反摩擦斗争的纲领。在朦陇的夜色中，我们一边走，一边认真听肖司令员的指示。最后，肖司令员对我说：才千同志，目前你们最重要的是把守备工作抓好，包括必要的反击战斗，你们准备得越充分，我就越好办，延安在看着你们，兵团对你们寄予极大希望。 　　肖司令员语重心长一席话，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而难忘的教益，从而更增强了工作信心，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我们加紧做好一切反摩擦准备，由于肖司令员的努力，不久，国共双方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等协定。 　　三 　　毛主席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肖司令员对毛主席的这一思想理解很深刻，他非常重视部队文化素质的提高，认为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的重要条件。 　　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出身于贫苦的工农家庭，在家饭都吃不上，哪有机会去上学读书，因此，部队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就拿770团来说，全团1700多人，文盲占25％，半文盲占14％，高小文化程度不足10％，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只有12人。有的指导员不仅讲不了政治课，连看书读报都很困难。 　　为了提高留守兵团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肖司令员要求各部队在搞好留守工作的同时，利用陕甘宁边区相对的和平环境，在部队中普遍开展文化学习运动。他安排一大批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当文化教员；兵团政治部还提出干部识字要在2000以上，能读报纸、看文件，写些简单的书面报告；战士要识字500以上，能写信和墙报稿。 　　留守兵团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肖司令员的号召，学习文化的热情特别高。那时，陕甘宁边区物资奇缺，没有纸和笔，大家因陋就简，没有笔就用树枝、木炭条代替；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纸。指战员们在窑洞内外的土墙上挂上识字牌，利用值勤、训练的空隙看书认字。经过几年刻苦学习，大部分同志都达到或超过了兵团政治部规定的标准。 　　为提高领导干部的文化素质，留守兵团还定期举办军政干部研究班和各种训练班，轮训营以上干部。我在1939年底参加了兵团举办的第一期军政研究班，班主任是张文舟，政委罗志敏，教务长罗钰如。研究班每期半年，主要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并且聘请了我党的一批理论家讲课，如艾思奇和吴茵夫妇讲授哲学和文化课。马洪讲政治经济学课。郭化若讲军事课。肖司令员亲自给我们讲战术课。他在延安写的《近战战术》、《游击战争指导要领》等文章，还作为军事教材印发各部队，指导部队开展近战教育和训练，其中一些基本的战术观点后被毛主席所采纳。经过研究班的培训学习，我们这些团、营干部在军政理论和文化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 　　文化学习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促进了部队的教育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部队自驻防陇东后，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根据国共两党在红军改编时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战士1元钱的津贴，每人每天5分钱的菜金。那时，部队常常吃不上饱饭，指战员们穿着很破烂，到了夏天，有的同志还穿着棉衣，天气已经很冷了，有的同志还穿着单裤。就是这一点点薪饷，他们还经常刁难、克扣和拖欠。 　　部队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而留守的任务却很繁重，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在肖司令员主持召开的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把生产作为留守部队的三大任务之一。从1938年始，留守兵团各部队因地制宜、局部地开展了生产运动。1939年初夏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撕毁协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断绝供给，物资禁运等卑劣手段，企图把我边区党政军民困死、饿死。 　　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150万人口，经济非常落后，边区人民生活十分艰苦，他们宁可自己吃野菜、树叶，仍然大力支援我们，但是，要负担几万人的机关和部队吃穿用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提出“战胜封锁，克服困难”的战略措施，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分别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军队屯田，休养民力”的伟大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不分男女老少，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在王震旅长领导下，率先屯垦南泥湾，用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江南，”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肖司令员号召各留守部队以359旅为榜样，结合各自的任务和实际条件开展生产运动，作到一边战斗守备，一边学习训练，一面生产自给。 　　770团处在反摩擦斗争第一线，每天都要对付顽军的摩擦挑衅，加之驻地附近土地少，我们不能与民争利，因此，最初的生产自给活动只是在小范围内开展的，各营、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动脑筋想办法，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劳动形式，如开骡马店，摆杂货摊，办小作坊等，团部还成立了军人合作社，经过一年多努力，取得较好的成果，使部队生活得到改善，受到了肖司令员的表扬，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41年春，遵照留守兵团关于生产自给、努力开荒的指示，385旅党委决定：开发大凤川，垦荒屯田。 　　大凤川位于陇东华池县境内，这里草深林密，人烟稀少，虎狼出没，十分荒凉。全旅各部队分批开进大风川烧荒造地。我团于1942年秋后开进大凤川。初到之时，部队没有房住，没有粮吃，缺少开荒工具，真是困难重重。为了不被困死、饿死，我们不等不靠，发扬红军传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指战员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荒山野岭搭起了临时住棚，修补破旧窑洞，搜集废铁和敌炮弹片打造锄头镰刀；没有饭吃，就吃野莱、草根。困难激发了同志们的劳动热情，大凤川里到处都是开荒的人群，到处都回荡着指战员们劳动的号子和歌声。那个场面，实在令人振奋。 　　特别是当我们听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和兵团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的事迹后，倍受鼓舞和感动。毛主席在他住的杨家岭窑洞对面山上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蔬菜，一有空他就来浇水拔草；周副主席和任弼时，还有肖司令员等首长，每人都有架手摇纺车，经常像女同志那样盘腿而坐，纺纱织布。有一次他们参加延安举行的纺纱比赛，周副主席见肖司令员动作熟练，纺出的纱质量好，就夸奖说：真看不出你这粗手大脚的人，能纺出这般好的纱来。肖司令员笑着说：我这是祖传手艺嘛。原来他出生于一个穷苦手艺人家，祖父和父亲靠走村串户给人纺纱织布维持生活。 　　党中央和兵团首长身先士卒，与边区军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全团指战员以此为巨大动力，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靠着大凤川的水、土、草、木，我们建造营房500余间：凭着1700多双手，开垦出3．4万多亩良田，仅一季就收获各种粮食30多万斤，还生产出陕北稀有的稻米。我们不仅达到粮食全部自给，每年还上交数万斤粮食和农副产品，而且买了牛、马、驴、骡，养了猪羊，办了各类小型工厂；部队因地制宜搞副业生产，打猎、割漆、挖草药、采山货，副业生产达数十种，做到日常生活用品，不出大凤川就可以自给自足。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生活问题，而且还锻炼改造了部队，涌现出一大批不怕艰难困苦，能劳动、会理财的英雄模范和先进集体，770团多次受到边区政府和肖司令员的表扬，正如肖司令员所说：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既丰衣又足食的目的，从而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五 　　1944年冬，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挺进中原，开辟豫西，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是年11月下旬，为了迎接战略反攻，夺取最后胜利，770团奉命出征抗日前线。临行前，我们含着激动的热泪，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告别了战斗、生活了8年的陕甘宁边区这块红土地，也离开了敬爱的首长肖劲光同志。 　　光阴荏苒，一别几年过去了，未曾想到，在渡江战役解放武汉前夕，我见到了肖司令员。当时，为了切断南逃之敌后路，打开通往武汉的北大门，迎接四野先遣兵团南下，我江汉军区第1、2旅与桐柏军区第58军密切配合，于1949年3月底发起了花西战斗，一举攻占花西，歼敌桂系王牌第7军171师大部，从而为大军南下扫清了障碍。根据总前委指示，为进一步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三野战军完成渡江战役，我江汉军区部队和第58军奉命由四野先遣兵团统一指挥。 　　记得4月初的一天，我带领随从参谋前往兵团司令部受领任务。一到信阳，就见到了担任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肖劲光同志。一见面，肖司令员风趣地对我说：才千同志，我们又见面了，在延安时，你常到我那里作客，这一回我可是到你的老家来作客了……回想延安一别已经4年多了，我激动地说：首长，想不到在这里见到您，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接着，我向肖司令员等首长汇报了江汉地区的地形、敌情，我军的兵力部署、战斗准备和后勤保障等情况，并受领了战斗任务，临走时，肖司令员拿出自己心爱的一架望远镜对我说：才千同志，当年你们团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亲自去送行，我因为有事没赶上，今天送你件礼物作为纪念吧，就算是我小小的补偿。后来，我们在肖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胜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的侧翼保障任务，一举解放了武汉三镇。 　　1989年3月29日，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肖劲光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为失去这位受人崇敬的老首长而悲痛不已。肖司令员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名字和光辉业绩，将永载我党我军史册，万古长存！ 谭政大将和肖劲光大将/刘国红，周逊，何雨，冯丽主编.—呼和浩特市：远方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