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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在西安保卫战中

田方

1949年6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通知：彭总要紧急召见新华社一野分社随军记者。我拿起笔和本子，立即向一野总部赶去。 　　初夏的西安，仍然有些凉意。昏暗的街灯，照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街道上，象是嘲笑，又象是在控诉胡宗南的“政绩”。老百姓的顺口溜正是当时西安的写照：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现在，西安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敌人却要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兵临城下，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城外，不时传来枪炮声；城内，商店关闭，行人稀少。机关干部已接到上级通知，联络口令已经下达，随时准备迎击反扑之敌，紧张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匆匆地从东大街走向设在西大街建国公园的总部，心里沉甸甸的，思绪很纷乱。战局象演戏一般。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从陕北败退下来，二十多天前还守在西安，面对装备较差的一野似乎尚可苟延残喘。但是全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太原、南京都已解放，华北十八、十九两兵团来陕的消息，又使胡宗南内心空虚，坐立不安，生怕华北兵团西渡黄河与一野会合。所以胡宗南既畏缩西退；同时，又企图得到宁夏、青海马步芳的援军东来配合，再向西安反扑，与我决战。他派出许多化装特务，在黄河沿岸侦察。正在此时，原一野三个师归还建制西渡黄河而来。胡宗南误以为整个华北兵团过河，怕被聚歼，仓惶弃城，往西逃窜。一野不费一枪一弹而得西安，那是1949年的5月20日。为了迷惑敌人，扩大战果，争取时间与华北兵团会师，一野派善于打硬仗的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猛追胡宗南部队，一直追至宝鸡。 　　当胡宗南发觉并非华北兵团全部渡河，自己上了当，立即和马步芳合兵向西安扑来。我军节节抗击，敌人紧紧压至咸阳——西安的大门前，西安四面受敌。八百里秦川，战云密布，决战即将展开，我军有时几乎所有战斗部队不得不全部调上前线，而敌人乃是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挡住潮水般淹来的敌人?怎样保住西安? 　　我一边疾走，一边苦思。彭总招见我要谈什么?有什么好主意?虽然我做新闻工作时间不短，可是转到部队当随军记者却不久。尤其是对彭总还不十分熟悉。我在地方工作时，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是威武、粗犷、严厉。我到一野后，经过几次接触，对他的认识有了实感，感到他是位个性很鲜明的人。1947年3月，青化砭战斗结束后，我要到绥德办事，正好随解送被俘敌旅长李纪云一行一道出发。一路上，群众对李纪云燃放鞭炮，载歌载舞，送肉送蛋，热烈欢迎，亲切慰问，情景十分感人。一次宿营后，房东大娘见李纪云笨拙地自己缝扣子，就一把夺过针线给他缝。她一边缝，一边嗔怪说：“你这同志象个老兵了，怎这么客气!”李纪云见老乡们忙着往村外运粮运物，便问这是干什么。大娘一下子严肃起来：“一粒粮食也不给那挨刀的胡宗南!”我与李纪云同睡一炕。这晚，他一夜未眠。在彻夜长谈中，他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他又感慨地说：“彭总真是体贴我啊。这次出发，他把我这个败将作为战场起义人员看待。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善德。唉，跟他在战场上还是死对头呢!” 　　1948年春节后，一野在黄龙山区休整，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彭总召集记者谈部队进城教育问题。他的谈话别具一格，风趣极了。他背着手踱来踱去，诙谐地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哟，看那个《红楼梦》可不要老盯着宝玉、黛玉，悲悲切切，缠缠绵绵，卿卿我我。要多看看那个刘姥姥。那个土老婆子才有意思呢!没进城时想进城，一进城，就花了眼，丢人、现丑、出洋相。”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刘姥姥又憨又俗又贪的样子，笑得开心极了。过后，我才理解他这一席随随便便谈话的深意。 　　离总部愈近，我的心跳得愈烈。彭总是个传奇般的英雄。他一生中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究竟有多少次?谁也数不清。这次他要用什么奇策呢?真要在西安城郊决战，我军的实力是否有决胜的把握? 　　总部设在一栋老式、考究的平房里。我一进门，看到阎揆要、甘泗淇、徐立清等首长早已等候在这里。屋里唯一的一张小桌旁空放着一个凳子，很明显是给我预备的。我便感到紧张了，汗水从帽沿边淌了下来。 　　“哦，是记者来了!”随着一声爽朗豁达的招呼，彭总从里屋走出来，边说边笑，异常轻松。他还是穿着旧军装，光头刚刚理过，脸刮得净净的，显得很精神。他并不谈正题，而是背着手踱来踱去，极有趣地讲起了三国志中的《空城计》。讲到得意处，总要放慢速度，或者干脆停下来，用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睛朝我诙谐地笑笑，带有几分幽默，还带有几分诡谲。讲完了，他又用奚落的口吻说：“马继援(马步芳的儿子)那个花花公子，我们欢迎他进西安。西安有的羊羔、美酒，漂亮姑娘多得很。”我听着彭总对敌人充满蔑视，对胜利十分乐观，仿佛身后有百万大军一样泰然无事的欢声笑语，心里一时轻松了许多。可转而又一想，城下的马匪可不是当年谨小慎微、多猜爱疑的司马懿，《空城计》在一千多年前的彼时彼地有成功的可能，一千多年后的现在还有这种可能吗? 　　“大道如青天，欢迎他们进来嘛。”说罢，彭总便信步而去了。 　　“首长，彭总给我谈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甘泗淇同志。 　　“就谈这个。”甘主任严肃地点了一下手指头说。 　　我不免有些发慌。刚才我听彭总说说笑笑地谈，竟没记下一个字。经甘主任这么一点，我恍然大悟，懂得了彭总的用意。定了定神，稍一斟酌，把刚才彭总轻松愉快的谈话如实写好。新闻的主题是一野前线指挥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语调保持了彭总的风格，谈笑风生，如有百万雄兵在手一般。 　　新闻经彭总过目，第二天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同时在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我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城外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了。人们稍稍松了口气。 　　这个“空城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原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同志回忆：当时彭总拟以少数兵力守备西安城，其他主力分别集结于西府地区和西安城郊，以粉碎敌人的反扑。 　　第二天，西安全城沸腾，鞭炮连天，鼓声雷动。钟楼附近人山人海，连树上都爬满了孩子。人们欣喜若狂，欢迎星夜赶到的华北兵团。看到荷枪实弹，雄纠纠气昂昂开向城郊的队伍，人心落定，喜上眉梢，一心等着城郊的捷报。可是出乎意料传来的却是咸阳大捷，我军一举包围消灭了马继援骑兵主力。原来敌人又上了彭总的当。“大道如青天”，他们果然闯进咸阳大门。彭总料定马继援以为我军会在东北面草滩小道重兵把守，岂知早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草滩只留一旅兵力抗击，把主力移防在咸阳大门。果然不出所料，马继援的骑兵冲向咸阳中了埋伏。马匪的敢死队骑着战马，挥舞雪亮的大刀，救不了他们的命，他们那赤裸裸的肉体挡不住机关枪射出的子弹，两千多敢死队员成了“敢死鬼”了。 　　西安解围了，稍事休整，经过彭总的精心部署，7月中旬，又取得了扶郿战役大捷，消灭了胡宗南主力四个军四万三千多人。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 　　以后，我每当回想起彭总唱的那出“空城计”，心里就激动不已，充满钦佩、愉快之情。1951年，我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彭总在百忙中单独接见了我。当时在敌机低空扫射、轰炸中，他在志愿军总部的山洞里对我畅谈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我们愉快地回忆起西安之战的往事，他忍不住会心地微笑，又习惯地站起来，背手踱来踱去，我拿起相机抢拍了他的神态。后来，当公开宣布彭总为志愿军司令员时，这张宝贵的照片刊登在《解放军画报》特刊加印的活页上，人们从彭总那轻松愉快、泰然自信的神态中，还能怀疑战争的胜利不是属于我们吗?还能怀疑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吗?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回京途中，因气候骤变，飞机中途在济南降落。在餐厅吃饭时，彭总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偌大的餐桌前安然就餐，谁也不敢与他接近。我作为会议的一个秘书，身份不合，自然也不敢贸然向他进行慰问。谁能相信，这就是横刀立马、功勋盖世的彭大将军!他的不幸遭遇令多少人心如刀绞!但我深知，他是祖国、是人民、是党的赤子，他的心依然是坦荡而自信的。历史老人永不势利!历史是会给彭总做出公允的结论的。但是万万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永诀! 　　(赵迎建 整理)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8.3